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的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

編輯推薦

《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獲1998年度美國大學出版社聯合會有澤廣巳日本研究**圖書獎。
這本書將是對現代日本發展文獻的一。個重大貢獻，它將實質性地深化關於日本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它關於思想的作用，關於各種思想的源流如何塑造了日本的經濟制度和政策的分析具有高度的原創性。
至今還沒有人在關於思想和意識形態如何塑造發展取向型國家的分析中，達到過這種深度。也從來沒有人在分析日本人自己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如何考慮他們的經濟發展，具有日本特點的實用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對外部環境挑戰的敏感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和制度時，達到了高柏這樣的深度。
——肯尼思·派爾，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
高柏這本書是關於那些在戰後日本真正地指導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思想家和戰略家的**個認真的研究。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事實是我們在理論上理解在20世紀下半葉發生的世界上*重要的力量均衡轉移時的關鍵。高柏這部充滿智慧的書，有力地削弱了西方經濟思想家在意識形態上用他們的模型解釋日本個案的努力。這是一部具有深刻意義的書，它對那些已經忘記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作用的人們將是一個震撼。
——查瑪斯·約翰遜，《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的作者

內容簡介

本書回顧了1931年至1965年期間日本的經濟意識形態和產業政策，指出了經濟意識形態對日本經濟活動實踐的重大影響。這本書是關於那些在戰後日本真正地指導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思想家和戰略家的個認真的研究。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事實是我們在理論上理解在20世紀下半葉發生的世界上重要的力量均衡轉移時的關鍵。高柏這部充滿智慧的書，有力地削弱了西方經濟思想家在意識形態上用他們的模型解釋日本個案的努力。這是一部具有深刻意義的書，它對那些已經忘記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作用的人們將是一個震撼。

作者簡介

高柏，北京大學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博士。杜克大學社會學繫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比較歷史社會學、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於2001年在紐約出版，中譯本於2004年由商務印書館

縮略語表
日本人名用法注釋
第1章導論
第2章日本發展主義意識形態
第3章管制經濟
第4章優先生產
第5章促進出口
第6章高增長與自由化
第7章經濟理性的制度環境
跋：歷史視角中的日本發展主義
英文參考文獻
日文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在線試讀

第1章導論
改變現代歷史進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半個世紀了。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日本人反復提出並試圖回答的一個問題是：這場戰爭如何影響了現在的生活？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Noguchi YukiO，1995）這樣寫道：“對日本經濟而言，這場戰爭從來就沒有結束。”他認為，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日本經濟不論是制度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仍在按“1940年體制”運行，而次世界大戰時的體制對戰前日本經濟而言是一個異質（ishitsu）的怪胎。這一體制過分強調生產排斥競爭，導致了一種“制度耗竭”，而這正是使日本經濟動蕩的“日本病”的一個主要癥狀。但資深官員榊原英資（Sakakibara Eisuke，1995）不贊同這種觀
點，他認為，不應把當今的日本資本主義視作一個怪胎，而應將其視為與歐洲資本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比肩的模式，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大變革中演化出來的現代資本主義三種獨特模式之一。他認為，在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所代表的共產主義革命並非地有別於傳統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主要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全都超越了自由放任階段，進入了國家干預的新時代。這一過程產生了法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德國、意大利與日本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美國的新政。這些國家當今的經濟制度仍然反映著發生於數十年前的這場變革。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新古典經濟學主張的“消費者主權”或“完全競爭”來把日本資本主義說成是一個異質的怪胎，而應該從比較的視角來研究這一歷史性的變革。
野口悠紀雄與榊原英資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確，起源於1931——1945年並使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之一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現在正在窒息著日本經濟，而不是為它提供支撐。盡管在冷戰期間人們有意不承認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差異，但與此同時，日本戰時的遺產使戰後日本的經濟體制走上了一條完全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成了能與歐美資本主義相抗衡的模式，也是不爭的事實。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未解答的問題：1931——1945年日本的經濟體制在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戰時的遺產為什麼在戰後會被繼承？在談到戰後與戰時的連續性時，應該如何認識2。世紀4。年代後期由盟軍占領當局導人的民主改革的影響，以及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化？換言之，當今日本的資本主義體制是簡單地從戰時繼承下來的呢，還是在戰後吸收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果是後一種情況的話，吸收的這些新因素是什麼？
本書將直接討論這些問題，並描繪出從大蕭條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日本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關於一個後發展國家如何創造財富的一套獨特的經濟思想與意識形態——產生的過程，並討論其在戰後的演變。本書將從一個廣闊的歷史視角來論證，在這些經濟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指導下，1931－1945年間政府的政策創新與日本經濟制度的改革，是如何使日本資本主義大大地偏離了1930年前的模式（本書第三章將討論1931——1945年間發生的變化為什麼可以視為大大偏離了1930年之前的模式）。此外，本書還將論及：很多戰時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在經歷戰後民主改革後被保存下來並得到加強，用來應對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經濟危機；這些意識形態與制度很好地適應了冷戰時期的形勢及50年代全球性的技術革命，並在60年代貿易與資本投資的自由化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第1章導論
改變現代歷史進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半個世紀了。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日本人反復提出並試圖回答的一個問題是：這場戰爭如何影響了現在的生活？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Noguchi YukiO，1995）這樣寫道：“對日本經濟而言，這場戰爭從來就沒有結束。”他認為，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日本經濟不論是制度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仍在按“1940年體制”運行，而次世界大戰時的體制對戰前日本經濟而言是一個異質（ishitsu）的怪胎。這一體制過分強調生產排斥競爭，導致了一種“制度耗竭”，而這正是使日本經濟動蕩的“日本病”的一個主要癥狀。但資深官員榊原英資（Sakakibara Eisuke，1995）不贊同這種觀
點，他認為，不應把當今的日本資本主義視作一個怪胎，而應將其視為與歐洲資本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比肩的模式，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大變革中演化出來的現代資本主義三種獨特模式之一。他認為，在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所代表的共產主義革命並非地有別於傳統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主要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全都超越了自由放任階段，進入了國家干預的新時代。這一過程產生了法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德國、意大利與日本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美國的新政。這些國家當今的經濟制度仍然反映著發生於數十年前的這場變革。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新古典經濟學主張的“消費者主權”或“完全競爭”來把日本資本主義說成是一個異質的怪胎，而應該從比較的視角來研究這一歷史性的變革。
野口悠紀雄與榊原英資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確，起源於1931——1945年並使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之一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現在正在窒息著日本經濟，而不是為它提供支撐。盡管在冷戰期間人們有意不承認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差異，但與此同時，日本戰時的遺產使戰後日本的經濟體制走上了一條完全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成了能與歐美資本主義相抗衡的模式，也是不爭的事實。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未解答的問題：1931——1945年日本的經濟體制在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戰時的遺產為什麼在戰後會被繼承？在談到戰後與戰時的連續性時，應該如何認識2。世紀4。年代後期由盟軍占領當局導人的民主改革的影響，以及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化？換言之，當今日本的資本主義體制是簡單地從戰時繼承下來的呢，還是在戰後吸收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果是後一種情況的話，吸收的這些新因素是什麼？
本書將直接討論這些問題，並描繪出從大蕭條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日本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關於一個後發展國家如何創造財富的一套獨特的經濟思想與意識形態——產生的過程，並討論其在戰後的演變。本書將從一個廣闊的歷史視角來論證，在這些經濟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指導下，1931－1945年間政府的政策創新與日本經濟制度的改革，是如何使日本資本主義大大地偏離了1930年前的模式（本書第三章將討論1931——1945年間發生的變化為什麼可以視為大大偏離了1930年之前的模式）。此外，本書還將論及：很多戰時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在經歷戰後民主改革後被保存下來並得到加強，用來應對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經濟危機；這些意識形態與制度很好地適應了冷戰時期的形勢及50年代全球性的技術革命，並在60年代貿易與資本投資的自由化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有三個重要因素使得日本戰時的制度與意識形態在戰後時期得以延續。首先，作為一個嚴重依賴貿易的國家，要以一個民族國家的姿態對世界體繫的變化作出反應，日本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當日本感覺到有外在的威脅（如冷戰和貿易與資本投資的自由化）時，便會重新使用戰時全國動員的做法，隻是使用的目的不同。其次，從1931－1965年的這段時間內，各種民族主義運動此起彼伏，這些運動增強了以集體生存為目標的政策的合法性，而壓低了個體的價值。意識形態不僅影響了公眾對各種經濟思想的判斷，也改變了經濟學家們對形勢的看法。結果，在“民族利益”的號召下采取的很多做法造成和強化了當今日本經濟體制中的問題。第三，政府以及政府一商界關繫中的既得利益往往限制了在產業政策上可以采取的手段。盡管某些新的經濟思想改變了政治行為主體認識自身利益和制定戰略的方式，但僅靠這些政治行為主體並不能決定政策選擇，經濟思想必須在政界與商界精英的支持下纔能增強自己對制定政策的影響力。
日本式資本主義跟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有何不同以及其差異的根源何在，是日本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問題。盡管如此，此前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認真過。在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體制解體之前，西方集團一直承受著在意識形態方面保持團結的巨大壓力。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Johnson，1993：54）曾說：“在冷戰期間，資本主義隻有一個上帝，他就住在美國，盡管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德國和日本都出現了前景看好的國家教會*。”由於這一原因，日本研究長期都是一個邊緣化學科，被認為與美國的經濟、政治與學術的主流無關。20世紀80年代，由於日本的經濟勢力在國際市場上迅速擴張，日本研究突然“變得不再無關緊要”（Steinhoff，1993），這對西方的社會科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即便如此，集中於對日本與美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差異的研究，仍被指責為修正主義的或妖魔化日本的研究。按約翰遜（Johnson，1988）的說法，到了80年代後期，西方經濟理論的主要流派，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沒能對日本經濟發展的成就作出合理的解釋，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一場“理論危機”。在論及這一危機的嚴重性時，艾倫·布林德寫道：“總而言之，靠吮吸西方經濟學的乳汁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幾乎每一件事都做錯了。這樣不斷出錯，按理說應該讓日本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日本經濟的發展卻似乎裝上了永動機。那麼，日本人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美國式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始於亞當．斯密的一個宏大理論的基礎上的，而日本的資本主義並沒有一個與此相當的理論。我們很需要這樣一個理論，以便能制定出明智的對日經濟政策。日本人自己更關心結果而非概念闡釋，所以我們也許得自己來建立這樣的理論”（Alan Blinder，1990：21）。引然而，此後世界上連續發生的一繫列驚人巨變，動搖和分裂了學術界試圖建立嚴肅的日本式資本主義理論的努力。面對這些巨變，有的人認為建立這種理論的任務不那麼重要了。首先是20世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即蘇聯與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解體，弗朗西斯．福山在預測這一巨變對我們未來的影響時說道：西方自由民主制終的勝利凱旋在其終結處似乎又回到了一個循環的出發點。……我們眼前看到的，可能並非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戰後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成為過去，而是歷史本身的終結。也即是說，這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結點，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作為人類發展的終形式被普遍接受（Francis Fukuyama，1989：3-4）。福山的觀點想要說的是：在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更遑論日本式資本主義）均已退出歷史舞臺之際，已不復存在任何一種堪與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相抗衡的意識形態。
其次，在過去的幾年中，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嚴重的經濟停滯，日本那似乎所向披靡的競爭力突然下滑了。在一些戰略性產業，尤其是汽車、計算機與軟件業，很多日本公司失去了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而美國公司則東山再起。此外，日本曾受到廣泛稱贊的終身雇傭制與年資薪金制也出了問題；面對經濟蕭條的壓力，很多聲望卓著的日本公司開始解雇職員。西方對此作出的反應差不多可以用一片歡呼來形容。英國著名的商業刊物《經濟學家》（TheEconomist，1994）出版了一期題為“東方的文藝復興”的增刊，其中有文章說道：“日本采用的做法與制度隻有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纔會獲得成功，但這些做法與制度有很多生來就是過時的。”該刊宣稱：成功已經使日本的體制過時了，這一點即使是曾經宣揚這一體制的人也是這樣看的；日本正在向西方的體制趨同。
然而，實際情況比福山與《經濟學家》說的要更為嚴峻。相比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在關於“經濟體制應該如何運行”這個問題上，各國的制度化了的理念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有可能威脅到國際經濟秩序的和諧。實際上，不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制度上，資本主義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而且可能永遠也不會是鐵板一塊。“由於它們共同的敵人已成為歷史，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就其各自的體制孰優孰劣發生摩擦”（Neff，1993）。比較資本主義正在取代比較社會主義，這已成為冷戰後時代學術研究的首要課題。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官員出於各種政治上的考慮，在理論問題上一般都盡量避免卷人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直接對抗。但在90年代，政府官員變得非常敢言，竭力捍衛日本經濟制度的合法性。杆串原英資提出：“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統治世界的新古典或新美國的資本主義觀，似乎已過了它的鼎盛期。……後社會主義時代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後自由放任的時代”（Eisuke Sakakibara，1993：v）。這種態度的轉變意味著什麼呢？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他的三位顧問的說法，盎格魯一撒克遜式資本主義再也不能被稱為是普世性的了，因為基於市場經濟但又允許政府積極干預的發展主義正在東亞擴展開來。這兩種市場經濟之間能否達成妥協，將決定未來國際秩序的形態（Nakasone，Murakami，Sato and Nishibe，1992：168）。有論者提出，由於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各國的資本主義的確有所不同，而且將來也仍會如此。既然如此，各國“必須在某些方面相互包容。在有的情況下，這種包容可能會采取對自由放任原則加以修正的形式”（Sakakibara，1993：vi）。戴維·威廉斯斷言，在這種意義上，“隻有當日本及東亞相當多的國家被迫遵從這一新的共識之時，歷史纔有可能終結。在此情形出現之前，無論東歐發生什麼，世界都不可能達到歷史的終結”（David Williams，1994：xiv）。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9—ton，1993）警告道：在冷戰後時代，國際衝突的根本原因將主要是文化上的原因，因為不同的文明在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的制度化的信念與價值體繫不會輕易消失。隨著不同文化的人們相互交往的增多，人們的文化意識將會加強；後的結果可能是“文明的踫撞”。
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吸引了很多前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進一步突出了由經濟意識形態的差異帶來的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挑戰。在剛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時，蘇聯與東歐國家都奉行新古典經濟學的教條，試圖用休克療法將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休克療法沒能實現其目標，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許多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發現，日本管制經濟的經驗非常可貴。另外，許多東亞新興國家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都將日本的發展戰略視為當代經濟成功的秘訣。更有甚者，《商業周刊》（1994年專刊：32）在一篇題為《21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產業如何在新興全球經濟中競爭》的特別報道中稱：
遍布東歐和東南亞國家的日本人，如各省大臣、智囊團成員和大學教師，都在向當地渴望得到指點的政府官員兜售日本經濟模式。尚未受到西方媒體注意的這種傳教工作做得很大，而且在今後幾年裡，會對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深遠影響……這種暗中勸說的結果是：許多國家至少會吸取日本產業政策上的某些教訓，比如對幼稚工業的保護以及對出口的重視等。其結果將是：世界或許不會全盤接受信奉市場而不是政府干預的新古典美國式資本主義。
在相互依賴日益增強的國際經濟中，日本式資本主義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會有許多國家進行效仿，所以，日本產業政策和商業戰略的理論基礎確實值得認真研究。這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課題，而且對國際政治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僅僅因為我們不喜歡，就故意忽略其問的差異，隻能使我們放棄認真的努力，從而無法為未來的國際經濟構建一個更好的框架。用意識形態上的主張來替換對現實的客觀分析是這種努力的主要障礙。
本書致力於從以下幾方面對日本政治經濟的已有文獻作出貢獻。
，轉變日本產業政策分析的重心。重心將從傳統的以政治勢力為中心，即從關注誰贏得政策制定的鬥爭的結構性分析，轉變到注重產業政策如何影響日本經濟的治理結構的制度性分析。
自從查默斯·約翰遜在198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通產省與日本奇跡》中提出了發展導向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論之後，許多關於日本產業政策的研究將政府政策是否受到私營部門的影響或抵制作為研究重點。討論中，二分法的焦點，即政府、非市場治理結構和市場的關繫，一直集中在政府與其他二者的關繫上，但是，私營部門究竟是代表非市場治理結構或市場本身，則常常不甚清楚。這些研究固然加深了我們對私營部門在政策制定和經濟增長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理解，然而，正如戴維·威廉斯（David Williams，1994：194）所指出的那樣，發展導向國家是將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的一種宏觀理論。這一理論部分基於與盎格魯一撒克遜式資本主義的對比。因此，專注於日本決策圈內部衝突的微觀層面的分析，並不能替代在國家層面上對日本資本主義與其西方同伴之間制度性差異的討論。
在本書中，我將政府市場兩分法的分析重點從國家轉向市場。我認為發展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之間重要的區別，並不在於政府如何受到私營部門的鉗制，而在於市場是如何通過政府與非市場治理結構而組織起來的。隨著經濟的增長，私營部門在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不斷加強，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又經常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日本消除外國公司與日本市場間的壁壘，在很多情況下，非市場管理組織已經直接替代了行政管制（bureaucratic contr01）。但是，從歷史上看，非市場組織主要是通過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實踐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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