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代國家和經濟體首先在落後的歐洲，而不是在中國或印度等曾經先進的文明中發展起來？

這個歷史之謎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人們。

本書作者通過：

l 時間方面，以1500-1800年為主，向前追溯至了舊石器時代；

l 地理方面，以歐亞比較為主，涵蓋了亞、歐、非、南北美等五個主要大陸。

l 首次提出了新的諸國體繫概念，以歐洲各國作為一個整體，與東亞的中國、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莫臥兒帝國和中亞伊斯蘭世界的奧斯曼帝國進行比較。

l 提出了8個方面的挑戰。

   從而撥開迷霧，讓人們探知到了這個歷史之謎的內在秘密。

    埃裡克·瓊斯慧眼看出了在自然環境和政治體繫的彙合之處所形成的經濟條件：歐洲的經濟崛起是各國之間一種有利的相互作用關繫，而與之相對照，在奧斯曼帝國、印度和中國，它們呈現為破壞性的相互作用關繫。

       目錄

第三版序言

版序言

第二版引言

地圖

歐亞大陸

1、 環境和社會方面的推測

2、 災害和資本積累

歐洲

3、 技術漂移

4、 地理大發現和幽靈面積

5、 市場經濟

6、 諸國體繫

7、 民族國家

世界

8、 歐洲以外

亞洲

9、 伊斯蘭和奧斯曼帝國

10、 印度和莫臥兒帝國

11、 中國和明、清兩朝

歐亞大陸

12、 總結和比較

第三版後記

經銷商有時會把一件古董或繪畫擺在幾件極好的其出處已知的樣品中間，而且擺放一兩個星期。其背後的想法是，如果它是次品或贗品，那麼它就會在這種比較中露出它的廬山真面目。我在《歐洲奇跡》第三版的這篇後記中要做的，就是讓一些挑戰的評論文字進行類似的檢驗，看一看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促使我改變我的分析——或者放棄這個計劃——如果我現在要開始寫的話。我在下面認真地介紹了八種挑戰，並本著這種“不怕不識貨，隻怕貨比貨”的精神，把這些批評逐條與《奇跡》相比較，看看它們是如何夠格的。

本書的論點既簡單又復雜。歐洲，更確切地說西歐或西北歐，是一個創造了經濟增長而其他更大的社會沒做到這點的次區域,。古代東方世界的大帝國在這個方向上幾次罕有的行動均告失敗了。此外，歐洲富有成果的經濟變革在時間上先於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是漫長的過去孕育出來的，它並不是增長的肇始。歐洲大陸的優勢和成就是多種多樣的和逐漸累積的。例如，環境造就了優勢；它大概比地球上的許多地區更有利於地區專業化。《歐洲奇跡》明確談到了環境代價小的、若其他條件不變我們應該預期會走的路徑，但沒有一處堅持認為這一定會發生。隨心所欲的權力受抑制的方式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征。正如已經觀察到的，我們仍然受害於“明顯不知道如何去維持有限政府”(溫加斯特1997：1997)。也許，其中重要的過程是多個政治實體之間尤其是新興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但是，沒有哪個單一的因素可以挑出來作為決定性的因素。

當然，無可爭辯的是，歐洲及其北美分支在十九、二十世紀發展出了富得不可想像的工業經濟。它們學到了如何建立累積性的增長，並在某種程度上學到了如何去維持之。經濟增長所需的技術設備和某些制度設施擴散到了世界各地。然而，雖然現在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增長，但是，要說現在萬事大吉，災難、戰爭或保護主義政策仍不會使發達的經濟體萎縮或崩潰，則這種說法實屬狂妄自大。我們所做的是以有利於我們的方式大大改變諸般可能性，並在這一過程中讓我們自己的狀況好得多。盡管如此，我們也不應該以當下思考過去，也就是說，佯稱歷史就像在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那樣，其目的就是進行積累。

規模和時間選擇

我們需要面對的個挑戰會把歐洲十九世紀以前的經濟增長消解於無形。這個問題雖未被看作不可解決但卻是無關緊要的。若干經濟學家和密切關注他們作品的極有影響力的報紙專欄作家似乎認為早前的時期是毫無意義的，或者至少是乏善可陳的。他們把早期的貿易活動看作是尋租的、“自拉自唱的”和永不前進的。這樣一種觀點著迷於維多利亞時代那令人仰視的成就，並頗符合於現代作品，現代作品甚至把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降格為僅僅棉花和鐵制造業中屈指可數的突破，好等到下個世紀它們能夠給國家經濟總量帶來不同。在這種觀念中，早期有目的的變化勢必會被各種不特定的下拉力量（人口？政治？）抹掉。對它們進行研究的嘗試會被拒斥為引出下述膚淺的主張：工業化並沒有導致翻天覆地的變化（伊斯特林1996；克魯格曼1997；西蒙2000)。沒有播種期，有的隻是收獲。

所以論證是這樣的，無論向上的力量如何，它們均沒有顯著提高英國的增長率，更別說其他地方了，直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纔發生改觀。至於世界其他地方，沒有發生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甚至有人質疑中國宋代的技術進步是否真的發生了。毫無疑問，根據奧羅克和威廉姆森(1990)的說法，地理大發現沒有對日常生活的任何後果產生任何影響。它們所引發的隻是奢侈品貿易以及異彩紛呈的但卻沒有價值的尋租活動。

這種研究方法似乎不愛究根問底。它對於一個顯然沒有經濟創舉的世界如何能夠在19世紀20年之後如此突然就躍進了工業化興趣寥寥。它被19世紀的增長規模嚇倒了，這一點（雖然不容否認而且也無處否認，但卻）似乎弄巧成拙了。相反，為什麼不研究二十世紀，因為該世紀又讓十九世紀小巫見大巫了？為什麼不研究當前，當今的世界經濟比以前所有各個時期的都大？僅僅基於規模選擇研究對像，意味著必須證明這些研究對像的起源因沒什麼資料而不值得研究。

把1820年以前世界經濟中有益活動裡的一切變化一概抹去，這樣的視角既不正確也沒有幫助。1500年至1800年這段所謂的近代早期見到了世界人口的增長幾乎7倍於此前的300年。現代主義者在諸如我們是否應該計量GDP或實際工資這類基本問題上也意見不一。盡管如此，所有合格作品中的有成效者（麥迪森2000）卻承認在歐洲緩慢上升的三四個世紀裡所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但沒有發覺在亞洲有與之相提並論者）。麥迪森下結論說，“基本的（進步）是發現能夠通過理性的調查研究改變自然力”（2000：4）。技術變革是發生在此之後而非之前。

首先，這樣一種對未來而言意味深長的發現，不會引人注目地出現在原始的經濟增長指標中。如果說在二十世紀，電動馬達或個人電腦每一種對生產力的影響都要花上一代纔出現在生產力數據中，那麼我們可以預期累積性技術變革的背景條件在初成立之後，要花上一段相當的時間纔能提高實際的平均收入。這使它變得不啻是至關重要的或引人關注的，對於現在正要努力從零開始取得增長的極貧窮國家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歐洲19世紀以前的一些變化的滯後影響沒有任何理由支持時代錯置的現代性挑戰。在設法理解了歐洲或其他地方增長方面的其他努力終多麼令人沮喪之後，這賦予了它們以相關性，並構成了第二個理由。第三個理由跟制度有關。就出現在早期的數量而言，這些並不比它們幫助促成的技術變革的報酬來得多。盡管制度能夠因應新的機會而改變或者建立，也就是說，它們可以是適應增長的，那就有理由認為英國和歐洲的制度是特別開放的，能夠支持和推廣經濟增長的好處。它們擴展了自由（個人自由、新聞自由、獨立的法律），這些自由應該被視為消費品而納入計算，但是其價值卻未計算在收入統計數據之中。許多追隨者國家的制度未能在不傷害經濟增長的萌芽的情況下調整自身，或保持長期的增長，這種情況應該表明歐洲的情況有特別之處。正如康奎斯特所說，納粹黨人和共產主義者乃後起者；那些脫胎於西方或至少英美文化的追隨者地區的特征，對它們有吸引力（康奎斯特1999；75）。

關於認為在我們達到充分發展的現代性之前一切均不重要的觀點，第四個不認同的理由是威廉森所引用的近期作品。這些作品發現，在1500~1800年間，西北歐城市的實際工資超過了歐洲地中海地區，也幾乎肯定領先於印度和中國（威廉森2000：31)。似乎畢竟有19世紀2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和一個歐洲奇跡有待解釋。

文化及諸文明的分化

在選擇所研究的時間方面走另一個的是拉爾所撰的一本雄心勃勃的書（1998）。該書對於西方的崛起和所謂衰落作了一種深入而帶有敵意的解釋，這就廢除了一切支持宇宙論的唯物主義解釋。它追蹤了源自西方價值體繫中一個久遠的變遷而引起的經濟變化。根據拉爾的說法，轉折點發生在第四、六和十一世紀，跟兩位名叫奧古斯丁的聖徒和兩位名叫格雷戈裡的教皇有關（他把兩位奧古斯丁弄混了，這使他的論點打了)。個起決定作用的事件是，希波地方的聖·奧古斯丁創造了或至少改造了原罪的教義，給它加上了一個永受詛咒的威脅。這意味著基督教宇宙論是這樣的，即通過內在化了的思想控制（廉價的控制）來規範個人行為，這跟機會主義行為因為有可能受公開羞辱而在形式上受到抑制的東方不同。西方的罪孽文化被描述為主要是在14~17世紀之間發展成形的。

隨著教皇格裡高利一世對於羅馬坎特伯雷任大主教奧古斯丁送交羅馬的問題而做出的回應，第二個起決定作用的時刻出現了。格雷戈裡一世反對寡婦再婚，並成功地阻止了一種在歐亞大陸通行的慣例，根據這種慣例，遺產將被保留在家族中。教會成了主要的受益者，受益程度如此之大，以七世紀末，教會的基層竟擁有法國所有肥沃土地中的三分之一。

另一位格裡高利，即教皇格裡高利七世，於1075年強力推行了第三次激烈的變革。是年，他使神職人員取得了對世俗權力的獨立，並推動了商法的發展。這為後來的增長，即可以從交易分工中獲得收益的斯密式增長創造了制度框架。拉爾並沒有讓他的傳奇故事成真，而且不能成其為一個完整的故事。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列舉借以從中世紀風俗習慣之林中開闢出增長道路的手段上。他所稱的普羅米修斯式增長，即與工業革命相關的以技術為基礎的增長，較晚且幾乎是偶然地出現的，是用煤代替木材作為生產能源的一個副產品。

拉爾的提法的關鍵是對機會主義的控制及其在西方的終拋棄。在這裡，我們無需關心他對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廢黜了全能的上帝以來西方的衰弱所作的描述，可以說，達爾文的做法導致對處罰的侵蝕和破壞性尋租活動的增加——包括拉爾的眼中釘，即對福利國家的揩油行為。我們也無需太深入他關於東亞社會的分析，他認為東亞社會將克服其危機並超越西方，因為東亞社會針對機會主義保留了集體的、外部的社會制裁。這方面的一個困難在於，對社會有害的機會主義和對社會有利的企業家精神之間的細微差別始終有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更深一層的困難是，論點建立在一個不對稱的“文化不變性”變量上（瓊斯1995）。東亞文化雖然嫁接了西方的商法，但在面對因經濟成功而帶來的個人主義的壓力和機會時，恐怕仍將保持不變。相反，西方國家正在破壞它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並引起衰退。我個人的觀點是，高收入和小家庭也會擾亂東亞社會的平衡，事實上現在已經是這樣了（瓊斯2002)。

《意想不到的後果》一書的論證從其前提出發作了流暢的論證，但是這些前提似乎值得懷疑。文化被認為能夠使經濟變化成形，但是反過來，經濟變化並未強大到足以重塑文化。在假定的原因和假定的結果之間有著異常漫長的和不規則的鴻溝。可能的時滯長度並非明顯是先驗的。而且，正如從兩位格雷戈裡教皇的“改革”，中間歷經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動蕩，再到後來的經濟增長，其間幾乎沒架設多少橋梁一樣，所以也幾乎沒有什麼能幫助我們預測特定的衰落軌跡。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和不堪承受的福利成本之間需要經歷很長時間的遲滯。基督教信仰中也沒有任何對懺悔角色的認可。有太多的東西依據於文化不變性，並能從一種社會平衡跳躍到另一種社會平衡。這個解釋隻是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是建設性的，而且鋻於其成問題的宗教歷史，它是缺乏說服力的。歐洲奇跡並不是明確地由這類特定的、早期的、宇宙論的選擇所導致的，就每一個歷史和地理比較而言堪稱優越的西方現代條件, 也不是明顯地由拒絕它他們而產生的。

政治制度

既然歐洲的經濟增長不是宇宙論觀點中某個年代久遠的變化的結果，那麼，也許它是由更可取的治理模式產生的。雖然重申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但是民族國家和諸國體繫是排在位的強有力的候選因素。民族國家幫助擴大了市場並使市場的運行更具確定性，它們建立了統一的貨幣制度、聚焦於省會城市的鐵路網、國民教育繫統和國家語言。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努力要等到增長已經在進行中的19世紀，從而因果關繫令人困惑地雙向進行著。

更基礎的是諸國體繫，它迥然不同於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大一統帝國。與大帝國可以提供的規模經濟相對，歐洲諸國體繫行政權的分散提供了靈活性和大量的政府決策實驗，卻也沒有放棄所有的規模經濟。類似的嘗試有希望形成大陸範圍的市場，而且，雖然有時抵制進口，邊境控制卻常常是腐敗的和無效的。若以概要的形式，其論證是，諸國間潛在的競爭幫助約束了統治者的隨意行為（和懶惰）。一種或多或少共享的文化疊加在政治版圖之上，這一事實助長了這種競爭，使資本和勞動力更容易逃離較恣意妄為的國家。這是一個無明確方向的進程，它馴服了統治者，誘導他們提供對商業更友好的條件，即使他們的動機與其說是為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不如說是為了更高的稅收收入和更強大的軍事力量。

按照推理，有關規則的制度和體繫看起來支持了個人的自由。新制度理論假定，通過解放個人，使之按企業家精神采取行動，自由能夠使增長表現化。這似乎可以推知，英格蘭這片在其歷史學家的眼中典型的自由土地，應該遠勝於歐洲大陸的專制政體。由於它的確通過行工業化而超過了它們，所以，一種無聊的循環論證能夠把某些結果歸因於新聞自由、獨立的司法制度、合同法等等的確立。

這種“輝格式”的觀點受到了愛潑斯坦的批評，他在一篇令人感興趣的針鋒相對的文章中挑戰了此觀點的邏輯，檢驗了比較性的增長表現（愛普斯坦2000）。盡管他以《歐洲奇跡》為目標，但他在一定程度上瞄準了一個（為了制造取勝的假像而假設的）易於駁倒的對立觀點。他下決心證明英國的治理並不並比歐洲大陸更勝一籌。不過，這不是我的《歐洲奇跡》一書中的議題，我的書旨在說明歐洲作為一個整體是如何表現的。有鋻於此，好的對照物是非歐洲對照物，而且相對於那些比較而言，愛潑斯坦對個人自由的貶損並使經濟表現跟一切治理形式相分離的做法，就變得不那麼有說服力了。

就歐洲而論，《奇跡》指的不是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而是指的一個提高效率的雙向過程：生產的私人化和社會服務向公共領域的集中（頁147-9)。諸國體繫的機制超越了單個國家的治理，它向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施加壓力，以降低壁壘，從而允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貨物的自由流動。較之愛潑斯坦所提出的受限於許多充滿法定權利的國內管轄權的情況，這是一個針對大陸各專制政體並未扼殺所有經濟活動這個事實更一般的解釋。正如愛潑斯坦所說，在歐洲大陸，外國支持的干涉這一潛在威脅抑制了沒收私人財產的行為；他引用大衛·休謨（頁275）的原話揭示了各君主政體已經被馴服了。然而，正如沃爾卡特（1999）所表明的以及在此所討論的，整個歐洲大陸各地的發展在時間上是各不相同的。

愛潑斯坦嘗試著對英國治理和歐洲治理的比較結果進行檢驗，這是值得一評的。他主張，如果英國的制度真的更勝一籌，那麼這應該反映在資本市場上。一旦奧蘭治親王威廉1688年登上王位，並采用了比斯圖亞特王朝更寬容的統治方式，那麼利率就應該有所下降。根據愛潑斯坦所排斥的新制度學說，當時建立的制度引起了經濟擴張並終導致了工業革命。這與其說是賦予了個人自由，不如說是引進了斯圖亞特王朝從未形成、從未遵守或者積極抵制的經濟行為規則。也不意味著代議制民主；但的確是一個保證大商人和地主有話語權的有限政府。他們不大可能以愛潑斯坦所認為的民主國家必然采取的方式使這個體繫墮落。

愛潑斯坦的檢驗方法是比較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基準利率。數據雖然是時斷時續的，但與他的下述觀點一致：1688年之後的發展代表了英國在金融制度方面趕超歐洲大陸。斯圖亞特王室的不可信賴使此前的利率一直高居不下。然而，英格蘭不隻是追趕，它還超越了歐洲大陸。到18世紀中葉，英國的利率低於歐洲大陸。從1688年之前的8~10%下降到1750年的3%。普雷斯尼爾（1960：211-12）一書中的圖表顯示，英國的利率從1700年到1752年逐年減小。普雷斯尼爾補充說，貿易和工業很大程度上是由家族內部提供資金，對市場利率不太敏感，雖然家庭無疑對政治上的不安全是高度敏感的。愛潑斯坦的數據顯示，基準利率在1750年的英國是3%，在 1740年的荷蘭是3.5~4%，在1749年的托斯卡納是5%，在1760~1780年間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奧地利是3~4%。

難以建立資本成本和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繫，不論如何，利率可能受到了各國關心提高軍費的政府的操縱。然而，即使我們對愛潑斯坦的檢驗信以為真，那麼，認為統治方式不會造成什麼不同仍是不合理的假設。與吹捧中國的發展情況好於歐洲一樣，這個論證將終依賴於英國首先爆發工業革命，而歐洲各國緊隨其後的事實。連盡力從各個方面尋找歐洲之不足的彭慕蘭(2000：178-9)，也承認歐洲的利率低於印度、日本和中國同期的利率；十八世紀中國和日本的利率為12%。標準的利率綱要指出，中國的私人貸款都是短期的，主要出於消費的目的；它給出的十八世紀中國的利率是24% (荷馬1963：527、531)。

愛潑斯坦對消極自由——不受約束的自由——的貶抑，不禁讓人想起了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如此辛辣地譴責西方社會的“亞洲價值”學派（瓊斯1994)。相對於積極的經濟自由的直接結果，消極自由至少有兩個優勢。它們是消費品本身。而且它們通過分散化，特別是通過更自由的信息市場，提供了一種更好的自我糾錯的可能。有鋻於此，以及英國對比歐洲及歐洲對比亞洲的記錄，那麼，所謂治理不重要的情況似乎是不正確的。“制度的質量”確實很重要，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姍姍來遲地就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所承認的那樣。

再論國家間競爭

那麼，在歐洲的崛起中，各主權區域中間的政治分化狀態和對可移動生產要素的制度性競爭有多重要呢？賴特（2000：167）尋求排除它們的重要性，聲稱所有國家的周圍都有相對強勁的領國。例如，中國的周圍就有日本和其他國家。此外，隨著運輸成本的下降，地區的大小逐漸增加，直到歐洲和亞洲合而為一。這種把根本不同的政治環境捏在一起的做法過於，於事無益，而關於結果相似的“證據”，是明朝偶然地玩了一下海外貿易，及技術進步在明清時期從未停止。此外中國的大多數鄰國都是其附庸國。

沃爾卡特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富有成果的處理（1999；2000)。他把制度理論的分類應用於1000年和1800年之間德意志人的經歷，這給他的討論帶來秩序的同時，仍能處理特定過程中的細節。這比大部分新古典主義分析更令人滿意，新古典主義分析毫無疑問能夠達到目的，但這往往是通過置細節於不顧實現的，就像朝抹去了分值的靶扔飛鏢一樣。沃爾卡特能夠以改變但不取消制度競爭的作用的方式，辨別和解釋在整個歐洲和各個時期不同的國家形成模式的影響和要素市場的發展。這是對《奇跡》的進一步發展，在《奇跡》一書中，諸國體繫內部的競爭隻是呈現為一個一般化的過程。直到晚近仍有許多的德意志是對這個機制一個特別好的試金石。

沃爾卡特注意到，歐洲的平民乃至農民，都有選擇離開不友好政權的自由，這導致不同的主權區域作為制度性服務——憲法、法律和習俗——的提供者彼此爭奪可移動的生產要素。統治者可以給旨在吸引所有外來者的特定人群和抽像的機構提供特權。競爭在中世紀很激烈，但此後便減小了，隻是在十八世紀的德意志有所恢復。然而從14世紀到18世紀，地方的特權往往是窒息雖然並不完全毀掉市場的增長。這是對近代早期日益增長的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有趣的解釋，莫基爾(1990)也從技術變革方面作了解釋。各國君主比以前更不願意吸引可能跟他們自己的企業進行競爭的新來者。

後來，隨著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從歐洲中部的政治實體大雜燴中產生了較大的國家。領土的壟斷權取代了封建關繫。統治者不再把新的特權授予特定的人群或支持既有的特權，比如那些曾經授予行會的特權。他們更願意獲得有保證的稅收。一旦他們認識到，這似乎是通過效仿歐洲較靠西邊的國家而認識到，外國投資和熟練工人能夠創造稅收，他們便開始吸引他們進來。他們的目的是收入，而不是把建立商業自由作為終目標。沃爾卡特觀察到，在通過抽像的規則而不是根深蒂固的特權建立以稅收為基礎的國家和開展制度競爭的方向上，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所做的要早得多。在歐洲，諸國體繫內部的競爭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上不一致，但這是一個重要的和日益擴展的過程。

來自中國的挑戰

鋻於本書的目的是探究歐洲崛起的原因，那麼便有這樣一種意味，即《奇跡》必然是一部歐洲中心主義的作品。很難看出為什麼這會冒犯人。任何不把歐洲的技術和制度的傳播看作“近代的核心動力”——莫基爾的話——的人，是很難與之理喻的（莫基爾1992：2）。與此相應，一個中國中心主義的“加州學派”應運而生了，其明確的目的是把歐洲的國家形成和資本主義“作為世界史上普遍化的主題這一特權地位”拉下馬，而代之以與中國的（道義上更？）偉大有關的主題 (王氏1997：1)。對這個學派的界定不是因為其成員一定來自加利福尼亞州，而是因為他們似乎都有嫉妒歐洲的心理。幸運的是，他們的這個“肉中刺”帶來了一個好處，刺激人們更多地研究中國的情況。然而，就像老派的依賴理論家那樣，他們不時地斷言歐洲的崛起隻可能是掠奪其他地方的結果——莫基爾（1999)稱之為偽學術，他們近則接近於宣稱中國經濟在18世紀跟歐洲一樣先進。從這種解釋可以推知，歐洲勢必在時間上隻是很晚纔發展起來。

對中國過去的經濟進行解釋（鄧氏把各種模型分為11類）所遇到的困難的是，它們雖然可能有助於澄清該國的崛起或者衰弱，但是沒有一種可以同時闡明二者（鄧氏1999：5-29）。彭慕蘭的影響深遠的中-歐比較工作就是這樣；它試圖同時證明中國在工業革命的前夜跟歐洲一樣先進，落後隻是因為它錯過了兩波歐洲所擁有的運氣（彭木蘭 2000）。盡管對歐洲同樣嗤之以鼻，但這個研究方法在方法論上處於跟拉爾(1998)的方法相對的另一極。它斷言歐洲的獨特之處很晚纔出現，而且其解釋是徹頭徹尾地唯物主義的，在這種解釋中，思想是沒什麼作用的，治理或制度實際上也是如此。

到了十八世紀，這兩個經濟體據推測都遇到了能源和原材料供給日益減少的問題；二者均表現了工業化以前的各種技術限制。這時歐洲踫巧找到了如何使用煤炭以及如何掠奪資源豐富的美洲。此後，歐洲蓬勃發展，而中國和亞洲則被迫走上了勞動密集、資源節約的道路。為什麼歐洲和中國（加上日本）是僅有的兩個達到如此高度、達到這樣一個“天花板”的文明，以及為什麼是在這一時期達到，這些尚未弄清楚。

關於中國較高的生活水平，原創性研究的實證是對知識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補充。顯然，東西方之間的發展差距比以前所認為的更小。這兩個文明是否真的不相上下，那是另一回事了。威廉森（2000：30-1)斷定，彭慕蘭的數據所能應用的確切時期和中國優於歐洲的真實性，仍然是存疑的。對於據稱歐洲所面臨的限制的描述是不令人滿意的，尤其是在資源利用率、農業和林業等領域（瓊斯2000）。對工業化以前在技術、制度或治理方面被歐洲的專家認為意義重大的發展沒有被給予信任。這意味著一筆意外的生態財富會促進任何前工業化後期的大型體繫的增長。所需要的隻是能夠偶然地發現或野蠻地掠奪資源寶庫的運氣。事情也許如此，但是西印度群島的資源並沒有將西班牙和葡萄牙送入增長的軌道。考慮到他們的中世紀制度殘餘，地理大發現也許對於它們來說過早了。

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足夠有效地利用資源，從而使收益不至於被增加的人口所浪費或吞噬的社會繫統。這是以企業間也許還有國家間的競爭為先決條件的。結果是，歐洲人一旦開始，他們能夠利用煤的速度是驚人的。如前所引，歐洲人發現了如何對自然力進行轉變和利用，麥迪森（2000:4）對此種發現的意義的評論顯然是貼切的，盡管可能還遠遠不夠。西北歐社會起決定性作用的特征是這樣的文化和制度，它們按部就班地把人們的努力應用在解決各種問題上。技術變革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但是，盡管技術變革的突破提供了“免費的午餐”，但技術變革本身卻源自於起到適當鼓勵作用的制度建設。清代中國的經濟，與德川時代的日本一樣，按照全世界的標準看無疑是有效力的，然而沒什麼跡像顯示東亞的任何地方擁有在實質和潛力上堪與歐洲的制度相媲美的制度。農業主導、自由的小耕農和重農主義政府的三位一體並沒有使中國陷入一個永久的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中，但卻一再使其制度建設歸於無效（鄧氏1999：122及以後）。王氏(1997：149)指出，中國缺乏真正成套的由商業資本主義促成的金融市場（由前文的利率比較可證）、商業組織和“資源基礎”，而這種商業資本主義使歐洲做好了充分準備，可以利用各種新的工業的可能性。

與亞洲的進一步比較

關於中國，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為什麼它沒有自發地萌發工業化，而是為什麼中國明清時期沒有重現宋朝早期那種引人注目的表現（瓊斯1990）。這裡，確實有一個有趣的雙重謎題：鋻於其所取得的成就，為什麼東亞地區走了一條與歐洲不同的“近代早期”路徑，但卻仍然成功地成了個緊隨歐洲進入工業化的非西方地區？為什麼不是南亞，為什麼不是印度？這個謎的個部分吸引了相當的關注，而第二個部分則幾乎沒人直接處理過。在《奇跡》一書出版20年之後，具有適當時間跨度的有關印度的材料仍然少之又少。

在首次把日本的經歷吸收進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之後，日本學者杉原（1996；2000）試圖把歐洲奇跡和東亞奇跡結合起來，並定位它們二者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他把它們看作是一個連續統一體。他強調日本深度地參與了東亞的貿易，盡管德川幕府在17世紀30年代頒布執行了“鎖國令”。然而，貿易在那個十年之後下降了，有報告認為當時它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占比高於英國。

在杉原看來，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從中國吸收了大量的技術，而且部分地通過侵蝕主要的尋租者即武士階層的地位，使這些技術得到了更好的使用。從前工業化的標準看，其生活水平是很高的，特別是如果考慮到壽命增加的話。但它在發展動力機械或節地技術以彌補其極度的土地和資源短缺方面比不上中國。相反，它策劃了一場“勤勞革命”，試圖為所有的人手找到工作。這似乎暗示，由於用資本代替勞動力，歐洲過去遭受了，也許現在仍在遭受著福利損失——這樣一種觀點僅當人們能夠容忍現代日本的服務業中有如此之多純儀式性的工作慣例，纔是可以接受的。

與之相較，滿清中國未能保護小型公共機構，而且根據杉原的觀點是一個阻礙增長的政權。至少它不是促進增長的政權。對既有方式的重復使用允許中國支撐起巨大的人口增加，而實際收入表面上沒有下降。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和吸收勞動力的公共機構，中國和日本能夠在1500~1820年間維持了東亞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額。這可能使它們處於適當的位置，使之後來能夠效仿歐洲，但又比不上歐洲躁動不安的活力甚或其前工業化後期的表現。他們的成就不過是粗放型增長，或至多是“稍好一些的粗放型增長”，也就是說經濟總量增加了，但資本和技術的積累是有限的，而且沒有內在的提高實際平均收入的手段（瓊斯2000）。

那麼，歐洲和東亞之間的差異何在呢？杉原給出的答案是，東亞在根本上缺乏可與歐洲相比較的一種國際秩序和一組民族國家。東亞還存在另一個不足，那就是，他認為各民族國家沒有采取措施發展航海和軍事技術，從而助推科學和工業革命的發生。我們現在回頭看看，麥迪森強調應該通過理性來利用自然力。日本長期的土地短缺本來可以預計會起到推動技術變革的作用，但實際上卻沒有以這種方式發揮作用（羅森博格1976)。

東亞的統治者也沒有花費心思去培育市場。他們不願意受制於法律，也遺漏了為他們的臣民提供不偏不倚的契約法。總量巨大的經濟活動可以通過不那麼正式的手段而發生，但這些替代品在便利非個人交易從而擴大市場方面不那麼有效。國家和國民是割裂的，經濟也無法使國家轉型。東亞奇跡來得非常晚，是在可怕的日本人試圖通過殖民解決資源短缺之後纔發生的。

時間和機會

“加州學派”的戈德斯通（2000a；2000b）寫了兩篇詳細的文章，認為歐洲文明和亞洲文明在17世紀後期並駕齊驅。更重要的是，歐洲直到很晚還是一個“外圍的、衝突不斷的和創新不足的社會” (戈德斯通2000：12)。除英格蘭外，歐洲的每個地方都變得更傳統、創新更不自由；然而，如果是這樣，那麼關於為什麼歐洲如此樂意去效仿英國後來的進步，就不知該做何種解釋了。

因此，現代化的關鍵就在英國一國了。在英國，隻是一種偶然的趨勢組合使其增長前景高於亞洲。(這是一種對日本德川時期的前景所表達的異常悲觀的觀點，與杉原的觀點相左。)英國的“偶然事件”包括英國國教信徒和不順從國教者之間的妥協及國王和國會之間的妥協；牛頓範式的采用和社會範圍的傳播；把真空概念應用於煤礦排水的機會。這種在宗教、政治、科技等領域的進步的組合無疑預示了一個業已比亞洲的帝國更願意繼續學習的社會。

是威廉三世的成功和寬容轉動了解鎖的鑰匙。轉折點到底是他的入侵，還是他在1690年博因河戰役中的死裡逃生，並不完全清楚。入侵的成功是偶然的嗎？甚至這一點看起來也不大可能。忠於英格蘭國王斯圖亞特家族的詹姆斯二世的艦隊被戈德斯通（2000b：2）所說的持續時間長得“不合理”的東風困在了泰晤士河。假如大風掉頭向西，攔住了威廉的艦隊，或者隻是使艦隊慢下來，而使詹姆斯有足夠長的時間把一支軍隊調到南海岸，結果也許就不一樣了。我們應該看得出這並不是一個怪誕的結果。安德森已經證明了，這是一個因某些季節的特定風向改變了風的概率而導致的結果 (安德森1986：13)。這股“新教風”討人喜歡的風向並不是一個不變的平均值的某個隨機變化，而是一個改變了風繫的被稱作小冰河期的氣候事件的函數。在小冰河期之前或之後，11月初更常見的是西風。此外，正如安德森(1988：48-9)所推斷的，沿海的環境和天氣“根本上決定了探險的路線和地理目標。不管威廉想要什麼，他並不能夠作出多少有意義的選擇”。畢竟，他要去的是能夠使4000名騎兵登陸，而且是不遭遇抵抗地登陸的地方。

威廉一取得王位，他與既有利益集團的妥協就發生了效力，盡管人們可能會認為從這到工業革命的時滯長得令人不快。戈德斯通把這些妥協歸結於威廉的寬容，而不是他所面對的利益集團（曾使他之前的英國國王們撓頭不已）的力量，甚至不是對他們相互適應的價值的計算。這是一個強大的大資本家集團，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二世的政策的反對者，就是他們邀請威廉過來干預英國事務的。

不過，戈德斯通對歷史的玩弄，也就是說擺弄一個沒有英國的世界，不必為之分心。在某種程度上它聽起來就像是皮克特衝鋒式錯誤，或基斯·羅伯茨所作的歷史科幻小說類經典著作《帕凡舞》。如果火星點著了火絨，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在這裡，對產生火星和火絨的力量所給予的考慮太少了，就好像這類事情永遠不可能再次發生一樣。拒絕歷史決定論是一回事，將它描繪成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博則是另一回事。然而，科幻小說不是戈德斯通的本意。他的目的是把早期歐洲相對於亞洲大陸而言的內部發展的一切“殊榮”全都剝去。

小樣本問題

可以想見，我們全都在追逐一種幻影。興許，“為什麼歐洲一馬當先？”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能問，更不用說回答問題了。這是西蒙(2000)的意見。他發現在他所說的1750~1800年間“突然出現的近代進步”背後，主要的驅動力是世界人口的增長。所有的經濟增長都是隨之而發生的，因為西蒙假定制度是內源性的。制度所產生的任何差異化效應經過若干個十年多一個世紀，恐怕都將被衝刷掉。這是在思考比如伊斯蘭制度時很難相信的。

關於為什麼增長沒有首先出現在印度或中國這兩個人口大國，西蒙在探究這一尷尬的問題時顧左右而言他。歐洲和亞洲是一個進行多重實驗的單一體繫的一部分（盡管實際上他大部分的討論僅限於比較歐洲和中國）。在他看來，經濟增長可以說明它將發生，但不能說明它將在何時或何地發生。所發生的地點和時間僅僅是隨機的結果，是“累積性的隨機增長”的一部分，這個用語聽起來就像矛盾修飾法那樣可疑。

那麼，我們怎麼能信誓旦旦地認為一個一般化的增長過程每一次都不會被中斷呢？為什麼是由增長決定的呢？西蒙的解答雖然經過反復仔細地琢磨，但似乎弄巧成拙了。純粹的人口增長將在某個時間、某個地方給予經濟增長。如果這一點的確沒有發生，那就是人纔池尚未大到足以改變可能性。然而，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可用的人纔取決於制度，而不是總人數。一方面，他斷言“即使沒有某個不言自明的主導因素出現在歐洲而非中國，隨機增長模型也可以解釋‘歐洲奇跡’”(2000：176)。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導致更多的發明和進步，假定包括知識儲備、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在內的其他一切都相同的話”（2000：200注1，黑體是後加的）。經濟增長不再是簡單直觀的人口增長的函數，問題又直接回到由制度史來回答了。

關於在極少數競爭者中間彼此衝突或競爭的結果，現在就存在著較概念性的文獻，奇怪的是西蒙並沒有引用這方面的文獻。相關的問題被稱為“小樣本問題”，其中n是指可用於研究的案例數量。這個問題是由利伯森就大歷史研究而明確地提出的，薩沃萊寧對利伯森的論點提出了反駁，利伯森隨後給予了答復（利伯森 1991、1991；薩沃萊寧1991）。關於所謂命中注定的歷史演進，利伯森(1991)給出了例子，在其中的一個例子中，韋伯僅試圖說明區區兩個地區不同的歷史，即歐洲和中國。根據利伯森的觀點，除非滿足四個條件，否則這樣的歷史演變必將失敗。

這些條件是：過程必須是確定性的，而不是概率性的；必須沒有任何測量誤差；隻有一個原因，以及沒有任何相互作用的影響。除非這些要求都得到滿足，否則根本不可能確定當隻有區區幾個實例時，到底是哪個原因導致了所觀察到的結果。為了說明這一點，利伯森用了一個假想中的關於清醒的司機和喝醉了酒的司機發生車禍的例子。總有一些清醒的司機發生行車事故，也總有一些喝醉了的司機未發生車禍。利伯森認為，用一個“實驗”（一個事故，或者姑且說工業革命）和兩名參與者（兩名司機，或者歐洲和中國），我們是決不可能真正肯定原因何在的。

薩沃萊寧(1994)評論說，利伯森所說的條件苛刻到了不可能滿足的地步。比如，總是會有測量誤差的。他指出，當宏觀歷史學家打算做的不過是去消除互不相容的解釋的時候，利伯森追求的卻是統計確定性。這同一個解釋不可能說明相反的結果。他也許還可以補充說，在交通事故的例子中我們有生理學理論而不隻是統計學理論來幫助我們。生理學理論告訴我們，酒精會損害駕駛者個人的運動技能。那麼，他就可能注意到，在其自身的領域，經濟學理論甚至依靠單一的事件就能帶來類似的洞見。雖然這也許不能保證會有答案，但我們可以合理地聲稱，它能指出發生的概率並使我們獲得對所發生的各個子過程的理解。

針對薩沃萊寧的觀點，利伯森重申了他的立場，堅稱隻有在十分罕見的情況下，當案例數量很少時，使我們能夠確定諸般原因中的確切原因的條件纔存在。我們幾乎永遠不可能知道到底哪個優勢使得比如說歐洲而非中國能夠實現持續的增長。想必我們也永遠不可能對於諸如日本是否可能獨立地進行工業化一類的問題作出有效的推測（瓊斯1997：75 – 6）。這一類問題原則上不可能解決，而且，西蒙將它們界定為不是問題的問題，這不論他自相矛盾與否，都將是正確的。

關於歐洲的崛起，或許有某種超自然的東西。“在這些深處閃閃發光的”，《奇跡》調侃道，“是奇跡般地保持了力量的平衡”（頁124-5)。這似乎對於任何可以想見的解釋的前景給出了終極的否定，但是這當然跟本書設法去確定歐洲的優勢這一真正的目的背道而馳。證明經濟學的或至少社會科學的論證在處理像發展及一個文明從少數幾個主要文明中崛起一類的復雜問題時仍屬有益，這是全世界的經濟史學家必須持續接受的挑戰。任務是艱巨的。正如威廉森(2000：40)就亞洲比較經濟史這樣評論道：“要做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