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

倫斯基在《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開篇中就指明，“幾乎所有在這一領域中的大理論家們，不論他們有什麼樣的理論或意識形態偏向，都試圖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誰得到了什麼？為什麼會得到？”（倫斯基，1988：3）。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學術界尤其是社會學家圍繞著倫斯基所提出的這兩個經典命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學術討論（參見劉欣、田豐，2018；劉欣，2018，2022）。然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在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都對社會分層研究轉向“得到了又怎麼樣”（即社會分層的後果研究）提出了新訴求。本書所關切的主觀不平等，就是對客觀的社會分層後果的學理性回應。

研究脈絡的再回顧

在第一章中，我們圍繞著中國社會的階層認同和公平感研究做了橫截面式的梳理。既有研究除了利用多來源資料去勾勒主觀不平等的現狀和特點外，還對其形成的原因、機制和演變做了大量討論，後者就涉及采用何種理論解釋框架。然而，我們對縱貫式的討論仍顯淺薄，故將花費些許筆墨再次回到相關研究脈絡。

總體而言，在分析層次上，主觀不平等研究發生了從微觀逐漸向中觀和宏觀延展的變化，家庭、社區、地域和市場化等先後進入了理論框架；在理論解釋上，地位結構觀的絕對主導位置保待不變，其中以客觀結構決定論為核心，以參照群體理論、相對剝奪論及局部比較論等視角下的相對結構位置解釋進行補充。同時，最近網絡結構觀也開始被用來彌補既有框架的不足。

一方面，囿於分析單位多為個體，相關研究在探究其形成原因時通常以個體屬性為起點。借用地位獲得模型的類型學，個體屬性分為先賦性因素和獲致性因素兩大類。前者涉及性別、戶籍、家庭、民族等；後者主要包括社會地位、教育、文化資本、收入、住房、社會流動、工作權威等。

有學者意識到，由於個體的日常生活不僅嵌入在工作部門，離不開社會的格社區，還受到城市和區域等宏觀要素的影響，僅僅局限於微觀層面解釋主觀不平等的形成是不充分的。一些研究更為強惆與制度相關的結構變量。代表性的解釋變量包括社區、單位體制、市場化、收入不平等、社會福利供給、媒介傳播、城鎮化。但該類研究還較為缺乏，對聯結宏觀和微觀的機制討論仍不夠深入。

另一方面，地位結構觀主要根據個體的屬性特征去界定社會位置。這種特征除了直接影響人們的社會地位，還與生產關繫、科層體繫等相結合，決定著人們占有和支配資源的能力。在主觀不平等的理論解釋中，不論是結構地位論還是相對剝奪論，都是以地位（包括階層、收入和財富等）為核心變量的。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原有再分配體制的基本要素並沒有隨著市場制度的興起而迅速消亡，這些因素對主觀不平等的形塑是既有研究特別關心的，尤其是城鄉戶籍、社會地位、收入等。2000年以來，由於金融、證券和住房等領域的全方位改革，我國居民家庭的財富分化程度日趨擴大，住房在家庭財富中的比重最高，由此對住房與主觀不平等的討論也日益增多。

和地位結構觀不同，網絡結構觀從個體和他人之間關繫的性質、強度、連通性、密度等特征來識別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它更強調個人通過社會網絡對資源的動員和攝取能力（accessibility）。相關研究將個體的關聯性納入分析框架中，以彌補地位結構觀對個體獨立假設的違背，對理論解釋的可能衝擊。譬如，有學者從網絡結構、網絡資源和社會交往等視角分析階層認同的形成。相對而言，社會網絡的結構、內容和形態都在數字社會發生著巨大變化，此類研究的發展明顯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