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亞財政(《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先生的潛心力作,一部中國版的

編輯推薦

為什麼當官如此吸引人？為什麼某些人隻需“蓋章”就能換取巨額財富？為什麼某些人打招呼就能將公共資產轉化為“私有”？……這一切都源於“亞財政”——官吏集團以權力為核心，通過血緣、姻親、熟人等關繫組織起來的權力網絡，按照權力大小，低調、直接或間接地分享權力帶來的等級性特權和財富。

《亞財政：制度性腐敗與中國歷史弈局》追溯中國歷史社會表面之下洶湧澎湃的“權力—財富”暗流，將官場、腐敗、潛規則剖析通透，揭示出了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隱秘關繫。

★《亞財政》是《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先生歷時八年的潛心力作，繼吳思先生《潛規則》之後，又一部既好看又有思想深度的開創性歷史著作。

★《亞財政》講通透了官場、腐敗、潛規則，講清楚了中國歷史弈局的動態博弈，講明白了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關鍵路徑。不理解這三個方面，很難說我們真正“了解歷史，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一定要讀一讀《亞財政》。

★《亞財政》不僅是觀察歷史的方法論，更是了解社會現實的參考書。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關鍵，恰恰在於，搞清楚隱蔽在冠冕堂皇面目之下的實際利益格局。“亞財政”對歷史的解讀“皆中關竅”，宛如庖丁手中那把銳利的解剖刀，遊刃有餘，讀出了史料後面隱藏的歷史真相，讀出了表像後面隱蔽的現實真義。

★《亞財政》是一部中國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將“史事和敘事、歷史本身和歷史解讀”結合起來，提出了對中國歷史社會運作邏輯的深刻分析，很好地解答了，為什麼中國歷史存在周期性的“國家崩潰”。對於培養我們對歷史傳統、制度變遷、利益博弈、人性人心的洞察力，大有助益。

★《亞財政》具有當下諸多通俗歷史著作所無法比擬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通過各國現代轉型的比較研究，探求中國社會轉型的未來路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說過：“人類社會制度變遷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人的觀念和信念的改變。” 無疑，這是一本能夠改變我們觀念和信念的好書，非常值得一讀。

★《亞財政》史料詳實，考證嚴密，旁征博引，不失趣味，難得地兼具了可讀性、思想性、學術性，《潛規則》《血酬定律》作者吳思、復旦大學歷史教授葛劍雄、天津財經大學財政教授李煒光、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鄒東濤、浙江財經大學副教授丁騁騁等讀後皆擊節嘆賞，鼎力推薦。

★《亞財政》此次新版，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訂，增加了一章的內容，重寫了新的序言，對近年來的**思路和心得做了詳細的交代，並添加了近兩百幅珍貴的歷史插圖。

內容簡介

研究中國歷史，先有吳思先生的《潛規則》，繼有洪振快先生的《亞財政》，將官場、腐敗、潛規則剖析通透。

《亞財政》是《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先生的潛心力作，從生動、有趣的案例著手，以亦雅亦俗、亦莊亦諧的寫作方式，勾勒出明清官吏從公務活動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官場活動和官員心態纖毫必現；透過紛繁的歷史表像，揭示出隱蔽在社會表面之下的“財富暗流”——“亞財政”。

“亞財政”是官吏集團利用權力汲取和瓜分社會財富的集體腐敗現像。權力參與社會財富分配，形成了這種官吏們私下發展出來的非正式財政制度。

“亞財政”亞生於國家正式財政，所起的作用卻不亞於國家正式財政：它使民眾在繳納“明稅”之外還要負擔“暗稅”，“明稅”體現了官民博弈均衡，“暗稅”的潛滋暗長終會突破民眾的稅負能力，博弈均衡由此被打破，民變頻發，社會崩潰，政權更替，實現新的博弈均衡——這正是中國歷史獨特的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律”。

中國歷史幽暗而現實詭譎。“亞財政”猶如一把鋒利的解剖刀，使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歷史真實的運作邏輯。21世紀的中國，能不能克服歷史的慣性，怎樣纔能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宿命，這是現代中國面臨的考驗。通過對各國現代轉型的比較研究，洪振快先生從歷史和財政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作者簡介

洪振快

歷史學者，專欄作家，近年長期為新京報、南方都市報、財經網等多家媒體撰寫專欄。已出版的著作有《講武論劍》《紅樓夢古畫錄》《官心民意》等。

現任《炎黃春秋》雜志執行主編。

代序制度關繫每個人的命
一、清官海瑞的私生活——腐敗與私生活的關繫
二、窮京官的闊日子——清代一位京官的家庭收支賬目
三、政治——後面的政治規則
四、跑部錢進——清代中央衙門的“部費”問題
五、“三公”腐敗——歷史上的“公務”消費腐敗現像
六、分肥法則——官民衝突後面的利益博弈
七、陋規戰爭——關於鴉片戰爭起因的舊說法
八、官崇拜——隱性福利與“合理賜福/利權”
九、陋規名色考——明清官場的灰色收入
十、亞財政——清代灰色收入規模與分配機制
十一、民變繫數——中國傳統社會穩定“節點”的估計
十二、王朝周期律——特定經濟規律下的歷史弈局
十三、“國家困境”——現代轉型終須突破的制度障礙代序制度關繫每個人的命

一、清官海瑞的私生活——腐敗與私生活的關繫

二、窮京官的闊日子——清代一位京官的家庭收支賬目

三、政治——後面的政治規則

四、跑部錢進——清代中央衙門的“部費”問題

五、“三公”腐敗——歷史上的“公務”消費腐敗現像

六、分肥法則——官民衝突後面的利益博弈

七、陋規戰爭——關於鴉片戰爭起因的舊說法

八、官崇拜——隱性福利與“合理賜福/利權”

九、陋規名色考——明清官場的灰色收入

十、亞財政——清代灰色收入規模與分配機制

十一、民變繫數——中國傳統社會穩定“節點”的估計

十二、王朝周期律——特定經濟規律下的歷史弈局

十三、“國家困境”——現代轉型終須突破的制度障礙

附錄：貨幣換算說明

後記

媒體評論

“亞財政”這個概念，照亮了一種遮遮掩掩的財政體繫。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利益分配的另一種故事。
——吳思（《潛規則》《血酬定律》作者）

吳思先生的“潛規則”概念可以看作是一把解剖刀，它的提出，讓人們對許多歷史現像有了一個更銳利的觀察和解釋的視角。而現在，我們有了另外一把可能更為銳利的解剖刀，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亞財政》一書中提出來的“亞財政”概念。
——丁騁騁（浙江財政大學副教授）

本書以大量史料分析了明清時代“亞財政”這個十分突出而未被細致研究的非正式制度，把集體腐敗的潛規則揭示得淋漓盡致。歷史是現實的鏡子，現實是歷史的注腳，認真研究歷史上的“亞財政”現像，對當今中國的公共財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具有積極的借鋻意義。“亞財政”這個概念，照亮了一種遮遮掩掩的財政體繫。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利益分配的另一種故事。

——吳思（《潛規則》《血酬定律》作者）

吳思先生的“潛規則”概念可以看作是一把解剖刀，它的提出，讓人們對許多歷史現像有了一個更銳利的觀察和解釋的視角。而現在，我們有了另外一把可能更為銳利的解剖刀，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亞財政》一書中提出來的“亞財政”概念。

——丁騁騁（浙江財政大學副教授）

本書以大量史料分析了明清時代“亞財政”這個十分突出而未被細致研究的非正式制度，把集體腐敗的潛規則揭示得淋漓盡致。歷史是現實的鏡子，現實是歷史的注腳，認真研究歷史上的“亞財政”現像，對當今中國的公共財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具有積極的借鋻意義。

——鄒東濤（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著名學者）

我一直以為，學習和研究歷史之難，不在於史料難以收集，或難以理解，而在於如何通過史料的文字，讀懂看不見的史料，理解史料背後的事實。盡管我們已經無法進入過去的社會，親自發現或感受史料背後的事實，但通過認真的研究，還是可以復原出部分事實。這就是我重視《潛規則》的原因，也是我推薦《亞財政》的理由。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著名學者）

網友評論：

吳思是否真的已經把中國歷史說透了呢？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並且給出了吳思實際上並沒有說透的充足理由。這部名為《亞財政》的新著，不僅提出了“立”的新見解，而且以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為基礎，搭建了一個不同於吳思的中國歷史解釋框架，核心則是“亞財政”。

——遠弋（原載於《中國證券報》）

官員們的灰色收入，用現代話語說即“亞財政”。亞財政是一種財富流，按照職務的高低，官銜的大小，以及差事的肥瘦來決定流量。

——飛機欖（原載於《信息時報》）

時至今日，“亞財政”現像並沒有成為歷史的遺跡，而是依舊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每年報考公務員的盛況，幾千人競爭一個崗位的誇張，屢禁不止的“過節*”，從這些怪像中，不難瞥見“亞財政”的影子。

——網友忘情風君

從名字上到內容上，《亞財政》都幾乎是《潛規則》《血酬定律》的延續……但是不得不承認，《亞財政》對“非正式財政體繫”和“歷史博弈模型” 描述，依然有其深入與獨到之處。

——網友生年不滿百

這本書的語言也非常強悍，和作者自由撰稿人有關吧，史料也較詳實，讀的時候經常會笑起來，即使不把它當成一本歷史或財政的書來看，消遣著看也不錯。

——網友秋涼曉寒

關於史料，詳實，旁征博引不失趣味。對於作者，認真，治學精神值得敬佩。至於意義，不大，貴國古今一向如此。

——網友 Shawnhai

客觀，甚至於達到近乎殘酷的理性，纔能用*的角度，看待過往的種種，以致理解今天的現像。本書對於鴉片戰爭起源的分析得我心，所說的，很符合國情，看完了，忍不住默默點點頭，就是這樣的，中國就是這樣的。

——網友 joeycheuk

“亞財政”陰暗面遊戲規則也不是中國自產的，這顆種子全球都開過花，隻是天朝獨特的土壤環境意識形態非常適合它扎根生長。西方人希望通過個人的博弈一步到位，天朝則是形成集體博弈共贏而繁榮。中國人聰明啊。

繞回來說，和社會一樣，歷史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學。

——網友 Stanley

我們也有幾千年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的財富。謝謝作者提供了失敗的經驗。的擔心是這本書為官僚們提供了“亞財政”的創新手段。

——網友 Wolfhawk

這本書以流暢的文筆和詳實的史料，向我們描繪了一幅明清時期的歷史畫面，讓我們從另外一個別開生面的角度去讀歷史，這種讀法，邏輯清晰簡潔，非常有說服力，不像教科書那般牽強附會。書裡揭示的“亞財政”的規則，其實一直仍在影響當代中國。讀這本書可以更好地理解當代政府和社會。

——網友 dangdangro

媒體推薦：

“亞財政”：中國歷史的解剖刀

——浙江財政大學副教授丁騁騁

中國的歷史幽暗而詭譎，史料繁蕪，進去不易，史論紛纭，出來更難。史家要使自己對歷史的解讀“皆中關竅”，就必須如同解牛的庖丁，首先要心中有“全牛”，其次要知道歷史的“關竅”在哪裡，而這些終化為庖丁手中那把銳利的解剖刀，如此纔能遊刃有餘，讀出史料後面隱藏的歷史真相和歷史規律，使人有豁然開朗之感。吳思先生的“潛規則”概念可以看作是這樣的一把解剖刀，它的提出，讓人們對許多歷史現像有了一個更銳利的觀察和解釋的視角。而現在，我們有了另外一把可能更為銳利的解剖刀，這就是洪振快先生在其《亞財政》一書中提出來的“亞財政”概念。

所謂“亞財政”，指的是一種非正式的財政制度。說到“財政”，必然涉及“收”和“支”兩個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國家財政也叫“國用”、“度支”，其賬目稱為“四柱清冊”——所謂“四柱”，即“舊管”（上期結存）、“新收”（本期收入）、“開除”（本期支出）、“實在”（本期結存）。因此，“收”和“支”是“財政”的基本內容。從國家的層面來說，“收”就是稅收，“支”則包括國家工作人員薪俸在內的公共產品成本。這本來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可是一旦深入挖掘，卻有可能觸及中國歷史的“關竅”。這個“關竅”，就是“收”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有國家正式的稅收，也有稅外收費；而“支”，則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不僅有正式的薪俸收入，還有諸多薪俸外收入。稅外收費與薪俸外收入是相關的，因為稅外收費這種“收”終必然變成薪俸外收入這種“支”，之所以有稅外收費這種“收”，就是因為存在薪俸外收入這種“支”，“收”是手段，“支”纔是目的，“收”是為“支”服務的。這種“收”和“支”終形成一種非正式的“財政”制度，這便是“亞財政”。

正是在這種“亞財政”中，中國歷史的幽暗和詭譎得到了充分的呈示：按照國家正式制度，稅外收費是違法的，官吏薪俸外外收入也是違法的；但是，稅外收費和官吏薪俸外收入卻不僅存在，甚至比國家正式財政制度更正式，因為這個“制度”關繫到官吏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對此比履行其法定責任更有興趣。國家正式財政在中國歷史上通常稱為“經制財政”，而官吏們私下發展出來的這套非正式的財政制度——“亞財政”有時卻比“經制財政”更重要，規模更大，影響也更深遠。

中國歷史上的各個王朝在滅亡之前一般都會出現財政危機，這種危機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亞財政”侵蝕了“經制財政”、“經制財政”為“亞財政”讓道的結果。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明朝滅亡之前“經制財政”已經崩潰，而“亞財政”卻相當強大。前者的表現，如山西、陝西、河南諸省大旱，政府無錢賑災，延綏、寧夏、固原三鎮兵餉積欠整整三十六個月，為了一點開支而裁減驛卒，這樣，災民、士兵、驛卒無法生存，都加入了造反者的隊伍，走在造反者前頭的是原來是驛卒的李自成、張獻忠，跟在後面的是災民和因欠餉而反抗的士兵；另一方面，關外滿清勢力崛起，明政府卻拿不出錢來武裝一支像樣的軍隊，崇禎為解燃眉之急，隻能以抄家方式逼皇親“武清侯”李國瑞帶頭拿出銀子做軍餉。但這解決不了問題，這些人手上的確有大批銀子，但都藏在地窖或家中牆壁夾牆之中，直到農民軍攻入北京城被捉起來的時候纔拿出來保命。國家財政的緊張與官吏的富有在這裡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實際上它說明了“亞財政”侵蝕國家正式財政並終導致明朝滅亡的事實。崇禎上弔自殺之前悲嘆：“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像”。作為那個時代清醒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明亡以後認為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後亡國。而明朝“亡天下”的原因，正在於“亞財政”。

做為一種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歷史現像，“亞財政”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歷史學家黃仁宇將之稱為“非正式的稅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稱其為“非正式經費體繫”，吳思則稱其為“潛規則”，但黃仁宇、曾小萍未做深入研究，吳思的“潛規則”內涵過寬且屬定性概念難以量化研究，所以都沒有終把這個問題研究透徹。

生於七零後的文史學者洪振快先生則把這種歷史現像概括為“亞財政”，並對其表現的形式、產生的原因、發展的動力、規模的大小、對歷史的影響等方面做了繫統、深入的探討，完整地勾勒其歷史面貌，終於讓人們看清了其廬山真面目。該書用此概念做為解剖中國歷史的手術刀，使許多歷史現像有了全新的詮釋視角。比如書中用“分肥法則”解釋百姓告官必然不會成功的道理，用“陋規戰爭”來重新解釋鴉片戰爭的起因，從家庭角度解釋海瑞貧窮的真正原因，等等，都讓人感到意外，但細想卻完全符合生活常識，因此很有新意。特別是作者把財政、稅收與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規律相結合，提出了一個解釋中國歷史的新框架——“李悝模型”，使“亞財政”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得到了理論升華，使該書不僅具體可感，而且體繫嚴密，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因此，作為一種中國歷史的解剖刀，“亞財政”的確足夠鋒利。

“亞財政”說透了官場潛規則

——書評人遠弋

近年來，圖書市場上歷史讀物頗受讀者青睞。然而，在眾聲喧嘩之中，真正的好作品卻是鳳毛麟角，難覓蹤跡。如果以可讀性、學術性、思想性兼具作為好作品的標準的話，那麼大多數讀物——當然指的是比較有市場號召力的，但隻能顧及可讀性，而思想性基本沒有。說到思想性歷史讀物，吳思的作品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吳思以“潛規則”等概念來解讀歷史，使人們看到了歷史表像後面的真義，因此獲得廣泛的贊譽。吳思曾經指出“黃仁宇沒說透”。的確，吳思看歷史比黃仁宇更透徹。但是，吳思是否真的已經把中國歷史說透了呢？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不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並且給出了吳思實際上並沒有說透的充足理由。這部名為《亞財政：非正式財政與中國歷史弈局》的新著，不僅提出了“立”的新見解，而且以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為基礎，搭建了一個不同於吳思的中國歷史解釋框架，核心則是“亞財政”。

眾所周知，吳思影響*的是提出了“潛規則”的概念。但是《亞財政》作者洪振快認為吳思並沒有說清楚“潛規則”對中國歷史影響到底有多大。洪振快認為有權力就有“潛規則”，對“潛規則”的研究必須轉換思路：不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應該進行定量分析。為此，他提出了“亞財政”的概念。

所謂“亞財政”，指的是非正式財政。它在歷史中的詞彙是“陋規”。歷史中“陋規”的“規”主要的不是指“規則”，而是指“規定”的*、收費等等名目。這些*、收費是“規定”的，但它不是國家正式制度，而隻是官吏私下裡的“規定”。這種“規定”是和國家正式財政制度相伴而生的，因為這涉及官吏的個人利益，他們對此比對國家正式財政制度更重視。

由於這些*、收費並不是國家允許的，它的終來源是基層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國家正式賦稅時的巧立名目亂收費，亂收費加重了社會負擔。洪振快通過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規律的研究，提出了一個解釋中國歷史發展演變的博弈模型，他稱之為“李悝模型”。其要點是，按照中國傳統農業的經濟規律，農民辛勤耕作所得的收獲是有限的，除了生存方面的剛性花費，剩餘產品極其有限。國家向農民征稅不能超過這個額度，超過了農民就無法生存，無法生存就要反抗。這個額度到底是多少恐怕難有確定不疑的標準，洪振快認為一般來說不會超過20%。中國歷史上的正式制度，稅率極少有超過20%的情況，明清時代一般來說不會超過10%，甚至隻有5%或連5%都不到。這樣的低稅率，體現了輕徭薄賦的“仁政”思想，但問題是農民反抗從來沒有停止，正是因為存在“亞財政”。《亞財政》書中用很生動的歷史故事，勾勒了這種非正式財政制度的總體面貌。從對漕運、稅關及其他很多例子可以看出，“亞財政”對商民造成的“暗稅”負擔要超過“明稅”負擔，有時甚至是“明稅”的幾倍。這就不難明白，假如國家正式稅率是5%或10%的話，“明稅”、“暗稅”相加的總負擔肯定要超過中國傳統農業經濟所決定的稅負不能超過20%的標準，這時候老百姓不反抗勢所不能。換個意思說，真正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性影響的，不是國家正式財政制度，而是“亞財政”。

至於“亞財政”現像為什麼會存在，洪振快也對之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主要存在“兩私”、“兩公”四個因素，“兩私”指官吏的家庭結構和消費結構，“兩公”指下層官吏要向上級送“規禮”、對上級衙門胥吏需要送“規費”。比如，很多人，包括吳思，都認為明清時期的低薪制度是官吏貪污的內在原因，洪振快則通過海瑞的例子指出這種認識是不準確的，官吏薪俸不夠用並不是因為工資低，而是因為家口過於龐大。導致家口龐大的原因之一，是歷史上的妻妾制度，即便是像海瑞這樣的人，都有多個小妾，娶妾、養妾需要花費大量錢財，這是薪俸不能提供的，所以他們必須謀求薪俸之外的收入，這是非正式財政制度產生的動力之一。國家正式財政制度中提供的薪俸總額，與官吏集團娶妾養家的總花費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缺口，這個缺口隻能通過非正式財政制度來彌補。當然，這隻是“兩私”中的家庭結構問題，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導致非正式財政制度必須存在。這樣的解釋，不僅深入到歷史生活的底層，而且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線試讀

八、官崇拜——隱性福利與“合理賜福/利權”

據媒體報道，2008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考公務員，熱門的一個職位有3 592人通過資格審查。2014年度，這個數字被刷新為7 192 人。3 592人爭一個崗位，成功的概率還不到0.03%;7 192人去爭，成功概率更是降低到0.01%，差不多等於零。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雖然也算得上是殘酷競爭，但也沒到這樣的份兒上。

中國歷史上有確切資料記載的進士科考試始於唐武德四年（621年）。唐代有個說法，叫作“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在五十歲考上進士，那麼他還算是年輕（少）的。這足以說明考中進士的困難。要知道唐代的進士考試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錄取的雖然隻有二三十人，但參加考試的人也不過是兩三千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達到1%。1%的概率已經使很多纔華橫溢的人痛苦不堪了。當時的考試考三場，關鍵的是第二場的“雜文”試，當時的“雜文”主要是詩、賦，就是寫一首五言律詩、作一篇限韻的賦。這本來是中國歷史上以善於作詩著名的唐代詩人們拿手的本領，但是出色的詩人卻深深地感到命運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參加考試沒考上，韓愈考了三次，孟郊考了N次終於考上了，而羅隱卻因考了多次沒成功而斷了考試的念頭。還有李白，他沒有參加考試的記錄，也許他不屑於應試，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丟面子的可能——這麼說是有理由的，因為考試考的是五言律詩，而李白對這個有嚴格格律要求的考試科目（詩體）並不擅長，既然以寫律詩著名的杜甫都沒考上，那麼李白去應考成績理應也不會超過杜甫，所以不去應試未必不是明智之舉。
既然1％的概率已經這麼難了，那麼為什麼還有人為了不到0.01％的概率上考場？這個問題，也許晚清官場小說《官場現形記》裡面的一個人能夠回答。小說裡一個叫黃二麻子的人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看來看去”——經過比較，後得出一個結論：“統天底下的買賣，隻有做官利錢頂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黃二麻子出於自己的人生經驗所做出的結論和人生選擇，看來也是符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人生經驗和選擇的。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統天底下的買賣，隻有做官利錢頂好”？做官的“利錢”是什麼？這個問題不是很好回答，不過劉墉的一副對聯倒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一)做官的利錢
八、官崇拜——隱性福利與“合理賜福/利權”

據媒體報道，2008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考公務員，熱門的一個職位有3 592人通過資格審查。2014年度，這個數字被刷新為7 192 人。3 592人爭一個崗位，成功的概率還不到0.03%;7 192人去爭，成功概率更是降低到0.01%，差不多等於零。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雖然也算得上是殘酷競爭，但也沒到這樣的份兒上。

中國歷史上有確切資料記載的進士科考試始於唐武德四年（621年）。唐代有個說法，叫作“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在五十歲考上進士，那麼他還算是年輕（少）的。這足以說明考中進士的困難。要知道唐代的進士考試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錄取的雖然隻有二三十人，但參加考試的人也不過是兩三千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達到1%。1%的概率已經使很多纔華橫溢的人痛苦不堪了。當時的考試考三場，關鍵的是第二場的“雜文”試，當時的“雜文”主要是詩、賦，就是寫一首五言律詩、作一篇限韻的賦。這本來是中國歷史上以善於作詩著名的唐代詩人們拿手的本領，但是出色的詩人卻深深地感到命運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參加考試沒考上，韓愈考了三次，孟郊考了N次終於考上了，而羅隱卻因考了多次沒成功而斷了考試的念頭。還有李白，他沒有參加考試的記錄，也許他不屑於應試，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丟面子的可能——這麼說是有理由的，因為考試考的是五言律詩，而李白對這個有嚴格格律要求的考試科目（詩體）並不擅長，既然以寫律詩著名的杜甫都沒考上，那麼李白去應考成績理應也不會超過杜甫，所以不去應試未必不是明智之舉。

既然1％的概率已經這麼難了，那麼為什麼還有人為了不到0.01％的概率上考場？這個問題，也許晚清官場小說《官場現形記》裡面的一個人能夠回答。小說裡一個叫黃二麻子的人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看來看去”——經過比較，後得出一個結論：“統天底下的買賣，隻有做官利錢頂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黃二麻子出於自己的人生經驗所做出的結論和人生選擇，看來也是符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人生經驗和選擇的。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統天底下的買賣，隻有做官利錢頂好”？做官的“利錢”是什麼？這個問題不是很好回答，不過劉墉的一副對聯倒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一)做官的利錢

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筆記裡面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個人到金山寺遊玩，寺僧見他穿得很樸素——“布衣芒”，瞟了瞟他說：“坐。”對小和尚說：“茶。”過了一會兒，僧問此人是干什麼的。回答說：“官。”僧人馬上變得熱情起來，說：“請坐。”並讓小和尚“泡茶”。再過一會兒，僧又問此人是什麼官。此人慢吞吞地說：“中堂。”僧人大驚，恭敬地說：“請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請此人為寺院題詞，此人拿過筆來，寫下一副對聯，上聯是：“坐，請坐，請上坐。”下聯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

故事中撰寫對聯的人，是乾隆、嘉慶年間曾任內閣學士、大學士的劉墉（1719—1805），也就是電視劇裡的“宰相劉羅鍋”。劉墉其人詼諧有智，這樣的妙聯估計也隻有他寫得出來。劉墉當時“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著樸素，“布衣芒”，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謂一粒沙裡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這個故事裡的人情倒無須多說，官崇拜、勢利眼本是人間常態，實在沒有必要為之多費唇舌，但這個故事中的“世界”卻值得一說，這個“世界”就是帝國時代的社會生態和心態，以及其中隱藏的帝國秩序和歷史機奧。

仔細品味劉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發現它含有兩個繫列、三個等級的內容。

先說兩個繫列。對聯的下聯——“茶，泡茶，泡好茶”這個繫列的待遇屬於物質待遇。從隨便倒一杯茶到現泡熱茶，從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質待遇在逐步提高。對聯的上聯——“坐，請坐，請上坐”則是精神待遇。從坐到請坐，從請坐到請上坐，這是態度問題，讓人感受到了被尊敬的精神滿足。這兩個繫列的待遇，一個是可以用貨幣化來衡量的，一個難以貨幣化衡量。

我們現在到名山古剎觀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稍做休憩，環境再清雅，茶再好，也就是幾十塊錢一杯，幾十塊不夠，一百塊總差不多了。一杯茶的價值是可以用貨幣衡量的，大凡物質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則不一樣，它能讓人感到滿足，“請上坐”的尊貴感覺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覺更美妙，但這樣的尊貴感覺到底值多少錢卻不太好說。有理由相信的是，它應該比一杯好茶的價值要高得多。時下的名山古剎往往設有貴賓接待室，一般人是沒有資格進去的，更不用說讓那些處級、局級、廳級住持尊敬地跟你說“請上坐”了，可見這是身份問題，比起出幾十塊上百塊錢就能要一杯茶要困難得多。

再說三個等級。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後恭，開始冷淡後來熱情，他在待人接物上是看人下菜，根據人的身份等級分別對待：衣飾普通，“布衣”也，所給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個等級，“請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麼“待遇”就再上一層樓，“請上坐”，再“泡好茶”。在這裡，金山寺和尚給人的待遇，依據身份分成“坐—茶”、“請坐—泡茶”、“請上坐—泡好茶”三個等級。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質問題。所謂“待遇”，其實是一種個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現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質利益，其實隻是“利”，而沒有“福”，而在中國古代的用詞習慣中，二者是有區別的，物質待遇屬於“利”，精神待遇則屬於“福”。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福”則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還是“福”重要呢？這可能因人因時而異，難以一概而論。但人之不同於一般的動物，在於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嚴，所以“福”不是可有可無的。孔子曾經說，現在人們說到孝敬，以為隻要給父母喫的、能夠贍養父母就夠了，可是人們養一條狗養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們喫的，以養活它們，假如你沒有孝敬的內心，那麼你養父母與養狗養馬的差別在哪裡呢？

《論語為政》：“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所謂“犬馬之養”這個論斷，明確指出了贍養父母與豢養動物的差別，也指明了作為父母的人與作為動物的犬馬同樣是活著的差別，父母需要的不僅僅是兒女供養他們喫飽穿暖，還需要孝敬的內心和恭敬的態度。所以對於父母來說，他們要求的不僅僅是物質性的供養，還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們希望得到的不僅是“利”，還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態也就是每個人都一樣的心態。這種心態，出於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質的限度的滿足——“福”和“利”的化，概括說，就是“福/利化”，具體說，它應該包括“福”的化、“利”的化和難以區分精神性的“福”與物質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化。“福/利化”，是人的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目標和基本動力。

現在的問題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能夠享受的“福利”由什麼來決定？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決定的。“身份”包括兩個方面：1.是不是官？2.是什麼級別的官？金山寺和尚以這兩個方面作為區分“福利”的標準：“坐—茶”是給予一般人的“福利”，“請坐—泡茶”是給予普通官員的“福利”，“請上坐—泡好茶”則是給予高官的“福利”。從“福利”的享受主體——劉墉來說，我們看到在整個過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斷增長，增長趨勢明顯，幅度很大，而這一切基於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麼級別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了劉墉的個人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卻不是國家賦予的法定福利，這樣我們就遇到了命名的難題：劉墉在這裡因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應該怎麼定性？叫它什麼？

劉墉當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規定，清代“中堂”一級高官的年薪包括180兩銀子和90石大米。劉墉做“中堂”的時代可以領雙俸雙米，所以法定工資是360兩銀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價按乾嘉時代每石15兩銀子來計算，劉墉的年薪大致相當於現在的，月薪。這個工資是帝國官員的標準了，但相對於一個大國的總理副總理來說，這份工資實在不能說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數額有限。總體來看，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級別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級別比他低的各級官吏就更不用說了。這樣就不免產生一個問題：當官當到別，也不過是這麼點福利，那當官還有什麼吸引力？

顯然，如果當官就這麼點好處，那與讀書人十年十幾年幾十年寒窗苦讀、青燈黃卷的寂寞孤獨是不相配的。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雖說讀聖賢之書，但也未見得道德就一定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細賬，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絕大多數人接受的。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而且是社會的精英，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不會算不清基本的賬。而他們又像範進那樣對當官夢寐以求，打破腦袋也要擠進官場，這意味著有另外的東西吸引著他們。那麼，這東西是什麼呢？

(二)“神秘禮物”

在1930—1940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的蔣夢麟先生，曾經說到他少年時候的一個經歷。蔣先生說，他的故鄉浙江餘姚（當時屬紹興府，現在屬寧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級官員過境，知縣就在亭裡迎候。一個下午，還是小孩子的蔣先生發現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趕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家在觀望學臺和他的隨行人員。這位學臺正預備去寧波主持考試。此前一日，知縣已經從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幾條大船，那條專為學臺預備的船上裝了好幾隻加封條的箱子。至於箱子裡面裝的是什麼，那就隻有經手的人纔知道了。

蔣先生接著說了自己當時的感受：“我遙望著學臺等一行換了船，學臺踏上華麗的一隻，隨後這支載著官吏和陋規禮金的小型船隊就揚帆順著退潮駛往寧波去了。那種氣派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我心裡說從今以後一定要用功讀書，以便將來有一天也當起學臺享受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西潮新潮》）

蔣先生所說的學臺大人即各省的學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的專門負責一省的教育的，相當於現在的省教育廳廳長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長，他的職責和權力主要是到省內各地級市（如寧波）主持考試，考查地方上的讀書人——秀纔，按考試成績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省一級的考試——鄉試。鄉試的結果對讀書人非常重要，在鄉試中勝出的人，稱為舉人，舉人就獲得了兩種資格：一是有資格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會試，勝出者成為貢士，這是進入仕途的陽光大道；二是直接出仕做官的資格，如果舉人不想參加會試，或者參加了考試而不能勝出，那麼可以從基層干起，雖然這不是陽光大道，但還是有一定的升遷機會的。說到底，學政隻是掌握了讀書人通向做官道路的一個環節，但這個環節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讀書人對學政還是很巴結的。學臺大人經過之處，地方上不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了“神秘禮物”。從還是小孩子的蔣夢麟先生的感受來看，他除了羨慕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之外，還產生了對學臺大人享受的氣派的羨慕感，因而生出當年劉邦見秦始皇出行儀仗漫天威風八面而發出的“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反過來，從學臺大人的角度看，他不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還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結以及旁觀者對其氣派的羨慕。

“神秘禮物”是物質性的，而“氣派”——尊敬、巴結、羨慕則是精神性的。物質性的東西可以用貨幣來衡量，而精神性的東西則不能。前者屬於“利”，而後者屬於“福”。學臺的出行，享受了物質和精神的雙豐收，而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這件事中浙江學臺所得到的“福利”與前面故事中劉墉在金山寺中獲得的“福利”，它們有什麼差別呢？二者在因為官職而獲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這一點上沒有差別。有差別的隻是浙江學臺到寧波去主持考試，這屬於公務活動，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劉墉在金山寺的活動則是非公務活動，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這兩件事合起來可以說明一個事實：不論是在公務活動中，還是在非公務活動中，官職官位都能給本人帶來好處。這些好處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實際享有，我們該叫它什麼呢？我想可以叫作“隱性福利”。在帝國時代，當官的法定福利也許並不那麼吸引人，但“隱性福利”卻非常滋潤人。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會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學臺的“隱性福利”讓小時候的蔣夢麟先生所生出的羨慕，所產生的劉邦見秦始皇車駕而發出“大丈夫當如是也”的羨慕感一樣。羨慕值多少錢沒有辦法衡量，但蔣夢麟先生所說的學臺享受的“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卻是可以衡量的。

所謂“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在當時叫作“陋規”。

“陋規”實際上是與其相關的一類事物的總名。帝國疆域遼闊，各地語言差異很大，關於“陋規”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詞兒，比如海瑞，他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這類東西叫作“常例”。在清代，“陋規”的名色極多，除了眾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別敬”、“程儀”之外，還有“平規”、“鹽規”、“關規”、“漕規”、“驛規”、“棚規”等名目（參見本書《陋規名色考》一文）。這些名目還隻能算是某一領域的總名，其下還有各級細目，每一個名稱的後面是一類享受主體。中國人在這方面似乎有著特殊的語言天賦，其實這是由注重身份的社會現實決定的，因為每一個級別都應該有恰當的詞彙與之相對應，是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規”，按湖南人的習慣，基層州縣官員從征收漕糧中所得到的好處要在整個官場上分肥，給上司的叫“漕館”，給地方上素質不好的讀書人（所謂刁監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銀”，給押運漕糧的運丁的叫“水腳”，剩下留給自己的叫“漕餘”；漕糧從湖南押運到北京通州的過程中送給沿途關卡、官吏的好處費有幾十種，概括起來則分“南費”（在江蘇淮安以南所支付的費用）和“北費”（從淮安開始北上途中的費用）。而湖南的“漕口”或“漕口銀”，在江蘇則叫“白規”，在湖北叫“蝗蟲費”（參見本書《分肥法則》一文）。

“陋規”的“規”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如果解作“規則”，那麼“陋規”就是“鄙陋的規則”、上不得臺面的規則，也就是“潛規則”，這正是吳思先生“潛規則”一詞創意的淵源。不過，在明清人的眼裡，根據他們平時用詞的習慣，“陋規”通常是指“規禮”、“規費”，就是與國家正式稅收相區別的那些、亂收費等名目。當年的一位省裡“一把手”——山東巡撫曾經說：“有一衙門即有一衙門之規禮，有一規禮即有一規禮之雜費。”（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折）他說的“規禮”、“雜費”都是陋規。“規禮”是給各衙門主要官員的，而“雜費”則是給官員的隨從人員的，相當於小費。“規禮”的等級高一點，用“禮”來稱呼顯得尊敬一點；而“費”則等級低一點，不是那麼好聽。用“規禮”還是用“雜費”，這裡面是有區分身份等級的深刻用意的，中國人的“聰明”往往體現在這種遣詞用字的細微差別上。

仔細體會“陋規”的兩種含義，可以發現它們其實是有關聯的：“潛規則”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規禮”、“規費”。因為這些“規禮”、“規費”是不合國家正式規定的，所以必須以非正式的制度——“潛規則”來加以約定，形成一定的慣例之後，交易雙方有了一定的規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時間久了，就成了一種不是規則的規則、不是制度的制度。這樣看來，把“陋規”的“規”解釋為“規禮”、“規費”，似乎更能體現佛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智慧。規則，其實質不就是利益分配機制嗎？規則本來是對權利、義務的規定，但對於陋規來說，下級隻有向上級及其隨從人員饋送“規禮”、“雜費”的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利，所以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則”，而僅僅是一種怎樣分配“福利”的機制。

陋規是清代官場“隱性福利”的主要表現形式，但“隱性福利”不止於陋規，比如，上述故事中劉墉所享有的“隱性福利”就不屬於陋規。

(三)權力：影響他人福利的能力

官吏享有“隱性福利”，是因為他們擁有權力。

英國思想家羅素說：“愛好權力，猶如好色，是一種強烈的動機。”食和色，是人類強烈的欲望。愛好權力，猶如好色，其動機之強烈如同對色欲的渴望，羅素之觀察可謂獨到，比喻可謂貼切。的確，人類對權力的欲望一向如色欲那樣痴迷，如同另一位思想家霍布斯所說的那樣，“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後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是“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傾向”。

那麼，權力到底為何物，它怎樣使得人們如此崇拜呢？

“權力”一詞，拉丁語是potere，意為“能夠”，或具有做某事的能力；英文則是power，法文是lepouroir，都側重指有影響、支配、操縱他人的能力與力量。西方學者對於權力有種種定義，有“影響力說”、“強制力說”、“變更關繫說”、“法律支配力說”等。我國著名法學家郭道暉先生對“權力”的定義是：“權力是一種社會關繫。任何主體隻要能夠運用其擁有的資源，對他人發生強制性的影響力、控制力，促使或命令、強迫對方按權力者的意志和價值標準作為或不作為，此即權力。”

“權力”的核心要義是影響——能夠影響他人的“福/利”。從這個角度看，權力就是影響他人“福/利”的能力。

如前文所述，“福/利”一詞有特殊內涵，不同於通常所說社會福利的“福利”含義。人的社會活動，根本動機在於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物質可用貨幣衡量，精神難以用貨幣衡量。物質的滿足為“利”，精神的滿足為“福”。但是，還有一種界於可用貨幣衡量與不可用貨幣衡量之間的復雜狀態，可通稱“福利”。因此，“福/利”在這裡包含三種狀態：“福”、“利”和“福利”。

“影響”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減少，一是增加。“減少”他人“福/利”而不違法，就是吳思先生所說的“合法傷害權”。“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規定，這是本文強調的“合理賜福/利權”——細分的話，包含“合理賜福權”、“合理賜利權”和“合理賜福利權”三個方面。比如，一次評獎，為了獲獎而向評委行賄，獲獎之後既包括不能貨幣化衡量的精神性的榮譽，又包括貨幣化的獎金，同時還包括對於個人來說可能極其重要的“福利”——比如，發展機會、評上更高的職稱以及相應的房子、待遇等，把這些東西通通計算進去，評委掌握的就是“合理賜福/利權”。

“權”這個字在中國古代的意思本來是指秤錘，也就是天平的砝碼。所謂“權衡”，權是秤錘，衡是秤杆，兩者組合，便成為一杆秤，可以稱量實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權”，意味著掌握了秤錘，秤錘有大有小，輕重不一，掌握了秤錘也就掌握了另一頭被稱量的實物的輕重。被稱量的實物其實是一種人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源。這些資源對於個人來說體現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權力等於是一種影響個人“福/利”的能力。掌權者可以通過減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來增進自己的“福/利”。

《潛規則》書中稱“合法傷害權”倒過來可叫“合法恩惠權”，但是著重於傷害性，主要講如果可傷害而不傷害，那就成了“恩惠”，可見仍是從減少他人福利角度考慮。而本書所說的“合理賜福/利權”側重於權力對他人福利增加的影響。兩者意義不同。的運用，是通過對他人造成傷害——減少他人“福/利”的形式，使得可能被傷害者為了免於受傷害或少受傷害而轉讓自己的部分“福/利”，以交換“合法傷害權”擁有者暫不利用或減少運用其“合法傷害權”。這是吳思先生一再強調的，而歷史事例在吳思先生的書中有很多，比較典型的是張居正說的一件事。

“張居正說，軍隊將校升官，論功行賞，取決於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