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部分 宏觀層面的大重構
章 概念框架——當今世界的三大特征
相互依存
瞬息萬變
錯綜復雜
第二章 經濟復蘇
新冠疫情下的經濟
經濟增長和就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第三章 社會的重構
不平等
社會動蕩
“大”政府的回歸
社會契約
第四章 地緣政治的重構
全球化和國家主義
全球治理
中美對抗的加劇
脆弱國家和失敗國家
第五章 環境的重構
新冠病毒和環境
大流行病對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政策的影響
第六章 技術的重構
加快數字化轉型
接觸者追溯、接觸者追蹤和接觸者監測
反烏托邦的風險
第二部分 微觀層面的重構（行業和企業）
第七章 微觀趨勢
不斷加速的數字化
具有韌性的供應鏈
政府和企業
利益相關者理念和ESG
第八章 行業復興
社會互動和去致密化
行為改變——長期性變革與暫時性改變
韌性
第三部分 人性的重塑
第九章 重新定義人性
人性本善？人性本惡？
道德選擇
第十章 心理健康
第十一章 人生重要事項的變化
創造性
時間
消費
自然與健康

結 論
致 謝
注 釋

親愛的中國讀者：
當我撰寫《後疫情時代：大重構》一書的中文版序言時，世界許多地區正在面臨第二波新冠疫情。歐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區的確診病例數量創下新高，而疫苗距離投入使用尚需數月時間，一些國家已經恢復了2020年春季采取的封禁措施。
但在中國以及東亞和太平洋其他地區，情況則和上述趨勢明顯不同。在這些地區，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V形經濟復蘇已經到來，社交生活已經基本恢復到疫情暴發前狀態。在中國國慶長假期間，6億多中國人實現了安全的國內旅行。
中國的快速復蘇表明，在戰勝疫情威脅之後，我們完全可以實現“大重構”。當然，這種重構絕非是指回到過去。這些地區的經濟和社交生活雖然已經回到正常軌道，但也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社會和經濟體繫的韌性已經增強，為應對新冠疫情之類的挑戰做好了更加充分的準備。
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新冠疫情在暴發之初給東亞地區帶來了衝擊。這種病毒起初並不為人所知，其傳播速度之快、造成的危害之大，超越了100 年前西班牙大流感以來的任何一次疫情。因此，在疫情暴發之初，世界各國充滿恐懼、恐慌和不確定性， 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中國、新加坡、新西蘭和韓國等國實現了全民一心、共同抗疫的局面，克服了新冠疫情帶來的各項挑戰。相比其他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果斷采取行動，廣泛動員社會資源，開展強有力的社會合作並進行信息共享，因此能夠以更可持續的方式， 更加迅速、強勁地從疫情中復蘇。
相關數字一目了然地說明了此次疫情帶來的衝擊和隨後的復蘇過程。中國是初的疫情中心，但其經濟與社會在2020 年春季開始復蘇，到秋季已經實現連續幾個月沒有國內感染病例。與此同時，盡管中國經濟在2020 年季度出現了大幅負增長， 但到第三季度已經實現強力反彈。
中國正將抗擊新冠疫情的經驗教訓納入制度建設。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認識到需要建立傳染病快速響應機制；各級政府官員應該開展更加有效的防疫工作；要發動廣泛的社區力量，快速、有效地實施疫情防控措施。
我相信，中國將會吸取這些經驗教訓，也將因此實現更加穩健的發展。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世界各國在此次疫情之後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是同住在一個星球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擁有並且應當攜手創造一個共同的美好未來。
正如我在本書末尾所述，在後疫情時代，我們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條道路通向光明的未來，社會經濟更加包容、更可持續、更有韌性；另一條道路則帶領我們走向更加動蕩、危險和不宜居住的世界。
我們必須做出正確的選擇。在此，我鄭重邀請各位讀者一起努力，共同塑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克勞斯•施瓦布 
2020年10月於日內瓦

新型冠狀（以下簡稱“新冠”）病毒大流行引發了現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機。毫不誇張地說，全世界乃至我們每個人都因此陷入了幾十年未曾有過的艱難境地。對我們而言，這一決定性時刻的影響將持續多年，許多事情都將永遠改變。新冠疫情正在嚴重破壞經濟，使社會、地緣政治等多個領域陷入危險與動蕩，引發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深刻關注，也讓技術廣泛進入我們的生活（這一影響是好是壞，我們現在還無從判斷）。面對這些變革帶來的影響，任何行業或企業都無法置身事外。數以百萬計的企業處境岌岌可危，許多行業前途未卜，隻有少數能夠逆勢發展。在個體層面，許多人習以為常的生活飛速瓦解。但換個角度來看，事關存亡的危局也是反省的良機，蘊藏著變革的潛力。世界的種種裂痕從未像今天這樣一覽無遺，社會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與領導失靈等問題尤為明顯，人們感到社會再造刻不容緩。新的世界必將興起，但其藍圖需要我們積極構建。
本書寫作之時（2020 年6 月），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續惡化。許多人都想知道世界何時纔能恢復如常。簡單地說：永無可能。新冠病毒大流行標志著全球發展的根本性轉折，危機之前“支離破碎”的世界常態將一去不復返。有些分析者將這場疫情稱為一次重大的分叉，有些則認為這是一場“驚天的”深層危機，但兩種說法的本質如出一轍：2020 年年初的世界已成為歷史，已在這場疫情中消失無影。根本性變化正在逐漸顯現，有些學者開始提出“前”（before coronavirus，BC）和“後” （after coronavirus，AC) 這樣的紀年方法。意料之外的快速變化將層出不窮，互相融合，引發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乃至更多後果，帶來連鎖反應及難以預料的影響，在逐漸打破以往狀態的同時，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新常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關於世界可能呈現或應當呈現何種面貌的許多信念和假設將煙消雲散。
但是，我們應當謹慎使用激進的宏論（如“一切都將改變”） 和非此即對立分析方法。現實當然會更加微妙復雜。新冠病毒大流行本身或許不會徹底改變這個世界，卻能加速業已發生的許多變化，並引發其他變化。我們能肯定的是：這些變化不會是線性的，間斷將經常發生。《後疫情時代：大重構》嘗試明確並闡述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盡力描繪一個更理想、更可持續的世界樣貌。
讓我們首先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這個問題：人類的歷史大約有20萬年，古老的細菌已存在數十億年，病毒也有至少3億年歷史。這就意味著，自從人類開始四處移動以來，大流行病很可能一直都存在，並成為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過去2 000年的常態，而不是例外。流行病天生具有破壞性，歷來都會引發持久甚至徹底的變化。它會引燃社會動亂，造成群體衝突，導致軍事失利，但也會激發創新、重劃國界和鑄就革命之路。疫病的暴發還會迫使帝國改弦更張，比如541—542年暴發的查士丁尼瘟疫就改變了拜占庭帝國的歷史進程。有些帝國甚至因此滅亡，例如，在皇帝和大多數臣民死於歐洲細菌後，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隨之消失。同樣，旨在控制瘟疫的專制措施自古就是一種政策手段。由此可見，為了控制本次新冠病毒，全球許多國家實施封禁措施實在不足為奇，它們隻是沿襲了幾個世紀以來的慣例而已。1347—1351年，黑死病籠罩歐洲，全歐約1/3的人口染病而死。為了控制瘟疫傳播，這一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早的限制措施，也就是隔離。“隔離”一詞的英文“quarantine”來自意大利語“quaranta”（意為“40”）。盡管當政府提出將人們隔離40天時，並不知道要阻止的究竟是什麼，但作為早期“公共衛生服務制度化”措施之一，這種做法幫助確立了現代國家“積累權力”的正當性。事實上，40 天隔離期並無醫學依據，而僅出於像征和宗教意義：《聖經•舊約》和《聖經•新約》在與淨化相關的篇章中常提到40 這個數字，例如40 天大齋期，《創世記》中的大洪水也是40 天。
傳染病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引發恐懼、焦慮和大規模歇斯底裡的情緒，並挑戰社會凝聚力及人們共同管理危機的能力。傳染病會造成社會撕裂與個人創傷。我們對抗的是看不見的敵人；家人、朋友和鄰居都可能成為傳染源；我們珍視的日常行為（例如在公共場合與朋友見面）可能成為傳染途徑；當局為保護民眾而實施限制措施，卻常因此被視作壓迫者。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反復出現的重要規律，那就是尋找替罪羊，將責任歸咎於其他人。在中世紀的歐洲，瘟疫引發了聳人聽聞的大屠殺，而猶太人幾乎總是受害者。有事實為證：黑死病橫行歐洲大陸兩年後，人們指責猶太人污染了城市的水井，導致瘟疫傳播，在1349 年情人節那天的斯特拉斯堡，猶太人被要求改變信仰。約1 000 名猶太人拒絕改宗，因而被活活燒死。同年，歐洲其他城市開始清除猶太人社區，迫使他們大規模遷徙到歐洲東部（波蘭和俄羅斯），這永遠地改變了歐洲大陸的人口分布。歐洲反猶運動的核心特征在歷史上多次重現，如專制主義國家興起、教會逐漸沒落，以及受大流行病嚴重影響的其他事件。這些變化如此多樣和廣泛，甚至造成了“順服時代的終結”，結束了封建主義和農奴制，迎來了啟蒙運動的新時代。簡言之，“黑死病可能是現代人類社會的開端，隻是（這種說法）尚未得到廣泛認同”。既然中世紀的一場瘟疫引發了如此深遠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那麼新冠疫情是否會成為一個類似的轉折點，對當今世界產生持久而劇烈的影響呢？新冠病毒不同於過去的流行病，不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不會產生不可預見的大饑荒、重大軍事挫敗或政權更迭，也不會造成某個群體的整體滅絕或者流離失所，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實際上，在這次疫情暴發之前就已存在一些遲遲未能得到有效處理的風險，新冠疫情的來臨嚴重加劇了這些風險。長期以來，若干令人不安的趨勢日積月累，疫情也會加速推進這些趨勢。
若要提出有效的對策，我們需要建立概念框架（或簡單的思維導圖），幫助我們思考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指引我們理解未來形勢。當不得不艱難思索世界將發生哪些變化以及變化的程度如何時，我們往往需要以史為鋻，確定一個“思維錨點”作為參照。為此，我們帶著如下問題尋找先例：新冠疫情是否類似於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連續三波疫情中，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估計5 000多萬人死亡）？它是否會演變成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它與“9•11恐怖襲擊事件”造成的心理衝擊是否有相似之處？它與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禽流感”是否存在共同點（盡管規模不同）？它是否會像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隻是這次規模更大？無論人們接受與否，以上問題的答案都是：否！ 無論是從給人類帶來的痛苦程度，還是從對經濟造成的破壞程度來看，這些事件的影響範圍和演變規律均不同於當前的大流行病。尤其在經濟影響方面，任何現代危機都無法與此次疫情相提並論。面對來勢兇猛的新冠疫情，許首和政府首腦都指出，我們已經處於戰時狀態，而對手是看不見的敵人，當然這是一種比喻：“如果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疫情算作一場戰爭，那它並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戰爭。畢竟，這場戰爭中的敵人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
即便如此，在評估未來趨勢時，二戰仍可能是重要的思維錨點之一。本質上，二戰是具有變革意義的世紀大戰，它不僅徹底改變了全球秩序和經濟格局，而且導致了社會觀念和信仰的徹底變更，終催生出全新的政策與社會契約條款（例如允許女性參與社會勞動，繼而獲得投票權）。當然，大流行病和戰爭之間存在本質區別（下文將詳細探討），但都具有促成變革的力量。因為兩者都有可能演化成過去難以想像的危機，從而促成極為深遠的變革。但我們也要警惕流於表面的類比。即使發生糟糕的情況，新冠病毒致死人數也會遠低於歷次大瘟疫（包括黑死病） 或二戰中的死亡人數。不僅如此，當前的經濟狀況也和過去幾個世紀完全不同，現代經濟不再依賴手工勞動、農業或重工業。然而，在高度互聯、相互依存的當今世界，新冠疫情的影響不會局限於死亡人數、失業率、破產數量等“簡單”的數字層面，盡管這些數字已經頗為驚人。
《後疫情時代：大重構》編撰、出版於危機肆虐之際，而危機的影響將在未來數年逐漸展現。對此，我們不免會感到困惑、茫然。面對衝擊，人們不安地意識到，未來的結果必將難以預料、不同尋常，這樣的感受再正常不過。在1947年的小說《鼠疫》中，作者阿爾貝•加繆精確地描述了這種怪異感：“但是，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變化如此荒誕，來得如此倉促，以至很難認為它們會持續存在。” 現在，我們親身經歷了以往難以想像之事，但在疫情結束後以及可預見的將來，還會發生些什麼？當然，現在要合理預測新冠疫情將會帶來哪些重大變化還為時過早。本書希望提供概念嚴謹、連貫一致的內容，幫助讀者全面洞察未來趨勢，從多個層面理解即將發生的變化。我們認為，新冠疫情至少會加速此次危機前已明顯發生的繫統性變化：全球化局部倒退，中美持續脫鉤，自動化加速發展，監控勢力增強引發各方擔憂，福利政策呼聲高企，民族主義抬頭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外來移民的恐懼，科技的影響與日俱增，企業亟須加強線上業務，等等。除了加速上述變化，此次疫情還可能改變曾看似亙古不變之事，產生在大流行病發生前幾乎不可想像的變化，如制定“直升機撒錢”式新型貨幣政策（已成現實）、重新考慮或調整社會優先目標、政策目標向公共利益傾斜、公平觀念獲得政策支持、采取激進的福利和稅收措施，以及地緣政治劇烈調整等。
總而言之，即將發生的變化難以預想，即將產生的新秩序也有無限可能。無論是好是壞，隻有我們想不到的。各國社會可能都要做出選擇：是要更平等還是更專制，更團結還是更孤立，更關注少數群體還是更重視多數人的利益；從危機中恢復後，各個經濟體是要包容並蓄、積極適應全球公域需求，還是重走老路、一切照舊。答案不言自明：我們應該利用此次前所未有的機會， 重新構築我們的世界，努力讓世界度過危機，變得更美好、更有韌性。
當然，全面、深入探討書中所有議題絕非易事，甚至可能不切實際。本書涉及的主題包羅萬像，且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即便用5 倍的篇幅也難以盡述。但我們希望通過相對簡潔的表述，幫助讀者理解多個領域的未來形勢。為盡量避免干擾行文，本書將參考信息附於末尾。因本書出版時疫情正在蔓延，且預計還會暴發後續感染，本書將持續修訂更新，以反映主題內容的變化。本書的後續版本將納入新發現、新研究、政策修訂以及讀者的持續反饋。
本書結合了淺顯的學術寫作和論文形式，兼有理論與實例， 以解釋說明為主，對疫病大流行之後的世界提出許多猜想和觀點。針對轉向新常態的世界狀況，本書沒有進行籠統的概括，也沒有提出相關的建議，但是我們相信讀者會發現其中的價值。
本書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力求全方位闡述未來世界可能形成的格局：部分評估了這場大流行病對以下五大宏觀領域的影響，即經濟、社會、地緣政治、環境和科技；第二部分進入微觀層面，考察疫情對具體行業和企業造成的影響；第三部分則推測疫情對個人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