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目錄

官辦時期(1889—1896)

一、煉鐵廠的早期籌備3

(一) 訂購設備與聘請洋匠3

(二) 籌設鐵廠與遷往湖北11

二、漢陽鐵廠的籌建24

(一) 勘辦各地煤鐵礦24

(二) 大冶鐵礦的勘探與開采39

(三) 鐵廠經費的籌集45

(四) 漢陽鐵廠的興建91

(五) 添購機器與遣員留學102

(六) 產品銷路的籌劃104

三、漢陽鐵廠的經營管理109

(一) 鐵廠告成與經營情況109

(二) 生產經費的籌集129

(三) 招商承辦的籌劃140

官督商辦時期(1896—1908)

一、漢陽鐵廠的招商承辦147

(一) 招商承辦的過程147

(二) 與洋商合辦的擬議171

(三) 招商承辦後的經營173

二、萍鄉煤礦的勘采257

(一) 早期的勘測與開采257

(二) 正式開采及經營310

三、煤鐵互售與舉借外債346

(一) 預借礦價與煤鐵互售346

(二) 舉借外債的經過370

商辦時期(一)(1908—1915)

一、綜合383

(一) 合並廠礦籌建公司383

(二) 招集股金392

(三) 股東大會、董事會議事及董事更替426

(四) 辛亥起義員司散避495

(五) 申請撤銷駐漢冶廠礦監督員499

(六) 申請取消贛省代辦萍礦及查禁私井502

(七) 申請收歸國有532

(八) 申請官商合辦及政府派員調查550

(九) 日金借款及日本帝國主義謀劃中日"合辦"588

(十) 一千日金借款及聘用日本"顧問"632

(十一) 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二十一條"中關於漢冶萍公司的條款691

(十二) 請求政府維持及向通惠公司借款704

(十三) 與湖北官紳交涉債捐756

(十四) 擬議總事務所遷漢807

二、機構人事810

(一) 股東聯合會、經理處810

(二) 運輸所、商務所、會計所818

(三) 漢陽鐵廠839

(四) 大冶鐵礦860

(五) 大冶廠礦巡警896

(六) 萍鄉煤礦903

三、廠礦基建915

(一) 大冶鐵廠新建915

(二) 漢廠、冶礦、萍礦擴充工程預算932

(三) 漢陽鐵廠擴充954

(四) 大冶鐵礦擴充958

(五) 萍鄉煤礦擴充967

四、廠礦生產973

(一) 漢陽鐵廠973

(二) 大冶鐵礦992

(三) 高坑煤礦1003

(四) 佛寧門煤礦1009

(五) 常耒錳礦1020

(六) 馬鞍山煤礦1037

(七) 安溪鐵礦1042

五、煤鐵運輸1045

六、產品銷售1077

(一) 鋼鐵銷售1077

(二) 煤焦銷售1112

(三) 合辦東方商運公司1120

七、財務收支1123

(一) 帳略1123

(二) 辛亥革命前之借款1200

(三) 股息1221

商辦時期(二)(1916—1948)

一、綜合1227

(一) 董事會、股東大會議案1227

(二) 股東聯合會1355

(三) 日債的舉借和交涉1377

1. 8借款1377

2. 2借款1411

3. 聘用日本顧問1426

4. 還款利率及期限1447

5. 生鐵礦石交額及價格1465

(四) 九州制鋼公司1538

(五) 與武漢、南京國民政府的關繫1559

(六) 與湖北交涉礦權及債捐1595

(七) 工人罷工員工索餉1739

(八) 衛生教育1843

二、機構人事1859

(一) 董事會1859

(二) 總稽核處1889

(三) 經理處1894

(四) 會計所1933

(五) 商務所1944

(六) 運輸所1955

(七) 北京事務所1974

(八) 東京事務所1979

(九) 倫敦事務所1992

(十) 漢陽鋼鐵廠1995

(十一) 大冶鋼鐵廠2004

(十二) 大冶鐵礦2028

(十三) 大冶廠礦2051

(十四) 大冶廠礦巡警2087

(十五) 萍鄉煤礦2101

三、查勘礦山2154

四、廠礦基建2170

(一) 大冶鐵廠建設2170

(二) 廠礦擴充2199

(三) 款項預算2205

五、廠礦生產2215

(一) 漢陽鋼鐵廠2215

(二) 大冶鋼鐵廠2249

(三) 大冶鐵礦2283

(四) 萍鄉煤礦2334

(五) 常耒錳礦2418

(六) 陽新錳礦2449

(七) 永和煤礦2455

(八) 佛寧門煤礦2484

(九) 龍山鐵礦2503

(十) 海城鎂礦2505

(十一) 龍煙鐵礦2514

(十二) 鄱樂煤礦2533

(十三) 聚慶源公司2554

(十四) 漢昌炭鐵公司2557

(十五) 仙居鐵礦2563

(十六) 振冶鐵礦2585

(十七) 涇縣煤礦2608

六、原材料供應2611

(一) 外購土鐵礦石2611

1. 振豫土鐵2611

2. 寶華鐵礦石2615

3. 像鼻山鐵礦石2620

4. 長程鐵礦石2639

(二) 外購煤焦2643

(三) 采購材料2659

七、煤鐵運輸2679

八、產品銷售2744

(一) 鋼鐵礦石2744

(二) 煤炭焦炭2786

(三) 稅款繳納2801

(四) 東方商運公司2814

九、財務收支2822

(一) 帳略2822

(二) 簿記改良2842

(三) 股款股息分紅2867

(四) 交通部軌款2887

(五) 川路軌款2895

(六) 銀行錢莊款項2900

十、抗戰時期的公司2925

(一) 國民政府征用2925

(二) 廠礦停工保管2945

十一、與日本的關繫2956

華鋼時期(1945—1954)

一、機構人事與規章2977

二、資產清理與接收3065

三、生產經營與管理3238

附錄

附錄一漢冶萍公司事業紀要3401

附錄二漢冶萍公司機構人物簡表3464

漢冶萍公司檔案彙編漢冶萍公司及其檔案簡論 (代序)

清代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漢陽創建煉鐵廠，在大冶興辦鐵礦。三年之後，標志著中國近代鋼鐵企業誕生的漢陽鐵廠竣工投產。此後，晚清重臣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在江西萍鄉開辦煤礦。光緒三十四年(1908)，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成立，中國歷史上誕生了個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為東亞空前之偉業”，“大冶之鐵，既為世界不可多覯之產，而萍礦又可與地球上著名煤礦等量齊觀。是漢冶萍不獨為中國大觀，實世界之巨擘也” 《漢冶萍公司過去及將來》，《東方雜志》第15卷，1918年5月。。公司集勘探、冶煉、銷售於一體，“兼采礦、煉鐵、開煤三大端，創地球東半面未有之局” 《張文襄公全集？張文襄公奏稿》第28卷，北平文華齋1928年刻印。，規模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孫越崎為《大冶鐵礦志》(自刊本)的題詞，武鋼《大冶鐵礦志》辦公室編印，1986年。。

漢冶萍公司從1890年創建漢陽鐵廠，經1945年改建華中鋼鐵公司，至1948年注銷公司名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人民政府接管，經歷官辦、官督商辦、商辦、國營四種企業體制形態，清末、北洋、民國和新中國初期四個歷史時期，時間長達64年。伴隨公司的發展歷程，產生了數量浩繁的檔案，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及社會生活，反映了自19世紀90年代起的半個多世紀中國所發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是珍貴的手史料。這批檔案歷經兵燹之禍，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現藏於湖北省檔案館。

一

鴉片戰爭以後，向以“天朝上國”自居、睥睨群夷的清王朝，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堅船利炮”的衝擊之下，門戶洞開。“今日之中國，其見欺於外人也甚矣！……其公使傲眠於京師，以凌我政府；其領事強梁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色教士散布於腹地，以惑我子民。”馬建忠：《擬設翻譯書院議》，見《適可齋記言》，中華書局，1960年。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和清王朝的腐朽顢頇，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年(1851)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動搖了清王朝專制統治的根基。

在內憂外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社會在思想層面出現新的變化，嘗試探索新知，尋求強國御侮之道，開始了近代化的起步。在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一批標榜“自強求富”、興辦“洋務事業”的人物，摒棄視西方先進技術為“奇技淫巧”的井底之見，提倡“師夷長技”,鹜赴雲集般地興辦了江南制造局等10餘家軍事工業和輪船招商局等20多所民用工業。由於鋼鐵工業極度落後，這些企業所需的鋼鐵原料基本依賴進口。此外，“婦女用之針黹，炊飯用之鍋釜”亦多仰賴外國供給。同治六年(1867)進口鐵11萬擔，光緒十七年(1891)增至173萬擔。湖北省冶金志編纂委員會：《漢冶萍公司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年。張之洞在光緒十五年八月(1889年9月)的奏折中說，廣東省“每年洋鐵入瓊州者百萬斤有奇，入省城、佛山者約一千餘萬斤”。光緒十三年(1887)貿易總冊所載，各省洋鐵、洋針進口值銀213萬餘兩，次年升至280餘萬兩。白銀大量外流，使得清王朝更顯國力竭蹶。

“鋼鐵之用，亦猶菽粟水火，不可一日缺也”，關繫國防民生至重且巨。發展鋼鐵工業成為政見不同的洋務派領袖的共同目標。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鐵器之器。” 《籌辦洋務始末(同治朝)》，中華書局，2008年。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在得到清廷許可後，開辦河北磁州煤鐵礦，但因煤鐵礦藏不旺，距船運河道甚遠，資金籌措無著，加之購買英國的設備不符和被征用土地居民的反對等原因，導致磁州煤鐵礦胎死腹中年(1875)，接受李鴻章密諭飭查中國地面產煤鐵之區的盛宣懷，在廣濟盤塘設立“開采湖北煤鐵總局”，雇英國礦師查勘湖北煤鐵礦藏。光緒三年(1877)勘得大冶鐵礦，盛宣懷赴大冶詳勘，購得部分鐵山土地產權，準備設廠煉鐵，但因經費過巨，未獲李鴻章批準。光緒十一年(1885)，貴州巡撫潘霨開辦青溪鐵廠，經過5年多的建設投入試產，但因礦石無開采儲量，燃料不符合新式高爐冶煉的要求，引發高爐多次爆炸，冶煉工人因害怕而離去，僅一個半月就被迫停產。後時斷時續，8年後完全停產，多名官員為此被朝廷革職查辦，潘霨因愧疚而吞金自盡。青溪鐵廠為開啟中國近代鋼鐵重工業的先河付出了慘痛代價。

青溪鐵廠以失敗告終的同年，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宣告建成。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94年8月24日)，張之洞上奏朝廷說，漢陽鐵廠“諏吉於五月二十五日升火開煉，二十七日出鐵。其餘各爐機亦皆演試如法，一切均極順利”。

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就有意開辦鐵廠。他認為，“凡武備所資……以及民間日用、農家工作之需，無一不取資於鐵。辦鐵廠可以塞漏卮、開利源。”適逢朝野就修築鐵路發生爭論，醇親王奕及張之洞等人提出修築蘆漢鐵路的建議，得到清廷認可。張之洞提出，“欲修鐵路，必先造軌，造軌必先設鐵廠，否則事倍功半。”奕深以為然，囑其委托駐外公使，購買比利時日產生鐵100噸的高爐兩座和配套設備，準備在珠江南岸的鳳凰崗擇地設廠。

光緒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督辦蘆漢鐵路南段。繼任兩廣總督李瀚章不願意接手，“廣東鐵礦貧乏，……且營建廠房及購置機器的費用龐大，決不是廣東財政所能負擔”，奏請將尚未運到的機爐，徑運湖北或直隸。李瀚章上奏後的第13天，即光緒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89年12月18日)，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三天後便致電海軍衙門及李鴻章，要求將鐵廠移建到湖北，很快得到清廷批準，並由戶部撥款200萬兩庫平銀作為建廠經費。躊躇滿志的張之洞，將在廣東所定購之熔鐵爐移到武漢，力排眾議，將廠址定在“舊為窪塘榛棘之區”的漢陽大別山(今龜山)腳下。漢陽鐵廠於光緒十七年八月(1891年9月)動工興建，兩年十個月後，即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竣工，次年上半年開爐煉鐵。

湖南巡撫陳寶箴評價說，漢陽鐵廠開爐鼓鑄，既是“中國大政”，也是張之洞“生平盛業”。由於采用了世界為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漢陽鐵廠的創設被稱為“取法歐美鋼鐵冶煉工程之嚆矢”胡博淵：《三十年來之中國鋼鐵事業》，見《三十年來之中國工程》，中國工程師學會，1946年。。清廷戶部在奏折中說：“湖北鐵政一廠為中國制造之權輿，亦為外人觀聽之所繫。”後世學者認為，漢陽鐵廠建成投產，既是中國鋼鐵工業起步的標志，也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的標志。

漢陽鐵廠投產不久，問題接踵而來，首當其衝的是焦炭不足。張之洞原本以為“中國礦產之富，甲於天下”，實際卻大相徑庭。湖北境內，當陽煤礦儲量過少，“僅敷數年”；王三石煤礦，因透水無法解決而停閉；馬鞍山煤礦雖然出煤，但“磺重不合化煉”。“湖北全省中欲求可煉焦炭之煤，竟渺不可得”。迫不得已遠購英國、比利時“價值過昂”的“洋焦”。為減輕成本，攙用湖南寶慶煤，結果“火力不足，鐵液凝結爐底，幾致僨事”。當時國內能煉焦炭的煤礦僅河北開平一處，於是改用開平焦。“開平一號塊焦，每噸正價及雜費水腳，需銀十六七兩，道遠價昂，又不能隨時接濟”汪胡楨：《中國煤礦業小史》，《東方雜志》第18卷，1921年9月。，結果造成鐵廠時常停工待料。

漢陽鐵廠的總投資在588萬兩庫平銀以上，投產後兩年間開支達160萬兩，而銷售額隻有24 825兩，僅占開支的1.6%。漢陽鐵廠維持生產所需經費數額巨大，其中僅支付“洋匠”的薪資便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由於“事非素習，人乏專門，工師匠目，悉聘自外洋，資用浩繁，支持困苦”。漢陽鐵廠初建時，購買地基花了銀子2.8萬兩，購買民房並補給遷費1.5萬兩，共計4.3萬兩。但兩年間支付德、英、比國的9名“工師匠目”的薪資共達7.2萬兩，為其修建住房和購買勘礦、測繪器具的1.3萬兩尚未計算在內。張之洞要求各駐外使節延攬“洋匠”時“優其薪、久其期”的承諾，成為沉重的包袱。

進退維谷之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既付出了巨額開支，又因戰敗而需賠付二億兩銀子，庫空如洗，無力顧及嗷嗷待哺的漢陽鐵廠。張之洞未曾想到，一年多前上奏朝廷的豪言壯語尚在繞梁，“甫經一稔，而已心力交瘁矣”。面對困境，張之洞便下決心實施其早已擬定的“經久之計”：將鐵廠招商承辦。 1892年6月11日，張在致李鴻章的信中說，漢陽鐵廠的“經久之計，終以招商承領、官督商辦為主，非此不能持久”。出於當時國內萬馬齊喑的氛圍，他不能將此計劃和盤托出，先是反復強調“華商力薄，不能任此”,“中華紳商，類多巧滑”,致電湖北鐵政局總辦蔡錫勇說，“鐵廠仍以外洋包辦為宜”。消息傳出，引發朝野一片反對。陳寶箴致電張之洞，認為鐵廠包與洋人的設想“與公初意不大符合……甚為中國惜之”。於是，張之洞便馳電李鴻章，說包與洋人之議“已作罷論矣”。

在張之洞決定將原準備在廣東興建的煉鐵廠遷至湖北時，光緒十五年十一月(1889年12月)間，時任山東登萊青道盛宣懷到上海拜謁張之洞，兩人“連日晤談，詳加考究”。盛宣懷為表示誠意，將在大冶購得之鐵山礦相贈，以免“徒然藏富於地”。此後，盛宣懷致電張之洞，不僅表示願意“獲隨侍”“供驅策”，而且對其知遇之恩“恨不瀝肝以報”。張之洞在致盛宣懷的主子李鴻章的信中，對盛宣懷大加贊譽：“方今有纔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務者，惟津海關盛道為。”而被稱為“合肥相國左右臂”的盛宣懷，一方面向李鴻章表示“誰肯以丑惡無益之干求，商諸愛憎無常之大吏”,以示不應張之洞之招而一心追隨李鴻章之心跡；另一方面，對張之洞拋出的繡球又難以不為所動。由於時局的關繫，起初願意接辦鐵廠的盛宣懷卻又猶豫不決，多有推辭之意。張之洞在致李鴻藻的信中說：“盛為人極巧滑……海內皆知之。”此時國內興辦鐵路之說泛起，立即“歆動”的盛宣懷表示願意赴鄂“通籌決策”。早已屬意盛宣懷出面經理鐵廠的張之洞，立刻上奏清廷說“盛道纔猷宏達，綜核精詳”，明確表示接辦漢陽鐵廠之人“非盛莫屬”。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96年5月23日)，漢陽鐵廠改為官督商辦，從而給這個瀕臨衰竭的企業注入了些許活力，經營與生產較之以往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生機。一直無法解決的兩大致命難題，即缺乏煤焦和產品質量不高，隨著萍鄉煤礦的大規模開采和鐵廠機爐的擴充改造，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在張之洞、盛宣懷的一再要求下，清廷下令任命盛宣懷督辦鐵路；規定鐵路所需鐵軌均購之於漢廠；批準其產品減免稅釐等等。這些政策性措施對漢廠的生產和經營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10餘年的發展，官督商辦的弊端諸如營私舞弊嚴重、充溢官場積習、生產效率不高、官商矛盾尖銳以及外國銀行的刁難等，愈來愈明顯。近代中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嚴復指出，官督商辦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糜無窮之國帑，以仰鼻息於西人”，“無一實效之可指”嚴復：《原富》譯者按語，南洋公學譯書院，1902年。。由於未能取得民族資本家的信任，“華商多以官奪商業為懼”，難以招徠民間資金。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1908年3月13日)，盛宣懷與湖廣總督趙爾巽合詞恭折，奏請“擴充股本，合並公司”。盛宣懷向皇上報告說，萍礦之煤，“煉焦足可合用”；漢廠之鋼，“足與英、德等純鋼媲美”；郵傳部通令各省興築鐵路所需鋼鐵一律購自漢廠；因此，“以免巨資外溢，實已確有把握”。同時表態，一定“躬冒奇險，精思銳進，艱危困苦，絕不瞻顧，期於必成”。皇上下旨：著責成盛宣懷加招華股，認真經理，以廣成效。13天以後，農工商部頒發注冊執照，將漢廠、冶礦和萍礦合並組成公司，定名“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漢冶萍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額定股本銀洋2 0，由於華商“人情觀望”，招附新股並不順利。盛宣懷一面不斷給親貴大吏寫信，描繪“各省鐵路齊興，煤鐵銷路愈推愈廣”的美好前景，一面贈送若干股份，誘之以“大約將來餘利總在輪船、電報之上”，一面請求購股，“大股小股，零整不拘”，“雖一二股不嫌其瑣碎也”，“恨不得十八省百姓個個有股份”。

在盛宣懷的不懈努力下，“始有大批股份接入”，不久募集新股1 30，暫時解決了資金短缺問題，三大廠礦的生產規模逐年擴大。宣統三年(1911)，以年產量計，漢廠產鋼38 640噸，萍礦產煤1 115 614噸，冶礦產礦石441 812噸。1914年，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國工廠停頓，制造航軌器械，紛向漢冶萍定購，該公司供難應求”。世界鋼鐵市場價格暴漲，鐵價“每噸由二十餘兩增至百餘兩，砂價亦至六倍以上”，公司瞬間“獲利至九百餘萬”。公司還不失時機地購置、開辦了附屬廠礦，投資興辦了合資企業，由此進入“黃金時代”。1917年，董事會會長孫寶琦等11名職員，分得“普紅”“特獎”合計48 ，人均4 。總經理夏偕復、副經理盛恩頤兩人分得25 。“各辦事機關精神至此為之一振”。上海《萬國商業月報》登載譯自西方報紙的文章，如此描繪漢陽鐵廠：“煙囪凸起，插入雲霄，屋脊縱橫，蓋於平野。化鐵爐之雄傑，輾軌床之森嚴，汽聲隆隆，錘聲丁丁。觸於眼簾，轟於耳鼓者，是為二十世紀之雄廠耶！”《東方雜志》第7期，1910年12月。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鋼鐵價格急劇下跌，公司產品嚴重滯銷。從1921年開始的三年裡，公司“積虧至七百餘萬”。巨額虧損猶如一顆炸彈，被一時掩蓋的“良莠雜出，上下相朦”等問題驟然出現。公司管理亂像叢生，決策層勾心鬥角，廠礦長爾虞我詐、攻訐不止，員司匿情舞弊、齟齬不斷。萍礦總辦林志熙捏造假賬，“侵蝕公司款項至三十餘萬兩之巨”，轟動一時。被漢廠總辦李維格稱為“辦事亦有血性”的德國總工程師呂柏說，鐵廠的大小官員們“隻想著如何去滿足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工廠的興衰對他們來說，就像宇宙中遙遠的恆星距地球那樣遙遠。”呂柏：《中國的采礦業和鋼鐵工業》，慕峰濤摘譯油印本。

“執中華實業之牛耳”的漢冶萍公司，瞬間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從1921年起，漢陽鐵廠停止煉鋼。三年後，3號、4號高爐停產。大冶鐵廠1號高爐開煉僅10餘日就因事故停煉。2號高爐投產2年，因煤焦供應不足而停產。國內僅有的兩座日產量450噸的高爐，總共隻生產了26個月。1925年，大冶鐵廠高爐全部停產。1928年，萍鄉煤礦被江西省政府接管，繼由資源委員會贛西煤礦局接管經營。漢冶萍公司開煤、煉鐵兩大端已不復存在，隻剩下大冶鐵礦一處為抵償日債而繼續生產。“中國的鋼鐵企業，變成了供給日本重工業原料的基地”陳之安等：《中國近代史(職工讀本)》，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和資源委員會成立遷建委員會，將漢廠、冶廠、冶礦的部分設備運往四川渡口另建新廠。1938年10月，大冶淪陷，日本侵略者在大冶成立“日鐵大冶礦業所”,大肆進行掠奪性開掘，運往日本的礦石達450多萬噸。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接收“日鐵大冶礦業所”,成立華中鋼鐵有限公司籌備處。1947年12月1日，漢冶萍公司上海浦東碼頭基地被資源委員會鋼鐵事業管理委員會接管。1948年7月10日，在原漢冶萍公司大冶鐵廠、鐵礦基礎上組建華中鋼鐵有限公司。1948年7月12日，資源委員會接收了位於上海四川路33號中國企業銀行大樓809號的漢冶萍公司總事務所。1948年9月2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下發指令，核定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處理辦法：“該公司全部資產已抵押與日本，其剩餘資產遠不足抵償其所負之日債，所有抵押品應由接收債權之政府予以接收，全部撥交資源委員會華中鋼鐵公司承受運用。漢冶萍公司事實上早已破產，其名義應即撤銷。”

1949年5月27日，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華中鋼鐵公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原人民政府工業部、中南工業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先後任命了華鋼黨政領導干部。1954年9月，重工業部鋼鐵局宣布，華鋼更名為武漢鋼鐵公司。次年10月，武鋼青山廠區動工興建，隨後建成新中國個鋼鐵聯合企業——武漢鋼鐵公司。

二

漢冶萍公司在華夏大地崛起時，國人為之振奮，挺胸抬頭，在發出“翻東半球阘茸之舊局，作西半球燦爛之奇觀”的贊嘆之餘，積貧積弱的民族找到了久違的自豪感。作為近代中國的鋼鐵聯合企業，總共生產鐵礦石1 400多萬噸，生鐵240多萬噸，鋼60多萬噸，煤1 500多萬噸，焦400多萬噸(煤統計到1928年，焦統計到1924年)。借此，漢冶萍公司在中國鋼鐵工業史上鑄下沉重的一頁。

漢冶萍公司由盛而衰的原因，引發當世與後人無窮盡的探究。

曾任漢陽鐵廠總辦的李維格作《漢冶萍公司歷史說略》一文，例舉了五大原因：事非素習、債多股少、商股生利、洋軌免稅、贖路風潮。李維格有“襄助盛公，竭忠盡智”之譽，且此文作於民國初年，因而備受重視。

1924年，漢冶萍公司編纂的《漢冶萍公司事業紀要》認為，公司經營困難之主因“厥有兩端”：一是負有巨額內外債款，每年應付利息約需二百數十萬，“公司之營業不啻專為債權者作嫁”。二是公司沒有副產爐，無法利用制鐵的副產品，“以致成本不能輕減”。主纂者進一步強調說：“況公司與日本訂立之借款交鐵契約，綿亙有三十八年之久，若不通盤籌劃，其將何以應付？瞻望前途，不寒而栗。”

全國礦業主管機構農商部礦政司長胡庶華認同“日債”關繫是導致公司衰亡的重要因素。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吾國鋼鐵事業，首推漢冶萍公司……其失敗原因，皆由於辦理之未善……兼之歷年軍閥鬥爭，頗受影響。復因欠日債關繫，處處都受日人之操縱與牽制……” 1925年5月16日上海《新聞報》。在發表這篇文章兩年後，胡庶華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漢陽鋼鐵廠籌備處處長，解決了漢廠長期停修問題。

1925年6月，董事會副會長李經方請公司商務調查員高木陸郎為公司“妥籌補救良策”，高木列舉了七個問題，其核心，一是頻年動亂；二是借款利息及官利過重；三是事多冗員，人多冗費，眾心弛怠。高木將公司比喻為“戕害壽命於不自覺”的浪子，“公司於健全時代，每多濫費血本”是致病之源。

交通部所轄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成立時，在報紙上宣稱，漢冶萍公司開辦40年來，因為“主其事者無非借公肥私”，所以“其事業之發展毫無希望”。 1927年12月14日上海《新聞報》。隸屬於湖北省政府的清理漢冶萍公司債捐委員會，因“債捐”“地稅”問題始終與公司糾纏不休，認為公司不僅是“廢官黠儈之集團”，而且“益以日人為之主使”。

早年重點思考中國工業化問題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將公司失敗的原因概括為“四不”，即計劃不周、用人不當、管理不善、環境不良。所謂環境不良，一是“內亂時時發生”，二是各級執政當局“補助是少有的，而誅求卻無厭”。並且說張之洞在既無煤又無鐵的漢陽建廠，“盲目無知”“盲衝瞎干”，終失敗在情理之中。吳景超：《漢冶萍公司的覆轍》，《新經濟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9年。

1928年，交通部在討論著手整頓公司辦法時指出，張之洞的戊戌奏折(1896年6月)所言“巨細萬端而皆非經見，事機屢變而意計難周”一語，乃是開脫之詞，實質是“所計者未必得行，所行者未必早計”。 《交通部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著手辦法》，《礦冶》第1卷第1期，1928年2月。

20世紀70年代初，有學者將公司失敗的原因歸結為“鋼鐵生產的成本高昂”，並認為這對公司的失敗，“起著一種決定性的作用”。全漢昇：《漢冶萍公司史略》，香港中文大學，1972年。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費惟愷在其《19世紀中國的工業化：漢冶萍案例》一書中提出，漢冶萍公司這個“本來可以為國庫生財、成為財富源泉的企業”之所以被斷送，是因為它“不容許外人經營管理這個企業，濫借資金，經營腐敗，終為日本人所控制”。引自張仲禮等：《國外洋務運動研究概述》，《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八九十年代，以張國輝、代魯為代表，則是將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日本侵略勢力對公司的掠奪和扼殺。代魯認為，“一部公司史即一部公司日債史，研究公司與日本特別是日本政府的關繫，即是抓住了公司存亡的主線”代魯：《漢冶萍公司史研究》序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

曾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的公司董事會長孫寶琦，在1918年1月19日寫給董事會的信中，以袁世凱為例說：“項城誠一世之雄，其所以致敗之由，固不僅在稱帝。國家如此，公司亦何獨不然？”繼以盛宣懷為例說：“補老昔當帝國專制時代，事權在握，無所掣肘。”到了民國，面對湖北的“填股”要求，卻隻能“亦即慨允”。隨後嘆惋：“寶琦……閱歷政界，悲觀已極。”孫寶琦的這段話，將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與政界和國家相聯繫，深中肯綮，值得重視。

從19世紀60年代末期起的30餘年間，洋務派創立了一繫列的軍事和民用工業，它們形式不一、規模有異，消亡的命運卻如出一轍。究其根源，洋務派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目的是利用西方先進技術維護而並非改變封建統治制度，他們“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生產關繫必須適應生產力這一社會發展規律，而且在實際上違抗了這一規律”黃逸峰、姜鐸：《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在經濟發展上的比較》，《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造成了先進的生產力同落後的生產關繫的巨大矛盾。洋務政論家王韜批評說，洋務運動“隻能為民禍而不能為民福，能為民害而不能為民利”，原因就是向西方的學習“末者徒襲其皮毛，本者絕未見其有所整頓” 王韜：《上當路論時務書》，《弢園文錄外編》，中華書局，1959年。。方法與目的、手段與基礎的矛盾，決定了洋務運動注定不可能成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繫的框子裡去”，其結果隻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洋務派本身的階級局限性，使得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及盛宣懷等人，終留下這樣的歷史烙印：既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創辦者，也是終結者；既是經營者，也是破壞者。

漢冶萍公司同洋務運動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繫，同洋務運動初期創辦的一繫列官辦企業一脈相承。漢陽鐵廠投產後不久，爆發了標志著洋務運動徹底失敗的中日甲午戰爭，在客觀上使漢陽鐵廠成為洋務運動的謝幕劇。可以認為，漢冶萍公司從誕生之日起就站在了走向消亡的起跑線上，如同時開時停的列車，沿著自己生產的鐵軌，一步步駛向倒閉。

洋務運動揭開了中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序幕，使中國產生了自己的近代化企業，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了刺激和推動作用。這些特點在其嫡傳漢冶萍公司的歷史上表現明顯：官督商辦以後，吸收了私人投資；經營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潤，其產品作為商品投入市場；企業的勞動力是處在勞資關繫下的雇傭工人；廠方任意地延長勞動時間，酷熱季節仍要做滿12小時；大冶鐵礦“工人中多童子，年僅十齡者，肩土一擔，得錢二文” 1910年10月5日《時報》。。所有這些，資本主義的特點十分明顯。“勞心者高樓大廈，勞力者貧無立錐”的勞資關繫發生嚴重衝突，如1919年漢陽鐵廠工人罷工時，為達到“以期固結其心”的目的，公司采取了“建造工人住宅，為工人子弟設立學堂”之類的“體恤優待工人之舉”。正因為如此，公司沒有像其他企業那樣夭折，而是帶著嚴重的先天不足，頑強地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研究漢冶萍公司從興建到發展繼而衰亡的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來自三方面的限制。

首先是封建官僚的抵制與束縛。李鴻章堅信“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無須變革，所不及者“獨火器”而已。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24卷，清末金陵刻本。盛宣懷在戊戌變法中極力主張“中國根本之學不必更動”；到清王朝被迫搞立憲的時候，還企望“但求憲法顧得住君權”。他們創辦的企業，經費多由官款撥充，沿用封建的管理制度，一個工廠就像一個衙門，工人處處受官吏的壓迫。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絕非發展資本主義。

其次，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破壞。甲午戰爭前後，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一個轉變時期。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各國，不再滿足於商品輸出，他們無意使中國成為商品競爭的對手，而是日益注重於資本輸出，目的就是瓜分中國，更多地攫取原材料和廉價的勞動力。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暫時緩解，中國近代工業出現了曇花一現的繁榮。漢冶萍公司也不例外，生產和經營有了一個千載一時、的大好局面。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勢力卷土重來，中國近代工業迅速地走向衰竭。這一切，正如所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再者，中國民族資本力量孱弱，無法與強大的資本帝國主義較量。清末民初，“中國所成立之礦業公司頗多……然其財力，大半薄弱，不足稱霸一方。而其產業權利，大抵屬諸外人。”一新：《漢冶萍公司近事記》，《東方雜志》第15卷第12號，1918年4月。公司曾宣稱“拒收洋股”,向以“純粹之中國公司”自詡，但在萍礦開辦之初，就不得不向德國借了400萬馬克。公司自始至終都未能逃脫日本的吞噬。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以後，日本加緊了對該公司的資本輸出，明確要求公司以礦產作為抵押，僅在北洋政府時期就逼迫公司向其借債17次，終將公司牢牢地控制在它的魔爪之下。在資本帝國主義虎視鷹瞵之下，“堂堂華夏，不恥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即使有不借外債的中小企業，則“不掛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敗”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科學出版社，1957年。。民族資本與其較量的結果，“停廠者有之，殺生破家者有之”。 《中國新工業史發展大綱》，引自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

綜上所述，漢冶萍公司縱有“萬牛回首之力”，終倒閉無法避免。同中國作為燦爛的文明古國到近代卻淪落至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一樣，其原因正如所說：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試想，公司的船隻許懸掛日、俄“洋旗”纔能在本國的內河上通行，在這樣的國度裡能有何作為？反觀新中國的大冶煉鋼廠，1951年就創造了日產35.3噸鋼的全國紀錄。由此可見，“沒有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沒有為民執政的國家政權，焉能有商辦企業的生存發展，焉能有民族工業的振興”代魯：《漢冶萍公司的鋼鐵銷售與我國近代鋼鐵市場(1908—1927)》，《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由此可知，我們今天所做的研究工作之目的，“歸根結底，就是要有助於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加覺醒起來，振奮起來，聰明起來”。李侃：《近代傳統與思想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

三

漢冶萍公司自始至終重視檔案工作，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和值得借鋻的經驗。公司在檔案的分類、編目、保管和利用等方面的實踐，反映了這一時期文書檔案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構成了我國近代檔案學理論的基本內容。概括而言，其成就表現在：一是實行了檔案的統一管理；二是使用了類似當代全宗理論的管理方法；三是采用了組織機構分類法；四是進行了重要檔案文件彙編工作；五是建立了檔案的借閱制度。上述內容成為我國近代檔案學理論產生的重要基礎，對於研究檔案工作發展史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據檔案記載，公司檔案在戰爭年代曾兩度遭受嚴重損毀。次是1941年侵華日軍拆除上海浦東碼頭時，公司存於此處的公司總事務所1919年以前的賬冊及部分文件散失；第二次是1945年漢口保管處遭到飛機轟炸，相關文卷賬冊損毀。在公司檔案工作者精心擘畫之下，公司遺存的檔案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

漢冶萍公司檔案共9121卷，上架排列長度226米，時間起於光緒十五年(1889)，迄於1954年。這批檔案、資料，由數量眾多的電報、公文、函件等構成，可以分為四大類。

1.經理處檔案。數量多，價值也較高。主要包括：規章制度、經營管理、銷售運輸、計劃報告、產業設備、人事任免、機構設置、債捐交涉等內容。

2.董事會檔案。是公司權力機關產生的關於各類事項的議案、決議，以及與公司內外聯繫的函電，分總務、銀錢、廠務、煤務、礦務、雜件六類。

3.財會檔案。包括公司會計所、商務所產生的四柱清冊、股票存根、地(礦)契據、單據票證等。

4.華鋼檔案。是漢冶萍公司的後續——華中鋼鐵公司的檔案，分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和新中國成立以後兩大時期。有清理漢冶萍公司資產有關文件，接收、清理日本大冶礦業所的情況，漢冶萍公司股權登記、債權處理及債捐資料節錄，華鋼復工及開采計劃和生產經營情況等。另有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遷建委員會的部分有關檔案；公司刊行的各種資料彙編；公司收集的有關公司內容的剪報；反映公司情況的影集；圖紙、地圖、收發文簿和尚未立卷的雜件；日文、英文的合同、函件，圖表、賬冊等。

湖北省檔案館館藏其他全宗檔案中，也有反映公司情況的檔案。民國時期湖北省政府全宗有公司與湖北“債捐”“地稅”糾紛記錄；建設廳全宗有湖北省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湖北官礦公署有關工作，公司處理辦法及債捐問題，清理漢冶萍公司財產節略；財政廳全宗有清理漢冶萍湖北債捐處簡章，清理漢冶萍砂捐債款案；江漢關全宗有公司貨運監管、輪船調查表和運載礦砂和生鐵章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中南重工業部全宗，也有大量與漢冶萍公司和華中鋼鐵公司相關聯的檔案。

在館藏報刊資料中，反映公司情況的檔案文獻十分珍貴。在《民國日報》《晨報》《中央日報》《武漢日報》等報刊中，有關公司的報道數量眾多；《礦冶》《礦業周報》《東方雜志》等刊物，常見登載對公司的評論及有關文章，如1923年《勞動周報》第3期，載有《漢冶萍總工會成立宣言》。

公司在官辦、官督商辦時期(1890—1908年)形成的檔案，由於在抗戰時期兩次被毀，盡數亡佚。所幸，這段歷史可從公司保存的資料，如《張文襄公奏稿》《漢冶萍公司事業紀要》和《漢冶萍公司年表》等中得到彌補。公司進入商辦時期(1908年)以後的檔案，尤其是盛宣懷去世(1916年)以後的檔案數量眾多，約占現存全部檔案的五分之四。

從具體內容上看，公司早期的檔案主要是張之洞、盛宣懷等人的奏折、電報，反映了洋務派官僚的思想與實踐活動，記述了與中央政府和封疆大吏的各種關繫；《漢冶萍公司事業紀要》記錄了公司沿革、組織機構、產品出數、利潤盈虧等方面的情況；《董事會議案草底》和歷屆《股東大會議案》是公司各項重要決策產生過程的原始記錄；《漢冶萍公司緊要合同彙編》記錄了公司歷年商借外債及產品銷售的情況；《德培辦事條規》記載了聘請、管理和使用“洋匠”的情況；《與日本安川合辦九州制鋼廠》記述了中日“合辦”鋼鐵企業的經過；《清理漢冶萍湖北債捐文件紀要》反映了公司與地方政府錯綜復雜的關繫；《李維格日記》描述了辛亥革命爆發時武昌、漢口的社會情形；《漢陽鋼鐵廠全體工人罷工宣言》是我國早一批產業工人之一——漢陽鐵廠工人生活勞作的原始記錄；《蔣介石致漢陽鐵廠遷建會快郵代電》記錄了抗戰時期蔣介石下令拆除公司設備的命令；《漢冶萍公司資產清理委員會公告》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組成公司資產清理委員會，清理接收公司的公告；《華鋼黨委關於重點整黨建黨的初步情況報告》記錄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鋼鐵工業蓬勃發展的宏偉景像。此外，還有孫寶琦、張謇、譚延闿、孫武等人的書札，既可為考證史實之用，亦可滿足欣賞之需。

綜括而言，漢冶萍公司的檔案具有十分鮮明的特色。

原始性。公司檔案伴隨實踐活動的客觀需要而產生，為了便於日後查考而保存。形式上有草擬人的筆跡、核發者的簽名、發文單位的大印；內容上記錄了作者和主管單位的思想、立場，是當時具體情況的真實反映。

完整性。檔案個體基本構成完備無缺，檔案整體完整齊全；既記錄了某一事件的前因後果，也反映了公司的歷史全貌。

綜合性。公司所處的歷史時期，正是中國孕育和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張之洞、盛宣懷等人是當時聲名顯赫、舉足輕重的人物，加之公司在亞洲首屈一指的規模及其在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使得公司檔案的內容包羅萬像，極為豐富。

漢冶萍公司的檔案是公司歷史的積澱，具有可靠的憑證作用和廣泛的參考價值。

公司的檔案是研究公司歷史的原始材料。漢冶萍公司的歷史，基本上就是我國早期鋼鐵工業的歷史。分析、研究公司由創辦到發展直至衰亡的過程，對於總結我國近代工業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研究公司的歷史，則必須以公司的檔案為主要的材料依據，纔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公司的檔案是印證公司史實的可靠憑證。過去對公司歷史的研究，主要是根據盛氏私檔和流傳的零星的檔案，缺乏官方檔案的印證。而公司的權力機關董事會和經理處產生的檔案，具有不可比擬的權威性。尤為難得的是，檔案內容繫統全面，數量恢宏，而且事無巨細，均有案可稽。

公司的檔案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參考材料。在晚清、民國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在帝國主義列強將中國瓜分豆剖的爭奪中，公司始終扮演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日本“二十一條”、北洋軍閥南北戰爭、北伐戰爭、日本侵略中國，均與公司密切相關。正如馮天瑜所言，一部漢冶萍史，既是公司“歷盡坎坷而又奮鬥不已的歷史”，也是“曲折悲壯的中國近代史的縮影”吳緒成主編：《百年漢冶萍》，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鋻於公司檔案的重要價值，2002年3月,“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國家咨詢委員會宣布，漢冶萍公司檔案同其他47件“藏在深閨人未識，件件檔案值萬金”《中國檔案報》，2002年3月22日。的人類文明遺產一道，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成為全國批“國寶檔案”。

四

研究漢冶萍公司所依據的史料，早期主要是將私人奏稿、電稿、函稿、文稿等編輯而成的史料彙編，如張之洞、盛宣懷的《督楚公牘》《愚齋存稿》等。汪敬虞、陳真、孫毓棠三人的同書名、不同出版社和年代出版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亦為學者必用。1980年以來，陳旭麓等的《漢冶萍公司》(三冊)陸續問世，以及武漢大學經濟學繫的《舊中國漢冶萍公司與日本關繫史料選輯》的出版，深受學界重視，是必不可少的引用、參考文獻。

以盛宣懷研究為例，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從事辛亥革命歷史研究的中村義教授所著《清末政治與官僚資本——以盛宣懷的活動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6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一文，對《愚齋存稿》的引用占引文的五分之一。需要說明一點，此書出自“盛氏私檔”，經盛宣懷本人以及盛氏家族精心挑選而纂。“許多他們認為有礙盛宣懷官聲、私德的都不收或作了刪改”陳旭麓等：《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私檔”固為手資料，“官檔”的價值則更勝一籌。由於與漢冶萍公司“官檔”無緣得見，一些學者盡力鉤稽，仍不免語焉不詳。例如，某論述龍煙鐵礦公司的文章說，1921年總經理盛恩頤決定購買龍煙公司股份。公司檔案載：“十三年……夏總經理辭職，推傅公宗耀為副會長、盛副經理代總經理。”且記錄認購龍煙股票是在1918年10月。某文對李維格1904年出洋考察，攜帶礦石、焦炭、生鐵、鋼材等樣品一說提出質疑，依據是《李維格呈出洋采辦機器稟》所說隻帶了“鐵石、焦炭”，並無生鐵、鋼材。公司檔案載，李維格攜帶了“大冶鐵石、萍鄉煤焦及漢廠所煉之焦鐵”。某文依據張之洞1889年9月20日的奏折，認為漢廠機爐購自英國諦塞德公司(Tee Side Co.)。公司檔案載，比利時的廠家以同意接受訓練40名中國工匠為購貨條件，奪走了這筆生意。呂柏曾說，“張之洞派了一批18歲的年輕人到歐洲去，在設在比利時塞蘭(Seraing)的科克裡爾公司接受操作工和工長的崗位培訓”呂柏：《中國的采礦業和鋼鐵工業》，慕峰濤摘譯油印本。，可為印證。此類錯訛雖無傷根本，卻難免殃及治學。

在學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漢冶萍公司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有學者統計，僅在2006—2016年的10年裡，圍繞公司的研究發表了數以百計的學術論文，出版了8本專著，這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十分罕見。李海濤：《近十年國內漢冶萍公司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但認真分析，有關研究仍嫌不夠全面、繫統，依然存在“盲區”。究其原因，“在資料搜集和研究上花的功夫還不夠深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譚其驤：《對今後歷史研究工作的四點意見》，《社會科學》1983年第5期。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史學研究的傳統規範開始面臨全新觀點的挑戰。比如，中外關繫不隻有侵略和被侵略的一面，還有正常交往的一面；“借洋債”“重用洋員”不能一律視為買辦行為等張亦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規範問題》，《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這些觀點的得出，與占有史料的廣度、研究的深度，特別是新的手資料的發現和利用有因果關繫。再如漢冶萍公司的借債問題，民國初期就有人研究，終因缺乏核心資料，隻好托言“事實秘密，未能詳知”高勞：《臨時政府借債彙記》，《東方雜志》第8卷，1911年1月。，不了了之。隨著檔案的公布，包括日本方面史料的發現和利用，這一問題就研究得比較透徹了。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做出開放歷史檔案的決定，對歷史檔案開發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為此，湖北省檔案館編輯出版了《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一書。此書是部以公司檔案為主體的史料書籍，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很大反響，成為研究漢冶萍公司歷史必不可少的參考書。2015年，湖北省《荊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將《漢冶萍公司檔案彙編》列入出版計劃。根據要求，我們在《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基礎上做了補充與完善。其學術意義表現在：一是公司企業體制形態由官辦、官督商辦、商辦，增加國營為第四種；二是公司存在時間由1890—1948年，改為1890—1954年。本書收輯的史料基本為檔案原件，具有真實性和權威性；史料選用慎重，注意史料的全面性和差異性；翔實反映公司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並注重提挈前因後果及社會因素的影響。《漢冶萍公司檔案彙編》可稱漢冶萍公司檔案資料收集整理的成果，可為學者治學帶來莫大裨益。

為充分挖掘檔案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學好用活檔案這一寶貴財富，我們對漢冶萍公司研究中可望引起社會關注的課題做出研判，與專家學者共饗。

1.中國革命史研究

中共一大做出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決議後，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領導罷工鬥爭，掀起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成為黨的中心工作。“漢冶萍是中國式、進步的大產業，為中國中部工業制造的策源地，其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全國”湖北省冶金志編纂委員會：《漢冶萍公司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年。。資料記載，在1920年至1930年，先後10次來到安源，領導了安源工人大罷工和秋收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公司檔案中，有關於劉少奇、李隆郅(李立三)、李漢俊、蔣先雲、黃靜源等人的記載，有李福生(張浩)在大冶鐵礦活動的記錄。

在中共黨史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劉少奇、李立三、陳潭秋、蔡和森、毛澤民、夏明翰、惲代英、李維漢、蕭勁光等黨的早期領袖和重要干部，都來到安源從事過革命活動；產生了中國早的產業工人黨支部、早的黨校，早進行反腐倡廉探索實踐；黨的四大召開前，安源黨的組織是全國黨員人數多、規模的地方組織；親自介紹入黨的夏明翰、蔣先雲、劉義、黃靜源、毛新梅等人，都曾在這裡從事革命活動。現存檔案中有敵人槍殺黃靜源的詳細記載。此外，還有一些人曾經擔任黨的重要職務，後背叛了黨的宗旨，如向忠發、李滌生、陸沉(盧斌)等人，都曾在公司領導過工人運動。

在人民軍隊史方面。1927年9月，在安源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安源工人是早領導和指揮的工人武裝隊伍“工農革命軍”的重要組成部分。1936年，埃德加？斯諾在延安記錄下回憶：工農軍隊的批部隊戰士的三個來源之一是“漢陽礦工”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即為“漢冶萍礦工”之筆誤。據資料記載，1927年至1930年，有5 000多名安源礦工分別參加了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成為人民軍隊中獨有的工人群體，從中走出楊得志等13名開國將軍。

在工人運動史方面。漢冶萍公司鼎盛時期(1914年前後)，擁有工人數量在3萬人以上，“是當時中國的一支產業大軍”湖北省冶金志編纂委員會：《漢冶萍公司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年。。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官僚的壓榨之下，飽受欺凌。1917年，公司中工資與工資相差83倍。西方報刊稱，底層工人低廉的工資“歐美亙古所未聞也” 《漢冶萍煤鐵廠礦記略》，《東方雜志》第7期，1910年12月。。漢廠、冶礦和萍礦的工人為爭取生存權利進行了自發的鬥爭，1906年安源工人參加同盟會發動的萍瀏醴起義，首開中國工人階級大規模武裝反抗的先河。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工人運動翻開了嶄新的一頁。1922年成立的由劉少奇任委員長、向忠發任副委員長的漢冶萍總工會，是全國的產業工會，“開中國勞動運動未有之創局，足以使資本階級驚心喪膽”。安源建立了全國人數多、組織嚴密的革命工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1922年爆發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全國工人運動中“絕無而僅有”的完全勝利，代表了中國工人運動的正確方向。

2.檔案史料當代價值研究

古人有雲：“鋻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例如：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次工人運動的偉大實踐和無數先烈的英雄事跡，作為傳承紅色基因的生動教材，發揮資政、育人的作用；研究漢冶萍公司失敗的原因、舉借外債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為當前企業的生存發展乃至於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借鋻；研究漢冶萍公司對區域社會經濟發生的影響，諸如漢廠對武漢地區城市化起到的推動作用、冶礦推動近代黃石城鎮化建設的步伐、萍礦助推萍鄉地區融入長江中下遊經濟帶，為當前長江經濟帶建設提供佐證。簡而言之，將研究成果充分運用到新時代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實踐中，讓檔案這一寶貴的文化遺產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是我們的共同任務。我們期盼著專家學者奉獻聰明纔智，多出經世致用的大作。

3.公司用人制度及人物研究

漢冶萍公司腐朽的用人制度、猖獗的裙帶關繫，歷來為人所詬病。學界普遍認為，這是導致公司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結論可在檔案中得到印證。但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今世的標準去衡量彼時的是非曲直。試想，如果公司用人制度一無是處，如何能夠“攬盡天下英纔而用之”？若非人纔濟濟，公司能在混沌初開、光怪陸離的社會中維繫半個多世紀這一事實，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詮釋。

漢冶萍公司的決策層熟諳“凡事得人而理”的道理，由公司資遣出洋留學的吳健就曾說過：“徒有物資機器，不足以言工業之發達。”公司厲行的用人制度，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其中有許多科學的理念、先進的方法，還有待於進一步挖掘，以資借鋻。對於本國技術人員的管理，檔案記載十分詳盡。據統計，1927年全國“受礦業特別訓練之人數在一二千之間，就中在礦業上立足者亦數百” 《交通部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著手辦法》，《礦冶》第1卷第1期，1928年2月。，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曾在公司效力，經過鍛煉，大都成為冶金行業的精英。有關報道記載，抗戰期間，主持大後方各大小煉鋼廠的技術人員，多半是漢冶萍公司的老職員。 《目前煉鋼業的困難》，1943年10月28日《新華日報》。公司對出洋留學獲“洋文憑”者並未疏於管理，一味遷就。公司董事會在研究相關問題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好洋員自不如用中國之好出洋畢業生，但真好者不多見。其普通之病，凡一經專門畢業，遂自視不凡，非豐禮厚聘不來。”

對公司大量雇請、重用“洋匠”以至於“喧賓奪主”,歷來有很大爭議。1946年出版的《三十年來中國之工程》一書說：“外國技術員工之借重亦應賓主分明……決不可再蹈漢冶萍公司之覆轍。”胡庶華：《三十年來之中國工程》序六，中國工程師學會，1946年。事實並非如此，例如1896年漢廠總管德培草擬的《辦事條規》，對如何聘請、管理和使用“洋匠”做了明確規定。至於雇用的“洋匠”是否同其他企業的洋員一樣是“技藝不精”,“為該國不用之人而中國用之”徐鳳矢：《中國近代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尚有待深入研究。

盛宣懷是公司人物研究繞不開的話題。學者認為，“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不研究盛宣懷是不可思議的&rdquo：《盛宣懷傳》，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盛宣懷一生摘冠折桂、產業無數，然而傾其畢生心血的唯有漢冶萍公司。盛宣懷曾與人言：“漢冶萍為東方傑出之一事，震動歐亞，鄙人將老於此矣。”從1902年起，由於一繫列賣國商約的簽訂，盛宣懷便生活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呼聲中：“媚外肥己、甘為國賊”陳郁：《關於漢冶萍問題之報告》，1928年5月1日《大公報》。，“貪污犯”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序，科學出版社，1957年。，帝國主義的“寵兒”“內奸”邵循正：《盛宣懷未刊信稿》說明，中華書局，1960年。。這些結論性觀點的時代色彩毋庸置疑。如何結合時代背景、客觀條件，探究深層次的原因，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既是責任，也是考驗。

對於張之洞、盛宣懷、鄭觀應、李維格、葉景葵，乃至張贊宸、李壽銓等人物的研究，學界傾注了極大努力，成果頗豐。相對而言，對孫寶琦、張謇、夏偕復、盛恩頤等人，則關注較少。至於社會名流如“民國產婆”趙鳳昌等，以及科學名人如中國半自動步槍人劉慶恩、中國近代礦學之父王汝淮、近代化學工業開拓者徐建寅等，更是鮮有涉及。公司檔案是研究這些人物在這一時期活動的不可多得的手資料。專家學者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不僅能拓寬學術研究領域，亦可提高社會的關注程度。

總之，當下是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收集整理好的時期，相關研究之繁榮鼎盛可期可待。讓我們共同努力，在檔案史料編輯出版和學術研究工作上取得無愧於新時代的卓越成就。

(本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繫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漢冶萍公司檔案。)

《漢冶萍公司檔案彙編》編輯部

執筆劉文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