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我們過去30年裡的反政府情結

2010年的中期選舉之後，我之所以決定寫這本書，並非因為我所在的民主黨失利，而是有感於此次選舉的內容。經濟狀況不良，我們為了防止經濟衰退演變為全面的大蕭條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經濟雖然有所復蘇，但很多人的生活依然沒有得到改善。所有這些因素都必然導致人們的憤怒情緒和焦慮情緒在中期選舉日這天達到高潮。這對於執政黨而言是不利的消息。


令我不安的是，雖然有那麼多的人遭到經濟衰退的打擊，雖然有那麼多的挑戰需要應對，但是整個中期選舉卻沒有提供什麼機會讓人們深入討論究竟哪裡出了問題、總統和國會在前兩年裡的是非成敗、兩黨在2011年和2012年打算做些什麼以及當前這種狀況可能引發的短期後果和長期後果。我們如何纔能在國內恢復
“美國夢”，並使其維持下去呢？在21世紀，世界的競爭性、復雜性、莫測性、分裂性日趨顯著，我們如何纔能確保美國在經濟、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領導地位呢？對於這些更為重要的問題，中期選舉期間都沒有進行過實質性的討論。


相反，選舉期間充斥著華而不實的高談闊論，充斥著雖然猛烈卻往往不實的攻訐。這些非但不會有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導致前景更加渺茫。共和黨人似乎在說，之所以會發生金融危機以及接踵而至的經濟衰退，之所以美國經濟在觸底了近18個月之後依然沒有完全復蘇，就是因為政府課稅過重、開支過大以及在經濟事務中插手太多，如果能夠清除政府管制這一毒瘤對我們的生活和收入的影響，一切問題將會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機。攻擊總統和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的人把他們描繪成了大政府中的自由主義分子，並認為是他們把美國帶到了毀滅邊緣，而且認為如果再給他們兩年的時間，他們將會把我們推向無底的深淵。


事實證明，這些攻訐在選舉中十分奏效，但是我認為這些攻擊都是無稽之談。首先，出現經濟衰退的原因是銀行的負債水平過高，風險投資過多，尤其是次級貸款、證券以及證券衍生品。比如，貝爾斯登公司破產之際的杠杆率是1∶35。傳統上，商業銀行貸款業務的杠杆率一般是1∶10或1∶12左右，而投資業務的杠杆率更高。換言之，在杠杆率這個問題上，政府沒有進行充分的監管和限制。


其次，這次經濟衰退之所以沒有演變為全面蕭條，就是因為政府采取的舉措挽救了金融體繫，使其免於崩潰。為了防止金融崩潰，美聯儲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總額接近1.2，包括購買有價證券和抵押貸款。經常受到批判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初獲批的資金為7
00，而實際支出規模勉強多於4 00。在已經支出的那部分資金中，除了1
04沒有收回，大部分都已經收回。2011年7月8日，阿倫?斯隆（Allan Sloan）和多麗絲?伯克（Doris
Burke）在《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估計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終成本隻有19，並援引《財富》雜志上的一篇分析得出結論說，美聯儲從救助方案中獲得的投資收入將會為納稅人帶來400億~1
00的淨利潤。

後，大多數經濟研究表明，政府如果沒有采取經濟刺激方案，沒有拯救並重組汽車行業，那麼美國的失業率將會比實際情況高出1.5~2個百分點。誠然，經濟刺激方案並沒有促使經濟恢復到正常水平。畢竟，你不可能用8
00就能填補幾的大窟窿。出臺經濟刺激方案的初衷是為了防止出現大崩潰，並推動經濟開始恢復。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近8年時間裡，美國有很多家庭的收入增幅很小或者根本沒有增加。對於這些家庭，政府為其提供了減稅優惠，每個家庭減少了8，而不良資產救助計劃拿出超過1/3的資金為這些家庭減稅。很多人都需要這筆錢來購買生活必需品。這部分資金中大約有30%都撥給了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以防止更多的教師、醫護人員、警察等遭到解聘。這些資助措施肯定非常有效，因為資助終結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資名單上的人數減少了50多萬。


在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中，隻有1/3的資金投向了能夠直接創造就業機會的項目，這些項目既包括修建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還包括給新能源企業提供貸款和資助，鼓勵它們制造更多與新能源相關的產品以及發展節能技術。比如，從2009年1月奧巴馬總統宣誓就職到2010年的中期選舉日，美國的新型電池制造企業增加了30個，有的已經建成，有的正在建設中。這些新型電池能夠為混合動力汽車和全電動汽車提供動力。結果，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美國在世界新型電池市場上的份額從2%上升到20%。如果當前的刺激措施能夠維持下去，我們就有能力在2014年之前斬獲40%的市場份額。


換言之，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銀行體繫在後備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大肆進行風險貸款，而政府監管缺失，幾乎沒有對此加以約束。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沒有演變為經濟蕭條，就是得益於政府及時為搖搖欲墜的銀行體繫大量輸血，這纔使其免於崩潰。經濟衰退的影響之所以能夠得到抑制，就是因為政府的經濟刺激方案拿出了一部分資金為低收入家庭減輕了稅負，保留了大批公共部門的就業崗位，通過興建基礎設施創造了眾多就業機會，同時通過鼓勵私營部門尤其是制造業增加就業。


對於共和黨成功地攻擊政府，我之所以驚訝不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之前8年裡的所作所為。他們一方面實行減稅措施，另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開支，開支增幅幾乎是我執政那8年的2倍。他們沒有創造多少就業機會，但是連續4年保持平衡的財政預算和財政盈餘卻葬送在了他們手裡，國債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翻了一番。當然，他們還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提高債務上限，以期繼續依靠大幅借貸來維持大手大腳花錢的做法。對於這種做法，我向來是堅決反對。


2007年民主黨人在國會中重新獲得多數席位之時，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次貸危機漸趨惡化，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奧巴馬宣誓就職之時，經濟衰退已經持續一年有餘，而且爆發於2008年9月的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為“大蕭條”以來之，從而推高了年度財政赤字以及國債總額。有鋻於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剎住這個趨勢。於是，之前反對政府調控的運動立即改弦更張。共和黨大手大腳了8年之後，居然反對新任總統和國會出資緩解經濟衰退，而且針對由此引起的債務激增，共和黨予以猛烈抨擊。實際上，債務激增的根源要追溯到共和黨當年的政策以及金融危機。


然而，共和黨居然不費吹灰之力說服了大批美國民眾同他們一道抨擊民主黨政府，其中甚至還有一些依靠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度日的人，這個現像著實有趣。某次，一市政廳就醫改方案召開會議，一位選民高喊不願讓政府搞砸他的醫療保險，一位議員神情驚愕不已。這一情景正好被攝像機拍了個正著。在以農業經濟為支柱的阿肯色州，農民一直呼吁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竟然投票反對首個當選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的阿肯色州人布蘭克?林肯（Blanche
Lincoln），理由是她支持“強化政府角色”。據我所知，她在支持“大政府”的過程中所做的主要貢獻僅僅局限於以下幾點：提出大幅增強面向貧困兒童，同時也有利於農民的營養援助力度；通過金融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華爾街的交易商出售的金融衍生品公開透明，而且償付能力強，正如農民為了防範收成不佳或者農產品價格偏低而購買農業衍生品一樣；堅持要求聯邦政府出臺措施遏制有失公允的貿易管理，從而保留了1
000多個工廠的工作機會。此外，她還投票贊成醫改法案。中期選舉結束後進行的分析認為，這個醫改方案導致民主黨在傾向於共和黨的選區內喪失了6%的選票。我認為，布蘭克?林肯投票贊成醫改法案是正確的，尤其是對於阿肯色州而言，因為該州很多小型企業沒有參保，而且很多工薪家庭無力承擔醫保費用。而現在，醫改法案將能夠使這些企業和家庭有能力承擔醫保費用。但在選舉日這種環境下，為醫保法案投贊成票似乎是在贊成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


2011年，我們的經濟恢復可謂是步履維艱。而此時，圍繞著年度財政赤字的削減方式以及削減幅度問題，民主、共和兩黨在國會和白宮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共和黨表示，他們堅決不會容忍增稅，即便是向那些在過去10年中幾乎攫取所有經濟成就的高收入人群增稅也不行，此外，這些高收入人群還享受了多重減稅優待。（在過去10年中，
10%的富有者攫取了90%的新增收入，1%的富有者攫取了超過60%的新增收入，收入超過90者攫取了超過20%的新增收入。）共和黨之所以反對經濟刺激方案，就是因為因減稅而受益的人中95%都是底層民眾。數月以來，共和黨威脅說要拒絕提高債務上限，因為隻有提高債務上限之後，政府纔能繼續借款來償還歷史債務，因此，共和黨此舉將進一步妨礙經濟復蘇。如果我們出現債務違約問題，政府的信用評級就會下調。這樣一來，無論是通過信用卡購物，還是小型企業融資，無論是房貸，還是車貸、教育貸款，美國人需要支付的利息將會全面上調。政府每年為國債支付的利息也會高漲，從而進一步加劇財政赤字。


2010年中期選舉結束後，民主黨在國會中依然占據多數席位，但是奧巴馬總統和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卻沒有以此為契機在11月和12月提高聯邦債務上限，個中緣由尚不明朗。此外，由於總統有責任竭盡全力防止債務違約，因此，2011年8月，眾議院議長、參議院的兩黨領袖以及白宮關於提高債務上限進行的討論異常激烈。根據後達成的協議，美國將在未來10年內減少2.5的財政赤字。根據一個由12名議員組成的委員會的提議，國會要求美國政府在今後10年內減少1的財政支出，並在2012年年初通過協議，要求另外再減少1.5。這個委員會由6名參議員和6名眾議員組成，平均分布在民主、共和兩黨。民主黨獲得了一些讓步。在輪削減財政支出時，醫療保險計劃、醫療救助計劃、社會保障計劃以及佩爾獎學金沒有受到影響。這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在年，即2012年，隻需要削減21，這是因為經濟依然疲軟。


兩黨關於提高債務上限以及削減財政赤字進行的角逐，以極其生動的例子充分印證了馬克?吐溫的一個論斷：人們永遠不應該觀察兩樣東西的出爐過程，即香腸和法律。在外界看來，美國似乎虛弱不堪，而且迷茫彷徨，似乎美國被眾議院裡一小撮反對加強政府管理的狂熱分子把持著，而民主黨卻無力利用他們在參議員中的優勢地位通過一項更加龐大、更加平衡的財政支出削減方案和減稅方案，因為他們沒有抓住有利時機提高債務上限，而共和黨內一撮人卻能為了滿足一黨之私敢冒債務違約的風險。更有甚者，茶黨一位頗有政治前途的眾議員米歇爾?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還熱情洋溢地鼓吹“債務違約”，將其說成是表達“嚴厲的愛”的必然選擇。

上述協議宣布後不久，標準普爾評級公司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降低了美國政府的長期信用評級。標準普爾的這一決定頓時遭到廣泛非議，因為沒有人會懷疑美國的還債能力，畢竟美國的總資產價值接近60。一些積極的評論人士也炮轟了標準普爾這一決定，認為這個決定是虛偽的，因為對於一些風險遠遠高於美國長期國庫券的次級按揭抵押證券，標準普爾以及其他信用評級機構向來都是給予較高的評級。證券業是信用評級機構的“財神爺”，因此，有人懷疑標準普爾采取雙重標準的做法是不是根源於此。還有人表示，標準普爾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達成的協議不足以“穩定政府的中期債務上漲趨勢”，因為該機構將債務規模誇大了2。


標準普爾明確表示，真正令其惱火的地方包括以下幾點：華盛頓的兩黨之間政治紛爭不斷；經濟復蘇步伐緩慢；今後幾年，幾個富裕國家的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將會下降，而唯獨美國不會，主要是因為美國無法有效控制醫保成本。重要的一點是，標準普爾認為美國的政治已經無法正常運作。標準普爾的評估聽起來與馬克?吐溫將制定法律比做制造香腸頗為相似，隻是極盡誇張卻沒有了幽默。


過去幾個月裡，我這本書寫寫停停，如此反復多次，因為政治已經不再是我工作生涯的核心，而且我也不願在政黨政治的天平上給民主黨增加砝碼。但是後我下定決心要重新拾起筆杆子，就是因為我認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必須清楚地了解一些基本的經濟知識以及當前正在討論的政策提議，這一點很重要。比如，雖然我強烈贊成在今後多年裡逐步促使我們的財政預算恢復平衡，但是如果我們在經濟依然疲軟的時候大幅削減開支或者提高稅收，那麼將會放緩經濟恢復的步伐。今天的情形與1993年還不一樣。當年，我的“減赤”計劃引起利率大幅下降以及私人投資大幅提升。但是今天的利率已經幾乎為零。因此，短期而言，大幅削減財政開支可能會增加年度財政赤字，因為稅收的下降幅度可能會高於政府支出下降幅度。今天的問題是市場對於新商品、服務以及勞動的需求不足，而久拖未決的次貸危機又加重了這個問題。


我認為，我們面臨的挑戰本身都已經十分艱巨了，而華盛頓劍撥弩張、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治氛圍又雪上加霜。我現在幾乎搞不懂這種政治氛圍了，因為我現在全力從事關於克林頓基金會、克林頓全球倡議組織以及海地的工作，而這些工作都遠離了華盛頓的政治鬥爭。給予我們支持的有民主黨、共和黨、獨立人士以及世界各地的熱心公民。我們沒有揪住分歧不放，而是攜手創建一個機遇共享、責任共擔的世界。我們沒有隻說不做，而是采取實際行動應對我們共同的挑戰，並注重總結經驗教訓，這樣就知道什麼行得通、什麼行不通。我們抓住一切機遇，同政府部門和私有部門進行合作，以期用更加高效、更加迅速、更加經濟的方式完成工作。


目前，我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們挽救了400多萬發展中國家的艾滋病患者，提高了拉丁美洲農民和非洲農民的收入，在世界各地推廣既有利於促進發展又有利於遏制氣候變暖的策略，在美國校園裡將兒童通過飲料攝入的熱量減少了88%，從而有效應對了兒童肥胖問題，在美國阿肯色州大學克林頓公共服務學院頒發了美國首個公共服務碩士學位（而不是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建立克林頓全球倡議組織在世界各地的捐助者網絡，他們的捐助已經惠及了170個國家的3億人。


海嘯襲擊南亞之後以及卡特琳娜颶風襲擊美國之後，我很榮幸地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一道共同投入當地的重建工作，海地發生大地震後，我還榮幸地同喬治?沃克?布什一道協助該國恢復經濟，並促進化。海嘯發生之後，我擔任了聯合國秘書長代表，前往災區協助重建，2008年以來我在海地的身份也是聯合國秘書長代表。現在，我還同海地總理、海地社會各界代表、各捐助方代表共同努力，確保重大項目的透明，同時建立問責體制。


我先後擔任過12年的阿肯色州州長與8年的美國總統，在美國與世界各地從事的工作使我清楚地認識到21世紀的世界發展趨勢，認識到美國在限度地利用這些趨勢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認識到在應對目前華盛頓兩黨之爭帶來的挑戰過程中的重重障礙。


當前這個歷史階段，國際依存度空前加強。人們越來越容易受到他國事件連帶效應的影響，而跨境交流的正面與負面因素不斷增多。正面的跨境交流包括旅行者、移民、資金、商品、服務、信息、通信與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負面的跨境交流包括疾病傳播、毒品販賣、武器走私、恐怖分子越境、國際恐怖行為以及跨國暴力犯罪等。


較之於以前，現代世界發生了一些可喜的變化，比如科學不斷進步，技術屢屢創新，瞬間實現信息共享，化加強，手機與互聯網增強了各地人們的力量。但眾所周知，各地的人們還面臨著一些重大挑戰，基本上可以歸為三類。其一，極不平衡。當今世界在收入分配以及就業、衛生、教育等資源的分配方面呈現出極不平衡的特點。其二，極不穩定。金融危機、經濟波動以及社會動蕩迅速蔓延，恐怖主義成為國際公敵且日益猖獗。其三，不可持續。我們制造、利用能源的方式以及自然能源的消耗引發了氣候變暖以及其他環境問題，因此當今世界的增長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續的。


無論否認人類活動引起氣候變化的人說什麼，確鑿的證據都表明了這一點，而且如果人們不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迅速而重大的調整，那麼將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在我們的身邊處處都呈現出了這方面的跡像。比如氣溫升高（記錄顯示，10個熱的年份中，有9個都出現在過去30年間），冰蓋融化，海平面升高，干旱、山火、洪災以及暴雨越來越多。我的家鄉阿肯色州北接密蘇裡州喬普林，是龍卷風的必經之地，喬普林近遭到了一場破壞力極強的龍卷風的襲擊。然而，2010年和2011年，紐約市皇後區以及美國東北部馬薩諸塞州的一些不知名的地區也遭到了龍卷風的襲擊。


雖然這些問題影響著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但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在應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面臨的困難是非常不同的。貧窮國家必須建立起富裕國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體繫，比如經濟體繫、金融體繫、教育體繫、醫療體繫、能源體繫、環保體繫以及政府服務體繫等。隻有建立起這些體繫，纔有可能實現繁榮和安全，纔能使勤奮工作、誠信經營的人們獲得預期的回報。目前，海地正在努力建立這樣的體繫。一旦貧窮國家建立起這樣的體繫，那麼公民收入就會大幅提高。越南、盧旺達等發展中國家在過去15年裡的實踐無不印證了這一點。


然而，富裕國家早在謀求繁榮的道路上就已經建立了這樣的體繫。因此，富裕國家的困難就是在時間和環境不斷改變的情況下，保持這些體繫的良好運行狀態，並不斷加以改進，因為掌控這些體繫的人以及既得利益者必定會反對變革。他們更加願意維持既得地位，而完全無視當初建立這些體繫的初衷；他們更加願意保持或強化自己目前的優勢，而不願意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創造更多的機遇和更加光明的未來。如果觀察一下華盛頓雲譎波詭的政治鬥爭，你就不難發現這些力量的身影，因為從實力角度來看，竭力維持現狀的遊說集團遠遠強過主張變革的遊說集團。


由於當今世界的基本組織單位依然是國家，那麼未來世界何去何從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目前各國領導人決定的、各國公民支持的決策。對於貧窮國家而言，這就意味著必須建立一些體繫，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使得本國公民的孩子們都有學上。對於富裕國家而言，這就意味著讓那些一度運作良好，但已經進入死胡同的體繫重新發揮作用，這樣纔能使本國公民在日益復雜、競爭日益加劇的環境下不斷發展。


這就是美國必須要做的，我們必須在未氣。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盡管我們的政治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和令人不滿的地方，但是政治依然具有重要意義。過去30年，我們將所有的問題歸咎於政府的時候，我們的心中已經忘卻了共同繁榮、平衡增長、金融責任以及投資未來等美好願景。因此，我們目前遇到了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7年零8個月間，我們的經濟體新創造的工作崗位僅有250萬個。後來出現了通貨膨脹，家庭收入中位數比我離任時降低了2
0。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貧困現像加劇，因無力承擔房貸而被沒收房產的房主數量急劇攀升。房地產開發、消費者支出與金融幾乎成為我們經濟增長的全部動力，而這三大動力賴以維繫的基礎無不是信貸條件寬松與杠杆率高漲。制造業提供的就業崗位逐年遞減。普通公民的收入水平偏低，而生活成本卻在不斷高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醫療成本的漲幅是通貨膨脹率的3倍之多。因此，為了維持現有的消費方式，他們的信用卡都刷爆了。


從2001年開始，以小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政府上臺之後，大刀闊斧地實行減稅措施，同時大幅提高政府支出，結果導致財政預算嚴重失衡。20世紀90年代，國債占國家收入的比重已經從49%降低到33%，而這一比重後來卻大幅反彈，在2010年飆升到了62%。20世紀90年代，消費者的債務與平均收入的比重為84%，而到了2007年，卻飆升到了127%。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居民儲蓄有所增加，一些債務得以清償，但債務收入比依然維持在112%的高位。


美國以這種方式邁入21世紀實非我之所願。我任總統期間，盡心竭力地使美國做好全面準備迎接新世紀。我著力創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減少貧困；著力改善空氣、食品以及水的質量，並保護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著力維持我們在科學、技術、創新等領域的領先地位，並大力改善高等教育，提高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著力使美國認識到氣候變暖的危害以及阻止氣候變暖的益處；著力遏制核武器、化學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擴散與交易，打擊恐怖分子，預防安全隱患，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改善美國安全形勢。


我們在落實這些工作的同時，成功地將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下，將政府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保持在19%以下。我離任之際，美國完全有能力再利用12~15年成為一個沒有債務的國家，完全有能力處理好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紛紛退休帶來的問題，完全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投資，使美國夢在21世紀繼續熠熠生輝。


我也並非在每件事情上都是成功的，在嘗試過程中也犯了一些錯誤，但總體來看，美國在21世紀前夕的情況比我任總統之前好了很多。我想，之所以能夠取得這種大好局面，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找對了出發點，提出了一些正確的問題，即我們如何能夠建立一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國家與世界，我們如何纔能調動積極因素以及遏制消極因素？如何擺正政府的角色？美國應該對私營部門做出什麼期待以及如何促進私營部門的發展？如何推動自立國以來就發揮重要作用的民間社團等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我們在重申共同人性與共同價值觀重要作用的同時，如何纔能支持、培育並利用化呢？


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以及2010年的總統競選期間，我們的政治爭論一直都沒有回答過這些問題。相反，從裡根在1980年參加總統競選開始，我們的領導人就一直告訴我們美國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在於沉重的稅負，在於官僚機構過於龐大，在於政府調控的代價太高、干預範圍太大。而且，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政府管理少一些，那麼自由的人們就能自然而然地解決所有問題。


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關於這方面，美國不乏激烈的爭論。想當年，英國殖民當局大肆壓榨北美人民，毫無責任可言，以致民怨沸騰。在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中，這個國家應運而生。自那時起，人們往往存在這樣一種思維：希望政府管理不必太多，但要足夠多。如何區分“足夠多”與“太多”，一直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傳統分界線。而1980年的爭論卻出現了改變。當時，裡根總統在其首任就職演說中指出：“問題就在於政府。”如若果真如此，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如何弱化政府的作用呢？”如果你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也許無法得到正確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一開始提的問題都是錯誤的，那就永遠無法得到正確答案。


我認為，如果我們要為所有美國人保留“美國夢”，如果我們要繼續擔當促進世界自由與繁榮、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中堅力量，那麼的途徑就是有一個強大而高效的私營部門與一個強大而高效的政府。隻有依靠雙方通力合作，我們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纔能增加就業，提高收入，促進出口，並實現更大程度的能源獨立。縱觀世界各國，為成功的國家無不是二者兼具。較之於美國，這些國家失業率較低，收入差距較小，而且在過去10年的高校畢業率較高。雖然私營部門與政府部門難免有時意見相左，但雙方能夠為了共同願景而戮力同心。在其他國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也曾經就稅法、能源政策、銀行調控政策以及政府究竟調控到什麼程度纔算健康、適度的調控等問題進行過爭論，但他們之間的爭論沒有那麼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注重事實證據和過往經驗。他們更關注的是怎樣做纔有效。


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唯有如此，未來纔有可氣。在現代世界中，很少有人有時間和機會去分析影響我們生活的強大力量，新聞、資訊和娛樂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意識形態的衝突也許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也許能夠為晚間新聞、脫口秀節目以及專欄作家提供些素材，但這些衝突無益於我們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長期以來，反對政府管理的情結非常成功地體現了民主政治的特色，但是由此引發的政策失誤卻導致經濟委靡不振，貧富分化加劇，工作崗位奇缺，收入增長停滯；導致我們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制造產業和清潔能源產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難以承受的債務負擔，當那些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紛紛退休時，這個負擔可能將我們的經濟徹底壓垮。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其他一些國家以及美國的一些州、一些城市卻積極致力於推動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以及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為經濟發展創造機遇，信心十足、昂首闊步地邁向未來。


我並不是說民主黨總是正確的，也不是說共和黨總是錯誤的，而是說如果將所有問題歸咎到政府身上，進而陷入反對政府、反對稅法、反對調控的死胡同，那麼我們就會自縛手腳，就無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進行必要的變革。如果我們囿於反對政府的那套理論，難免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無法看到其意識形態之爭外面的諸多機遇，從而妨礙我們促進有關方面深化合作，無法讓更多人、更多地方享受經濟機遇，無法提高我們帶領世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的能力。


為了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重新發動創造就業的引擎，並應對長期債務問題，我們必須擺脫反政府思想的“迷魂陣”，並重視政府在實現美國新生的過程中應有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