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內容簡介

1954至1955年期間，錢穆先生曾於香港新亞書院先後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門課程，扼要地講述了由上古春秋戰國至明清時代的經濟情況及財政政策，並道出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軍事、法律、宗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繫，評價政策和朝代興亡之關繫。

葉龍曾師從錢穆多年，詳盡筆錄及整理了先師兩門課程的內容，對一些內容做出了補釋，形成流暢易讀的文章，在香港《信報》經評版陸續刊出後，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後集結出版形成本書。本書不僅填補了錢穆先生缺乏經濟專門史著作的遺憾，更令讀者能夠通過閱讀中國經濟史加深對錢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體悟錢穆先生強調要在文化傳統一體性中做研究的教誨。

貫穿全書的主要經濟問題包括農業經濟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業發展、貨幣制度改革、社會階層現像、稅制及徭役等。細讀兩千年的經濟史，我們可以發現，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深受歷史傳統的影響。希望此書能夠幫助讀者解讀目前推行政策背後的原因和影響，同時起到鏡鋻作用，將有益的經驗應用於今日商業社會，避免失敗的教訓重蹈覆轍。

《講學札記》內容簡介

1949年至1964年，錢穆先生在香港新亞書院期間，所開課程計有“論語”“孟子”“中國通史”“中國經濟史”等十餘種，同時期在校內外所作學術講演，更是不可勝數。

1953年至1963年間，葉龍先生入讀新亞，受業於錢穆，詳盡記錄和整理堂上講課和學術講演。20世紀70年代，葉龍先生擇題外獨白和講學插敘語義精闢者，整理編寫，經錢穆先生刪改潤飾，所計百餘條講學札記，分為思想與學術、歷史講論、文學評述、為學與做人、人物點評等五大類。每則“札記”均為已出版錢穆先生諸著作中所未見，簡短但發人深省，極富學術和文化價值。

下篇刊載錢穆與葉龍師徒二人的來往書信，從這些書信及葉龍為每一封書信增補的“案語”，可得知錢師生前對學生的愛護及提攜，以及他在學術界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附錄輯錄葉龍為錢穆撰寫的報刊專題文章，多方面描述錢穆為人及做學問的嚴謹態度，包括著述及教學生涯的介紹、他對新亞書院的情意，以及其晚年人生課等。

《中國經濟史》

簡目

序一林毅夫

序二胡詠超

序三梁天錫

自序葉龍

新版自序葉 龍

緒論

章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初探

第二章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前770—前221年）

第三章封建時期的工商前770—前221年）

第四章秦代經前221—前207年）

第五章西漢時期經前206&mdas9年）

第六章新朝時期經9—23年）

第七章東漢時期經24—220年）

第八章魏晉南北朝時期經 220—589 年）

第九章隋代經 581—618 年）

第十章唐代經濟

（ 618—907 年； 五代十 907—979年）

第十一時期經濟

（ 960—1279 1271—1368 年）

第十二章明清時期經濟

（ 1368—1644 年； 1644—1912 年）

第十三章中國貨幣、漕運及水利問題雜談

出版後記

《講學札記》

繁體版序一從聽錢穆老師講課說起

繁體版序二講學粹語富有學術文化價值

繁體版前言

上篇錢穆講學札記

壹思想札記

貳歷史札記

論史評史類

歷史考據類

農業經濟類

參文學札記

肆 為學與做人札記

伍人物點評札記

下篇錢穆信函遺墨

附錄回憶錢穆先生

我們的家長——錢穆先生

論天人合一：賓四先生的親身領悟

錢穆大師的教學及著述生涯

錢穆先生軼事——紀念錢穆賓四先生逝世一周年

錢穆賓四先生淡泊名利的一貫風格

錢穆賓四先生百年冥誕感言

繁體版編後記

出版後記

《中國經濟史》試讀

向來學歷史之人，比較不重視社會與經濟。西方人講社會學亦不過200年而已。

所謂唯物史觀，即經濟史觀。西方人認為由經濟形態來決定社會形態，再由社會形態決定一切歷史，遂有社會的分期。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的分期則稱政治跟隨社會，社會跟隨經濟。於是說封建社會是農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工商業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則仍是工商業社會。這可說隻是部分對，但東方歷史決不能如此講。

西方講歷史的分期相當紊亂。隻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來講。中國講歷史有繫統，可按朝代來講，與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類歷史演進並不能照馬克思所講的。人類歷史演進有無共同軌道大值商榷。中國人的歷史演進顯然與歐美各國的歷史演進不同。對各民族歷史演進，當用歸納法講，再來察看是否有共同軌道。

今日世界之問題，由於不能用政治、宗教等來解決，因此西方人已漸注意到東方的歷史。由於土耳其、埃及等國的歷史不完全，唯有中國的歷史可用來研究人類歷史如何演進，此所以歐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問題。

從前西方人認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為不開化的、不文明的、野蠻的，因此視中國為半開化的。但今日西方業已改變此種錯誤觀點。未來欲對世界學術有大貢獻的，好莫如研究中國歷史。

今日世界人類已覺醒，各國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並不佩服他人的。

講人類歷史共同演進的方法，就得用歷史，用科學的歸納法。古的中國社會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氏族社會的經濟以農業開始，世界文化的開始莫不如此。

歷史可分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經濟史屬專史，如欲學習中國經濟史，好先能了解經濟與歷史之知識。

歷史注重以史學之觀點方法，作材料之鋻別考訂。如研究井田制，先應鋻別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學解釋，並加以評判。井田制如何產生；影響如何；何以不能繼續於今日；井田制在當時之時代意義為何，此即是史學。

經濟史須具備兩條件：一、鋻別的方法；二、解釋其意義及評判其價值。

學歷史前應先了解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科學是根據歷史材料。中國經濟史長達2000年，歷史演進之記載極詳，西洋史則僅數百年而已。

過去中國學者研究歷史之缺點為：一、史學與經學不兼通。

二、用西洋歷史模式結論套入中國歷史中。如西洋有羅馬奴隸社會，但中國沒有。又中國之皇位為世襲，傳其子孫；羅馬則不然。英國則可傳女兒。故中西歷史大相徑庭，中國之歷史實應讓西方人作參考。

研究農業經濟可分三項目：

1.生產的經濟：就經濟價值而言，如種稻、種玉蜀黍（即玉米）等；如各地同類糧食之價格不同。

2.農村的經濟：中國農村經濟活動場合中之地位與西洋農村地位不同。中國各地之農村經濟活動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農村經濟活動與湖南省的農村經濟活動不同。又如廣東番禺一縣城自秦迄今，已歷逾2000年，從未變動，但就農業經濟生產物的價格來講，則番禺迭有變動。蘇州自春秋迄今亦未變更。城市附近，必有農村，二者之間有密切經濟關繫，應同時討論。今日中國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壘，與西方封建社會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國之農村與城市之關繫亦與西洋不同。

3.農民的經濟：講及農民實際的生活，西方農民是奴隸；中國則為佃農與自耕農。論農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於生產物價格，則中西略同。

中國文化是大陸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臘、埃及之文化其重點在都市）；埃及、巴比倫是平原文化，中國則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一、黍與稷為中國早農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與中國①，此四大文明發源地均始自農業。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與底格裡斯兩河；印度有恆河；中國有黃河，因農業發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國與其他三國情況不同。

中國農業發展並非單靠一條黃河。埃及、巴比倫、印度三國均處於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巴比倫小；印度較大，但單純；中國則幅員廣大，氣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國古代北方之農作物並非種稻麥開始。向來所謂五谷者，即黍稷稻麥粱。再加上豆，則稱六谷；合黍、稷、稻、麥、粱、大小豆、麻與菇，則稱為九谷。但中國早之農作物為黍與稷。

吾人當根據歷史研究中國早之農作物。黍與稷為中國北方早之農作物，《詩經》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壞，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見有“求麥”、“求稻”。因黍比較粗生粗養，容易種，為商代人之農業主要作物。稻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求豐年隻求黍，《詩經》中提及“黍”、“稷”兩字很多，可資證明。

古代農業發明者有“後稷”與“神農”，“後”即上帝之意，“後”與“神”均為形容詞。神農姓姜，後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後稻”、“後麥”，而稱“後稷”，蓋中國早之農作物為稷也。

甲骨文為盤庚後之文物，為可靠史料。但後稷之史料借傳說而來，乃由推想而得，但並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為高地農作物。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日北京以種麥為主，種麥處即種稻處；南方以種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水分多，故種於“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適宜種於“高田”。此亦證明中國當時有高地農作物，亦有低地的。

二、古人重黍稷輕稻粱

中國五谷之一曰“稷”①，“後稷氏”者，“後”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稱“後稻”、“後麥”，可見當時重要的農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歷山”亦在山西。

稷為高地旱性植物。中國古代農業偏於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於丘陵，起於高地，而非起於平原。故稱大陸文化，並非海洋文化。

所謂五谷，即黍、稷、稻、麥、粱；普通說農作物為黍稷稻粱。清程瑤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處所稱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黃米。

中國古代農作物由高地開始，是先種（多種）高粱、黃米（即黍稷），而非先種稻麥。《詩經》雲：“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其意乃黍稷在先也。

《詩經?七月》中，周公述說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及農村農民之生活狀況甚詳。此詩雖無說明先種植何種作物，不過可自其下種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歷正月下種。稷則可稱五谷之長。此詩中說明春天為蠶桑之時（插秧期）；夏天盛產瓜茄蔬菜；對於稻，隻提了一句說：“十月獲稻，為此春酒。”此是旱稻，且僅是種少量作釀酒用。酒在古時僅供老人飲用。此詩述說農事極詳，卻不提及種稻之法。

《詩經》、《禮記》、《管子》所記載的，均可證明春秋以前，中國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區種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證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黃米，含有重視黍稷過於稻粱之意。

古代有兩種盛載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為當時等盛器；一曰簠②，為第二等盛器，但當時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卻放於第二等盛器簠中。

古代祭神，水為尊貴，酒次之。亦從而可見中國古代農作物是黍稷始。

……

《講學札記》試讀

思想札記

欲考《禮記》成書之年代，有一方法，即將《禮記》拆散，就其四類再告細分，從而定其時代。餘意《禮記》當出於孟荀之後。

講義理之學，不可一概避開考據不談。如姚際恆作《禮記通論》，將《小戴禮》四十九篇一一找出證據，是其精細處。此即義理與考據並重也。

《論語》中所論，並未及人生之起源與歸宿、意義與價值。其所論隻是針對社會人生，加進一份理想。孔子所希望者，即世間有一部分人，即所謂士者，來擔負此理想，孔子為之“士教”，而非宗教主，其不同於釋耶者在此。

陸賈《新語》無非喜說無為，但又不違背儒家。陸賈文中無疑存有道家意味，似將儒道兩家思想彙在一起。故如肯定陸賈乃一儒家，頗有問題。秦漢以後之儒家變化極大，乃沿襲《呂氏春秋》之路而下，已雜糅融合有各家之思想。

近八百年來，學術上有程朱陸王之爭，有漢宋之爭，而所爭均以朱子為中心。陸王反朱子，然並未觸及朱子之真面貌；漢學家反宋學反朱，亦未能說出朱子真相。黃梨洲、百家父子及全祖望三人完學案》。然黎洲屬王學，其講述朱子便有所偏；全祖望亦偏於陸王，學案》乃以陸王立場反朱子者。學者苟單學案》來了解朱子，便難免有所偏。

學者如單從陸王研究理學，便不能了解朱子；然如本朱子立場來反對陸王，亦非是。蓋朱子講學在前，本不為反陸發也。又如站在朱子或陸王一邊來看宋學，亦不能得其全，學者不可不注意。

王陽明講良知，並非講大學；劉蕺山講誠意，亦非講大學。我所謂講義理，不必兼講考據者在此。

近兩日胃疾，臥床讀崇禎時僧人釋夢華《逆言》，書中批評儒道各家如莊老孟子及宋明理學諸家，皆甚佳，彼以佛經觀點批評儒道，唯不限於某宗，評得語語中肯，實為一讀通佛經及諸家學說之大哲通人。吾人如讀通中國書，以之評核西方學說，亦無不可。

學者苟欲懂得王學，須先讀《陽明年譜》，不當先看《傳習錄》；陽明如不早死，可能有王學之第四步、第五步之轉變。江右王門所講，甚有道理。

學者如欲學陽明良知學，首當從自己日常生活悟起，空言無益。

陽明之學非不可講，然甚難普遍提倡。吾人苟欲研究陽明學問，須先了解其生活歷程。清儒講陽明學者，吾喜李二曲。二曲著作亦多。如欲了解陽明，當先讀其年譜，再讀其詩文，繼而讀《傳習錄》，則能了知陽明一生及其學術精神所在矣。如讀李二曲書，亦當本此意尋之。

苟能精讀一書，自能啟發自己之識見聰明。朱子教人首先讀《大學》；陽明開始亦讀《大學》；王心齋成學前無師友，平時隻看《大學》一篇。

王心齋乃自極窮約中體驗得人生真諦者。

講黃梨洲思想淵源，特須注意劉蕺山，因兩人實有精神相通之點，此點唯章實齋說得明白。

餘喜黎洲《明儒學案》之自序。

桐城派自居為得宋儒義理之傳。曾國藩師法桐城，其所講人生大道理，均散見於其所作文章中。

《說文解字詁林》一書中，並無義理可言。“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一語，非是。

每一個民族，均有其人人之書。自朱子起，六百年來人人之書為四書。《論語》、《孟子》為我國兩千年來書。《大學》、《中庸》則為六百年來所定。餘意《莊子》、《老子》亦當為書，固儒道兩家已有兩千年歷史，對中國文化影響深久。

朱子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書。四書固當讀。餘意今日人人當《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四本書。姑名之曰“新四書”可也。

中國人之道理，萬變不離其宗，均包含在《論語》、《孟子》、《莊子》與《老子》四本書中矣。

《莊子》有三十三篇，此書難讀。如能讀通此書，其他書亦易讀了。故讀《莊子》可訓練讀古書之能力。

餘自十歲至十二歲愛看小說，如《水滸傳》，亦兼看金聖嘆之注。餘十七歲讀《莊子》。讀古書一定要兼看注。郭像注《莊子》有名，但仍不易懂。清王先謙有《莊子集解》，亦可看。

中國佛家多讀《莊子》，並有高僧作注。

餘四十歲後作《莊子纂箋》，所引各家注凡三百家。歷時兩年完成。

莊子為戰國時人，與孟子同時，惟孟、莊未曾晤面。孟子在政治上與各國關繫多；莊子則少。著者，莊子曾由好友惠施介紹見過梁惠王。此層，餘在《先秦諸子繫年》中已有詳述。

餘在香港，於一九五三年用白話撰《莊子小傳》，述說莊子事跡，自認繫愜意之作。

《莊子》共三十三篇，由晉郭像編纂成書。郭像以前，人謂《莊子》有五十二篇，但流傳僅得三十三篇。計《內篇》七、《外篇》十五及《雜篇》十一。

《莊子》一書，其書名非著作者之名，乃學派之名稱。因古人胸襟闊大，講公理而不計個人名利。凡莊子弟子講述乃師道理，或後學者發揮莊子之思想，均全並輯入《莊子》中。《內篇》始為莊子自撰；《外篇》為他人所撰；《雜篇》則為零碎未成篇之文。欲辨《莊子》一書之真偽，比較復雜。因書中有莊子親撰者，有非莊子親撰者；其中作品之撰成亦有早有遲。

一般言之，《莊子》以《內篇》七篇好。《內篇》亦難讀；《外篇》較易讀；《雜篇》有的亦難讀，內容精要，但甚雜亂。

餘意：老子在莊子之後，孔、孟、莊、老四人，孔子早，孟子莊子次之，老子後。但《莊子》之《外篇》中亦有較老子為遲的作品，因很多非莊子親撰。其中《馬蹄篇》，魯索為愛讀，其實此文非莊子所作。但此文短而容易講解也。

莊子之文章乃中國千古以來之好文章。吾人學韻文當讀《離騷》；學散文當讀《莊子》。但此兩書亦為難讀之書。

餘從前愛讀《莊子》、《離騷》。隻要喜歡，不懂暫且可不理。凡喜歡者，要懂亦會省力些。人當培養讀書之心情，則必會產生讀書之趣味。學習任何事物，必先喜愛之，纔能變成懂。

莊子不但是曠代哲人，又是絕世大文豪。其思想高，文學亦高，但很難讀。但吾人求學當永遠向不懂之處鑽研，纔會有進步。

漢時人講黃老之學，魏晉後纔講老莊之學。蘇東坡曾說過，他尚有很多話想講，後來讀到《莊子》，纔知道都被莊子講完了。

郭像注《莊子》之文章也極好。餘五十歲時纔發現郭像注《莊子》亦有錯處，正如朱子注《論語》亦有錯處。其實郭像注《莊子》，部分是郭像自己思想，與《莊子》原書不同，乃自成一派。

論史評史類

太史公寫《史記》之偉大，在能對所搜集之材料知所取舍，評略得當。

中國自《史記》、《漢書》一出，後人無法再循此路加以創新。如杜佑《通典》、李和郡縣志》、《新唐書·宰相世繫表》，均能自闢蹊徑，各創一格，故有其大貢獻。

寫史必須有體例。體有一定，例不拘常。如《史記》、《漢書》有《儒林傳》；《後漢書》則有《文苑傳》；至《宋史》另加《道學傳》，清人評為不當，非是。

學史者，當兼能著史、考史、評史。如司馬遷《史記》，對所采史料均加考據。如《五帝本紀》，如《伯夷傳》，必考信於六義是也；亦有評史：如《貨殖列傳》，對當時國家經濟政策即有評論。吾人讀《史記》時，當以兩種眼光注意其考史評史之處。至如司馬光《資治通鋻》，考史評史分為兩途益易見。宋人重論史；清人重考史；今日學者偏重論史，然亦有極濃重之論史意見，此不可不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