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
1.2問題提出
1.3研究意義
1.4研究內容和創新
第2章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經濟效應的文獻回顧和理論分析
2.1自貿試驗區建設經濟效應研究文獻回顧
2.2基於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自貿區建設理論背景
2.3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政策評價方法介紹
2.4本章小結
第3章基於反事實方法的上海自貿試驗區投資管理制度改革的
經濟效應評價
3.1反事實分析方法
——Hsiao方法的模型體繫
3.2基於Hsiao反事實方法的上海自貿試驗區經濟效應分析
3.3本章小結
第4章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對上海技術進步效應的估算
4.1基於索洛殘值法的中國各省區市全要素生產率核算
4.2基於反事實方法的上海自貿試驗區技術進步效應分析
4.3本章小結
第5章上海自貿試驗區CGE模型的數據基礎
——社會核算矩陣的編制
5.1社會核算矩陣的編制
5.2上海社會核算矩陣的計算
5.3上海社會核算矩陣的調平
第6章上海自貿試驗區CGE模型的構建和設定
6.1上海CGE模型的構建
6.2上海自貿試驗區彈性繫數的確定
6.3模型的求解與檢驗
6.4本章小結
第7章基於CGE模型的上海自貿試驗區經濟效應研究
7.1上海自貿試驗區投資管理制度改革的經濟效應研究
7.2上海自貿試驗區貿易便利化改革的經濟效應分析
7.3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技術進步紅利的經濟效應研究
7.4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綜合經濟效應分析
7.5本章小結
第8章總結與展望
8.1結論
8.2政策建議
8.3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後記

緒論
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巨大引擎的推動下，憑借低端要素優勢，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產業鏈，並占據重要一環，創造了國民經濟連續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確立了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的地位。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學界普遍認為，在支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各項因素中，重要的兩項是生產要素優勢和產業結構轉型（李揚，2013），正是這些因素的變化，使得中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期。
從生產要素角度來看，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是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從勞動角度來看，過去幾十年中，每年新增的勞動人口高達1000萬，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由於人口結構的快速轉變，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和撫養比降低，勞動力近似無限供給，不會發生資本報酬遞減的現像，從而使經濟高速增長得以在很長時間內持續，這便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在此背景下，中國資本投入的貢獻率逐年提高。根據宋鼕林等（2011）的測算：1981—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2007年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63.9%、 66%和90.9%，貢獻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說明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強化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
從產業結構轉型角度來看，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迅速提高，第三產業經濟份額緩慢增長，這對應著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這一進程的本質就是大量勞動人口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產業（即農業、種植和養殖業等產業）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產業（即制造業和建築業）轉移。由於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於產業（在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農業的10倍）（蔡昉，2013），這種轉移便意味著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日益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結構性增速”。
但是，在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並且面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國內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現像日益普遍化，勞動力無限供給所獲得的穩定的資本報酬效應將逐漸消失，加上中國幾十年來極高的儲蓄率趨於下降也使得無通貨膨脹的資本投入呈逐漸下降之勢，繼續依靠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不可持續，且一味用提高資本勞動比的辦法改善勞動生產率也會遇到資本報酬遞減的困擾。在此情況下，技術進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另一利器，而技術進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仍然不足，其中中性技術進步在1981—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7年的貢獻率分別為22.2%、 22.9%、 5.1%（宋鼕林等，2011）。資本回報率低、技術進步緩慢至今未見顯著變化，加之國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使得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減弱。勞動力增長率下降、資本投入面臨邊際報酬遞減和技術進步緩慢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中國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價值鏈的紅利已被透支，如果不能及時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減速乃至停滯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如日本的情形）就很難避免。
從產業結構來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第二產業已趨飽和，人口和資本開始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然而，研究顯示，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於制造業（在勞動生產率的上海，前者隻相當於後者的70%）。基於這樣的差異，當越來越多的人力和資本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之時，中國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必將下降，由之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必然下滑。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運行實驗室的預測結果，2011—2030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會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
在國內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國際環境也在發生巨大的變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深度調整，發達國家面臨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的嚴峻挑戰，在經濟還未出現明顯復蘇跡像的情況下，迫切需要尋找刺激經濟增長的新路徑，希望建立全球經濟治理新體繫。而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談判難以取得突破的困境下，各國也在努力推動單邊、雙邊或者多邊自貿區等形式，試圖重塑國際經濟秩序，其中美國等發達國家大力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繫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貿易談判、“多邊服務業協議”（PSA）、“日歐經濟伙伴關繫協定”等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戰略意圖。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美國等發達動的TPP/TTIP等協議會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形成嚴峻的外部壓力，但是，TPP/TIPP協議在關注國際貿易秩序的同時，更加關注國際投資秩序建立的思路，其中包含的競爭中立原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全面的負面清單管理，都對中國單邊、雙邊或者多邊自貿區的發展建設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借鋻意義。
在經濟學研究中，一個經久不衰的課題是探索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問題。在生產要素優勢和產業轉型紅利逐漸消退的背景下，如何保證中國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應對復雜國際形勢的挑戰，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第二階段的核心。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式掛牌設立，這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嘗試，自此國家戰略開始從政策創新層面提升到體制機制創新層面。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基礎上，2014年12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和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16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新設立七個自貿試驗區。2019年8月，又增設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等七個自貿試驗區。2020年9月21日，國務院同意在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設立自貿區。
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是中國應對國內外雙重挑戰、經濟轉型和開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試驗田。在中國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試驗TPP等協議中的合理規則，“實現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服務全國的發展”。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借鋻外國先進制度的試驗基地，為改革提供制度動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3月5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的：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項國家戰略，要牢牢把握國際通行規則，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盡快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新制度。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啟動，清楚地表明了中國政府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的積極態度，展示了中國政府應對國際經濟新格局的戰略主動性。這也是中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促進國內外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國家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戰略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