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喻可能會是耍花招的表現手法，但是曼哈頓的“債務鐘”的隱喻卻不是花招。
1989年，一位熱心公益的商人安裝了這座鐘，希望以此警示政治家要對其瀆職行為感到羞愧。用醒目的數字記錄不斷攀升的國債，而國債之所以不斷攀升是因為每年聯邦政府的花銷遠遠大於它的收入，因此必須以借款來應付收支差額。但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件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政府稅收伴隨股市開始上升，龐大的預算赤字次收縮了，繼而變成了創紀錄的盈餘。於是在2000年9月，鐘的主人將債務鐘關停了。
然而，到2002年7月，國家再一次面臨赤字的境況時，他又將它啟動了。
聯邦政府聲稱它們在與赤字進行的長期鬥爭中獲得了勝利，但結果卻是赤字很快又回來了。事實上，與之相比，赤字對近代美國歷史曾經產生過更大的影響。而且，隨著預算的好轉，美國的許多其他指標也好轉了。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國家，不論是在經濟、社會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那個時期暢銷圖書的書名是《哪裡出了錯》(What went wrong)。而好像在這十年的後期，美國自己奮發圖強了，經濟開始復蘇，工作崗位變得充足，上百萬人變得富有，預算赤字被創紀錄的盈餘取代。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犯罪高峰期也到了盡頭，大城市突然變得比幾十年前更為安全了，這真令人驚訝，未來看起來是出乎意料的光明。
然後，這樣美好的年景不再有了。2003年，美國經濟結構的問題—可能還有政治體繫和社會的問題—好像又一次浮出水面。整個國家籠罩在焦慮的氣氛中，有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公眾認為整個國家正在向錯誤的方向行進。
這本書的內容，首先是關於美國向錯誤方向行進的紀事，其次是解釋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民眾那充滿活力的樂觀主義什麼時候為再度的低落情緒所替代。同時，也試圖解釋美國怎麼可能衰退得如此之快，以及為什麼領導層會制定如此糟糕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領導層的故事—無論是個人層面還是領導方式上，領導層都很糟糕。這實際上是特別針對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指控。海倫·湯姆斯（Helen Thomas）是一位資深白宮通訊員，他認為布什是“整個美國歷差的總統”。我對此並不敢肯定—因為歷史上還有很多糟糕的總統。但是，那些前任總統在領導國家時，因領導不力或瀆職所造成的損失，不管是對美國還是對整個世界都遠遠少於現在。
這本書的絕大部分由我在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間為《紐約時報》的專欄所寫的文章組成。我希望讀者會發現本書的結構要比繫列短文部分更為嚴謹，也就是說本書將專欄文章編輯構成一個連貫的故事。我簡短地介紹下我是如何開始創作這些專欄文章的。首先，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背景。
消沉的年代
20世紀90年代，所有事情看起來都在向好的方面發展—例如工作崗位增加了，股票價格上漲了，預算赤字轉變為盈餘了，甚至連犯罪率都下降了—早些年消沉的情緒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退了。直到2000年，已經很少有人記得1992年流行於整個國家的恐慌了。然而，恐慌卻成為即將到來的不可避免的情景。
如果你是那些認為國家的強大是以軍事上的成功來度量的人們中的一員（而現在正是那樣的人在管理著國家），那麼1992年公眾的消沉情緒可能看起來令人疑惑。在軍事上，美國處在世界霸主地位。許多人擔心海灣戰爭將會變成另一個越南戰爭，然而終它卻成為美國軍事力量的一次展示。美國已經而且現在一直是世界的一個超級大國，而且是的一個超級大國。
然而海灣戰爭這種壯觀場面的展示不會為我們付賬。當今時代人們習慣於將美國的蕭條和日本看似不懈的經濟增長進行比較—有人稱，“冷戰已經結束，日本贏了”。無論你是否贊同美國是日本不正當競爭（事實並非如此）的犧牲品的說法，都到美國該醒悟的時候了。
雖然日本並非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不堪—它很快就經歷了經濟衰退，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值得引以為戒的故事—美國的經濟災難也夠得上不堪了。當然，1992年統計學家曾宣稱1990～1991年的衰退已經結束，但是1991～1992年，仍舊是“失業型復蘇”的一年，即GDP增長但失業人員也同時持續增加的時期。對於普通的美國公民來說，這就是一種持續的衰退。對於想設法保住自己工作崗位的工人來說，情況已經很糟糕：近20年普通工人的實際工資一直連續停滯或下降。傳統工業，如汽車、鋼鐵行業，這些普通工人可以掙到不錯收入的行業，似乎也一直在衰退，貧困率在上升而不是下跌，20%以上的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自1964年以來的比率。
流行文化是深層意識覺醒的一個反映。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大片《毀損》（Falling Apart）再現了被解雇的工人盛怒的爆發，《大峽谷》（Grand Canyon）是犯罪威脅的寫照，《旭日東升》（Rising Sun）則是美國衰退和日本崛起的紀實。
關於新技術的美好前景又如何呢？在20世紀90年代，美好的前景似乎破滅了。可以肯定的是，新技術將我們包圍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其結果就是美好的。越來越多的工人配備了電腦，每一個辦公室都有了傳真機、移動電話，同時，電子郵件也已經開始普及，但是好像這些都不能使失業狀況得到改善，或者能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他後來成為一位知名的美國成功人士，私下裡告訴我，他認為高科技的美好前景純屬“胡說八道”。
首先，不管是在私人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美國人民對他們領導人的幻想都破滅了。在每個機場的書店裡被作為特色推薦的是一排排封面上印有武士形像的書，這些書宣稱可以傳授讀者日本管理的秘訣。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日本人似乎知道如何經營現代企業，而在於美國企業的管理者好像不知道怎樣經營企業。所有時興的小設備好像都來自日本，不僅“美國制造”不再是質量的保證，而且許多消費者開始不信任美國貨。令人失望的是，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盡管失誤、無能，卻獲得了過多的報酬，而喬治·W.布什總統此時卻帶著汽車企業的執行官們去日本要求經濟上的讓步，這一事件演變成了一場國家關繫的災難。
這個社會對我們政治家的尊重已經越來越少，1992年選舉中令人關注的事情並非老布什落選了，而是羅斯·佩羅（H. Ross Perot），一個少數派候選人，獲得了19%的選票。在一個第三黨派從來沒有興盛過的國家，這一選票代表了民眾對傳統政黨領導人的不信任。
簡單地說，這並非好的年代—並且許多觀察家預測情況將會更糟，在未來8年中，美國將會經歷一場令人驚訝的經濟和社會變革。
美好的年景
通常，人們要用很長一段時間纔能意識到情況確實是在好轉。你可能會說悲觀主義已經成為整個國家的一種習慣。直至1995年鼕到1996年鼕，雖然看不到持續下降的失業率，但是各種報紙卻充斥著關於警告失業和企業減產的標題。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運動中，支持競選者鮑勃·杜爾（Bob Dole）的經濟學家攻擊克林頓政府，稱其經濟復蘇是蕭條的、低於平均水平的經濟復蘇。少數黨派的經濟學家知道得更多，但他們仍保持著謹慎態度，因為他們見識了太多錯誤的預言。終，情況變得很明朗，令人難以否認：美國經濟的確正在恢復。同時，看起來整個社會也正在恢復。
關於經濟復蘇幻想破滅的一些陳述，試圖否認克林頓時期的一切施政得當的措施所創造的奇跡。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末狂躁的樂觀確實超過了事實，但國家的實際成就也是驚人的。
對大多數人來說，首先而且重要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工作機會增多了—比幾十年以來都要充足得多。在1992年至2000年之間，美國公司的在冊名單增加了3200萬工人，這使得失業率下降到了30年來的值。全民就業意味著人們有了工作機會，許多曾陷入貧困的家庭可以擺脫困境，從1960年以來，貧困率首次大幅下降。還有其他成果,如社會指標得到改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末，紐約市出現了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曾經出現過的社會安全的狀況。
如果工作機會的增多讓人印像深刻，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每個工人生產的數量增加則更令人印像深刻。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非常緩慢：每年隻有1%的增長—那是美國經濟的失敗。而勞動生產率低正是普通美國家庭生活水平停滯甚至下降的重要的原因，一個沒有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經濟不可能產生持續的工資增長。但在20世紀90年代，勞動生產率騰飛了；10年間，它的增長比美國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快，而且工資也終止了它們長時期的停滯狀態。
為什麼勞動生產率被提高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信息技術時代已經到來，所有的計算機和網絡終顯示出了它們的力量。然而，也可以理解為，企業領導者也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由於日本出現經濟不穩定，美國商業重獲了自信，美國商人變成了領導者。那是一個首席執行官被看作超級明星的時代，那些超級明星把超額的工資帶回家，成為理所當然的事。美國看起來形成了一種巨大刺激產生巨大成果的機制。
然後就是股票市場。1992年年底，道瓊斯指數為3500點，而到了2000年，它已經激增並超過了10 000點。然而股票市場的許多投資者仍感覺自己是失敗者。他們錯過了真正的大收益，比如科技股讓許多人瞬間變成了百萬富翁。從1929年以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快速致富似乎那麼唾手可得。同時，官方的聲音還向我們保證，還會有更多增長，道瓊斯指數很快就能達到36 000點。
仍然有對股票市場持懷疑態度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初對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奇跡也有過一些懷疑，而到2000年，我相信了。但我仍然認為股票價格與其實際價格不符）。我們這些人依照外國經濟學家的觀點，對股票市場的危險性再次顯現後會發生什麼感到十分擔心。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美國經濟與10年前日本的“泡沫經濟”間存在著一些不可否認的相似之處—而在日本股票市場崩潰之後，日本那原本看似不可能停止的經濟增長陷入了極度的混亂狀態，而且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然而，即使泡沫破裂，20世紀90年代也確實使我們有理由樂觀。日本的問題是因為不當的領導而加劇，而人們預期美國的經濟領導能力是強有力的。
在克林頓政府早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在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的支配地位尚未完全確立之前，我本人就是一個十分嚴厲地對新總統的經濟智囊團提出批評的人。但是10年過去之後，魯賓主義經濟獲得了成功。首先，比爾·克林頓敢於提高稅收以幫助縮小預算赤字—這是一項需要巨大勇氣的行動。而他的繼任者，喬治·W.布什，卻因為增稅政策而遭受辱罵（雖然羅納德·裡根已經撤銷了他自己削減稅收的一部分政策）；保守黨人預測克林頓的增稅政策將使經濟遭到削弱，不過，他成功了——作為獎勵，他得到了經濟繁榮和預算盈餘。
此外，華盛頓方面證明了政府在處理危機方面的靈活性和有效性。1995年墨西哥比索遭受衝擊時，當局又一次頂住了嚴厲的批評，勇敢地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幫助我們的鄰邦解困。然後，一場更為巨大的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了。1998年秋，這場危機波及了美國，因為俄羅斯拖欠它的債務，使長期資金管理公司—一個管理巨額套期保值資金的公司垮掉了。金融市場迅速癱瘓：在實際意義上，借貸流動都已經停止了。
我在參加一個會議時，美聯儲的官員向與會者介紹情況；當被問及我們能做什麼時，他回答：“祈禱！”魯賓和艾倫·格林斯潘設法成功地發出了一個冷靜的信號—還記得人們真正崇拜財政部部長時的情形嗎？然後市場復蘇了。在1999年早期，《時代周刊》以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財政部部長羅伯特·魯賓以及財政部常務副部長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作為封面，稱他們為“拯救世界的委員會”，這雖然有些老套了，但確實也恰如其分。
然後，在新千年的開始，上蒼保佑美國，賜給我們成熟而有經驗的經濟方面的領導人，讓他們在壓力下仍會做出理性決策。他們將堅持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他們將為防止重演20世紀90年代早期出現的失業型復蘇而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不會讓經濟陷入日本式的衰退。甚至我們這些認為自己是悲觀主義的人，都基本上是樂觀的；我們隻是認為股票行情看漲的投資者應該保持警醒，但未來將會是一個使所有人都滿意的結局。
哪裡出了錯
喜歡諷刺挖苦的周刊《洋蔥》（The Onion）稱自己是“美國好的新聞資源”—而在近幾年，那已經不是事實了。2001年1月18日，該周刊的新聞故事版報道了總統選舉中喬治·W.布什的一次演講，他聲稱：“長期困擾我們的和平和繁榮的噩夢結束了”。然後，這樣的噩夢卻發生了。
我們美好的年景出現了什麼問題？對許多人來說，感受深的轉折點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美國人民對安全的夢想破滅的時刻。但對我來說，這一轉折來得比那更慢也更廣。
我並不是說輕視恐怖主義。任何關注過中東事件的人都知道美國是恐怖主義的目標。你可能還記得初每個人都預測1995年俄克拉何馬市的爆炸與某教教徒有關。恐怖主義專家一再警告我們幾年內將有一天會發生針對美國國土的大規模襲擊—然而“9·11”的超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對我們還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沉重打擊。我們知道，確實有人想要傷害我們；他們終得手一次並不足為奇。
真正讓人震驚的是，就在我們美國本土，不管是私營企業還是政府領導的企業表現都是失敗的。
有些人意識到20世紀90年代存在著商業過剩，雖然他們的觀點曾經很難受到重視。但這過剩的範圍和嚴重性要比任何人意識到的都要巨大得多。我們知道太多關於在所謂牛市上，存在著大規模公開鼓勵的或隱蔽的公司不正當行為的事實。誰能想像得到，那些被商業院校稱贊並作為大型現代化企業典範的著名公司，卻在某種意義上采取了“龐氏騙局”的欺騙方式（事實上，確實已經有人這麼提醒過，但他們被當作怪人不予理睬）。
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政治體繫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不成熟。曾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應該負責任的領導是如此失職。在2000年選舉中，喬治·W.布什提出了一項稅收計劃和一項社會保障計劃，很明顯這是建立在偽造的數據基礎之上的浮誇計劃。而媒體更多關注人權政策，避免去解釋這些計劃的詳細情況。同時，艾倫·格林斯潘看來並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民主黨在位時，他是簡樸和財政風紀的堅定倡導者；白宮易主後，他變成了一個為不負責任的減稅政策進行辯護和促成其實現的人，甚至在面臨攀升的預算赤字時也是如此。
此外，這個新政權既沒有長期的責任感，也沒有其前任的短期的靈活性。初，布什的經濟計劃包括逐步按計劃實行大幅度的長期減稅。到2002年，很明顯這一計劃的實施存在缺陷。就像他的父親那樣，布什領導了一次“失業型的復蘇”—經濟增長但新的工作機會的增加卻很慢，所以大多數人發現他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糟，這種經濟狀況非常需要短期的繁榮，而非長期的減稅。而且，預算赤字的驚人惡化也意味著長期減稅不能再繼續。然而布什的助手仍堅稱他們於1999年經濟泡沫鼎盛時期制訂的計劃正是解決當前經濟困難問題的正確途徑。在2003年年初，當他們終好像意識到了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時，他們制訂了新的“刺激”計劃。這一計劃在實踐上不過是原計劃的克隆：除了長期減稅，這種利益也主要由富人獲得，幾乎沒有什麼能刺激現在的經濟。
更為嚴重的是，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除了保守的經濟意識形態在發生作用外，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美國政策的改變是更大的事情，也是這本書導言部分的核心主題。
為什麼是我
我從2000年1月開始為《紐約時報》撰稿。當時，無論是我還是報社都不知道我會寫出什麼來。
我以前和現在都是一個貿易方面的經濟學教授，我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國際金融危機。我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被我稱之為“希臘字母式”的經濟文章，是為專業性雜志撰寫的深奧難懂的論文。但同時，我也為更為廣泛的讀者群撰寫全球化經濟方面的文章。到1998年為止，我有兩個固定的專欄，一個在《財富》雜志，另一個是在線雜志《批評》（Slate），這兩個專欄的一部分文章也被收錄在本書中。
1999年夏，《紐約時報》與我聯繫,邀請我為該報的社論版撰寫專稿。當時豪威爾·雷恩斯是該報的版面編輯，他感覺到那時美國是一個公事公辦的時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如此。因此《紐約時報》需要擴大它在社論版的評論，主要關注不同於傳統的國外事件和國內政策模式的新問題。他們期望我能寫出關於新經濟難以預測的變化、全球化的影響以及反映其他國家糟糕政策的文章，他們並不要求我在國內政策上花費太多時間，因為每一個人都假設美國的政策將會保持合理性並對國家負責任。
我盡了自己的努力去嘗試，涉及的領域有經濟和商業。正如你將會看到的那樣，這本書中的專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直接的經濟分析，而沒有政治因素。但隨著事情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談到了政治。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在討論令當局十分不舒服的那些事情的真相。
為什麼是我呢？
在這些日子裡，我發現自己經常被指控為一個習慣性的自由主義者。但僅僅在幾年之前，真正的習慣性的自由主義者一點也不喜歡我—一份雜志甚至發表了一篇隱諱的故事來抨擊我贊成資本主義的觀點；我還保留著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寄給我的那封十分氣憤的信，因為我批評了他對全球化的抨擊。如果我已經不再經常寫文章攻擊右翼，那是因為右翼現在當權—而且管理能力很差。這並不僅僅表現為政策很差，而且表現為不負責任，此外，我們的領導人還對他們究竟在忙什麼撒謊。
我比許多專家更早地指出布什當局令人不能忍受的不誠實。為什麼我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事情呢？其中一個原因是，作為一個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我從未被誘惑進入政客的各種報告模式的圈套中。在這樣的報告中，政客們給出了相應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說法，但卻不顧事實的真相。我自己做計算，或者在需要的時候請一些真正的經濟學家教我有關我所寫題目的知識，然而，很快我們就意識到了自己正在處理的問題是的謊言，而且它發生在美國。對此，我並非全然孤立。在過去幾年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商業記者，看到偽造的數字時他們知道那是偽造的，經常會指控領導人無恥的謊言，甚至不理會政治專家正在贊美那些領導的所謂剛正的品質。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商業記者的文章關注問題的面比較窄，很少會涉及政治評論。由於我有更廣泛的資料，在社論版對頁上還有一席之地，我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我願意從不同角度去看問題，反映所見所聞。評論家們主要由居住在華盛頓並參加同一個晚餐聚會的人組成，這本身就產生了一種集體的看法。在任何時候都有一個故事的主線來將記者的觀念定型。“9·11”之前，這個故事的主線是喬治·W.布什不善言辭，但十分誠實；“9·11”之後，新的故事主線是他是一個英雄，意志堅定、道德高尚，是“拯救世界的得克薩斯州遊騎兵”（是的，一位著名的學者的確這麼寫過）。而那些壓倒性的、可以說明這些描述與事實一點也不相符的證據卻輕易地被忽視了。
然而，我並不是這些人中的一員—我來自新澤西州中部，一直過著一個大學教授的生活，所以我從未陷入被定型的假設中；而且，我不會被一般的手段嚇住。大多數記者所買賣的股票都得到了高層洩露的內部消息，來自與權威人士的近距離單獨采訪，這使他們可能會為來自特殊途徑的建議所誘惑；也可能被擠走，被毀壞前程的警告嚇住。但是，我總是根據公開的數字和分析來做出回應；我不需要與高層保持體面的關繫，所以我也不需要像許多記者那樣屈從於他們。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過去3年中，我用大部分時間勾畫了一幅世界的全景，這幅全景與大多數其他主流專家的觀點十分不同（網絡評論家履行了文書的責任，但他們不用每周兩次受到上百萬人的猛烈抨擊）。這本書中的一篇專欄文章的題目是《官商同流合污》，在一個大多數專家都在贊美我們領導人的勇敢見地、技能和高尚道德的時代裡，我看到混亂、無效和不誠實，這不是一個流行的觀點，特別是在“9·11”之後的頭幾個月裡。我是對的嗎？請閱讀這本書並做出你自己的判斷。
本書的結構
我試圖使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按年月順序排列的專欄文章的集合。當然，這其中也有按年月順序排列的因素：因為每一篇文章都是在某個特定的時期完成的，當一個新的現像明顯地展現出來後，我對某個問題的觀點就有了發展。我把這些專欄文章依照其主題進行了分類，每一個主題都放在一“章”中，集中分析一個特定的問題。我也加入了一個關於政治背景的導言，並且在每一個獨立主題部分的開端又加了一個附言，使這些文章具有更為廣闊的視角。
這些專欄從美國股市泡沫的漲落開始，包含了所有與之相關的內容。正如這篇文章所說的，我總是一個對股市持懷疑態度的人，雖然正如你將要看到的，我並不十分堅定。我對外國經濟問題的關注是我分析美國問題的基本依據，一旦泡沫破裂，美國將會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我又一次在初時沒有預料到這一問題。我也和其他人一樣，沒有預料到美國的公司體繫會如此徹底地腐化墮落。
然後，本書轉到了有關財政預算和社會保障體繫的內容。這是一個關於債務預言的故事。一開始，據我看來，喬治·W.布什的計劃不是計算出來的，顯然，他和他的同僚在所有重要的數字上都撒了謊，而他們的計劃將把原有的預算盈餘揮霍掉。事情就像我擔心的那樣發生了，但比我預想的還要更快，也更為嚴重。當我寫到這兒時，當局纔勉強承認他們繼承的230盈餘已經變成了300赤字—而且你應該知道，這還被低估了。
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過失呢？在第三篇，我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試圖了解美國政治出了什麼問題。現在，對我來說，好像許多理智的人，不管是自由黨人還是保守黨人都一樣，仍然沒有明白—正如我在這些文章中解釋的那樣，真實的政治世界要比我們大多數人心目中所想像的更為嚴峻和可怕。
在過去幾年中，我不僅動搖了對我們政治體繫的信念；同時那也是對自由市場的一個反省，即事情經常是這樣的：即便是一個很好的事物，有時也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差錯。第四篇描述了過去幾年市場體繫出現的一些失敗，包括加州的能源危機、阿根廷的大災難等。
當然，這對整個世界或者經濟世界要比對美國的盛衰具有更大的影響。本書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得出了結論—一個對全球經濟的概覽以及我們理解它所需要使用的工具。
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這不是一本令人愉快的書，它的內容涉及失望的經濟狀況、糟糕的領導以及當權者的謊言。但請不要絕望，美國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可修復的問題。但修復工作的步，是要明白這一繫統哪裡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