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真正意義上的公司資本主義形成於1897年至1919年間。19世紀後期，相互獨立的許多工廠儼然是對美國當時工業概貌的凝練。不論工廠規模如何，其權屬往往歸於幾個商業伙伴，抑或歸於企業家們與其家族。而它們向巨型企業聯合體的轉變幾乎發生於數夜之間，其股權則間接或直接由廣泛分散的股東所有。之所以如此自然有商業上的原因；但所謂“無利不起早”，若非融資方與發起人認識到竟可以通過創設並出售股票牟利，那這些聯合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生。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新形式，投機性的股票市場開始主導美國的商業政策，終投機經濟橫空出世。
史學家們幾乎深究了美國進步主義時期的方方面面，將下述內容都囊括其中： 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社會變遷與認知世界的哲學嬗變；科技的突飛猛進以及經濟的日新月異；大型企業初現端倪，聯邦政府地位日顯，國家產業政策頻出，勞資議價機制建立；乃至政府層面與大型企業的政治關繫也發生轉變，法律新型範式得以發展；終美國得以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文森特·P·卡羅索、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小路易斯·加蘭博斯、埃裡克·F·戈德曼、塞繆爾·海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莫頓·J·霍維茨、莫頓·凱勒、加布裡埃爾·科爾克、納奧米·R·拉莫若、R·傑弗裡·勒斯蒂格、拉爾夫·L·納爾遜、馬克·J·露、威廉·G·羅伊、馬丁·斯科拉、漢斯·B·索勒裡、詹姆斯·溫斯頓、羅伯特·H·韋伯等人為我們繪制了豐富的、有關當時的場景，包括但不限於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商業與金融等方面的轉變。留待進一步描繪的是美國公司資本主義構建的路徑：現代大型公司的誕生及由其催生的股票市場，和聯邦政府為制衡它們所付出的努力。
筆者所要描繪的歷史是地位堪與美國立國過程中的政治話題相當的經濟話題。有必要詳述這段歷史的緣由可謂眾多，而僅僅出於理解為何美國公司經濟采用現有這種特殊形式本身便已是一個充分的好理由。近來公司經濟總處於各種問題接踵而至的陰霾之下，諸如短期任職的管理層的視角可能有損於公司的長期健康發展，公司的管理層以為股東利益考慮為由將產品成本外化的意願愈發強烈，等等。投機經濟學中，企業管理關注的焦點從產品本身轉移至股票價格，而這一管理目標是否有悖於健康、可持續、負責任的企業實踐，尚無定論。體悟美國公司資本主義發展的錯綜歷程，將對提升和保有美國經濟實力提供裨益。
公司資本主義在形成時期留給我們的一個教訓是：市場改革與金融改革本身纔是具有意義的改革舉措，建立針對股東與管理層的激勵機制，使其有所反思——利潤歸根結底來源於今日的工業產值而非美好預期。可惜的是，這一教訓在公司資本主義初創的年代裡以及之後的很多光景中常被眾人拋之腦後。
這一關涉美國公司資本主義誕生的歷史，也解釋了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與可采形式的多樣性。有些形式即使在十九世紀後期也還在美國的公司經濟中有所體現。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包括以私人持股產業為典型的、以銀行融資為主的、以公眾長期投資（例如債券）為公司融資主要來源的乃至由政府主導的高度管制的等等，在沃倫·哈丁成為總統之前均不無可能。其中，許多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在20世紀已於不同地區、民族、國家間取得成功。美國公司資本主義——股票市場資本主義——對美國經濟而言，既非必須，也非必然。
形成時期的歷史涉及有所誤解的問題、有待澄清的轉型、有失引導的規範。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得知： 現代美國公司資本主義是人們選擇的結果。其作為一個體繫，使我們始終可以自由選擇，並衍生至經濟領域之外，映射出個人主義的社會規則，並與建立一個成功的經濟體、一個繁榮的新社會所需的必要合作息息相關。我們對此可以選擇改變，或者修補，抑或簡單維持現狀。但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解之後纔能作出明智的選擇，而這一關涉形成時期的歷史提供了締造現代美國的關鍵洞見。
筆者寫就本書的緣由甚蕃。首先是筆者對美國今日之經濟為何如此扎根於股票市場深為好奇。經過若干年的研究，筆者逐漸意識到這段歷史有待發掘，其重要性可能更甚於筆者正在持續進行的學術研究。筆者發現，從美國公司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可以找出一些目前商業、經濟、社會問題的成因。當下很多人都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卻未能很好理解這些問題的重要成因，其實形成期這段歷史能夠幫助我們理出頭緒。同樣重要的是，筆者開始注意到投機經濟影響美國社會規則的方式——其如何推進美國社會規則從進步主義時期得到一些認可的集體生活幻影轉向強調個體權利的個人主義，而後者既是美國人民早期理想的體現，又促成社會未來的發展。在美國社會，沒有哪裡會像現代股票市場這樣充斥著暴力性與競爭性的個人主義。
研究那一時期的史學家們，抑或歷史愛好者們，就現代美國的發展進程而言，都可能被這段關鍵時期吸引。正是有鋻於此，筆者纔力圖根據自己的研究，小心翼翼、但求精準地講述自己的觀點。誠然，筆者還希望本書對以下讀者有所裨益： 從事商業活動、公共政策抑或法律制定的人們，再或者那些關注美國社會形態與走向的民眾，畢竟本書對這一轉型對美國經濟、企業福利以及社會特質變遷的重要性上都予以同等濃墨重彩的強調。
後，有感於美國式的公司資本主義在不同方面對其他從事商業活動國家的影響，本書也能為國外讀者提供借鋻。近20年來，很多國家陸續到了作出抉擇的關口： 是照搬美國模式還是堅持本土特色，抑或還有其他更多的選擇。筆者在書中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未必隻有照搬美國模式這條路可走。
筆者這一項目的完成得益於許多人。首要致謝的，是筆者的妻子兼同事——歷史兼法律學者達裡亞·蘇克·米歇爾，是她先建議筆者擇取歷史領域進行研究；是她竭誠回答筆者無數關涉歷史編撰學的問題；是她無私分享其關涉進步主義時期的知識與素養；是她認真聆聽筆者若干與此主題相關的講座；是她不辭辛勞反復查察並校閱筆者的手稿；是她善意提醒筆者尚未利用的學術資源；是她始終敦促筆者銳意進取而非苟且了事；是她及時帶給筆者以摯愛與鼓勵。此外，特麗莎·迦巴爾頓、伊拉·C·魯普、安德魯·米歇爾、瑪麗·A·歐·蘇利文、丹尼爾·拉夫、克裡斯托夫·魯安妮、菲利普·斯克蘭頓以及米歇爾·塞爾瑪都對手稿的部分章節提供了有益的反饋，還有全國很多其他同事花費了寶貴的時間與筆者探討這一項目的部分內容。亞瑟·威爾瑪絲甚為慷慨，與筆者分享了其有關這一時代的財務、規章在歷史方面的知識，且對很多章節提出了批評意見。唐納德·布拉姆、查理·克雷以及裡內·萊托·勒納透過新時代的視角，格外友善地校讀並評閱了筆者手稿的部分內容。出版商貝雷特·科勒的讀者——查爾斯·登伯格、史蒂芬·約翰遜、馬喬裡·凱莉、傑弗裡·庫裡克與史蒂芬·萊登伯格——有時其稱得上“嚴苛”的評論促使我進一步磋磨突出觀點。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大拉特格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些早期研討會，使筆者就這一有趣研究早期而凌亂的思緒得以沉澱，繼而賓夕法尼亞大學、伊利諾伊大學、麥克馬斯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與李大學和喬治城大學的研討會以及其他會議的參與者也幫助筆者銳化並提煉了觀點。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雅克布·博恩斯法律圖書館的馬修·曼特爾，在裡奧納德·克萊恩以及傑曼·萊西的協助下，一如所有館際借閱部門辛勤工作的人員一樣，為筆者提供了十分可觀的幫助。筆者的助手特瓦奈特·馮塞特承擔了大量工作，使一切井然有序。同樣需要感謝哈佛大學貝克圖書館、國會圖書館、紐約市立圖書館、紐瓦克公共圖書館、新澤西公共圖書館、帕克學院的國家檔案與文件管理局、紐約歷史協會、美國猶太人檔案部門的圖書管理員與案卷保管員的支持。
十分感謝筆者的代理人蘇珊·舒爾曼，其對筆者一直懷有堅定的信心。出版商對筆者擔待甚多，由於與貝雷特·科勒的共事，讓筆者終於有機會與理想中的公司合作。編輯史蒂夫·比爾桑迪向筆者提出——要用全新的視角來完成思考以及寫作。伊恩·巴赫、彼得·卡瓦尼亞羅、麥克·克羅雷、蒂芬尼·李、狄安娜·布拉特內以及裡克·威爾遜對筆者的述評、觀點以及建議持極為開放的態度，使本書的誕生、面市過程顯得有趣而愜意。而威爾斯特蒂與泰勒出版服務商的工作團隊亦然，尤其是文字編輯南茜·伊萬斯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傑萬·西華蘇巴馬廉的熱心與耐心、詼諧幽默與善解人意、尊重作者的品質，使她成為每位焦急的作家渴望深交的責任主編。
後，筆者要感謝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一些非常優秀的研究助手，包括馬修·本茨、馬蒂尼可·布西諾、扎爾·庫瑪、亞當·馬洛韋、傑克·貝爾漢以及米沙·雅諾夫斯基。筆者尤為感謝兩位格外傑出的研究助手——亞歷克斯·羅西·布朗以及艾米麗·文森特，正是其在過往一年裡的努力，纔使得筆者得以迅速完成本書的寫作。
能與諸君共事，實乃筆者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