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上海崛起：一座全球大都市中的國家權力和地方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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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全球城市的理論框架，兩座全球城市的實例比照，五個地方層面的遞進解析。解密“上海崛起”，剖析“上海模式”，15名中外學者以全球視野熱議上海奇跡！

內容簡介

本書是探討“上海崛起”及“上海模式”的佳作。15名中外知名學者撰文，試圖了解近20年來，在全球經濟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影響下，上海是如何開展和實現地方轉變的。這些研究全面突顯了上海作為中國全球化城市的鮮明特點，揭示了形成這種發展軌跡的強大力量；並通過深刻的、比較的分析，將“上海模式”的理解上升到理論高度。這些都將構成有關全球化和全球城市更普遍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基礎。

作者簡介

陳向明，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特聘教授，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三一學院城市與全球研究中心主任，Raether社會學與國際研究講座教授。主要學術成果包括：專著《邊界的扭曲：太平洋圈的跨國空間》、合著《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2005年上

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導言
一座全球城市的崛起：比較視角下的上海城市轉型
部分東西方的全球城市：理論與比較分析視角下的上海
章全球城市的視角：對上海的理論啟示
第二章美國大都市區域高科技活動與經濟發展：上海高科技發展的定位在哪？
第三章全球經濟中航空基礎設施、競爭力和空港城市的發展：使上海成為中國真正的門戶城市
第四章全球城市的競爭經濟政策：透過新加坡看上海
第五章成為中國的全球城市：香港(與上海)超越全球一地方的雙重地位
第二部分上海的全球化和地方轉型
第六章全球化、國家轉變與上海的地方治理吳縛龍
第七章全球信息化時代中的飛躍與滯後：比較分析視角下上海的電信和信息化發展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導言
一座全球城市的崛起：比較視角下的上海城市轉型
部分東西方的全球城市：理論與比較分析視角下的上海
章全球城市的視角：對上海的理論啟示
第二章美國大都市區域高科技活動與經濟發展：上海高科技發展的定位在哪？
第三章全球經濟中航空基礎設施、競爭力和空港城市的發展：使上海成為中國真正的門戶城市
第四章全球城市的競爭經濟政策：透過新加坡看上海
第五章成為中國的全球城市：香港(與上海)超越全球一地方的雙重地位
第二部分上海的全球化和地方轉型
第六章全球化、國家轉變與上海的地方治理吳縛龍
第七章全球信息化時代中的飛躍與滯後：比較分析視角下上海的電信和信息化發展
第八章自下而上向全球城市發展：上海中心城區的結構重組
第九章下行壓力和上行湧動：全球影響、上海社區建設與重建全球產品
結論
一個新的全球化城市：給予上海及來自上海的經驗與教訓
致謝

媒體評論

本書將上海的空前發展置於比較的視野中進行觀察，美國的都市與香港、新加坡都在比較之列。通過比較，上海的政治、經濟、社會與空間如何為宏觀與微觀力量所轉變就有了細致入微的解釋。
——陳向明
就上海而言，關於其發展的深入歷史性分析，

在線試讀

部分東西方的全球城市：理論與比較分析視角下的上海
章全球城市的視角：對上海的理論啟示
新通信技術對中心地位的影響
在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城市為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提供了中心地位和功能。對其經濟功能而言，城市提供了聚集經濟，提供了產生的、大量積聚的信息，還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從原則上來看，新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改變（甚至消除）城市的中心地位和城市作為引起空間經濟積聚的關鍵作用，在技術上成為可能。
新的信息通信技術並沒有消除大規模物質資源積聚的重要性，但是它的確改變了資本固定性和超流動性之間的互動作用。對互動的復雜管理給城市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Sassen，2001；2006）。通過電子信息技術，新的經濟地理聯繫在某一個時刻或某一個特定部分得以實現，一個更為廣泛的電子信息技術聯繫甚至已經覆蓋了電子信息技術還未充分發展的地域（Garcia 2002；Graham，2004；Harvey，2007）。目前不存在完全虛擬化的公司和經濟部門（Ernst，2005）。正如我前面討論過的，即使是數字化、虛擬化、全球化了的金融部門，也徘徊於實際和虛擬之間。在不同的行業，不同類型的公司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分布於實際和虛擬之間的。
在先進經濟體繫中，前沿部門的運行特點和積聚方式與新的流動能力相結合，這表明空間積聚仍然是這些部門的關鍵特點。但它不是以往空間積聚模式的簡單延續。今天，中心和地理實體之間不再存在簡單的、直接的聯繫，如以往的商業中心或中心商務區（CBD）。在過去甚至是前幾年，中心位置是中心商務區的代名詞；如今，新技術和組織形式改變了中心位置與中心商務區的空間相關（Chen，2005）。
鋻於新的信息技術不同的經濟部門、不同類型的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它與中心的空間相關可以假定為幾種地理形式，例如可能會在宏觀層面上同時運作。因此，中心也可以還是中心商務區，因為這在一些主要的部門仍是如此，如金融業；或者是中心商務區的替代，如硅谷。然而，即使是主要的國際商業中心，也隻是主導產業的一個戰略性選擇地點，並在技術和經濟革新的條件下發生了深刻的改組（Ciccolella and Mignaqui，2002：Fainstein，2001；Marcuse and van Kempen，2000；Ren，2008；Schiffer。2002），這種改組也受到長期人員流動的影響（Laguerre，2000）。此外，在世界不同地區的中心城市，存在不同的改組模式（Marcuse and van Kempen，2000）。部分東西方的全球城市：理論與比較分析視角下的上海
章全球城市的視角：對上海的理論啟示
新通信技術對中心地位的影響
在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城市為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提供了中心地位和功能。對其經濟功能而言，城市提供了聚集經濟，提供了產生的、大量積聚的信息，還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從原則上來看，新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改變（甚至消除）城市的中心地位和城市作為引起空間經濟積聚的關鍵作用，在技術上成為可能。
新的信息通信技術並沒有消除大規模物質資源積聚的重要性，但是它的確改變了資本固定性和超流動性之間的互動作用。對互動的復雜管理給城市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Sassen，2001；2006）。通過電子信息技術，新的經濟地理聯繫在某一個時刻或某一個特定部分得以實現，一個更為廣泛的電子信息技術聯繫甚至已經覆蓋了電子信息技術還未充分發展的地域（Garcia 2002；Graham，2004；Harvey，2007）。目前不存在完全虛擬化的公司和經濟部門（Ernst，2005）。正如我前面討論過的，即使是數字化、虛擬化、全球化了的金融部門，也徘徊於實際和虛擬之間。在不同的行業，不同類型的公司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分布於實際和虛擬之間的。
在先進經濟體繫中，前沿部門的運行特點和積聚方式與新的流動能力相結合，這表明空間積聚仍然是這些部門的關鍵特點。但它不是以往空間積聚模式的簡單延續。今天，中心和地理實體之間不再存在簡單的、直接的聯繫，如以往的商業中心或中心商務區（CBD）。在過去甚至是前幾年，中心位置是中心商務區的代名詞；如今，新技術和組織形式改變了中心位置與中心商務區的空間相關（Chen，2005）。
鋻於新的信息技術不同的經濟部門、不同類型的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它與中心的空間相關可以假定為幾種地理形式，例如可能會在宏觀層面上同時運作。因此，中心也可以還是中心商務區，因為這在一些主要的部門仍是如此，如金融業；或者是中心商務區的替代，如硅谷。然而，即使是主要的國際商業中心，也隻是主導產業的一個戰略性選擇地點，並在技術和經濟革新的條件下發生了深刻的改組（Ciccolella and Mignaqui，2002：Fainstein，2001；Marcuse and van Kempen，2000；Ren，2008；Schiffer。2002），這種改組也受到長期人員流動的影響（Laguerre，2000）。此外，在世界不同地區的中心城市，存在不同的改組模式（Marcuse and van Kempen，2000）。
中心可以以網絡節點的形式擴展成為大都市區，這種網絡節點內充滿激烈的商業活動；這種格局可以發展的城市中得到很好的證明，如布宜諾斯艾利斯（Ciccolella and Mignaqui，2002）、巴黎（Landrieu et a1，1998；Veltz，1996）、上海（Gu and Tang，2002；Ren，2008）或是美國的洛杉磯（Dear，2004；Scott，2004）。有人可能會問，具有高密度戰略節點的空間組織，分布在更廣泛的地區，這是否會導致“中心”構成一種新的組織形式，而非如傳統觀點所認為的那樣，會導致郊區化和地理空間上的分散。到目前為止，這些有差異的“節點”通過數字網絡和的傳統運輸方式連接起來，它們可以代表新的空間地理聯繫，是類型的“中心”。那些脫離“網絡節點”的地區，仍然是郊區，甚至還有可能被進一步邊緣化。從我的分析來看，這種區域“網絡節點”的思想重組了區域的概念，區域不再基於狹隘的地域或行政界限，而是基於內部的運行特點和相關的基礎設施（RPA，2007）。在這其中，部分數字化的區域“網絡節點”很可能會嵌入傳統形式的通訊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上，特別是像移動電話、互聯網網絡和快速連接到機場的鐵路、公路。在上海的案例中，雖然傳統的運輸和電子通訊等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如公路和移動電話），但更先進服務的基礎設施（如機場物流和電子商貿等）仍十分缺乏（卡薩達，本書；周振華和陳向明。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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