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的學術研究歷程 / 1 

一 學生時代研究興趣的產生 / 2 

二 走上科學研究之路 / 3 

三 改革開放中的學術研究 / 6 

貳  我的經濟觀 / 11 

一  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性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的必然性的理論探索 / 12 

二 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多維分析 / 49 

三 對社會主義主體產權的理論研究 / 69 

四 有關現代財富與科技創新的理論探索 / 91 

五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問題 / 132

六 有關金融體制改革的觀點 / 160 

七 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理論問題 / 170 

參  我對改革開放的關注與治學體會 / 181 

一  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繼續 奮鬥 / 182 

二 我的治學體會 / 185 

附    錄 / 189 

一 代表作 / 190 

二 專著與文集 / 215

一  學生時代研究興趣的產生

     我於1925年出生於重慶市萬州一個教育世家。父親曾任中學校長、四川法政專科學校校長，是一位崇尚民主的愛國知識分子，熱衷於哲學、文史研究，博覽群書。我的母親則工於詩詞歌賦，造詣不俗。書香門第濃郁的文化熏陶，使我從小就熱愛上了文學和社會科學。

     我的學生時代，正值舊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列強掠奪，內遭新舊軍閥和專制政府橫征暴斂，人民群眾處於水深火熱的災難境地時期。1937年，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後，我隨家人從上海逃亡到重慶，一路上，耳聞目睹侵略者的野蠻暴行，在幼小的心靈中萌生出救國興邦的初願望。

     在重慶讀中學時，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國統區紅色革命文化的傳播，對我影響極大。我讀了高爾基的《母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魯迅的《吶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以及茅盾、夏衍等革命作家的大批文藝作品。當時的重慶雖地處抗戰後方，但並非世外桃源。日本侵略軍的飛機不時狂轟濫炸，山城彈痕累累，幾乎每天“跑警報”。盡管如此，我依然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如由郭大力和王亞南譯、三聯書店出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卷，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以及國內進步學者艾思奇、錢俊瑞等寫的許多啟蒙讀物。《資本論》成為我步入經濟學殿堂的向導。

     1942年，我中學畢業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繫。當時著名的教育家王星拱擔任武漢大學校長，這位崇尚科學的愛國知識分子實行民主辦學，使武漢大學名流荟萃、學術風氣濃厚。如經濟繫聘有“左派”教授彭迪先、楊東蓴，著名經濟學者楊端六、劉秉麟，美學家朱光潛、哲學教授張頤等也在武漢大學任教。我在彭迪先教授指導下深入地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彭迪先教授還將他珍藏的《資本論》德文原著三卷相贈。此外，我還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國富論》）、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等大批西方經濟學原著。我在武漢大學還結識了許多進步人士和學生，參加了由中共南方局領導的進步學生組織——“文談社”，並參與了進步學生運動。武漢大學在抗戰時期遷到四川樂山，彭迪先、楊東蓴等一大批進步教授在講壇和各種論壇上宣傳革命理論，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我當時在學習《資本論》的過程中遇到許多疑難問題，經常向彭迪先教授請教，從他那裡獲得了很多的教益，並萌生了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興趣。

二  走上科學研究之路

     1946年，我從武漢大學畢業。應彭迪先教授之邀，受聘於四川大學，任經濟繫助教、講師，開始從事經濟理論教學與研究，正式走上了科學研究之路。1947年，我翻譯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莫裡斯·多布（M．Dobb）所著《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一書。這是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資本主義的起源的名著，多布曾親自為之作序。我將譯稿寄給三聯書店，當時三聯書店已經遷往廣州，後來因為戰亂，隻打出清樣，書稿沒有正式出版。1948年，我參加了革命群眾反對成都軍閥王陵基鎮壓學生運動的示威遊行。1949年春，成都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我參加了地下進步青年組織“職業青年聯合會”。1949年3月，我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進行爭取民主和迎接解放的革命活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1年，彭迪先教授由四川大學調成華大學任校長並受命籌建四川財經學院，我亦追隨他由四川大學調到成華大學。1952年10月11日，高教部貫徹國家關於對“政法、財經各院繫采取適當集中、大力整合、加強和改造師資，為今後發展創造條件”的方針，以成華大學為校址，將重慶大學、華西大學、貴州大學等綜合大學的經濟、管理類繫科和成華大學、重慶財經學院等17所院校的經濟、管理類繫科合並組建四川財經學院，1985年更名為西南財經大學。迄今為止，我已在這個學校工作了68年。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主要講授政治經濟學、外國經濟史和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等課程，主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8年以後，我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撰寫了有關實行按勞分配、發展商品生產、重視價值規律、發展農村家庭副業以及有關政治經濟學研究對像、社會主義經濟效果等問題的一繫列文章。這些初的探索，為我日後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我還深入四川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了許多調查報告。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多年來從事教學科研的講稿、筆記，花費了許多心血寫成的近20萬字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書稿及其他書籍被抄走丟失。雖歷經折磨，但我並未氣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以前的近30年間，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但也歷經坎坷，政治鬥爭風風雨雨，“十年內亂”狂潮急浪，使理論研究成為政策的解說和注釋。我曾經自嘲“在20世紀50年代就寫了不少這樣的隻能放在抽屜內由老鼠的牙齒批判的作品”，但我的不少作品，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作品，應該說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例如早在1961年，我就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論文《論馬克思列寧政治經濟學的對像》，倡導拓寬政治經濟學研究範圍。這一理論觀點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理論界的關注。1962年我在《江漢學刊》上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效果》一文，從理論上較完整地闡述了講求經濟效果的重要意義。作為當時學術論壇上的活躍分子，1964年我被邀請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擴大會議，成為與會經濟學家中年輕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來自西南地區的我得以與孫冶方、王亞南等經濟學先輩同組討論，深受他們的啟發。

三  改革開放中的學術研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奏響了思想大解放的號角，我國迎來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理論創新的新時期，我個人也迎來了攀登學術高峰的春天。改革開放以來，我一直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在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產權理論、體制轉軌和發展、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及現代財富理論乃至哲學等諸多領域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論觀點，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邏輯比較自洽、結構比較完整、能夠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和體繫。

     1977—1979年，我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參加許滌新主編的我國部《政治經濟學辭典》的編審工作。此後我還參加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卷》的編寫工作，擔任社會主義部分副主編，並參加了《〈資本論〉辭典》等的編寫工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發表的篇文章是1979年2月的《論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利用市場》。該文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屬性規定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突破了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傳統觀念。這種提法在當時的理論環境下實屬不易。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無錫舉行關於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的討論會。我在提交的《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管理與利用市場機制》一文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並加以論述。

     改革開放之初我就開始思索如何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尋找公有制新的實現形式。我發表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2期上的《試論經濟改革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完善》一文，提出了國有企業“全民所有”應該是“不完全的”新觀點，從理論上闡明了把統負盈虧的傳統國有企業改造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的必然性和合理性。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成都召開的首次全國所有制理論討論會上，我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樣性、公有制具體形式的多層次性的“三性”觀點，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

     1986年以來，我發表了一繫列有關國有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的論文，對過去理論界認為“離經叛道”的產權問題進行了不懈的理論探索。改革開放以來，引入了市場機制，采取了擴權讓利等多種措施，力圖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但種種改革措施並未使企業真正活起來，我認為其原因就在於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滯後。當時我提出“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下的企業應該是獨立的產權主體”這一命題。此外，圍繞構建社會主義主體產權這一立論，我先後出版了《產權新論》和《主體產權論》等著作，繫統地闡述了“公有制主體產權論”。

     我還主張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致力於民富國強，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應是人民財富學。1992年我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原論》一書把對“人民財富”的研究作為貫穿全書的一條紅線。這一構架的新穎獨特之處在於：把人民財富的增值、合理分配與優化使用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把人民財富上升為一種理論形態進行全方位的分析、歸納和科學概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在於發展生產力，實現全體勞動者共同富裕。

     1993年，應時任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傑同志的邀請，我參加了四川省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和國有企業改革“33條”等文件的調研起草工作。我主張國有企業改革要大力抓好關鍵性的少數，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骨干性國有大企業的“三改一加強”，切實做好“抓大”；對於小企業要采取聯合、承包、租賃、股份合作、出售給職工等多種方式，放開盤活。要實行“扶優”，通過聯合、兼並、破產等形式，促使那些低效、無效運行的資產向優勢“龍頭”企業集中，從而盤活資產存量。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勢態發生了根本變化，經濟發展已經告別了短缺運行，出現了供給過剩。我在2000年適時出版了專著《我國轉軌期經濟過剩運行研究》，對我國轉軌期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也存在著運行性需求不足或需求過旺的問題，但借助政府有效的宏觀調控可以實現總量均衡和經濟的穩定運行態勢，並提出了經濟過剩運行治理對策。

     進入21世紀的前十年，我的研究精力主要聚焦在高科技時代下社會財富創造的新特征的理論思考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社會財富的形式和結構、現代社會財富結構多樣性和化、當代高技術生產方式、市場機制促進現代財富生產的途徑以及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等進行了大量的研究。2005年我出版了《現代財富論》一書，這本著作被學界同仁謬譽為“立足於高科技時代的新《國富論》”。近年來，我的研究開始從經濟學領域轉向哲學領域，特別是自然哲學領域，《自然哲學筆記》一書就是這一新研究的成果。

     同時，我還積極參加了一些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4年，我赴美國考察，訪問了美國10多所大學；1987年，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訪問，並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大學、堪培拉大學和新西蘭的懷卡托大學講學；1988年，應邀到美國哈佛大學、西北大學、田納西大學、瑪麗埃塔學院及加拿大聖瑪麗大學等院校講學；1996年和1997年，赴德國高等財經學院訪問。我在這些大學講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受到國外經濟學家的好評。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市場體制、公司產權和技術創新等方面思考較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形成了一套邏輯自洽的、對中國改革實踐有一定解釋力的比較嚴謹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繫。在授予我2017年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頒獎詞中說道：“從他卷帙浩繁的著作裡，可以觸摸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起步、發展、繁榮的歷史脈絡。”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作為一名“90後”（90多歲老人），我也將站好自己的崗位，傾注個人全部智慧，為探求真理、為學術使命而繼續發揮餘力，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