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破解結構：基於廣東的實證分析

內容簡介

本書是在實地調查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作者們都是研究“地方政府與公共管理”問題的專家。他們廣泛調查了廣東省解決結構和改造“城中村”的經驗和教訓，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有益的對策建議。這些建議對其他地區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陳瑞蓮，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地方政府與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兼任*高等學校公共管理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教

前言
上篇理論反思與政策審視
章結構的理論源流與制度約束
一結構的理論源流
（一）國外結構理論的緣起和發展
（二）國內結構研究現狀
二我國結構的制度約束與城鄉分割
（一）制度約束
（二）城鄉分割
第二章廣東結構的現狀及瓶頸
一廣東結構的現狀與問題
（一）共性問題：“三農”問題突出
（二）珠三角地區的突出問題
（三）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主要問題前言
上篇理論反思與政策審視
章結構的理論源流與制度約束
一結構的理論源流
（一）國外結構理論的緣起和發展
（二）國內結構研究現狀
二我國結構的制度約束與城鄉分割
（一）制度約束
（二）城鄉分割
第二章廣東結構的現狀及瓶頸
一廣東結構的現狀與問題
（一）共性問題：“三農”問題突出
（二）珠三角地區的突出問題
（三）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主要問題
二廣東緩解結構問題的基本做法
（一）總體概況
（二）廣州：穩步推動“城中村”改制和“中心鎮”建設
（三）深圳：實施“同富裕工程”，推進全面城市化
（四）佛山：組團城市建設下的城鄉一體化變革
（五）興寧：山區“三化”齊頭並舉
三進一步緩解廣東結構的困難與瓶頸
（一）流動人口與農村勞動力素質問題
（二）失地農民的就業意願與城市認同問題
（三）欠發達地區城市化建設資金短缺與配套政策問題
（四）“村改居”中的利益博弈問題
第三章廣東解決結構問題的政策評估
一廣東解決結構問題的基本政策
（一）加大財政投入，支持農村發展
（二）進行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
（三）鼓勵農業產業化經營，完善農業服務體繫
（四）改善農村社會服務，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五）完善農村城市化的政策設計，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
（六）發展縣域經濟，改善農村經濟環境
（七）統籌城鄉居民就業，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
（八）改革戶籍制度，降低城市化的門檻
（九）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確保農民的土地權益
（十）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市場流通體繫
二現行解決結構問題的政策缺陷
（一）對結構問題認知不足
（二）政策設計缺乏繫統性，資源投入不足
（三）制度創新力度不夠
第四章廣東解決結構問題的機遇與挑戰
一廣東解決結構問題面臨的機遇
（一）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
（二）省政府高度重視，支持力度大
（三）政府財力雄厚，具備財政條件
（四）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具備了對農業進行支持和保護的能力
（五）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可以有效地轉移農村人口
二廣東解決結構問題的挑戰
（一）解決結構問題的制度挑戰
（二）解決結構問題的其他制約因素
第五章國內外解決結構問題的經驗與啟示
一國外統籌城鄉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一）發展中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踐
（二）發達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踐
（三）國外統籌城鄉發展的經驗與啟示
二國內解決結構問題的模式及經驗
（一）國內統籌城鄉發展的若干模式
（二）基本做法與主要經驗
三國內外破解結構的幾點啟示
（一）立足自身實際，注重發揮自身優勢
（二）加大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扶持和保護力度
（三）堅持走發展中小城鎮的道路
（四）堅持統籌協調，做好規劃與管理
（五）堅持以人為本，充分考慮和照顧農民利益
第六章解決廣東結構問題的思路與對策
一觀念反思
（一）正確認識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繫問題
（二）正確認識城市化與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問題
（三）理性看待戶籍制度與結構問題的關繫
（四）重視城鎮化過程中物質形態的一體化與文明形性問題
二總體思路
三對策建議
（一）財稅體制改革
（二）農村產權制度創新
（三）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四）戶籍及其相關配套制度改革
下篇典型探索與專題研究
第七章佛山市解決結構的實踐探索之一：農村城市化的政策設計
一佛山推進農村城市化的政策設計
（一）統籌城鄉建設，加強城市規劃對城鎮化進程的引導
（二）改革戶籍制度，實施統一的戶籍管理
（三）改革計劃生育管理制度，減少城鎮化的阻力
（四）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維護失地農民的權益
（五）統一城鄉就業管理制度，建立農村富餘勞動力培訓和就業引導機制
（六）完善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城市化進程中不確定因素的影響
（七）實施“村改居”工程，推進“城中村”改造
二佛山城市化政策推進中遇到的障礙及原因
（一）農民對城市化的抗拒
（二）集體資產難以量化處置
（三）失地農民的就業困境
（四）財政資源的約束
（五）政策的聯動性不足，集體行動困難
三佛山推進農村城市化的啟示
（一）現有農村城市化政策設計的科學性有待加強
（二）推進農村的城市化面臨結構的制約
（三）政府需要轉變職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四）地方政府需要正確處理城市化與農業發展的關繫
（五）推進農村的城市化，必須堅持科學的發展觀
第八章佛山市解決結構的實踐探索之二：“村改居”
一佛山“村改居”的背景分析
（一）佛山結構情況
（二）佛山“城中村”問題的困擾
（三）城市化進程中村委會管理模式的困境
二佛山“村改居”的政策設計
（一）佛山“村改居”的基本情況
（二）佛山“村改居”的具體政策
三佛山“村改居”的問題分析
（一）“村改居”過程中的利益博弈
（二）佛山“村改居”政策的成效
（三）佛山“村改居”的困境
四科學推進“村改居”的對策思路
（一）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村改居”工作
（二）協調“村改居”各主體間的利益關繫
（三）建立有利於“村改居”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四）推動政府職能社會化，從根本上減輕政府負擔
第九章佛山市解決結構的實踐探索之三：城鄉結合部社區管理
一佛山城鄉結合部社區發展狀況與存在問題
（一）佛山城鄉結合部社區分布與主要形式
（二）佛山城鄉結合部社區的主要特征
（三）佛山城鄉結合部社區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二佛山城鄉結合部社區發展中存在問題的政府職能因素分析
（一）發展觀念偏差
（二）職能重點偏離
（三）職能關繫不清
（四）職能方式單一
三佛山城鄉結合部社區發展中發揮政府職能作用的思路與對策
（一）樹立科學的城市化觀念和社區發展觀念
（二）明確政府在城鄉結合部社區發展中的角色定位
（三）把握政府推動城鄉結合部社區發展的職能重點
（四）理順職能關繫,重構職能載體
（五）轉變職能方式，促進社區居民對社區發展的參與
第十章佛山市解決結構的實踐探索之四：順德農村集體土地管理的改革
一順德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集體土地利用管理的歷史與現狀
（一）城市化初步發展時期的農村集體土地利用管理
（二）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農村集體土地利用管理
（三）城市化水平及質量顯著提高階段的農村集體土地利用管理
二順德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集體土地利用管理的問題分析
（一）農業用地減少過快，非農建設用地量過大
（二）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利用效益低
（三）土地閑置量大，閑置時間較長
（四）農民的土地權益受損，農村經濟發展趨弱
（五）政府征用地行為不規範，違法用地仍然相當嚴重
（六）農民與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矛盾較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
三順德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集體土地利用管理的對策思考
（一）調整行政區劃，使城市發展的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二）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三）維護並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土地權益
（四）保護耕地，保障農業的穩步發展和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
第十一章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城中村”改造機制比較研究
一問題的緣起
（一）“城中村”——結構體制下的城市獨特景觀
（二）珠三角“城中村”改造現狀
（三）“城中村”改造的難點
二廣州、深圳、珠海的“城中村”改造機制
（一）廣州市“城中村”改造機制
（二）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機制
（三）珠海市“城中村”改造機制
三廣州、深圳、珠海“城中村”改造機制比較分析
（一）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充當的角色不同
（二）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不同
（三）珠海市“城中村”的改造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四“城中村”改造比較研究的啟示
（一）歷史理性和現實理性相互結合
（二）讓利與共贏有機統一
（三）政府與市場間的中庸之道
第十二章廣東省農村土地流轉的現狀分析與政策建議
一廣東農村土地流轉發展狀況分析
（一）廣東農村土地流轉的總體情況
（二）廣東農村土地流轉的特點
（三）廣東農村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
二廣東農村土地流轉的約束機制
（一）農村土地流轉的產權基礎
（二）集體所有制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
（三）外部環境因素對農村土地流轉的約束
三促進廣東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建議
（一）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完善土地流轉立法
（二）創造有利於農村土地流轉的外部環境
（三）規範地方政府、村委會等特殊主體行為
（四）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市場
附錄廣東省解決結構問題的部分文件
廣東省城鎮化發展綱要（粵發[2004]7號）
關於推進城鎮化的若干政策意見的通知（粵發[2007]7號）
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草案）（粵府令第[100]號）
廣東省城鄉居（村）民生活保障制度實施辦法（粵府令第[52]號）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在線試讀

章結構的理論源流與制度約束
一結構的理論源流
（一）國外結構理論的緣起和發展
人們對結構問題的認識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早運概念”對社會經濟現像進行分析的是荷蘭的經濟學家伯克（J.H.Boeke），社會經濟學與經濟政策》中，伯克通過對荷蘭的殖民地印尼的經濟進行研究，認為當時的印尼是一個典結構社會。在荷蘭經營下的印尼城市，當時已經出現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等現代化產物，這些城市遵循市場規律、追求利潤的化；而爪哇等地的農村卻還處於農村公社，或者是父權制共同體的原始狀態，它們實行土地公有、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滿足於“夠用”，缺乏求利欲望和積累動機。伯克認為結構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應運用不同的經濟法則進行治理。伯結構學說成為分析轉型國家的重要理論，後來的許多學者運用這一概念對社會經濟現像進行分析，其中影響的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Lewis結構理論。
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易斯於1954年在其經典作品《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增長》結構理論作了經典性的解析。這一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個部門，同時將經濟發展的過程歸結為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即農業比重逐漸下降而工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劉易斯的模型假定，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裡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單項生產要素——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工業部門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處於擴張的發展階段，由於工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明顯高於農業，代表著一種復雜勞動，因此其勞動收益遠遠高於農村，促使農業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這一過程將一直延續到農村剩餘勞動力被城市完全吸收，農村工資和城市工資趨向一致，城鄉差別逐步消失，國民經濟達到現代化。劉易斯所提出的結構模型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為基礎的，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對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後來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社會經濟政策時，也多半以此為基礎。當然其理論也存在著許多的局限性，僅僅從經濟學的層面而言也面臨著種種挑戰。
費景漢（John C.H.Fei）和拉尼斯（G.Ranis）對劉結構模型作了批評和修正，從而形成了“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該模型對劉易斯模型貶低了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農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縮小到隻為工業部門擴張提供廉價勞動力進行抨擊，費景漢、拉尼斯認為，要順利實現勞動力的轉移，必須保證農業迅速增長到足以滿足越來越多的非農產業勞動力對產品的消費需求。一個幾乎沒有新的技術進步和投資的農業，是停滯萎縮的農業，它將引起非農產業成本的急速高升，從而侵蝕用於非農產業發展的利潤和資金，使非農產業吸收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過程處於停滯狀態。費景漢、拉尼斯詳細地論述了在經濟結構轉換中就業結構轉換的條件和階段，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思想，注重產業結構轉移中的制約因素結構理論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形結構的經典理論。後來的學者雖然對該理論有所批判，但基本對該理論持認同態度。章結構的理論源流與制度約束
一結構的理論源流
（一）國外結構理論的緣起和發展
人們對結構問題的認識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早運概念”對社會經濟現像進行分析的是荷蘭的經濟學家伯克（J.H.Boeke），社會經濟學與經濟政策》中，伯克通過對荷蘭的殖民地印尼的經濟進行研究，認為當時的印尼是一個典結構社會。在荷蘭經營下的印尼城市，當時已經出現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等現代化產物，這些城市遵循市場規律、追求利潤的化；而爪哇等地的農村卻還處於農村公社，或者是父權制共同體的原始狀態，它們實行土地公有、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滿足於“夠用”，缺乏求利欲望和積累動機。伯克認為結構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應運用不同的經濟法則進行治理。伯結構學說成為分析轉型國家的重要理論，後來的許多學者運用這一概念對社會經濟現像進行分析，其中影響的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Lewis結構理論。
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易斯於1954年在其經典作品《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增長》結構理論作了經典性的解析。這一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個部門，同時將經濟發展的過程歸結為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即農業比重逐漸下降而工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劉易斯的模型假定，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裡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單項生產要素——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工業部門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處於擴張的發展階段，由於工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明顯高於農業，代表著一種復雜勞動，因此其勞動收益遠遠高於農村，促使農業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這一過程將一直延續到農村剩餘勞動力被城市完全吸收，農村工資和城市工資趨向一致，城鄉差別逐步消失，國民經濟達到現代化。劉易斯所提出的結構模型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為基礎的，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對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後來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社會經濟政策時，也多半以此為基礎。當然其理論也存在著許多的局限性，僅僅從經濟學的層面而言也面臨著種種挑戰。
費景漢（John C.H.Fei）和拉尼斯（G.Ranis）對劉結構模型作了批評和修正，從而形成了“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該模型對劉易斯模型貶低了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農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縮小到隻為工業部門擴張提供廉價勞動力進行抨擊，費景漢、拉尼斯認為，要順利實現勞動力的轉移，必須保證農業迅速增長到足以滿足越來越多的非農產業勞動力對產品的消費需求。一個幾乎沒有新的技術進步和投資的農業，是停滯萎縮的農業，它將引起非農產業成本的急速高升，從而侵蝕用於非農產業發展的利潤和資金，使非農產業吸收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過程處於停滯狀態。費景漢、拉尼斯詳細地論述了在經濟結構轉換中就業結構轉換的條件和階段，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思想，注重產業結構轉移中的制約因素結構理論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形結構的經典理論。後來的學者雖然對該理論有所批判，但基本對該理論持認同態度。
喬根森（D.W.Jorgenson）於1961年提出具有古典經濟學色經濟模型，以新的假定和新的角度考察了城鄉人口遷移，對劉結構模型中產生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像的各種假設作了深刻反思。他在《剩餘農業勞經濟發展》一書中指出，農業剩餘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充分與必要條件，他拒絕承認農業有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的剩餘勞動存在，也不承認農業與工業的工資水平是固定不變的。他認為農業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部門流動和轉移的根本原因在於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工業部門的增長依賴於農業部門的發展，工業的發展取決於“農業剩餘”和人口規模，農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結構的轉換過程中，不可忽視農業的發展。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裡斯一托達羅（Harris and伯結構學說成為分析轉型國家的重要理論，後來的許多學者運用這一概念對社會經濟現像進行分析，其中影響的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Lewis結構理論。
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易斯於1954年在其經典作品《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增長》結構理論作了經典性的解析。這一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個部門，同時將經濟發展的過程歸結為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即農業比重逐漸下降而工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劉易斯的模型假定，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裡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單項生產要素——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工業部門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處於擴張的發展階段，由於工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明顯高於農業，代表著一種復雜勞動，因此其勞動收益遠遠高於農村，促使農業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這一過程將一直延續到農村剩餘勞動力被城市完全吸收，農村工資和城市工資趨向一致，城鄉差別逐步消失，國民經濟達到現代化。劉易斯所提出的結構模型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為基礎的，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對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後來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社會經濟政策時，也多半以此為基礎。當然其理論也存在著許多的局限性，僅僅從經濟學的層面而言也面臨著種種挑戰。
費景漢（John C.H.Fei）和拉尼斯（G.Ranis）對劉結構模型作了批評和修正，從而形成了“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該模型對劉易斯模型貶低了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農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縮小到隻為工業部門擴張提供廉價勞動力進行抨擊，費景漢、拉尼斯認為，要順利實現勞動力的轉移，必須保證農業迅速增長到足以滿足越來越多的非農產業勞動力對產品的消費需求。一個幾乎沒有新的技術進步和投資的農業，是停滯萎縮的農業，它將引起非農產業成本的急速高升，從而侵蝕用於非農產業發展的利潤和資金，使非農產業吸收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過程處於停滯狀態。費景漢、拉尼斯詳細地論述了在經濟結構轉換中就業結構轉換的條件和階段，提出城鄉協調發展的思想，注重產業結構轉移中的制約因素結構理論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形結構的經典理論。後來的學者雖然對該理論有所批判，但基本對該理論持認同態度。
喬根森（D.W.Jorgenson）於1961年提出具有古典經濟學色經濟模型，以新的假定和新的角度考察了城鄉人口遷移，對劉結構模型中產生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像的各種假設作了深刻反思。他在《剩餘農業勞經濟發展》一書中指出，農業剩餘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充分與必要條件，他拒絕承認農業有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的剩餘勞動存在，也不承認農業與工業的工資水平是固定不變的。他認為農業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部門流動和轉移的根本原因在於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工業部門的增長依賴於農業部門的發展，工業的發展取決於“農業剩餘”和人口規模，農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結構的轉換過程中，不可忽視農業的發展。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裡斯－托達羅（Harris and Todaro）從發展中國家城鄉普遍存在失業的前提出發，提出了他們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特別是托達羅提出的人口流通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他的理論模型得出了與劉易斯模型相反的政策舉措。托達羅認為，一個農業勞動者決定他是否遷入城市的原因不僅取決於城鄉實際收入差距，而且還取決於城市的失業狀況。其政策含義主要包括：依靠工業擴張不可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一切人為地擴大城鄉實際收入差異的措施必須消除，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的根本出路。但是這一模型並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發展找到一條完全可行的道路，反而將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和現代轉型推人更加困難的境地。
舒爾茨（T.z.W Schultz）從20世紀60年代就對體現著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思路的劉易斯無限剩餘勞動供給模型及其相結構理論提出批評。他在其專著《改造傳統農業》中，認為“農民在處理成本、收益和風險時是精於計算的經濟主體”。同時，他認為劉易斯關於存在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劉易斯模型顯然存在對農業的偏見。舒爾茨充分肯定了農民優化資源配置的能力和很強的學習能力，進而擴大到人力資本的形成以及教育和知識的作用。他認為，以往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障礙正是技術人纔的缺乏和勞動力素質的低下，而由人力資本不足引起的這種資本和人力資本之間的不平衡很難通過引進加以解決。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必須注重並依靠自身努力去改善本國人力資本狀況。舒爾茨的理論主要強調了改變結構的過程中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作用。
（二）國內結構研究現狀
在國內，“結構”是由郭書田和劉純彬首先提出的，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的結是城市居民組成的城市社會；是廣大農民組成的農村社會。這種結構以兩種戶籍制度為基礎，形就業制的福利制度和保障制教育制的公共事業制度等一繫列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體繫，使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一直處於不同的發展水平、不同的經濟體繫和不同的社會環境中，日益形成了一個高度僵化、嚴格分離的社會經濟結構。目前，制結構不僅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使農民增收緩慢，而且影響社會穩定，並嚴重制約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城市與鄉村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不可分割的整體，隻有改變結構，實現城鄉的互動發展，建立城鄉良性互動機制，纔能實現我國社會的全面發展。
國內學術界對結構問題的研究，多半與“三農”問題結合在一起，隨著中共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結構問題日益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各種文獻不斷湧現，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類。
類是對結構成因的分析。這類分析不僅散見於各類研究中，而且有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專門的探討。由於解決結構問題一般要追溯到形成機制上，因而國內學者對結構的成因問題都有所涉及，如孫建麗從經濟層面上分析結構的形成；林毅夫將其歸結為中國政府實行國家趕超戰略的需要；孫自鐸對中國經濟發結構的探討，則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具體地分析中國結構的形成及其特殊性，對我國結構出現的原因做了相應的探討。
第二類是對結構影響的分析。與結構的起因相比，國內學者對其進行的探討相對而言比較具體，也比較廣泛。不僅分析了這種不公平體制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而且分析了結構的種種機制及表現。這方面代表性的文獻有許明傑的《中國經濟結構與貧富差距》，認為中國結構是造成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障礙；文濤經濟結構下的義務教育弱勢群體》，主要分結構對農村義務教育的影響；馬慧琴經濟結構遺患難消》，重點論結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及危害；安合祥經濟結構和我國投資結構的非農業化》，分結構對我國資本投資的影響及危害；李郁芬則在《社會保經濟結構分析》中，探索了結構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此外，徐增文的《民工經濟結構的歷史思考》，王明華與王淑賢的《消除經濟結構推動中國農村現代化》，李成貴、趙完軍的《三農困境的主要原因經濟結構》等也對此進行了討論。
第三類是對結構演化的分析。主要分析了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及其所誘發的各種制度變遷，對於了解我國目前結構的現狀，具有重要的意義。徐增文的《民工經濟結構的歷史思考》，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戶籍制度的松動與國家非農業產業壟斷的減弱，分結構的變遷；陳東琪的《經濟結構轉換：對策思路》、彭志遠的《積極財政政策與經濟結構演進》、孫鐸的《經濟發展經濟結構的羈絆與突破》、溫鐵軍的《半個世紀的農村制度變遷》等，都對此類問題進行了相對深入和具體的分析。
第四類文獻則是對改革中國結構的探索。學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將“三農”問題與結構相結合，探索解決中國結構問題的各種途徑，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從宏觀的層面上講，這些措施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建立公平的城鄉制度（厲以寧）、建立城鄉協調的制度（王夢奎）與建立城鄉互動的制度（蕭灼基）。從具體的制度和政策層面上講，學者們的研究存在較大的同構性，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1）加速城鎮化建設，大力發展小城鎮。如李歐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構想》，趙力的《城鎮化經濟結構”的破解》，劉學愚的《論經濟結構的矛盾與小城鎮建設》，劉志凡的《發展小城市是消除我國城經濟結構”的新創造》等。（2）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如陳家寶的《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資源整合與對接》，韓可衛、黃國慶的《對我國經濟結構問題的探索》，賈洪文、肖永軍經濟結構下甘肅農村非農進程的實證分析》等。（3）取消不公平的制度。其主要對策有取消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戶籍差別，在城市與農村實行同樣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與稅收政策，加大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等。（4）增加農業收入。其主要對策有國家縮減工農業生產的剪刀差，提高對農業的補貼，發展新興農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村依法行政的水平，實行稅費改革，降低農民負擔。如朱恩濤經濟結構與“三農問題”的探究》，夏英的《中國的“三農”問題的焦點和出路》等。
總的來看，由於長期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我結構現像，不僅是生產意義上的（現代和傳統），而且更體現在組織意義上的，即商業化的城市部門和傳統農村部門並存。因此，傳統意義結構理論，在我國獲得了內涵更為豐富的解釋力，約定俗成地用來泛指城鄉分經濟社會結構現像。改革開放後，我國的農村工業異軍突起，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中國農村工業部門，既不同於傳統農業部門，又有別於現代的城市工業部門，成為介於兩者之問的新興部門，從而打破了結構的原有凝固狀態，使國民經濟呈現出了傳統農業、鄉村工業和現代工業三大繫統並存的新局面，有論者從工業經濟的角度稱之為中經濟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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