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借鋻美國崛起之路 //V

前言從美國看中國 //IX

上篇“大蕭條”與大轉折

南北戰爭結束以來，好運一直眷顧美國——工業化高歌猛進、股

市蒸蒸日上、房地產一片繁榮、國力不斷增強，絕大多數美國人儼然

已經把生產持續發展、財富不斷積累、生活越來越好當成一種理所當

然的新常態。

當歐洲因為次世界大戰遍體鱗傷之時，美國經濟正如火如荼，

迎來了“柯立芝繁榮”。沒有人料到，一場股災，會把美國帶入一個

前所未有的悲慘境地。胡佛做錯了什麼？羅斯福新政如何引領美國

實現大轉折？讓我們將目光從20 世紀的美國移到21 世紀的中國，

一睹中國股市的震蕩對企業和個人的影響，以及美國走過的歷程給中

國的有益參考。

章股災帶來“大蕭條” //003

第二章胡佛做錯了什麼？ //023

第三章羅斯福做對了什麼？ //033

第四章在危機中尋找生機 //071

第五章中國2015 與美國1929 //081

第六章“大蕭條”會降臨中國嗎？ //091

第七章中國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123

下篇轉型與創新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經過裡根政府的結構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於1983 年迎來經濟增長高峰，歷時13 年的經濟滯脹宣告結束。90 年代，克林頓上臺後，消除了預算赤字，並極大發揮美聯儲的作用。美聯儲新掌門人格林斯潘繼承了保羅•沃爾克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實現了經濟長期的繁榮與增長。

裡根經濟學、克林頓在新時期采取的以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政策，為當下中國經濟轉型及企業發展提供了哪些借鋻？現在的中國與當時的美國有何不同？通過深入對比與分析，探討中國企業在當今創新與變革大潮下立足國內、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徑。

第八章滯脹：從尼克松到卡特 //145

第九章供給側改革與裡根經濟學 //163

第十章監管：從沃爾克到格林斯潘 //181

第十一章反壟斷：鬥爭中演進 //193

第十二章法律的博弈 //211

第十三章克林頓振興新經濟 //231

第十四章中國企業轉型進行時 //247

後記 //267

附錄20 世紀歷任美國總統 //269

參考書目 //275

借鋻美國崛起之路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

中金公司原董事長李劍閣

理解一個國家貧窮、停滯、衰落的原因也許比較淺易，但要研究和借鋻一個國家的發展崛起之路卻並不簡單。

劉戈作為一位學者，他認真梳理和思考了美國20 世紀的經濟史、商業史，用20 萬字的詳盡素材和分析，為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美國發展崛起之路的窗戶。

自獨立戰爭以來，美國緊跟歐洲強國實現了次工業革命。又搶在歐洲強國之前，開啟了電氣時代，率先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到百年時間，美國已然成為僅次於英國的全球第二大制造業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繫，在軍事、經濟等各個領域實力遙遙領先，把20 世紀締造成為“美國世紀”。

但是，“美國世紀”的道路並不平坦。引領世界經濟的美國也遭遇了兩次重大危機：20 世紀30 年代的“大蕭條”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滯脹”。

熟悉美國歷史的人對這兩次經濟重創必不陌生。但如何認識美國擺脫危機、走向強大的原因卻看法各有不同。本書作者認為，走出“大蕭條”、實現大繁榮，絕不僅僅表現為GDP 恢復增長，而是表現在美國廣泛、深刻、全面的結構性變革。危機背後變革的方向與力量，正是本書要深入挖掘的核心要點。通過對歷史鏡像的回放，尋找熟悉的腳本，以避免危機的重演。

20 世紀20 年代，房地產和汽車行業帶給美國新的增長契機，從而推動鋼鐵、橡膠、石油、玻璃等上下遊行業蓬勃發展。伴隨著實體行業的蒸蒸日上，美國金融行業也迎來了井噴式的增長。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證券市場，此時給出了一張耀眼的成績單：股票價格不斷上漲，證券交易的成交量也隨之大幅增加。

但在整個20 年代的證券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內幕交易和騙局。公司高管利用其對公司內幕信息的了解，操縱本公司的股票，犧牲公司股票持有人的利益，甚至是損公肥私，大肆貪污公司錢財。許多銀行、證券機構、信托公司和基金會與商界、政界名人勾結，散布謠言，聯手操縱市場，哄抬股價。不少公共信托基金管理人也擅自動用基金參與證券投機。

“大蕭條”之前，少數壟斷大企業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造成國民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一方面，寡頭攫取了高額利潤，富有的人群占國民收入的1/3 。與此同時，廣大勞動者日益相對貧困。1929 年，約60% 的美國家庭收入僅夠維持生活，他們的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尚不足24% 。

同樣是“大蕭條”前夕，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狂熱的投機活動。佛羅裡達州位於美國東南端，地理位置優越，鼕季氣候溫暖而濕潤。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裡迅速成為人們鼕日度假勝地。許多美國人來到這裡，迫不及待地購置房產。由於佛羅裡達的地價一直遠低於美國其他州，因此該州成為理想的投資地。隨著需求的增加，佛羅裡達的土地價格開始逐漸升值。尤其在1923—1926 年間，佛羅裡達的地價漲幅驚人。例如棕櫚灘上的一塊土地，1923 年值80，1924 年達150，1925 年則高達400。炒賣房地產的狂潮越來越洶湧。據統計，到1925 年，邁阿密市居然出現了2 000 多家地產公司。當時該市僅有7.5 萬人口，其中竟有2.5 萬名地產經紀人，平均每三位居民中就有一位專做地產買賣。當時，地價每上升10% ，炒家的利潤幾乎就會翻一倍。在那幾年，人們心中的魔咒就是“今天不買，明天就買不到了”！在這種狂潮的催動下，一向保守冷靜的銀行界也紛紛加入炒房者行列。

科技發展處於低潮、出口貿易份額下降、實體經濟“脫水缺血”……正是這一幅幅似曾相識的熟悉畫面，讓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顧美國上一百年經歷的那些危機。看看美國如何在危機中為法律演進清障，讓反壟斷、反海外賄賂、反欺詐等相關法案真正為企業和民眾服務；如何在危機中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讓產業煥發新的生命力，讓企業能夠成功轉型；如何在危機中推進制度的變革，讓稅收與民主的陽光和雨露能夠惠澤每一位民眾……而這些回望與總結，正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急需的借鋻與參考。

中美兩個大國可深入比較研究的主題絕非20 萬字可涵蓋。這本書用獨特的視角，進行了一種對比的嘗試。這種嘗試，讓我們能夠跨越太平洋的地理距離以及一個世紀的時間鴻溝，將20 世紀的美國和21 世紀的中國置入平行畫面。作者從宏觀到微觀，從政策到法律，從企業到個人，通過深入對比與分析，探討中國轉型與變革的可行路徑，這是值得肯定的。至於本書中有些分析的立論和素材的選取，我並不能夠全部認同。但我仍然願意為此書作序，是因為任何探索性的工作都應該鼓勵。

通過對美國政治、經濟、金融政策的深入解讀，對照中國當前遇到的困境，本書回顧了美國在歷史兩大重要節點的轉型策略，分析了中國解決相似問題的對策及思路，引導讀者看透歷史迷霧，把握今日與未來。

——徐小平
真格基金創始人，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聯合創始人

人類經濟體繫是一個動態演化體繫。動態演化體繫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突變，即體繫內在結構會發生革命性變革。經濟體繫的結構轉型就是一種突變，它意味著經濟內部的產業結構、增長動力、財富分配、社會階層等等都會隨之發生重大變革。經濟體繫的結構轉型或突變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內在規律。如果我們主動適應內在規律，努力調整政策促進轉型，就能夠順利推進經濟轉型。否則就隻會阻礙經濟轉型，喪失轉型的*機遇，導致經濟長期停滯或衰退。各國經濟轉型既有普遍規律，又有特殊經驗，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有選擇性地借鋻運用。因此，我向大家推薦劉戈的新著。劉戈先生詳細梳理了20世紀美國經濟兩次重大轉型的歷史經驗，並總結出一些普遍的規律性的結論，對於研究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朋友，很有借鋻價值。

——向松祚  著名宏觀經濟學家，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本書講述了美國經濟的歷史巨變。我們既能品味出一位記者對新聞的敏感、一位學者對事實的深究，亦能體會到一位感時憂國者的情懷。

——何帆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前言

從美國看中國

“我們注意到，20 世紀發生的所有的巨大經濟成就、所取得的所有發展都具有同樣的特征——伴隨它們反復出現的是嚴重的危機和困難。”保羅•沃爾克在《紐約時報100 年》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在1979 年到1987 年之間擔任美聯儲主席長達8 年之久。在20 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回望被稱為“美國世紀”的這一百年，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將20 世紀100 年美國的GDP 增長率畫一張圖，看上去是一張波幅不斷變窄的波浪圖，20 世紀前半段，這種波動顯得尤為劇烈。

整個20 世紀30 年代，美國經濟都在谷底劇烈震蕩。1932 年，美國GDP 比上一年又下跌了12.9% 。在此之前，美國經濟已經經歷了連續兩年8.5% 和6.4% 的大幅下滑。這是20 世紀美國經濟跌幅的一年。

在“大蕭條”之前的整個20 世紀20 年代，美國經歷了一輪自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此期間，耀眼的兩大明星行業是房地產和汽車。

在紐約曼哈頓，摩天大樓不斷互相趕超，世界高樓的紀錄每隔幾個月便被改寫。曼哈頓的天際線不斷發生著變化，連接曼哈頓和周邊地區的大橋不斷增多。農村和小城鎮青年們不斷地向北方工業城市聚集，進入工廠車間追尋他們的美國夢。來自北方的新富階層則開始大規模南下，到溫暖的佛羅裡達海濱購置房產。城市新區不斷擴張，人們蜂擁進入大城市，城市中心的公寓和簡易住房數量呈爆發式增長，富人們則紛紛向郊區遷移，搬入豪華大宅。

通用汽車公司超越福特成為美國的汽車公司，汽車開始進入美國普通中產階級的家庭，從有錢人像征變成上班族的交通工具。底特律、芝加哥、匹茲堡等以汽車、鋼鐵、煤礦為支柱產業的城市成為耀眼的新星。由於找到了廣告這種收費模式，收音機制造帶動的電子行業開始興起，有聲電影開始嶄露頭角，電影院數量開始大量增長。

在整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下，股票市場一漲再漲，使那些提醒人們注意風險的專家們像傻瓜一樣遭人嘲笑。城裡的人們紛紛投資股票，從汽車廠的工人到擦鞋的少年都在熱烈地談論著不斷上漲的股市。炒股的人可以輕易獲得十倍於本金的貸款用來炒股。這導致銀行給企業的貸款不斷減少，利率不斷增高。

終於，在1929 年的秋天，“柯立芝繁榮”伴隨著股市暴跌，戛然而止。

1932 年8 月一名記者采訪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問他：“歷史上有過類似‘大蕭條’這樣的事情沒有？”凱恩斯回答說：“有過，那叫黑暗時代，前後共400 年。”後來的事實證明，凱恩斯誇大了美國所遭遇的這場危機。隨著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加上市場的自然修復，美國從危機的泥潭中爬了出來，並且迎來了持續時間更久的繁榮。

1933 年3 月4 日，星期六，新任總統羅斯福從胡佛手中接過了領導美國的權力。此時持續近4 年的“大蕭條”已經讓美國——這個新崛起的世界頭號工業國變得千瘡百孔、風雨飄搖。

上任的第二天，星期天的晚上，羅斯福發布了作為總統的項政令：下令全美銀行從周一，也就是3 月6 日開始停業4 天。在4 天之後的國會會議上，還沒有來得及印刷發放到議員們手裡的《緊急銀行法》在隻有一份草案時就高票獲得通過，前後隻用了38 分鐘。這項在保守派看來離經叛道的法案中賦予了總統至高無上的權力。根據法案，國會今後要無條件地通過總統和財政部長“已經采取和今後將要采取的”一切措施。“百日新政”由此拉開序幕。

在之後的一百天中羅斯福利用國會授予的權力制定了一繫列法案，完成了資本主義有史以來全面和深入的政府干預。一繫列針對華爾街的改革法案接踵出爐：復興金融公司被要求籌集資金重組銀行，並發放更多的貨幣；金本位被廢止；《聯邦證券法》通過，發行股票被要求必須進行信息披露；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被要求分業經營；銀行存款必須進行保險以確保其安全性……《格拉斯–
斯蒂格爾銀行改革法案》、《農業信貸法案》、《征稅法案》、《國家工業復興法》等重要法規都被通過。

羅斯福時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改革奠定了美國重新崛起的基礎，也成為之後幾十年美國政府干預和管理經濟的基本體制，直到20 世紀70 年代美國再次遭遇轉型危機的時候纔有所調整。“大蕭條”摧毀了此前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累積起來的過剩產能，美國經濟由此轉型，從單純的投資性增長模式轉向消費和投資並重的增長模式。

在經歷了長達30 年的大繁榮之後，到了20 世紀70 年代，美國開始陷入滯脹的泥潭。兩三代人所熟悉的那種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時代又一次遭遇危機。

由於美國經濟的自身結構性矛盾和石油危機的雪上加霜，美國陷入了自“二戰”之後的首次大規模衰退，更為棘手的是，這次經濟衰退具有和以往經濟危機完全不同的特征，被稱為“滯脹”，也就是企業關門、失業增加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像。

表面上看，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導致的油價上漲是滯脹的直接原因，但深層的原因依然是在一次長時間的繁榮之後，經濟轉型壓力的必然體現。1971 年8 月16 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今後美國停止將外國人手兌換成黃金，從而單方面改變了長達25 年之久的國際貨幣機制。由於通貨膨脹大幅上升，貿易逆差嚴重，股市低迷，尼克松做出了這個“艱難”的決定。

尼克松的如意算盤是與黃金的聯繫，緩解黃金儲備的壓力，同時能讓美聯儲擺脫黃金的鐐銬放開手腳解決經濟衰退問題，實現高就業率和經濟增長。同貶值可以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後來的事實說與黃金脫鉤並沒有成為振興經濟的靈丹妙藥。美國在滯脹的泥潭中越陷越深，1974 年和1975 年，美國GDP 在“大蕭條”之後連續兩年出現了負增長。美國再一次陷入危機之中。

1977 年，來自南方佐治亞州的花生商人兼業餘木匠民主黨人吉米•卡特擊敗在任總統福特成為美國新一屆總統。他在經濟危機發生時上任，項舉措就是通過增加政府投入和降低聯邦稅收來緩解失業問題。結果失業率是降低了，但通貨膨脹率猛增。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選民拋棄了看上去已經無計可施的“老實人”吉米•卡特，選擇了來自好萊塢的前著名演員羅納德•裡根。裡根對羅斯福留下的遺產進行了50 年來的手術。信奉柯立芝的執政思路的裡根，向萎靡不振的經濟揮出了被稱為“裡根經濟學”的降稅、放松管制、解決通貨膨脹的三板斧。與此同時，裡根全力加入到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之中，巨額的財政支出對經濟和科技都產生了刺激作用。他在1989 年發表告別演說的時候，美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

在之後的克林頓執政時代，萌發於裡根時代的信息技術產業異軍突起，在計算機和網絡為代表的新經濟引領下，美國經濟實現了又一次轉型，迎來了新一輪繁榮，達到了實力的。

在我試圖用美國的危機和崛起之路對照中國現實的時候，總是有人在我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就開始搖頭。我知道，在他們看來，中美之間政治體制、文化傳統、人口數量、資源稟賦、地緣環境等各個方面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沒有什麼可比性。

我當然知道這種巨大的不同，但我更相信，人類社會總體發展的途徑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凡通過市場化機制邁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其實都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都會遇到差不多的門檻或者瓶頸，並且用危機的方式呈現出來。而各個國家承受的不同結果，則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在關鍵的時刻進行了正確的選擇。回顧近一個世紀全球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程，凡有幸進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家，無不是經歷了類似“打怪遊戲”的過程，一關一關地闖，在面臨危機甚至絕境的時候渡過難關。可以說，每一個成功的國家，無不是在危機中崛起的。

而美國過去100 年的發展歷程，所遇到的危機以及對危機的應對，對中國來說是參照價值的。20 世紀被稱作美國世紀，這是人口足夠眾多，經濟體量足夠龐大，國土面積足夠遼闊的一個大國的崛起。過去的7 000 年，從美索不達米亞發源的西方文明中心不斷西移，從希臘、羅馬到孤懸於歐亞大陸之外的大英帝國，終穿越大西洋落腳到美國。過去的100 年，這個國家先是成為世界的經濟體，之後又成為處於全球支配地位的軍事大國和政治大國，成為秩序規則的制定者、潮流的引領者、價值觀的輸出者。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遇到的挑戰不是外部的威脅，而是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矛盾積累。在經歷了20 世紀30 年代和70 年代兩次巨大危機的應對後，美國似乎已經逐漸掌握了應對危機的規律，他們承認危機的不可避免性，甚至也不再在如何預防危機上浪費功夫和口舌。而是在每一次危機到來之後，都能心平氣和地打開工具箱，並且在打開工具箱之後，知道使用哪些工具以及使用這些工具的順序。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中國始終是一個不斷處於外部威脅的國家。進入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內在矛盾大於外在威脅的時代。三十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大經濟體的奇跡，雖然也經歷了一些困難，但由於經濟總體結構發生問題而面臨危機的情況還是次遇到。中國在全球相對平穩的幾十年時間內獲得並抓住巨大的發展機遇，完成了工業化中期的各項任務，經濟實力、科技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社會管理水平都實現了迅猛的飛躍。

在過去的五千年，發源於黃河流域的東方文明中心，一路東移，從黃土高原轉移到太平洋西岸，在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落腳到同樣孤懸在歐亞大陸之外的日本。但在21 世紀的初十年之後，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東方文明中心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太平洋西岸。中國既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又是正統的繼承者，中國理應代表東亞文明成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潮流的引領者和價值觀的輸出者。這是歷史的宿命，也是中國人的責任。

因此，除美國外，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和中國有可比性。美國經濟在過去的20 世紀有兩次巨大的轉型，一次是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後期發展，一次是從工業化後期向後工業化發展。

中國現在的這次轉型和20 世紀30 年代美國發生的轉型具有更高的相似度。

1929 年，美國的城市化率為55% ；2015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正好也是55%
。當然光城市化率也不能夠說明問題，還有產業結構、人口結構、國際貿易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在20 世紀70 年代出現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當下的中國經濟中，如企業過高的稅負和過多的政府管制。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更為棘手的問題，所經歷的轉型之痛也更加劇烈。

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危機，給了我們如此豐富的參照樣本，中國的體制優勢和後發優勢無疑會讓我們對這些經驗和教訓具備更強的甄別和行動能力。

研究兩次危機以及轉型的過程我深刻的體會是：正是對舊有體制不斷的、持續的甚至是自我否定式的改革造就了現代美國的成功。從羅斯福開始，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擺脫了意識形態之爭，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再被看作離經叛道的社會主義。面對危機，總統和政府出手的有效實用手段雖會在議會中受到反對黨的激烈抨擊，但這種抨擊更多來自黨派利益之爭，而不再出於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影響。

中國從20 世紀50 年代到70 年代結束，雖然經歷了極其復雜的政治波折，但在計劃體制下一舉完成了經濟的全面整合和升級，建立了完備的工業體繫，培育了大批的工程師和高文化素質人纔，基本完成了中國的初期工業化。在70 年代，政治動亂和經濟下滑的雙重壓力使中國進入危機模式，面臨空前的壓力。

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中國又果斷實行改革開放，放棄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至今，鄧小平以及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對體制和觀念的大膽突破和自我超越依然在全世界範圍內被人們所津津樂道。這次成功轉型的實現，關鍵的原因是回避了意識形態“姓資姓社”之爭，為社會松綁，推出有利於激活個人創造性、激發市場積極性的政策，這些改革舉措正好與全球化時代國際分工的轉移相遇，造就了中國經濟三十多年來的成功，用35 年的時間走完了其他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六十多年乃至上百年的中期工業化路程。

由於過快的發展速度，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凸顯。產能的大量過剩、過度的收入差距、過大的地區和城鄉差距、產業結構的失衡、企業和政府過於龐大的負債……實際上這些矛盾是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繞不過去的門檻。哪個經濟體發展得越快，其結構調整的強度也會越大，因此，中國遇到的必定是一次痛苦且長期的轉型過程。

和以往不同的是，人們對經濟周期和政府干預經濟的認識已經有了大的飛躍，除了個別深陷“經濟學原教旨”的食古不化者，總是去追究亞當•斯密和凱恩斯誰對誰錯的問題，在主流學界和政策制定者那裡，政府干預的多與少根本不是什麼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夠有助於危機的緩解並促進轉型的成功。

甚至將這種貌似學術之爭的話題帶到政策制定的評論和總結之中都顯得是個笑話。其實，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不同，本質上也就是2 000 多年前中國西漢時期司馬遷和桑弘羊不同的翻版。桑狩三年也前120 年開始，在漢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這些措施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漢武帝實現其雄圖大略打下了堅固的物質基礎。而同時代的大思想家司馬遷則完全反對桑弘羊搞的“計劃經濟”，乃至不給桑弘羊在《史記》中列傳。他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下者與之爭”的經濟思想，基本上把從亞當•斯密到新古典經濟學派、新供給學派的理論覆蓋了。

從司馬遷到桑弘羊，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理論上，誰對誰錯永遠沒有定論。而隻有那些具有解決問題的權力並且兌現了這種權力的人纔配得上被評判對錯。

在2 000 多年前的西漢，桑弘羊是對的。在20 世紀30 年代的美國，羅斯福是對的。在20 世紀80 年代的美國，裡根是對的。在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鄧小平是對的。

在接下來的經濟轉型過程中，對政策的制定和推動者而言，重要的是對過去發展機制體制和發展模式的超越甚至否定。在政策和制度的無人區探索出應對之道，從這一點說，“摸著石頭過河”永遠沒有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也沒有錯。

在危機中崛起，不隻是美國的過去，也必定是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