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1939年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我所寫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的中譯本，原書扉頁有《江村經濟》中文書名，今譯本即沿用此名。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原應由我自己動筆，但在該書有條件翻譯時，我一直忙於其他事務，無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譯出，無任感激。應譯者要求，我在書前說一說這本書寫作和翻譯的經過。

這本書的寫成可說是並非出於著者有意栽培的結果，而是由於一連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話要從1935年我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時說起。我畢業後由該校社會學及人類學繫推薦，取得該校公費留學資格。按慣例應於該年暑假出國，但出於指導我研究工作的導師史祿國教授的主張，在出國前應到少數民族地區實地調查一年，因而偕前妻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該年鼕，在山裡迷路失事，妻亡我傷。經醫治後，我於翌年暑期返鄉休息，準備出國。在此期間，我接受家姐費達生的建議，去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參觀訪問，她在該村幫助農民建立了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我被這個合作社所吸引，在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在出國前夕纔離開該村。這次調查並不是有計劃的，是由於受到了當時社會新事物的啟迪而產生的自發行動。

我去英國，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郵輪“白公爵”，從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兩個多星期。我在船上無事，趁我記憶猶新，把開弦弓調查的資料整理成篇，並為該村提了個學名叫“江村”。到了英國，進入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繫。初見到該繫弗思（Reader，Raymond Firth）博士，他負責指導我選擇論文題目。我原來打算以“花籃瑤社會組織”作為底子編寫論文。隨後我談到曾在江村進行過調查，他看了我已經整理出來的材料，主張編寫《江村經濟》這篇論文。不久該繫教授布•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從美國講學返英，我向他彙報了江村調查的經過和內容，他決定直接指導我編寫這篇論文的工作。該論文中主要的幾章都是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類學”討論班上宣讀、討論、修改、重寫過的。1938年春季，我申請論文答辯，通過後，由倫敦大學授予我博士學位。博士證明書上所標明的論文題目是《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

論文通過的那天晚上，由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把這篇論文介紹給Routledge書局出版。書局編輯閱後建議書名改為《中國農民的生活》。我看過該書清樣後，離英返國，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記得，由於在輪船上得到廣州淪陷的信息，所以臨時決定在西貢登陸，直奔雲南昆明。到了雲南，不久就開始我的內地農村調查。

該書是1939年出版的，其時歐洲已發生戰事。全球戰亂連年，我已把這本書置之腦後。我仿佛記得直到戰後我回到清華園，纔收到書店寄給我的這本書。當時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時局緊張，我哪裡有閑情翻譯此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參加民族調查工作，此書的譯事提不到日程上來。1956年英倫老同學格迪斯（W.R.Geddes）博士，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參加該國文化代表團訪華，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同意，訪問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訪江村的興趣。翌年成行，在調查工作進行過程中，有事返京，適逢“反右”鬥爭。在《新觀察》發表的《重訪江村》連載報告尚未結束，我已遭殃及，被錯劃為“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這本書並未譯成中文發行，它還是被當成了一項“流毒深遠”的“罪證”。

“文革”後期，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有西方學者來華訪問，從他們的口中，我纔知道，該書已重印了三次。許多大學的人類學課程把它列入參考書。還有不少現已成名的人類學者告訴我，這本書啟發了他們研究人類學和研究中國社會的興趣。我當時不免擔心，深恐其“流毒”太廣，增加我的“罪行”。這種歷史條件排除了翻譯該書的可能性。

這一頁歷史終於翻過去了。1981年我收到老師弗思的來信，他告訴我，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將在1981年授予我赫胥黎獎章。這是這門學科中的榮譽。他還說《中國農民的生活》重印發行，建議我在接受獎章時要宣讀的論文，好是敘述江村在四十多年中的變化。我因此又到江村進行了短期的訪問，寫了《三訪江村》這篇文章。

從倫敦回國，我又回江村繼續我的農村調查。1982年就以江村作為起點“更上一層樓”開始研究作為農村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小城鎮。從吳江縣各鎮入手，逐步擴大研究範圍，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四個市。1984年又擴大到蘇北及南京、鎮江兩市。小城鎮的研究，從我個人來說是江村研究的繼續。在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必要把《江村經濟》翻譯出來給一起調查的同人們做參考，而且江蘇人民出版社已約定出版這個譯本。但是我自己這幾年恢復了學術活動，任務較重，實在抽不出時間和精力來做這項翻譯工作，所以隻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勞。她在1984年就已經完成譯稿，又請潘乃穆同志校閱過一遍。她把譯稿交給了我，擱在我書架上，一擱擱了快一年。我應該對譯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離我初在江村調查，到明年是整整半個世紀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這項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又在國內恢復了名譽。另外，經過這將近五十年的閱歷，自己對這本早年的著作，總覺得有許多不能愜意之處。作為我個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腳印，自當珍惜；作為國家社會歷史的一些記錄，固然也有它存在的價值；但是我既然還活著，而且尚能工作，自覺有責任再把江村在這半個世紀裡的變化寫下來，作為這本書的續編，並當盡力以這段時期自身的長進來補足早年的不足。因而，我決定和上海大學社會學繫合作進行為期兩年的江村再調查，編寫一本《江村五十年》。在準備這項研究計劃時，我纔擠出時間，把譯稿重讀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後，交付出版。至於它的續編在兩年之後是否能出世，目前還是難以預知之事，但是我有決心去完成這個自己給自己規定的任務。

以上是本書中譯本誕生的經過，就以此作為前言，寫在譯本的前面。

費孝通

章  
前言

這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繫的書，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它旨在說明這一經濟體繫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繫，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繫。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遷過程。因此，本書將說明這個正在變化著的鄉村經濟的動力和問題。

這種小範圍的深入實地的調查，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宏觀的研究是一種必要的補充。在分析這些問題時，它將說明地區因素的重要性並提供實事的例子。

這種研究也將促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傳統經濟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動力對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強調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經濟生活變遷的真正過程，既不是從西方社會制度直接轉渡的過程，也不僅是傳統的平衡受到了干擾而已。目前形勢中所發生的問題是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例如對我們觀察的這個村莊的經濟問題，隻有在考慮到兩方面的情況時纔能有所理解：一方面是由於世界工業的發展，生絲價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傳統土地占有制為基礎的家庭副業在家庭經濟預算中的重要性。對任何一方面的低估都將曲解真實的情況。此外，正如我們將在以後的描述中所看到的，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不會是西方世界的復制品或者傳統的復舊，其結果如何，將取決於人民如何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正確地了解當前存在的以事實為依據的情況，將有助於引導這種變遷趨向於我們所期望的結果。社會科學的功能就在於此。

文化是物資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變文化。一個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獲取一件新的，他這樣做，是因為他相信新的工具對他更加適用。所以，任何變遷過程都必定是一種綜合體，那就是：他過去的經驗、他對目前形勢的了解以及他對未來結果的期望。過去的經驗並不總是過去實事的真實寫照，因為過去的實事，經過記憶的選擇已經起了變化。目前的形勢也並不總是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因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關繫的影響。未來的結果不會總是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因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許多力量的產物。所以，新工具後也可能被證明是不適合於人們的目的的。

社會制度要完成一個成功的變革更加困難了。當一種制度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時，甚至可能還沒有替代它的其他制度。困難在於社會制度是由人際關繫構成的，隻有通過一致行動纔能改變它，而一致行動不是一下子就組織得起來的。另外，社會情況通常是復雜的，參與改革的每個人，他們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所以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為組織集體行動，對社會情況需要有一個多少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和定義以及一個繫統的計劃。這種準備活動一般都需要一種語言形式。簡單的形式如一個船長在指揮一條船航行時，對他的船員們發出命令。又如在議會或國會裡進行一場有準備的辯論。對形勢或情況的不同解釋和關於結果的各種期望形成辯論的中心。無論如何，這樣的準備活動總是會在有組織的革新活動中出現。

對形勢或情況的不準確的闡述或分析，不論是由於故意的過錯還是出於無知，對這個群體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導致令人失望的後果。本書有許多例子說明了對情況或形勢的實事求是的闡述或分析的重要性。下面我想先舉幾個例子：在親屬組織中，目前法律對財產繼承問題的規定似已成為兩性不平等的實例。一旦男女平等的思想被接受，這樣的規定將產生一種修改單方親屬原則的行動。正如我要說明的，財產的繼承是兩代人之間相互關繫的一部分。供養老人的義務，落在子女身上的社會裡，在目前父居家庭的婚姻制度下，女兒和兒子不能分擔同等的義務。因此，雙繫繼承與單方立嗣相結合將形成兩性的不平等。從這一點來看，立法的後果顯然與期望是背道而馳的。（第四章第6節）

有時，對情況或形勢的闡明或分析可能是正確的，但不完整。例如，在繅絲工業中，改革者主要從技術方面來分析情況，忽略了在絲價下降中國際貿易的因素，這就導致多年來，對村民許下的從工業中增加收入的諾言未能實現。（第十二章第8節）

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並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他制度聯繫起來分析，以達到對情況的適當的闡述。這就是社會科學學者的工作。所以社會科學應該在指導文化變遷中起重要的作用。

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我們的根本目的是明確的，就是滿足中國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都應該承認這一點。一個站在饑餓邊緣上的村莊對誰都沒有好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這些基本措施，在中國人中間應該沒有政治上的分歧。分歧之處是由於對事實的誤述或歪曲。對人民實際情況的繫統反映將有助於使這個國家相信，為了恢復廣大群眾的正常生活，現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這不是一個哲學思考的問題，更不應該是各學派思想爭論的問題。真正需要的是一種以可靠的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的判斷。

目前的研究，僅僅是一群懂得了這一任務的重要性的中國青年學生們的初步嘗試。在福建、山東、山西、河北和廣西都開展了同樣的研究。將來還會有更廣泛的、組織得更好的力量，繼續進行研究。我不太願意把這本不成熟的書拿出來，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為日本人占領並破壞了我所描述的村莊，我被剝奪了在近期做進一步的實地調查的機會。但我還是要把本書貢獻出來，希望它能為西方讀者提供一幅現實的畫面，這就是：我們的人民肩負重任，正在為當前的鬥爭付出沉痛的代價。我並不悲觀，但肯定地說這是一場長期而嚴重的鬥爭。我們已做了壞的準備，準備承受比日本的炸彈和毒氣更壞的情況。然而我確信，不管是過去的錯誤還是當前的不幸，通過人民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將再一次以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形像屹立在世界上。本書並不是一本消逝了的歷史的記錄，而是將以百萬人民的鮮血寫成的世界歷史新篇章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