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制度變遷和可持續發展： 30年中國農業與農村

內容簡介

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巨變的30年。過去整整30個年頭的改革開放見證了中國在經濟增長、民生改善和貧困消除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中國要成功轉型，實現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並躋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的宏偉目標，也還面臨著一繫列重要挑戰。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在另一個30年的歷史畫卷行將展開之際，回顧過去、總結經驗、著眼未來，助力中國完成經濟體制成功轉型，書寫一個新的30年的輝煌畫卷，是中國經濟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更是置身這一時代經濟學工作者的榮幸。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農村，改革30年來，中國農村和農業制度的變遷深刻而廣泛，其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所做的工業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本書全面總結改革30年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輝煌成就，繫統考察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體制和整體制度變遷的基礎上，評估過去30年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改革和政策措施，總結有益經驗，並在此基礎上揭示未來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方向。

作者簡介

黃季焜，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創新基地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科技發展、資源與環境、農產品市場和貿易、農村發展和反貧困等。在Science、Natur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110多篇，在國內學術期

緒論：改革開放30年中國農村發展與改革的歷史回顧
1中國改革30年：農業增長、農民增收與農村發展
1.1農業生產增長與農村經濟發展
1.2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動態變化與區域差異
1.3農村公共建設與公益事業發展
1.4全書結構和章節安排
230年農村改革與政策演進
2.1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及政策綜述
2.2政府管理體制和鄉村治理結構變革
篇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的源泉
3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農業高速增長
3.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和農地制度改革
3.2改革早期的農業高速增長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影響
3.3結論與討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未來展望緒論：改革開放30年中國農村發展與改革的歷史回顧
1中國改革30年：農業增長、農民增收與農村發展
1.1農業生產增長與農村經濟發展
1.2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動態變化與區域差異
1.3農村公共建設與公益事業發展
1.4全書結構和章節安排
230年農村改革與政策演進
2.1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及政策綜述
2.2政府管理體制和鄉村治理結構變革
篇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的源泉
3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農業高速增長
3.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和農地制度改革
3.2改革早期的農業高速增長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影響
3.3結論與討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未來展望
附錄
4農業科技的發展和改革
4.1農業科技發展歷程
4.2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的貢獻
4.3中國農業科研體制改革
4.4中國農業技術推廣體制改革
4.5未來農業科技發展和深化改革趨勢
5農產品市場化改革與貿易自由化進程
5.1中國國內農產品市場化改革歷程
5.2中國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績效：市場整合及運行效率
5.3中國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
5.4中國農產品市場與全球市場的整合
附錄
6農業投入品的市場化改革與農業投入
6.1國內農業投入品市場化和貿易改革
6.2中國的城鄉資金流動與農業現代化
7中國的農村工業化與農民非農就業
7.1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歷程
7.2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特征
7.3鄉鎮企業的產權結構與轉制
7.4農村工業化的影響因素分析
8中國的城市化：改革.經驗與問題
8.1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人口流動
8.2城市化過程中的農地征用制度與失地農民問題
8.3結論與討論
9中國的城市化：政策經驗與改革思路
9.1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城鄉協調問題
9.2城市化、戶籍制度與農地制度改革中的主要政策選擇
9.3農地非農市場化下的戶口一農地選擇：備選政策組合
9.4上述政策組合的含義
9.5基於上述政策組合的初步財政估算方案
9.6結論與討論
第二篇中國農村政府管理體制和基層治理結構變化與農村發展
10農民稅負：歷史演變，制度基礎與稅費體制改革效應
10.1中國農業征稅體制的歷史演化
10.2農民負擔的制度基礎、動態變化和區域差異：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
10.3稅費體制改革效應與實施機制
10.4結論與討論
11基層民主發展：選舉質量、參與和自治
11.1村民選舉的歷史回顧
11.2村民選舉質量及區域差異
11.3村民的選舉參與和村民旨治發展
12中國農民組織：發展與現狀
12.1農民組織的發展回顧與研究綜述
12.2中國農民組織的發展現狀和治理結構
12.3中國農民組織的組織功能
12.4結論
結束語：總結與展望
參考文獻

在線試讀

篇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的源泉
3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農業高速增長
本章結構安排如下，節簡單回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歷程；第二節通過嚴格的計量經濟分析，科學客觀地揭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改革初期農業高速增長的貢獻；第三節在對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現狀和問題總結的基礎上，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
3.1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和農地制度改革
1979年，中國開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打破了人民公社體制，將土地按照農戶家庭規模和勞動力數量承包給農戶。雖然農戶對土地具有經營和收益權，但所有權仍屬於集體。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端於安徽和四川的農村。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不變，按照農戶人口、勞動力數量，將土地分給農戶自主經營。國家與農民訂立合同，規定農民將相當數量的農產品上繳給國家後（即所謂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其他的餘糧則由農民自由處理，並可以在自由市場出售。
中國農村改革是在缺乏一個事先設計好的藍圖的情況下開始的。就聯產承包責任制而言，其出現和推廣都不是中央政府計劃好的，甚至還是中央政策開始不鼓勵甚至反對的。即便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困境中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成功，各地紛紛效仿實踐的同時，1979年中央政府因擔心人民公社制度將會因此受到不利影響還明確禁止這種“分田單干、包產到戶”的做法，這些實踐甚至帶來了各省乃至中央領導人對此問題的認識分歧和強烈爭論。直到1980年，當不同意見終於達成一致，中央開始允許“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偏遠、貧困地區實行。但事實上，此時中國農村已有74％以上的村莊選擇了以家庭為基礎的承包責任制（Lin，1992）。到1984年，人民公社已不復存在。
作為村經濟體制改革乃至中國過去30年改革的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與推廣有效地突破了傳統計劃體制下“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格局。隨著農村土地承包的推行，個人付出與收入直接掛鉤，農民成了自己進行家庭經營式農業生產的剩餘所有者，這大大增加了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從根本上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篇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的源泉
3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農業高速增長
本章結構安排如下，節簡單回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歷程；第二節通過嚴格的計量經濟分析，科學客觀地揭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改革初期農業高速增長的貢獻；第三節在對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現狀和問題總結的基礎上，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
3.1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和農地制度改革
1979年，中國開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打破了人民公社體制，將土地按照農戶家庭規模和勞動力數量承包給農戶。雖然農戶對土地具有經營和收益權，但所有權仍屬於集體。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端於安徽和四川的農村。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不變，按照農戶人口、勞動力數量，將土地分給農戶自主經營。國家與農民訂立合同，規定農民將相當數量的農產品上繳給國家後（即所謂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其他的餘糧則由農民自由處理，並可以在自由市場出售。
中國農村改革是在缺乏一個事先設計好的藍圖的情況下開始的。就聯產承包責任制而言，其出現和推廣都不是中央政府計劃好的，甚至還是中央政策開始不鼓勵甚至反對的。即便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困境中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成功，各地紛紛效仿實踐的同時，1979年中央政府因擔心人民公社制度將會因此受到不利影響還明確禁止這種“分田單干、包產到戶”的做法，這些實踐甚至帶來了各省乃至中央領導人對此問題的認識分歧和強烈爭論。直到1980年，當不同意見終於達成一致，中央開始允許“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偏遠、貧困地區實行。但事實上，此時中國農村已有74％以上的村莊選擇了以家庭為基礎的承包責任制（Lin，1992）。到1984年，人民公社已不復存在。
作為村經濟體制改革乃至中國過去30年改革的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與推廣有效地突破了傳統計劃體制下“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格局。隨著農村土地承包的推行，個人付出與收入直接掛鉤，農民成了自己進行家庭經營式農業生產的剩餘所有者，這大大增加了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從根本上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中國的土地產權相當復雜，而且不斷變化（Brandt et a1.，2002）。輪土地承包期限規定為15年，在此期間，土地所有權屬於集體，經營權和收益權賦予農戶。這樣的土地政策對於土地公平分配、糧食安全以及減少貧困等都具有明顯作用並且得到了文件支持。但同時，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村莊人口的變動不可避免地導致土地分配不公，農村各地紛紛自發地定期、不定期地進行規模、範圍不等的土地行政性調整。為了強調土地承包權的穩定性，90年代末期土地承包期限被改為30年。不過農村土地調整仍然很頻繁。許多人擔心當地領導頻繁地調整土地，可能會導致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穩定，並對土地投資產生負面影響（Brandt et a1.，2002）；也有研究者認為，這種調整對短期或長期的土地生產力影響不明顯。不過，政府仍然擔心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以及不完善的土地轉讓制度可能會影響農民遷移和農村信用制度的發展（Jhnson，1995），為此，中國政府於2003年3月1日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以增強土地承包期限的穩定性。
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探索有效的機制，以使那些仍在從事農業的農戶能夠獲得額外的土地以提高其收入和競爭力。在過去的10年中，雖然沒有相應的法律保護措施，但研究者發現土地流轉正日益增多（I）eininger and Jin，2005）。為了加速這一進程，《土地承包法》進一步明確了承包土地的轉讓權。《土地承包法》還規定家庭成員在土地承包期內可以繼承承包權。這些新的政策措施主要目標是鼓勵農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擴大經營規模。
3.2 改革早期的農業高速增長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影響
許多研究都表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激勵機制變化，使農業產出和生產力獲得了巨大增長（林毅夫，1992b；樊勝根，1991；McMillan eta1.，1989）。早的實證性研究工作集中在測定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制度創新對農業生產的貢獻，並認為改革的頭幾年，生產率的提高大部分源於制度創新（McMillan and Zhu，1989；林毅夫，1992b）。而黃季焜和Rozelle（1996）指出技術進步在改革初期至少同制度創新同等重要，並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技術進步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除技術進步之外，在農業增長上，還有其他尚待研究的因素也對農業生產曾有過重要的影響。首先是價格和市場政策，它們的重要性已經被一些作者描述性地解釋過（Sictalar，1991）。部門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動會影響整體，它不但促進了各部門經濟對資源的競爭，而且也改善了地區間的資源分配和流動。其次是技術進步，中國一直是農業研究體繫好的第三世界國家之一。第三是中國政府在農業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使中國擁有世界上、繫統的灌溉體繫（Stone，1993）。過去對農業生產增長的分解分析的研究，很少能同時解釋以上各因素對生產的影響，因而難免要產生模型的統計估計誤差。
3.2.1現代中國農業的發展過程
1.農業經濟增長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農業的增長一直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成就之一。除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饑荒年外，糧食生產的增長快於人口的增長。在1970一1978年間，即使整個國民經濟仍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糧食產量還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長。水稻單產每年增長1.8％，其他糧食作物增長甚至更快，達3.3％。
改革前，在農業技術進步促進產量增長的同時，投入的增加也是糧食產量增長的重要原因。在60年代和70年代，投人的增加主要表現在化肥施用的增加、灌溉面積的擴大、勞動力和土地的集約經營以及播種面積的擴大上。
1978—1984年，中國農村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使得中國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生產開始了新的飛躍。其中水稻產量以每年4.5％的增長率增長，其他糧食作物以每年4.8％的增長速度上升（見表3.1）。引人注目的是經濟作物的實際產值以年均14.9％的高速度增長。然而，自1985年以來，糧食生產徘徊不前，甚至出現了滑坡的現像。
2.播種面積、勞動力投入、農業科研及灌溉投資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由於水利項目和農村工業以及城市建設發展等原因，中國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但農作物播種面積卻有所增加。70年代初，中國的可耕地面積每年下降0.2％，播種面積每年卻提高近1％。改革之前這種播種面積的上升主要是通過耕地復種指數的提高來實現的。1978年以後，這種趨勢轉變了，糧食播種面積在改革開始以來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1988年達到點。糧食作物內部，不同作物播種面積的變動趨勢也有區別。改革期間糧食播種面積的下降被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的增加抵消了。1978—1992年，經濟作物播種面積每年上升3.4％，其中，在改革初期的增長率相對較快（5.1％），1984年以後，經濟作物播種面積每年的增長率也開始下降，但仍以近2％的速度增長。
在影響農民生產決策的外界環境方面，盡管70年代後期以來采取了一繫列改革措施，但是農民對播種面積的決策仍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即使在90年代，大多數農民仍然受到征購任務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對市場信息的變動所做出的生產決策反應是有條件的、逐步的，並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成本，在經濟學上稱之為“調整成本”。與這種調整成本相關的還有市場信息的完善程度以及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的規模大小。在模擬中國農民的生產行為（如播種面積的投入）時，必須在模型中考慮調整成本的問題。
隨著非種植業和非農業部門中就業機會的增加，農業勞動力利用方式發生了極大變化。表3.2的數據表明，從1975年到1994年，所有農作物單位面積上的勞動用工量都明顯下降。水稻單位面積用工量在1994年還不到改革前用工量的一半，水稻勞動力投入從1975年的每公頃638個工日下降到1994年的279個工日。用來生產小麥的勞動力也同樣地減少了一半，用在玉米和大豆上的勞動力下降了1／3。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雖在增加，但每公頃的勞動用工量也在下降。80年代，油菜籽生產減少了50％的勞動投入，棉花的勞動投入則減少了30％。
即使這些變化也還沒有完全概括出作物生產中勞動力利用模式的改變程度，在中國的一些主要糧食生產區（黑龍江、遼寧、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南、陝西、四川、雲南等省）的調查發現，20世紀80年代大量的勞動力從種植業部門轉移出去，不但減少了單位面積的勞動用工量，而且也導致了那些在集體時代已經開墾了的貧瘠土地再次拋荒和退化。
然而，勞動力投入在部門之問的流動也並非轉瞬即逝，它同糧食播種面積的調整一樣，受調整成本等障礙的影響，其中有些是天然的障礙，比如轉移成本，它們存在於所有的國家中，而不管其經濟結構和制度如何，隻是不同國家轉移成本的大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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