令人印像深刻……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所關心的是美國人對於成功、失敗的觀念是如何滲透到下一代的，對於他們來說，這項研究是至關重要的讀物。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書從三個不同的領域審視了兒童競爭性活動的歷史和運行機制，視角敏銳、研究深入、敘述清晰。如果你對課外活動以及參加這些活動的孩子的未來前景感興趣，那麼希拉裡·弗裡德曼的《一激到底》就是一本書。

——《兒童·大腦》雜志（Brain, Child）

考慮到年幼的孩子也面臨著相當大的競爭壓力，要為考上名牌大學、從事賺錢的職業做全方位的準備，《一激到底》是一項非常及時、極富啟發性的研究……讀過《虎媽戰歌》《放養孩子》的非專業讀者，肯定也會對這本書感興趣。

——《圖書館雜志》（Library Journal）

《一激到底》是一部重要的社會科學著作，它突破了學術研究和大眾批評的界限。希拉裡·弗裡德曼成功地解釋了美國中上階層如何看待孩子們參與課外競爭性活動，她傾聽父母和孩子的心聲，揭示了童年競爭性活動的張力、機制和利弊，為學者和家長們提供了一個必要的視角

——加裡·艾倫·費恩（Gary Alan Fine），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繫教授

21世紀的童年世界迎來了一位傑出的詮釋者。憑借精彩的論述、詳實的證據，希拉裡·弗裡德曼的《一激到底》向我們介紹了美國當代引人注目的創新性研究之一：兒童競爭性課外活動的社會機制研究。對於文化社會學和社會不平等兩個領域來說都有突出的貢獻。

——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給無價的孩子定價》作者

導語（節選）：

大學入學競賽提早開始的成因

家長們早早就開始努力確保他們的孩子能升入好的大學，獲得高等教育學位。在美國，大學教育極為重要，它在“決定一個人未來社會階層的歸屬”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於數百萬受過教育的專業勞動者來說，不確定性已經成為生活中困擾他們的主要因素，這提高了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也許隻有教育纔能防止未來家庭向下流動，盡管這存在一定的風險。大多中產階級中上層的家庭如今已不再有家族企業可以傳承，因此，這些家庭能否讓下一代進入更好或哪怕隻是相同的社會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下一代是否能成功地取得教育文憑的認證。

中產階級中上層的父母願意投入大量的金錢和時間來實現這一點。米歇爾·拉芒在她關於中產階級中上層的著作中解釋道，大多數“中產階級中上層的美國人把他們一生積蓄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這些家庭之所以願意進行這麼大的投資，是因為高等教育是社會再生產的核心。

但是這些錢不僅僅花在學費上。今天的家長們要比以前更加精明，他們將時間和金錢都用於讓孩子能夠在課堂之外得到專門的輔導。對許多孩子來說，課外生活主要由體育運動和其他有組織的活動構成。課外活動有助於提高入學率，尤其是體育運動，這一點在的學院和大學明顯。盡管這種提高遠遠不等於保證，但家長們還是願意兩面下注。

競爭性活動如此吸引人，也是由於這些娛樂性質的比賽就像試驗場，能夠培養在將來更重要的賽事中起關鍵作用的技能。許多亞洲國家的家長會鼓勵他們的孩子花大量的時間在國外的學校學英語或在國內的補習班裡讀書，但是多數的美國家長更喜歡讓孩子在活動的趣味中歷練成長。在美國式的競爭理念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兒童從事的活動看起來不應該太像一份工作，盡管競爭性活動顯然是帶有工作意味的。

同時，如果你認為在每周六的足球場上，像傑裡邁亞這麼年幼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內心所想的是某幾個大學的招生辦公室，那就錯了。相反，在他們的認知中，養育孩子是對性情品格的培養，並且讓他們在體育、舞蹈或像棋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但哪怕家長們直接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待未來的一封封錄取通知書，這也是有道理的。參加課外活動，尤其是體育運動，確實能通過體育獎學金或入學“加分”帶來大學錄取上的優勢，使學生在申請精英學校時更具優勢。

2005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篇關於長曲棍球越來越受歡迎的文章解釋說：“許多家庭把長曲棍球看作是一種機會，能讓他們的兒女在競爭激烈的大學錄取和獎學金申請中脫穎而出。”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家長的話：“我從三級聯賽的大學教練們那裡聽來的消息是，參加長曲棍球運動差不多相當於SAT考試中的200分。“（在一個需求回避招生的時代，參與像長曲棍球這樣的運動也是彰顯申請人社會階級的一個標志。）

本書中的家長們都很現實，他們的孩子獲得NCAAc獎學金的機會十分渺茫，尤其是一級聯賽的學校。39相反，我遇到的家長們看中的是打長曲棍球可以帶來的東西：大學申請中的錄取加分項。這種錄取加分項在常春籐大學和文理學院中為明顯，前者不向學生提供體育獎學金，而後者的學生群體較小，有時學生運動員的數量會超過一半。

高等教育的招生繫統當然“與少年棒球聯合會和高中體育運動有關，也與我們國家文化中公認的體育價值觀有關”由於孩子們並非被隨機分配到競爭性的課後活動中，我們無法確切地判定正是這些活動幫助孩子們在大學入學競爭以及之後的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但重要的是，家長們對這些活動的重要性深信

不疑，並在他們的孩子還很年幼時就采取了相應的行動。

美國學院和大學看重錄取類別而不單看學習成績，這取決於美國獨有的歷史淵源。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展示了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這“三巨頭”於20世紀20年代新制定的錄取標準，目的是阻止“不受歡迎的人”，即猶太人和移民。這個新的錄取體繫重視“全方位的人”，也就是那些自然地參與到俱樂部和體育活動中的人。卡拉貝爾解釋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錄取門檻的定義一直在不斷變化，父母對子女申請大學的擔憂“並不多餘，尤其是在當下的社會，獲得教育文憑已經取代了直接繼承財產，成為父母向子女傳承特權的主要手段。在美國，隨著贏家和輸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一直如此——人們要盡可能獲得一切優勢的願望也隻會越來越強烈”。

在進行本書的研究時，我遇到了一位父親，他本人並沒有讀過大學，但他這樣向我描述他讓三年級的女兒參加國際像棋比賽的動機：“如果這能幫助她進入哈佛大學……”用另一位母親的話來說，她兒子的成就“也許會幫助他脫穎而出，進入一所好學校”。當我問她如何定義一所“好學校”時，她答道：“常春籐盟校或者類似的學校，比如斯坦福大學”——盡管她本人沒有上過這些學校。

雖然這些父母沒有上過他們為孩子選的學校，但我采訪到的家庭也不全是如此。卡拉貝爾和記者丹尼爾·戈爾登（Daniel Golden）發現，在許多機構中，對校友子女的偏好也非常重要；戈爾登發現這一情況在聖母大學尤其明顯。我們無法斷定這些富裕的孩子童年時期所做的事情會使他們進入某些學校，從而幫助他們保住自身的階級優勢。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他們獲得的技能與參加的競爭性童年活動確實是相關的。

在我們的社會裡，學士學位比較常見，甚至在許多圈子裡是司空見慣的，那麼獲得學位的學校自然就成了拉開差距的關鍵。而家長們正確地意識到，這些活動確實對孩子進入更精英的學校有所助益。根據社會學家米切爾·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對一所精英私立文理學院入學情況的研究，“為了培養孩子身上可量化的優點，這些家庭形成了一整套的生活方式”。

正是家長們為了培養這種可量化的優點所做出的努力，導致了孩子們課餘時間的忙碌，形成了我所說的童年競爭資本。

結語（節選）：

童年是一場自助餐

通過給闡述童年競爭活動在過去和當代的背景，並分析父母讓孩子參與這些活動的原因,本書可以幫助父母充分理解自己做出的決定。為這本書做調研時，我滿意的時刻之一就是當一位母親告訴我，我們的訪談幫助她理解了自己每天為兒子們所做出的決定。這位母親來自西郡，有兩個踢足球又下像棋的兒子，她同我約在一家咖啡店見面，我們進行了一場兩個半小時的生動且隨意的談話。我們討論了不同的童年（她的、她兒子的，甚至我自己的）、對美國社會的看法以及詩歌。第二天，我給她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感謝她如此慷慨地貢獻了自己的想法和時間。她在回信中寫道：“冒著濫用詩歌意像的風險，如果我們的思想有時像孤獨的馬匹所漫步的牧場，每一匹馬都在咀嚼屬於自己的一片草地，那麼昨天我所有的馬都聚集在了一起，讓我看清了我真正的想法，這很有趣。真的，非常有趣。”

冒著濫用陳詞濫調的風險，我希望我的兒子成功並快樂——這也是這位充滿詩意的母親以及我遇到的每一位父母所希望的。不過，我明白那些研究和數據表明上哪所大學可能並不是那麼重要。我也知道八歲時在足球場上發生的事情不會決定我兒子的未來。

但就像本書中的那些家長們一樣，我根據我對世界如何運轉的觀點來構建我的行為，不管這些觀點是對是錯。出於這個原因，我的兒子很有可能在他還上小學的時候就參加至少一項競爭性課外活動。盡管他現在隻有一歲，我們還是給他展示了家裡的像棋棋盤，並試聽了波士頓芭蕾舞學校開設的幼兒音律班。當我們送他去上嬰兒遊泳課時，我在我們本地猶太裔社區的社區中心看到了“超級足球巨星”的廣告。後面的事情，你應該就知道了……

兒子出生後，我讀了一本關於男孩養育的書。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它與我的職業和個人生活都密切相關:

在我們的競爭文化中，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必須以策略、表現或結果為基礎，這很容易讓我們把同樣的做法應用到為人父母上。懷著培養一個全天下秀的男孩的期冀，我們可能會著手培養傳統男性特質中好的一面（聰明、強壯、穩重、不抱怨），然後通過增強情緒素養、減少他身上的暴力行為和過度的侵略性，以此來完善他的能力，這樣他就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許多父母所談論的育兒就好像是學校布置的一個龐大規劃:隻要你開始得足夠快，讀過了合適的研究成果，做了正確的事情，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那款終“產品”。

通過進行這項研究，我很幸運能夠深入思考自己的育兒哲學，並在我兒子還小的時候把我所有孤獨的馬都聚集到牧場上。但是，與其把整個童年看作一個規劃，我更願意把它看作一場自助餐。在自助餐會上，你可以品嘗許多菜肴，然後回去取更多你喜歡的菜。我計劃用享用自助餐的方式來對待孩子的課餘時間:孩子們應該品嘗許多不同的東西，這樣纔能找出他們的愛。

父母選擇讓孩子接觸什麼，這終是由各種個人和社會因素決定的。還是用那個自助餐的比喻，不是每個人都會在周日自助餐喫谷碴粥或熏鮭魚，但大多數人都會喫雞蛋和培根。例如，在這個國家的某些地方，冰球的人氣頗高，而在其他地區，流行華納橄欖球則占據了主導地位。除了受地區影響，父母的背景也很重要。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可能會避開他們覺得危險的活動，如拳擊，轉而支持周末數學補習班。正如我所展示的，即使是在同一個家庭裡，男孩和女孩的父母也會傾向於選擇不同種類的活動。

有的家庭裡的媽媽拉小提琴，所以她希望自己的女兒也拉小提琴。或者也許媽媽從來沒有演奏過任何樂器，而這正是她如此堅持讓孩子學習樂器的原因。其他家長可能更看重身強體健，所以加入運動隊纔重要。在音樂和體育的類別下存在很多選擇。一個孩子可以演奏弦樂器、鋼琴、鼓、豎笛或單簧管，等等。體育運動甚至更為復雜:一個孩子要參加團隊運動還是個人運動？是像足球或網球那樣廣受歡迎的運動，還是像長曲棍球或壁球那樣更加高雅的運動？

當然，這不是一件非此即彼的事。許多孩子會參加運動，會彈奏一門樂器，還會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繪畫、中文課、戲劇或像棋，等等）。回想一下第三章中的母親，她生動地描述著自己的育兒策略，說她正在努力培養“小全纔”。

然而，並不是每個男孩都會成長為全纔，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注定要“全面發展”，雖然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父母也必須傾聽孩子的心聲。根據我與本書訪談的這些孩子們的互動，我知道他們在選擇某一活動的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某些情況下，孩子們會把自己想嘗試的活動告訴父母。也許是學校裡的一個朋友在玩滑板，或者是一個女孩看到體操運動員在奧運會上贏得金牌後便也想嘗試體操。如果一個孩子對某項特定活動表現出興趣，研究一下這方面的課程會是一個好主意——如果你不喜歡滑板，可以選擇自行車；如果你認為體操不安全，可以考慮跳舞或拉拉操。

其他情況下，例如父母提出某項活動而孩子想要放棄時（尤其是當孩子要求更深入地參加某項活動時），父母都應該傾聽孩子的想法，尤其是在投入太多時間和金錢之前。重要的是，孩子們在年幼的時候接觸了多種多樣的選擇，這樣他們便能夠探索、產生創造力，並開始有一技之長。這樣做有助於確保孩子們受到內在驅動，並有望在某個領域培養出真正的興趣和熱忱。

父母應該介入的一個方面是當他們開始擔憂自己花錢請來教孩子的老師的資質之時。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寫的，在這些活動中，與孩子一起工作的教練和老師不一定有正式的資格證書或受過培訓。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沒有經受過基本安全審查，例如確保他們從未有過兒童性騷擾的前科。任何人都可以開設舞蹈教室、收取像棋培訓費或開辦足球俱樂部。父母在為他們的孩子選擇活動時必須謹慎；立法者甚至保險公司也應當介入，以更好地保護那些在家庭和學校之外投入越來越多時間的孩子們。這個新的童年空間必須得到更好的監管，以便切實保護好孩子們。

不過，培養孩子總體來說沒有對錯之分，隻要你傾聽孩子的聲音並遵從自己的常識。沒有一個關於活動總量或參與時間的魔法數字可以確保你的孩子進入常春籐盟校。沒有公式可以告訴我們如果自己的孩子去學芭蕾而不是空手道，他們在以後的生活中是否會更叛逆。但有一種方法可以讓童年充滿樂趣、創造力和探索精神，同時訓練孩子為人生下一步做好準備。那就是讓孩子們在一繫列結構化的選項中進行摸索，他們進入初中和高中後纔會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到了那個時候，這些具體的選擇就開始變得格外重要。

通過當今所有的文憑關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學不再是終點站。我們學院設有碩士、博士和博士後項目。我有朋友去讀法學院，然後做了法官書記員，其他人從醫學院畢業，然後參加了住院醫師實習和專科醫學的獎學金項目。我們的兒子肯定會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為類似的關卡做準備，他會通過參與一些競爭來積累他的童年競爭資本——他可能會在我們為他準備的自助餐會上品嘗到國際像棋、舞蹈和足球。因為現實是，隻要勝利仍然是美國文化中的重要一環，為贏而戰將持續占據許多美國人童年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