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告別饑餓1978

內容簡介

這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是四位新華社記者根據采訪筆記整理而成，大部分內容曾寫成“內參”供中央決策層參考，不少內容鄧小平、胡耀邦、萬裡等作過批示，成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對改變中國前途命運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序言真話的歷程
章願饑餓的歲月從此結束
一太原街頭的吉兆
二收容所何時關門
三王家灣的今昔
四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
五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
六 “難兄難弟”都有了希望
七在貧困的死亡線上
八挽救失去的忠誠
第二章徘徊在黃土高原的陰影
一在遙遠的地質年代
二黃土的來歷與性格
三大自然的報復序言真話的歷程
章願饑餓的歲月從此結束
一太原街頭的吉兆
二收容所何時關門
三王家灣的今昔
四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
五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
六 “難兄難弟”都有了希望
七在貧困的死亡線上
八挽救失去的忠誠
第二章徘徊在黃土高原的陰影
一在遙遠的地質年代
二黃土的來歷與性格
三大自然的報復
四干旱的“珠穆朗瑪峰”
五咚咚炮聲話冰雹
六三十年的建設與破壞
七多災多難的子午嶺
第三章要使農業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事業
一沒有主人的事業
二戈色令的遭遇引起的聯想
三中國的農民就喫這一套嗎
四一個做了大好事的人為什麼要自殺
第四章這裡需要更多的有志者
一從一位給人們帶來信心的縣委書記說起
二 “群眾生活好了纔算好干部”
三 “不斷革命”的後果
四要支持有識之士施展雄纔
第五章要努力提高文化科技水平
一黃土高原需要千萬個薛振聲
二人纔為什麼流失
三看這裡的學校窮到何等地步
四 “智力開發”刻不容緩
第六章綠色在於頑強的生命
一為什麼不讓多種“搖錢樹”
二 “自留山，可美著哩”
三困難面前出英雄
四訪種樹三兄弟
第七章今後向何處去
一大討論帶來的新方針
二必須打破自然經濟的束縛
三農田基建不能再這樣“大搞”了
四好鋼要用在刀刃上
五 “退耕”不能光喊在嘴上
六不能隻要鐵牛丟掉黃牛
七要使流通渠道暢通起來
第八章“獨木橋”聯著“陽關道”
一 “王魁包山”的啟示
二改革的衝突
三孟家坪的創舉
四西北農民的呼聲
五王一寧的“政見”
六張易公社並未翻船
七大得民心的措施
第九章一份關於報告的報告
後記十八年後的回憶
馮東書：敢問路在何方
戴國強：匆匆已過十八年
傅上倫：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胡國華：往事當回首

媒體評論

要說真話。寫實情。斯諾的《西行漫記》，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為什麼至今讀來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地記錄了大量的事實。他們當時發的新聞，今天成了信史。你們這次調查，今天看是新聞，明天也就成了歷史。
——穆青（時任新華社社長）

在線試讀

章願饑餓的歲月從此結束
一太原街頭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的季節，我們從北京坐火車到山西省太原市，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
我們來到太原街頭，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飯店。
性急的朋友也許要問：太原的飯店同黃土高原有什麼相干？說穿了未免令人沮喪：我們的用意，不是別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飯的人還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像中，山西是個“出經驗不出糧食”的地方。這個印像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實際，我們未去深究。但在“學大寨運動”搞得熱鬧的那些年，太原街頭要飯的人成群結隊，卻是我們曾經耳聞目睹的事實。那幾年，我們每次到太原，隨便到街上轉轉，都踫見不少沿街乞討的農民，有的要錢，有的要糧票，飯店更是他們頻頻光顧之所。隻要你買的飯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襤褸的婦女，白發蒼蒼的老人，拄著拐棍的殘廢人，就會把一隻隻掉了瓷的飯碗、茶杯或是廢罐頭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種不同的淒慘的音調哀求，“可憐可憐吧”，“給半塊馍吧”，“給一勺面條吧”。有的則默默地把一隻又黑又髒的手擱在你的碗邊，不給他一點決不縮手。面對這種情景，有幾個人能堅持把飯喫完呢！而當你一離桌，乞食者立刻就會撲上去爭奪剩菜殘飯，喫了不算，還要用舌頭把那盛菜的盤子舔過來舔過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點油漬為止，叫人見了真是痛心。
這些要飯的人是從哪裡來的？大多是從太原西邊的呂梁山上來的。如果你一一細問他們是山裡哪個縣的，多數又會回答你：臨縣。
呂梁山，山西人稱它為“西山”，古稱“骨脊山”。因為它峰巔相連，形似脊骨，後人以兩骨相連處頗像兩口相對，如一個“呂”字，故易名為呂梁山，並成為晉西群山的總稱。在戰爭年代，呂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賀龍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二。師沿北同蒲路挺進晉西北，開創了晉綏邊區抗日根據地，這呂梁山區就是晉綏邊區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戰中，英雄的呂梁兒女在此抗擊了日偽的上萬次進攻，殲滅了十餘萬敵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章願饑餓的歲月從此結束
一太原街頭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的季節，我們從北京坐火車到山西省太原市，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
我們來到太原街頭，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飯店。
性急的朋友也許要問：太原的飯店同黃土高原有什麼相干？說穿了未免令人沮喪：我們的用意，不是別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飯的人還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像中，山西是個“出經驗不出糧食”的地方。這個印像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實際，我們未去深究。但在“學大寨運動”搞得熱鬧的那些年，太原街頭要飯的人成群結隊，卻是我們曾經耳聞目睹的事實。那幾年，我們每次到太原，隨便到街上轉轉，都踫見不少沿街乞討的農民，有的要錢，有的要糧票，飯店更是他們頻頻光顧之所。隻要你買的飯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襤褸的婦女，白發蒼蒼的老人，拄著拐棍的殘廢人，就會把一隻隻掉了瓷的飯碗、茶杯或是廢罐頭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種不同的淒慘的音調哀求，“可憐可憐吧”，“給半塊馍吧”，“給一勺面條吧”。有的則默默地把一隻又黑又髒的手擱在你的碗邊，不給他一點決不縮手。面對這種情景，有幾個人能堅持把飯喫完呢！而當你一離桌，乞食者立刻就會撲上去爭奪剩菜殘飯，喫了不算，還要用舌頭把那盛菜的盤子舔過來舔過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點油漬為止，叫人見了真是痛心。
這些要飯的人是從哪裡來的？大多是從太原西邊的呂梁山上來的。如果你一一細問他們是山裡哪個縣的，多數又會回答你：臨縣。
呂梁山，山西人稱它為“西山”，古稱“骨脊山”。因為它峰巔相連，形似脊骨，後人以兩骨相連處頗像兩口相對，如一個“呂”字，故易名為呂梁山，並成為晉西群山的總稱。在戰爭年代，呂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賀龍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二。師沿北同蒲路挺進晉西北，開創了晉綏邊區抗日根據地，這呂梁山區就是晉綏邊區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戰中，英雄的呂梁兒女在此抗擊了日偽的上萬次進攻，殲滅了十餘萬敵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可是，就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在全國解放三十年之後，不少農民的生活卻反而不如賀老總在這裡的時候了。呂梁地區總共十三個縣，山上九個縣，一百四十七萬人，山下四個縣，一百零三萬人。在“四人幫”禍國殃民達到的1976年，糧食總產不到十二億斤，人均占有糧食隻有四百多斤，口糧僅二百來斤，人均分配收入。窮的臨縣，從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得的收入，達到和超的，僅有三年，其餘十九年都以下，的1976年僅有八角，平均一天纔六分錢。就算達到吧，一天也不過一角一分錢。一角一分錢，在北京還買不了兩個一兩糧票的芝麻醬燒餅，怎能維持住一天的生計呢？於是姑娘們一批批遠嫁他鄉，年輕媳婦離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討謀生，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臨縣縣委書記劉乃柱過去曾告訴過我們：這個縣有的年頭，有統計的外流人口達一萬三四千人，沒有統計的，就說不清了。他們往哪裡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這個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飯嘛。久而久之，太原街頭要飯人數的多寡，就像溫度計那樣，成了人們觀察山西地區農村形勢好壞的一隻“表”了。我們所以要從太原街頭開始作調查，原由也就在這裡。
3月25日11點鐘，飯館中午營業高峰快到了，我們從新華社山西分社出發，一直往北走，先看了並州路東、西商場附近的飯店，再轉到五一廣場旁的大飯店——晉陽飯店，然後又轉入太原繁華的街道——柳巷、橋頭街，那裡有有名的上海飯店，以及許多小飯店。到午後1點為止，我們一共串了十四家飯店。發現了多少討飯的呢？出乎我們的預料，一共隻有九個。經過一一詢問，這九人中，有三個是外省人，一個是為打官司來的，兩個是想來找活干沒有找著。另外六個人中，一個是太原城裡的孤老頭，在上海飯店要喫的兩個十四五歲的娃娃是西山柳林縣的，還有三個雖說也是從西山來的，卻並非專來要飯，目的是來上訪打官司的。他們見我們打聽這打聽那，還以為我們是“官方”的私訪人員，馬上就想同我們談他們的案情。看來，隻要上訪有結果，他們不會再久留太原。令人又喜又驚的是，在這兩個小時的“飯店調查”中，來自臨縣的要飯人一個都沒有踫到。
十四家飯店裡隻有九個要飯的，而且純粹要飯的西山人隻有兩個娃娃，這可是近十多年來的的紀錄。它使我們預感到：黃土高原上的形勢已經向好的方向轉了，饑餓的歲月也許就此到頭了。
二收容所何時關門
我們從太原西行到呂梁山區，一路經過離石、臨縣、興縣、保德諸縣，再西渡黃河到陝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都用逛街頭、串飯店的辦法去看農村形勢，結果都證明在太原街頭產生的那個預感確是個好兆頭。一般縣城裡都隻有一兩個、兩三個要飯的，而且都是老弱病殘。其中延安市的變化，尤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們曾經訪問過延安。當時，延安街頭討飯人數之多，情景之慘，給我們留下了痛心徹骨的印像。記得那次我們在東關附近的一家食堂觀察了半小時，就看到十七個討飯的。在另一家食堂門口，坐著一個瞎眼老漢，手裡端著一隻飯碗，不住有氣無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這個老漢名叫劉玉發，是延安市姚店公社紙坊生產隊的人，是個五保戶，已經七十五歲了。年前隊裡照顧他一百五十斤原糧，早已喫完，隻好流落在街頭。三伏天，他下身還穿著去年鼕季國家救濟的一件舊黃軍棉褲。緊挨著老漢還坐著一位雙手殘廢的中年人，聽劉老漢向我們訴說苦情，同病柑冷，兩眼珠淚滾滾。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隻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鼕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聖地，前些年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叫他們看見了豈不丟盡臉面！因此之故，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收容攏來，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裡，再遣返回去。為了防止討飯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轎車。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一到中途休息或喫飯，車剛一停，年輕人和大一點的孩子便紛紛從窗口鑽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車還沒有回來，這些人已經再次在延安街頭出現了。即使原來的全部遣返回去了，新的要飯者又會接踵到來。這使市公安局和民政局傷透了腦筋，不遣返吧，實在有礙觀瞻，遣返吧，又沒完沒了。他們說，為了遣返，有的討飯的還同公安人員頂嘴，說、共產黨哪一條政策規定不準要飯，沒有糧喫就該在家裡等著餓死嗎？問得公安人員無言可答。
要飯的人遣返不完，是因為農村裡頭實在沒有糧了。據地委的同志講，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分之一農民喫糠，還有一部分農民連糠也喫不上了。各縣糧食加工廠的麩皮、谷殼大部分返銷了回去，有的頂獎勵糧，大部分當“口糧”，不算糧食指標。糧食部門還作了臨時規定：一斤糧可以換麩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梁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員便拿國家的返銷糧去換一部分麩皮和谷皮，但這也並不能敞開換，要走後門纔行。什麼門路也沒有的農民，在喫光了糠菜之後，就隻得外出流浪了。
這一次，我們再訪延安，情況大為好轉了。6月13日下午，我們在延安街頭串了八家飯店和十幾個飯攤，一共隻遇到八個要飯的。在寶塔山下的收容所裡，所長高正謙告訴我們，粉碎“四人幫”以來，收容人數在與年俱減：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減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減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數的急劇下降，表明陝北的農民已經從貧困饑餓的“深溝”裡，開始往上爬了。翻翻延安、榆林兩地的糧食分配賬，也真是這樣。1973年，延安地區社員的口糧，包括自留地糧食在內，平均原糧三百二十九斤，有的縣平均隻有二百五十斤，折合細糧不足二百斤。榆林地區比延安地區還要少。而1979年，僅從集體分得的口糧，延安地區人均達到了四百三十六斤半，榆林地區也達到了四百二十斤，比上年增加了三十二斤。在兩地的二十六個縣、市中，人均口糧超過五百斤的有七個，四百斤至五百斤的有十個，三百六十斤至四百斤的有三個，三百六十斤以下的隻有六個了。以核算單位計，兩地三萬零七十二個單位中，人均口糧在五百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四百斤至五百斤的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四，三百斤至四百斤的占百分之三十一點一，三百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點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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