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特別推薦，20世紀工人階級研究、民族志研究奠基之作，深刻解析階級流動困境
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中，項飆說：“經典的人類學研究有很多，對我自己影響的可能是保羅·威利斯。”《學做工》是英國社會科學自“二戰”以後從政治經濟學轉向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暢銷全球45年，至今仍然是教育研究中被引用多的社會學文本之一。

新增作者中文版前言，以及出版25周年、40周年紀念文章，開啟新時代的《學做工》
本書英文版自1977年出版以來，被譯介為芬蘭語、德語、法語、瑞典語、日語和西班牙語等，影響深遠。2013年，本書中文版出版，在學界引起熱烈反響。2022年，“45周年紀念版”出版，收錄作者分別於《學做工》出版25周年、40周年撰寫的評論文章，以及專門為中國讀者撰寫的新版前言，有助於讀者在新時代繼續閱讀《學做工》。

《學做工》是20世紀社會學、人類學和教育學的經典著作之一。部分是生動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寫，第二部分是精闢透徹的理論分析。作者通過展現一個工業城鎮裡12個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從畢業前18個月到工作後半年這段時期內的學習生活經歷，向我們解釋了工人階級子弟之所以繼承父業，不僅是社會結構性因素再生產的結果，更是他們對學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種反諷性的文化生產過程的結果。
本書英文版自1977年出版以來，被譯介為芬蘭語、德語、法語、瑞典語、日語和西班牙語等，影響深遠。2013年，本書中文版出版，在學界引起熱烈反響。2022年，“45周年紀念版”出版，收錄作者分別於《學做工》出版25周年、40周年撰寫的評論文章，以及專門為中國讀者撰寫的新版前言，有助於讀者在新時代繼續閱讀《學做工》。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英國當代具有跨領域影響力的社會人類學家之一，曾任教於基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是《民族志》雜志創辦人兼高級編輯。1977年出版《學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的“突破性”人物的歷史地位，其學術研究深刻影響了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學、人類學和教育學的發展。

為什麼工人的孩子長大了還是當工人？為什麼福利制度和教育普及沒有改變社會的階級結構？針對這類宏大問題，作者通過對英國高中男生的日常行為和感知的細致分析做出了解答。保羅·威利斯的研究指出了社會不平等持續的微觀機制，也指出了勞工階層樹立自己的尊嚴和文化認同的方式。《學做工》是英國社會科學自“二戰”以後從政治經濟學轉向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項飆（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1977年，《學做工》的出版成為教育學領域的一個裡程碑。四十多年來，本書被反復閱讀、分析、評論，至今仍然如此。
——馬德琳·阿諾特（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

這本書的獨特貢獻在於，它用無比透徹清晰的筆觸，展示了那些貧窮的工人階級子弟在反叛學校權威的過程中，是如何讓自己走上從事工人階級工作的道路的。任何一個對教育或勞工問題感興趣的人，如果不仔細地閱讀和研究這本書，那都是他們的巨大損失。
——斯坦利·阿羅諾維茨（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教授）

我將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城市失業青年稱為“新失業群體”，他們正在稱為不斷再生產的中國底層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學做工》一書的意義在今天不是在變小，而是變得更為重要。它為我們理解中國的“新失業群體”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和富有全球視野和歷史縱深的比較平臺。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繫教授）

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們現在正在進入一個劃時代的、也可能是災難性的社會空白。在當前的“後工業革命”中，我們看到了一種（特別是對男性產業工人的）衝擊，其規模與次工業革命對農業勞動者的衝擊類似。英國是個經歷工業革命的國家，這種巨變伴隨著國內從鄉村向城市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盡管經歷了苦難、大規模的混亂和無數的個人悲劇，但這終成了擺脫“空白”的方式，而這種空白是當時無數流離失所者所面對的。流離失所的“無地勞動者”搬到了新城市，通過鬥爭和尋找可能性，建造了新的精神、文化、制度和物質家園，形成了新的城市關繫和文化。但是，當你被迫離開城市的時候，你會去哪裡？這些以男性為主的新“無業工人”要去哪些城市？如果你剛剛來到這裡，卸下散亂的行李，你會去哪裡？去那天空之城，還是廢棄的死城，那徘徊著被異化的靈魂的衰敗的城市中心？這些地方都曾備受歡迎。抑或是掉進它的裂縫中，創造出新的人行道城市？刑罰機構大規模擴張的城市？成為失業者“國家福利庫”（state warehouses）的簽約“培訓中心”城市？正如我們所知，學校教育是為次工業革命中不斷擴張的城市而發展起來的；現在，對於後工業革命的“新鬼城”而言，學校教育又意味著什麼？
這些意義深遠的物質變化影響著工作世界，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社區和對各種截然不同（或正在消失）的工作的“勞動力供給”也發生了深刻的社會重組。各個階層的女性都達到了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勞動參與率，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對男性體力勞動需求的下降。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驅動下，持續不斷的移民浪潮流入大都市的中心，不斷改變並終使大都市的種族/民族構成發生變化，擴大勞動力供給，即使“正式工作”已所剩無幾。英國現在也有相當多的第三代移民，主要是亞裔英國人和非裔加勒比英國人，即使現在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勞動力市場，除非能完全勝任，否則這些年輕人也不再願意接受祖輩曾經默默忍受的條件，他們每天都在質疑那些關於自身“局外人”和所謂同質性種族身份的無知預設與侮辱性刻板印像。他們懷著新的民族自信，以新的方式，利用全球流散網絡電子化釋放出來的資源，以商品傳播的後殖民混合和融合形式，來適應和探索他們的現狀，尤其是以新穎的、創造性的方式占領並生存於思想和制度的新城市。
在某些方面，全球人口大範圍流動的規模和直接影響往往被誇大了。超過97%的人在他們出生的國家生活和工作。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即使他們是靜止不動的，像征的邊界也會越過他們。這不僅為白人工人階級，也為像《學做工》中的“家伙們”重新繪制了文化地圖。他們不得不常常不情願地或滿懷怨恨地承認自己是一個近來“引人注目”的族群，因為他們失去了殖民主義、次工業革命、繼承（白人）無產階級產業工人體面的工資所賦予的優勢，他們也不再自動地認為獲得這些優勢是理所當然的。經濟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非白人種族信心的恢復，帶來了一繫列明顯的比較性關聯問題：他性和差異、相似和團結的文化問題，因為身份不再依賴於他們無意識地認為的類別、歷史和經濟優勢。現在，他們被揭示出同樣受制於更大的從屬關繫，這種從屬關繫總是困住那些他們近看不起的人。這裡有可能出現新形式的白人反種族主義，有可能出現種族團結，有可能出現不同形式的白人的種族文化借用，也有可能出現怨恨的深淵，從而助長更有意識的、更惡毒的種族主義，取代舊的、無意識的、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