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續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所研究的是1840年次鴉片戰爭至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前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思想發展變化的歷史。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所涉及的歷史時期，同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發展演變的漫長歷史時期相比是十分短暫的，但它在性質、內容、產生的歷史條件以及同外來經濟思想的關繫等方面，都同傳統經濟思想有根本性的區別。因此，我們不把它作為《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的一個普通的組成部分，[1]而是把它編為《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續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論述課題，與前書並立。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求。

第四，允許和鼓勵開采銀礦以“濬銀之源”。

馮桂芬開始提出對貨幣問題的見解，已到了19世紀50年'代。這時，禁止鴉片走私已不可能。他是反對發鈔和鑄大錢的，認為發鈔是“強輕以為重”，而鑄大錢則是“強輕以為重，與行鈔同，而防偽之法難於鈔，制造之費多於鈔”[40]。他提了一個“用錢不廢銀”的辦法，主張由國家核定一個銀錢比價，自後賦稅及一切公項收付，民間票據，凡過去以銀計算的，一律改為“以錢起數”，但並不禁銀流通，而且，在遠途解送時（例如賦稅收款解京），因為“錢重難運”，可折銀以便運送，折價辦法是：“由部按時定價，每年一易。”[41]


馮桂芬認為這樣一來，銀在貨幣流通中的地位就會由占主要地位（高於錢）降為占次要地位（低於錢），銀價的升降，對國民經濟及國家財政，就不再有什麼重要影響了。所以他說：“用錢不廢銀，惟在奪銀之權，使其多少貴賤不足為吾累而已。”[42］


他也知道，貴金屬是世界貨幣，對外支付隻能用銀而不能用錢，中國規定國內流通“以錢起數”，絲毫無救於白銀外流。但是，他認為這時白銀外流就不會有什麼影響了。因為，白銀在貨幣流通中的地位已經貶低，不論官方、民間，財政、貿易，都不再重視它，任它“貴也，賤也，出洋也，不出洋也，總與大局無與也”［43]。


馮桂芬不懂得，銀價高低以及銀、錢比價的變化，都是客觀經濟力量作用的結果，而不取決於國家重視銀或錢。相反，國家對銀或錢的態度，倒是受它們在經濟領域中的地位決定的。國家賦稅以銀計算或以錢計算，不取決於什麼人的主觀意志，而是取決於商品、貨幣流通的實際狀況。明初嚴禁用銀，但自明太祖時，江南商品流通較發達的地區，也就是明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區，交易已多用銀。這種情況日益發展，到明英宗時，終於迫使明王朝自身對賦稅也實行征銀和以銀起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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