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出生在蘇格蘭，在那裡以及英格蘭接受了教育，然後在1983 年搬到了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和其他許多移民一樣，我認為美國能讓我自己以及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普林斯頓大學看起來像是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而我幼年和青年時期一直生活窘迫，所以對美國的高薪資所帶來的安全感充滿感激。當年，我曾深深地敬畏於美國學者和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國所蘊含的財富和機會（特別是對移民及其孩子而言）。時至今日，這種敬畏猶在我心。
但美國也有其黑暗的一面。美國的各種不平等現像幾乎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嚴重。其中一些不平等不無裨益，因為機會真真切切地擺在那裡，而有些人總是比其他人更能抓住這些機會。與歐洲相比，美國並不那麼執著於幫助那些無法或未曾受益於這些機會的人。事實上，許多人認為二者是相互聯繫的：在沒有安全保障讓人們分神的情況下，人們會全力以赴地抓住機會，此時機會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況且機會如此之多，人們根本不需要什麼安全保障。在美國，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缺乏安全保障都與種族緊密相連，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美國人對種族問題的看法與其他富裕國家截然不同。即便如此，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如此之缺乏，以及與之相應的嚴酷政治現實，仍使我大為震驚。
更令我驚駭莫名的，是我的一位新同事（公開）宣稱“政府是竊賊”。在我長大成人的那個國家，我、我父母和我們的朋友都認為政府是仁慈的，是困難時期的朋友。我發現自己很難相信一位傑出的學者會如此憤世嫉俗，如此崇尚自由主義。時至今日，我仍然對他這種情緒化的觀點難以苟同，但我已經漸漸了解到，美國的州和聯邦政府經常會不遺餘力地幫助富有的獵食者掠奪普通人，讓後者更加窮困， 而不是保護後者。誠然，美國的政治體制絕非已經被徹底操控，它也確實為一部分人提供了極其富裕並且十分美好的生活，隻不過這“一部分人”已不再是指大多數人。
在過去二十五年裡，我定期為英國皇家經濟學會（Royal Eco¬nomic Society，RES）撰寫通訊，反思我所看到的一切，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我的所見所聞有時令我心生敬畏，有時令我深感震驚。這些反思成為本書的基本內容，我又對原文做了更新，並添加了大量新內容。
本書的每一章都與一個特定主題相關。這些文章的初稿是在二十五年中陸續寫就的，但在本書中我沒有按時間順序組織它們。我進行了修訂，並力圖在舊瓶裡裝上新酒，使其既能夠貼合當前的熱點話題，又不會改變原來的論點。所有章節都是以2022 年底的視角寫就。不過有些評論也會涉及某些特定歷史事件（例如與布什、奧巴馬或特朗普的執政期有關的內容，或是關於當時的某項政策如“星球大戰”計劃），我很清楚這些內容有其歷史背景，但我並不認為它們是老調重彈，因為其涉及的根本性問題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每章的開頭均有一段導讀，概述了該章的主要內容，並解釋了其與全書大主題的關繫。
我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組問題之上，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問題及其諸多表現形式。我一直關注不平等問題，寫過很多關於醫療保障、養老金、股市和國內外貧困問題的文章。作為經濟學家，我和數字打交道，也關注數字。我密切關注數據如何塑造我們的認知以及我們的認識應如何基於數據。此外，我也關注數據如何影響政治， 反過來又如何受到政治的影響。我認為這就是所謂數字的政治。
經濟學家會深度參與政策的制定，其參與的程度遠勝其他學者。他們的意見得到尊重（這有時是好事，有時則是壞事），他們經常擔任制定政策的職務，即使不是積極主動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也能施加影響力。美國現任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就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 1999 年至2001 年擔任財政部長的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是經濟學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 是202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曾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2006 年至2014 年，他在金融危機期間擔任美聯儲主席，後來由珍妮特·耶倫繼任。還有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任職， 並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高級職務。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及其顧問一起工作，盡管通常是次要角色，但他們能夠影響政策，並通過政策影響國家和世界。
已經辭世的經濟學家可能比在世的經濟學家更有影響力。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寫道：“那些實干家， 自認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其實大多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當權的瘋子，以為憑空聽到天啟，其狂思亂想也不過拾自幾年前某個不入流學者的牙慧而已。”在那些已經去世的經濟學家中，現在看凱恩斯本人無疑屬於左派，右派則包括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我思考華盛頓的經濟和政治時，凱恩斯的格言經常浮現在腦海中。
我從未擔任過與政策制定相關的職務，但我認識許多有類似經歷的人並與之交談過。我執教和做研究已有50 餘年，而我研究的主題幾乎總是與政策相關。我還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負責收集數據並提出政策建議的國際組織合作。我曾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幾個小組的成員，研究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包括貧困、物價和死亡率。多年來，我在醫療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我還曾擔任過經濟學界領先的數學和統計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的編輯。
由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對涉及眾多人口的生計和福祉問題有巨大影響，他們（適得其所地）受到了大量關注和批評。近期出版的幾本優秀著作認為，改革已經勢在必行，經濟學家奉為圭臬的很多東西都是錯誤的，他們在過去半個世紀裡開出的處方對民主資本主義的侵蝕以及專業知識的失信負有很大責任。這些觀點進一步主張，經濟學家被賦予了過度的權力來左右世界，而他們把世界搞得一團糟。
我對批評家的高論深表理解，盡管他們所描繪的那份職業經常令我感到陌生。學院派經濟學也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它曾經取得了許多重大發現，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它變得更具實用性，不再單純地關注抽像理論，而是更專注於試圖闡釋真實世界。然而，正如批評者所說，我們也有我們的盲點。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經濟學圈子之外的人理解我的職業是如何運作的，理解經濟學家如何日復一日地忙於打破世界，然後再試圖將其重新拼湊起來。我既不避談成就，也不掩蓋失敗。我努力坦誠地面對我們的失敗，比如我們對市場和全球化的過度熱情，以及我們對自己事業的道德準則所秉持的奇思怪想。
本書的最後兩章分別提出了問題，即“搞壞經濟的是經濟學家嗎？”和“經濟問題是經濟學的問題嗎？”，並且試圖回答，就我們為何會犯下錯誤，以及我們錯在哪裡提出了我的一家之言。
本書帶有部分自傳性質，我會寫到自己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我寫到了獲得諾貝爾獎的感受，以及我擔任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的經歷， 該學會是美國經濟學界首屈一指的職業社團組織。我寫到了自己在美國醫療體繫的親身經歷，這個體繫某些地方極其出色，但也存在嚴重的缺陷和破壞性，其高昂的費用對當今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問題負有重大責任。我寫到了養老金，包括我自己勇闖美國社會保障署的故事， 以及養老金和不平等問題是如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也寫到了如何計量重大事件，以及這種計量如何與政治密不可分。
與我1983 年移民而來時的美國相比，今天的美國社會更加黑暗。移民的希望不僅已經被現實蹉跎殆盡，更受困於美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腐敗，這種腐敗正威脅著美國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