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浙江模式”動力衰減,而且遭遇“中國模式”逆襲:“誘致性經濟制度變遷”帶來的先發優勢逐漸泯滅,民營經濟轉型發展急需的制度、政策空間收窄。
企業自身經濟理性和區域經濟競爭力提升之間發生錯配:以國外市場代替國內市場、以省外發展代替省內創業,都隻是產業結構的“平移”,滯緩了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提升。
工業化“畢業考”成績不佳,缺失環節難“補課”:浙江勞動密集型工業相對成功,電子商務等少數領域較為出色,但重化工業等中高端環節明顯不足,且已難彌補。
城市化滯後、中心城市發展不足:發端於農村的工業化和“省管縣”體制形成的慣性制約了城市化進程和城市化質量,而發展高端產業必須借助中心城市的集聚效應。
浙商群體遭遇生存之惑、發展之惑、傳承之惑、參政之惑:浙江老板很多,但真正的領袖型企業家並不多,更缺乏像張靜江、虞洽卿那樣能夠推動歷史進程的浙籍商界巨子。
企業自身經濟理性和區域經濟競爭力提升之間發生錯配:以國外市場代替國內市場、以省外發展代替省內創業,都隻是產業結構的“平移”,滯緩了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提升。
工業化“畢業考”成績不佳,缺失環節難“補課”:浙江勞動密集型工業相對成功,電子商務等少數領域較為出色,但重化工業等中高端環節明顯不足,且已難彌補。
城市化滯後、中心城市發展不足:發端於農村的工業化和“省管縣”體制形成的慣性制約了城市化進程和城市化質量,而發展高端產業必須借助中心城市的集聚效應。
浙商群體遭遇生存之惑、發展之惑、傳承之惑、參政之惑:浙江老板很多,但真正的領袖型企業家並不多,更缺乏像張靜江、虞洽卿那樣能夠推動歷史進程的浙籍商界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