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文獻漢譯與上海（代序）
熊月之
中國傳統文化中，紅色代表著吉祥、喜氣、熱烈、奔放、激情等，有驅逐邪惡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對應的顏色是紅色，八卦中的離卦也像征紅色，古代許多宮殿和廟宇的牆壁都是紅色。由此，紅色在中國政治上常被用來像征革命，黨領導下的革命資源也就被稱為紅色資源。
近代中國紅色資源的形成路徑，可以分為如下三類：
類是根據地式的，如井岡山、延安，都是有土地、人民、政權、武裝，是自成聯繫、自成繫統的，就像樹木長在那片土地上一樣。
第二類是紀念地式的，是某一次戰爭或某一項活動在那裡發生，但是其事與其地不具有必然聯繫。比如說一大閉幕會議之於嘉興南湖、古田會議之於福建古田、遵義會議之於貴州遵義等，都是飄葉之於土地的關繫，有一定聯繫，但不是理由充足的必然關繫，不是樹木之於土地的關繫。
兩相比較就會發現，如果是根據地式的，那裡的紅色資源是呈整體性、密集性、繫統性的，而紀念地式的，則不一樣，呈單一性、孤立性、片段性。
第三類是半根據地、多紀念地式的，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即屬此類。這是介於前兩類之間，同時又兩類兼而有之。上海並不是革命根據地。所謂革命根據地，至少具備四要素，即土地、政權、人民與武裝，此四者缺一不可。但是，上海又是多紀念地式的。中國共產黨利用上海城市的特點，在這裡進行那麼長時間的、那麼繁多的活動，包括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這裡舉行，另有八次中央會議在上海召開，中央局、團中央機關設在這裡。上海這個城市對黨領導的革命活動，已經具有一定的基礎性、依托性功能。盡管沒有政權，沒有獨立武裝，但是，這裡是可以安身活動的一個基地。因此，可以說它是有半根據地性質的，又是多紀念地式的。從紅色資源角度來看，上海既不屬於革命根據地，也不屬於一般單一的紅色紀念地，而是屬於介於兩者之間、兼具兩種部分功能的第三種類型。
如果把這三種類型放在全國看，跟上海有類似情況的城市不是很多，廣州有一點，武漢有一點，但是這兩個城市跟上海的性質、規模也有所不同。
作為在共產國際直接幫助與支持下創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舊的社會制度為宗旨的、具有廣泛國際聯繫的全國性革命政黨，其創立與活動至少需要以下六個相關繫統的支撐，即以先進的思想文化為重要內涵的信息傳播繫統、以工人階級與先進知識分子為重要成分的社會基礎、聯繫國際與國內重要城市的水陸交通繫統、發達的郵政通訊繫統、具有現代政黨社團活動可供依托的社會組織繫統、維持政黨社團正常活動的安全繫數。近代上海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這些需求。
一、 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繫統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此前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廣度、武裝知識分子的程度，是建黨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是全無基礎、毫無憑借的橫空而來，而是在此前一波又一波西方新學說、新思想傳播基礎上累積與遞進而來的。就全中國範圍而言，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這樣的新學說、新思想的傳播高地。
清末民初上海，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窗口，無論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是先傳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當厚實的基礎，然後再傳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國內地。西方新學說、新思想的傳入，無論是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還是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無論是進化論、民約論，還是社會主義學說、無政府主義學說，幾乎都是先傳入上海，然後擴散開去。以馬克思主義傳播而論，1898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1899年，《萬國公報》發表的《大同學》，述及歐洲社會主義流派與馬克思學說。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早的傳播記錄。到20世紀初，這類傳播數量更多，內容更豐富。
西方新學說、新思想傳播到上海，其數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已很難想像。從晚清到民國，全國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學說、新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書籍，比例更高。從洋務思想、維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國傳播基地與思想高地。以與中國共產黨創立關聯度的新文化運動而言，上海既是發動地，也是制高點。《新青年》在上海創辦，在北京大學高舉新文化大培、陳獨秀、胡適、馬敘倫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運動鼓吹的個性解放、婦女解放，批判孔教、白話文，在清末上海都已發軔，或已頗有聲勢。民國初年的上海，繼續保持在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領導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為中國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為什麼在晚清時候，這些影響不像五四時期對社會的衝擊那麼大呢？這是因為，五四時期北京宣傳新文化的那些人，相當部分原來都在上海活動。他們在上海宣傳這些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上海社會能接受，就沒有也不會起很大的衝突。以男女平等而論，19世紀70年代以後，上海這方面的學說就已經很多。上海有很多婦女在工廠裡工作，婦女地位在提高，便要求放腳，發動天足運動，便要求男女平等，進而倡導婚姻自由。以白話文而論，上海晚清時候就有，出了那麼多白話報刊和白話書籍，胡適出國以前在上海就編過白話雜志。以批評孔孟之道而論，在晚清上海都相當普遍，《童子世界》等雜志對於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但是培、陳獨秀一批人到北京宣傳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時，北京沒有上海那樣的社會基礎與思想文化基礎，沒有那麼多的現代企業，沒有那麼多婦女在工廠裡工作，沒有那麼多外國人在城市生活，沒有那麼多西洋的東西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於是，就引起了尖銳的衝突。那個時候，京、滬兩個城市一個傳統，一個現代，文化差異很大，在上海被視為正常的學說、思想、文化，移到北京，便被視為反常。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不同地方的知識分子多已認可上海在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領先情況。所以，1920年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共產國際以及蘇聯一些代表，他們在報告裡面明確地講，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1920年，聯共（布）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就說：“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在這裡，東亞書記處擁有許多報刊，我們有《上海生活》，中文報紙《周報》《社會日報》，雜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博士出版）、《新中國》等。”受俄共(布)華人黨員中央組織局派遣來華的劉江也稱：“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裡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裡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報紙、雜志和書籍)，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那裡時而舉行群眾大會。出版的書籍、報紙和雜志，刊登有蘇俄人士，特別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購買踊躍。”
正是由於這麼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纔能聚集那麼多進步文化人纔，出版那麼多宣傳共產主義、宣傳民主革命的書刊與文藝作品。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報》《文萃》；從馬恩原著譯本到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魯迅全集》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國際歌》翻譯、《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無一不在這裡。
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的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馬克思《資本論》、《哲學的貧乏》(許德珩)、《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劉曼)、《馬克思工資勞動與資本》與《工資價格及利潤》(朱應會)、《革命與反革命》(劉鏡團)，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李膺楊)、《農民問題》(陸一遠)、《費爾巴哈論》(彭嘉生)、《自然辯證法》(杜畏之)、《從猿到人》(成篙)、《反杜林論》（吳黎平），列寧《帝國主義論》(劉埜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吳涼)、《國家論》(江一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傅子東)、《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杜畏之)等。
特別要強調的是，馬、恩著作在上海出版，不是一個孤立的現像，上海不是隻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民國時期，上海掀起了一個很大的對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的翻譯、出版熱潮，舉凡西方的哲學、經濟、社會、歷史方面的名著，著名的文藝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譯，而且都有很好的銷路。這方面，鄒振環已有很好的研究。
從晚清到民國，上海的出版物介紹了馬克思的著作，介紹了歷史唯物主義，介紹了無政府主義的一些東西。伴隨著這些思潮而來的其他的西方思想文化，凡是當時人們認為進步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如潮水般地湧來。也正是在這個大潮當中，中國知識分子拓寬了眼界，飽讀了眾多的西方書籍，汲取了豐富的營養，不斷地比較、選擇，後覺得馬克思主義比較適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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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2007年秋天，在商務印書館與海鹽縣人民政府於浙江海鹽主辦的“第濟學術思想研討會”期間，時任出版博物館籌備處負責人的林麗成老師來找我，希望能在出版史研究方面與復旦大學歷史繫進行學術合作。林老師的建議很快得到了歷史繫領導的贊同和支持，2008年11月8—9日，復旦大學歷史繫、出版博物館（籌）在復旦大學聯合召開的“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即為我們兩家單位商談學術合作的項大規模的學術活動。作為首屆以出版文化交流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關注，來自日本、美國、德國、挪威，以及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近百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常務副主席的楊德炎先生，出版史資深研究者吳道弘、汪家熔、劉光裕教授等也應邀出席了會議。復旦大學史地所的周振鶴、李曉傑教授，歷史繫的高晞、巴兆祥、傅德華、張仲民、司佳教授等，都參加了研討會，並提交了學術論文。
之後我和林老師先後聯繫了鄭培凱、陶德民、瀋國威、張西平教授等，又一起策劃了為期五年的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國際交流的平臺上”的學術合作計劃。2009年11月，鄭培凱教授接續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了第二屆題為“出版文化的新世界： 香港與上海”的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10月，又與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策劃，主辦了第三屆題為“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16世紀以後的東亞”國際研討會；經與張西平教授商議，2011年11月又在首都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合作，主辦了題為“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與交流暨第四屆出版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為期五年學術合作的後一次會議，是2012年6月由復旦大學歷史繫、出版博物館（籌）、中華書局、上海辭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次研討會的成果，以每次會議的主題為書名，連續編輯出版了五部從34萬—60萬字不等篇幅的論文集，作為“出版博物館·研究繫列”，先後由百家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首次將中國出版史研究放在東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五屆國際學術會議和之後推出的五部厚重的學術論文集，以整體面貌向學界展示了中外出版交流史的研究力量，也成為復旦大學歷史繫和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成功合作的見證。
這些年有關馬列主義著作的翻譯出版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學界研究的熱點。隨著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館址的選定和正式建設，2019年，趙書雷館長和編研部張霞主任來找我，希望能重啟我們兩個單位的新一輪合作。鋻於2020年是復旦大學老校長陳望道先生首譯《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問世一百周年，我建議以《共產黨宣言》全譯本首譯問世一百周年為主題，舉辦大規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籌備緊鑼密鼓，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包括日本、美國、德國和中國香港、澳門、臺灣的大學和研究機關的學者，紛紛表示願意參加研討會。然而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復旦大學舉辦國際研討會的計劃不得不放棄。考慮到線上會議的諸多局限，經過雙方單位反復協商，也由於各位代表的支持，後商定2021年5月在美麗的江南古鎮朱家角舉行以國內學者為主體的這一線下會議。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馬列主義文獻是我黨建立和發展的理論基礎，馬列主義文獻的翻譯出版在百年黨史中發揮著傳播真理、堅定信仰的作用。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或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思想基礎來認識，或以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切入的視角。近年來，上海市政府號召推進“紅色文化”的研究，政府宣傳機構引導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三大課題，正好也與本次會議的主題密切相關。作為“紅色文化”一部分的馬列主義文獻的研究，站在歷史學的角度，還可以從近現代中國翻譯史和出版史的視野加以推進，即從“譯刊”——翻譯出版的層面切入，也可以作為研究晚清以來海派出版文化的一部分。而陳望道先生在義烏首譯《共產黨宣言》，到上海出版全譯本的過程，其實也是近現代江南文化與上海紅色文化互動的結果。如何從翻譯出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這一重要面向，切入馬列主義文獻譯刊和中外出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熊月之教授的序言從學術理路上已對此作了精湛的分析。
在本次會議輪征文通知發出後，就收到了幾十位學者的回復，特別是青年學者非常踊躍。我們組織專家對論文提要進行了評審，選擇了一批在材料、方法和觀點上都有創新的論文，邀請赴會，並約請中國社科院史學理論的專家左玉河教授、同濟大學中外關繫史專家葉雋教授和復旦大學歷史繫科學史專家高晞教授來做主題報告，為本次會議提供他們從不同角度對馬列主義文獻譯刊進行研究的新見解。本次會期雖短，但與會學者以文會友，充分討論，為馬列主義文獻漢譯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思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貢獻了新成果。在日任職的陳力衛教授應邀將其與本書主題緊密相關的大作賜予文集發表，在此特別申謝！
後，要特別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繫分黨委書記劉金華教授、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趙書雷館長全程參與了本次研討會的籌備工作，並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辭。新聞出版博物館的張霞、毛真好、王嫣斐、王吉安等為本次研討會籌備以及論文集的編纂工作做了細致的工作；復旦大學歷史繫的博士生朱夢中、楊碩培等也參與了研討會的籌備和論文的部分編校工作。在此一並致謝！
鄒振環謹白
2022年秋於復旦大學光華西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