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第30任行長（2008—2013年），日本經濟學家。
1949年出生，1972年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同年進入日本銀行。1975—1977年由日本銀行公派到芝加哥大學留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回日本後歷任日本銀行信貸機構局信貸機構科科長、計劃局計劃科科長、大分支行行長、審議負責人，2002年就任日本銀行理事。理事任期結束後曾獲聘京都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2008年3月出任日本銀行副行長，2008年4月—2013年3月任行長，為該行第30任行長。2011—2013年任國際清算銀行(BIS)理事會副主席。2013年9月成為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特任教授，2018年9月起至今任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特聘教授。
著有《現代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8年）、《泡沫經濟與貨幣政策——日本的經驗與教訓》（合著，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1年）。
;.;裴桂芬，*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經濟學博士。1983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8年畢業於河北大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赴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價大學、加拿大UNBC和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繫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兼任中華日本學會、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秘書長，世界經濟學會和中國國際經濟關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重點項目一項；出版專著5部，曾在《世界經濟》《日本學刊》《求是》《證券經濟研究》等期刊發表中、日、英文論文50餘篇。;.;尹鳳寶，*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教師，經濟學博士。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首都圈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中華日本學會理事。2002年畢業於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繫，獲管理學學士學位，2010年和2013年分別畢業於神戶大學經濟學研究科，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譯者序
中文版序
序章 動蕩的5年
部分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形成期
第1 章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起步
1972年入職日本銀行，在這裡度過了我職業生涯中的39年，受到了眾多前輩、同事和後輩的關照，學到了重視經濟理論、注重與實務工作者交流，形成了以銀行業務為出發點的思維方式，並體會到了重視全球關繫網絡的重要性。

第2 章泡沫經濟
過去發生的事件作為集體回憶傳承下來，會對這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運行產生重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的泡沫經濟、其後的泡沫崩潰以及金融危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發生的此類事件。

第3 章泡沫經濟崩潰與金融危機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起初人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衝擊的嚴重性，但很快整個經濟和社會都受到了極大影響。90年代後半期又出現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導致實體經濟衰退。從那時起，以海外學者為中心對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展開了猛烈批判。

第4 章修訂《日本銀行法》
修訂《日本銀行法》的原動力可以說既有對20世紀80年代泡沫形成原因的反思，也是順應了世界範圍內出現的中央銀行獨立性潮流，更重要的是對大藏省權力過度集中的反感。

第5 章零利率政策與量化寬松政策
日本短期利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事實上已經降至零，但直到1999年2月纔正式實施字面上的零利率政策。2000年8月，在意見分歧相當大的情形下，日本放棄了零利率政策，而由於互聯網泡沫崩潰導致了世界性經濟衰退，日本銀行於2001年3月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

第6 章“大穩健” 幻像
2004—2007年間出現了全球性經濟繁榮，其特征是高增長率、物價穩定、低波動性，當時的經濟也被稱為“大穩健”。依托良好的經濟表現，政策當局和經濟學家增強了自身對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的自信。終意識到這是反映世界性泡沫膨脹的虛假繁榮時，已經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

第二部分行長時代
第7 章就任日本銀行行長
2008年3月21日我接受了日本銀行副行長任命，同時就任代理行長，約3周後的4月9日就任行長。從就任代理行長起，作為事實上的行長開始了繁忙工作。很快，同年9月就迎來了暴風雨般的雷曼危機。

第8 章雷曼兄弟破產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事件導致世界金融繫統一時瀕臨崩潰，由於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及時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總算避免了壞事態發生。本章將時鐘暫時回撥到我就任行長之前，從美國房地產泡沫崩潰說起。

第9 章通貨緊縮輿論的高漲
2009年春季開始全球金融市場狀況發生了變化，金融體繫漸漸趨於穩定。與此同時，實體經濟也停止下滑，而回歸到正常增長軌道仍需要時間，其後進入了漫長的“虛幻的黎明”階段。2009年9月，日本國內民主黨政權組閣，11月發布了“通貨緊縮宣言”。

第10 章日本經濟面臨的真正問題
隨著日本經濟復蘇，圍繞通貨緊縮的爭論有所平息，但總體上還是呈激化態勢。外界要求日本銀行實施大膽寬松貨幣政策的呼聲與日俱增。日本銀行認為，如果不能搞清楚日本經濟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就很難平息這場要求日本銀行實施大膽貨幣政策來擺脫通貨緊縮的無謂爭論。

第11 章歐洲債務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對日本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危機的起因是希臘大選後新政府公開宣布前政府的財政收支統計造假。之後危機呈波浪式不斷向周邊國家擴散，而且愈演愈烈。

第12 章“ 全面寬松政策”
2010年10月日本銀行出臺了被稱為“全面寬松貨幣政策”的加強版貨幣寬松框架，以降低“稍長期”利率水平為目的，不僅購買長期國債，甚至破例地開始購買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高風險資產。

第13 章東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日本發生了本國地震觀測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地震。以三陸海岸為震中的東北地區太平洋海岸地震、其後的海嘯以及福島核電站事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面臨的危機。日本銀行舉全行之力實現了重要的金融市場穩定並維持了金融繫統正常運行。

第14 章“ 六重苦” 與“ 貨幣戰爭” 
我擔任行長的大部分時間升值都是重要的政策焦點。雖然外界要求日本銀行采取通貨緊縮對策的壓力很大，不過要求升值的政策壓力更大。彙率與貨幣政策的關繫問題就像“貨幣戰爭”一詞所顯示的，是國際經濟政策討論中的一個重要主題。

第15 章財政的可持續性
我剛就任行長時，日本就是發達國家中財政狀況為嚴峻的國家，之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活動下滑、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障相關支出增加，以及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巨額財政支出等，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國債占GDP比重持續上升。

第16 章謀求金融體繫的穩定
很多人都是在經歷了泡沫經濟和泡沫崩潰後的金融危機纔意識到金融體繫穩定的重要性。為防範金融危機，或者是預防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金融失衡”，加強金融機構的監管和監督以及出臺適當的金融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17 章政府·日本銀行的共同聲明
2012年12月16日，日本眾議院總選舉，安倍晉三率領的自民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在選舉戰中安倍強烈要求政府與日本銀行構建協作框架，實施大膽的寬松貨幣政策。考慮到這一主張獲得了國民支持，以及具有獨立性的日本銀行實現貨幣穩定的使命，在極度痛苦地權衡後，我判斷日本銀行不得不與政府聯合發表一個共同文件。

第三部分中央銀行的使命
第18 章中央銀行的作用
前文以日本經濟為中心分析了國內外宏觀經濟方面的種種經歷、中央銀行政策的影響及其所發揮的作用。當然，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這裡想重新思考一下中央銀行的作用是什麼。

第19 章非傳統貨幣政策
圍繞貨幣政策運作的尖銳意見對立不僅僅出現在我任行長期間，而是貫穿於我在中央銀行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在制定貨幣政策過程中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特別是在民主社會中中央銀行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20 章國際貨幣制度
全球金融危機的經歷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的嚴重經濟動蕩，幾乎都與國際資本流動所引發的問題有關。當前，比起大刀闊斧地改革國際貨幣制度，更具有現實性和重要意義的是各國中央銀行之間加強意見溝通，強化銀行業務方面的合作。

第21 章“ 失去的20 年” 與“ 日本的教訓”
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日本經濟經常被說成“失去的20年”，且從中總結出“日本的教訓”之一就是泡沫經濟崩潰後中央銀行應該迅速采取大膽的政策措施。但是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很多發達國家就是采取了這樣的對策，卻還是遭遇了與日本完全相同的境況，可見有必要重新審視“日本的教訓”。
 
第22 章獨立性與問責制
中央銀行為了適度運作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問責制構成的公共治理框架尤為重要。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貨幣政策時間跨度短期化的壓力無處不在，有必要深入思考獨立性的真正含義。

第23 章中央銀行組織
在適當運作貨幣政策方面，中央銀行必須得到社會的信賴，這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構建一個值得信任的中央銀行，對於實現貨幣價值穩定，乃至經濟穩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終章永不終結的挑戰
後記

中文版序
本書是2018年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39年》（中央銀行 セントラルバンカーの経験した３９年）一書的中文版。該如何向中國讀者推介這本書，我也拿不定主意。權且把它看成是一本在日本央行工作多年的職員編寫的中央銀行論，既有論及日本經濟的部分，又帶有回憶錄的色彩。得知本書的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付梓，真的令我喜出望外，也真心希望能得到更多中國讀者的青睞。
本書雖未繫統論述中國經濟，但在撰寫過程中，始終在以下兩個方面心繫中國經濟和中國讀者。
其一，本書對歐美的貨幣政策主張多少會有一些影響，而這又會影響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運作。正如本書序章中所提及的那樣，執筆本書的動機之一，源自對歐美各國看待日本經濟及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定式思維的強烈違和感。在我看來，諸如“日本的過往教訓”的膚淺解讀，嚴重影響了之後歐美諸國的貨幣政策運作，甚至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化”現像的原因之一。話雖如此，我的書不過是向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鴻池中投入的一枚小石子，從未期待歐美學界和政策當局的主張旋即發生改變，倒是希望中國讀者不再是透過歐美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鏡頭觀察日本經濟及貨幣政策，而是通過親閱日本政策決策者的著作在觀念上有所改變。這是我所期待的。
其二，更為深入地探討日中兩國直面抑或正在面臨的問題。日本與中國不僅因同處東亞有著共同的課題，在其他領域也存在著諸多相似的難題。
，兩國都經歷過經濟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的過渡。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持續到70年代初；中國經濟真正步入高速增長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約30年。不過，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勢必會在某個時點開始放緩，於是就會出現如何向穩定增長順利過渡的挑戰性課題。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超10%的時代已然結束，如今增長率維持在6%左右。日本高速增長之後所遭遇的史無前例的經濟泡沫，足以表明經濟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的過渡絕非易事。
第二，兩國同樣面臨著應對人口動態變化的課題。就經濟增長與人口動態的關繫而言，高速增長是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的：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二是享受勞動年齡人口比率上升的人口紅利。目前，日本面臨著少子老齡化帶來的人口減少問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過去曾向城市大量輸送勞動力的日本農村地區正在遭受人口嚴重減少的影響。中國則是在幾年前剛剛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現像。 
第三，兩國都與美國發生了貿易和投資摩擦。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美之間發生了各式各樣的經濟摩擦，高潮從80年代後半期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上半期。彙率、商品服務市場以及金融市場的開放問題屢屢成為摩擦的焦點。在此過程中，還經常國際化的是與非。無獨有偶，近年來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間上演。
不過，話雖如此，我並不是主張中國面臨著與日本完全相同的挑戰，就應該采取相同的解決方案。了解和學習他國的經驗固然重要，但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政治體制以及社會契約，完全照搬他國經驗，不見得有益處，也未必能獲得教訓。不過，他國經驗中隱含著各式各樣的啟示卻也是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否靈活運用這些啟示，結果可能會截然不同。
在這方面，我一直對中國政策制定者、學者以及經濟學家對日本過往的認知之廣、研究之深而感到驚訝。同時，中國專家所總結的“日本的過往教訓”也有別於歐美專家所說的“日本的教訓”，偶爾我對此也會產生一些不認同感，典型的就是對1985年“廣場協議”的解讀，在此不做贅述。無論如何，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於日本而言不僅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也是的貿易伙伴國。正因為如此，我熱切祈望中國能夠平穩實現從高速增長到“新常態”的過渡。
我對中國的認知得益於很多人，中國人民銀行同行的賜教令我受益匪淺。因此我想談談日本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的長期友好關繫。日本銀行的高層一直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同行保持著親密互動。在我擔任日本銀行行長期間，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是周小川先生。我在很多場合與周小川行長交換過意見，如BIS行長例會、東亞及太平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EMEAP）行長會議、中日韓三國央行行長會議等。會面地點不限於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大樓，我們還在上海分行、大連培訓中心見過面，也在深圳和西安一同參加過學術會議。周行長也曾在日本銀行總部為日本銀行職員做過演講，這讓我再度折服於周行長對日本經濟和社會相關知識的淵博。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之間的交往在周小川先生卸任行長後仍未中斷。中國人民銀行現任行長易綱先生當時任副行長，我同他也經常坦率地互換意見，從他簡潔明快的講解中受益良多。
中日兩國央行之間友好關繫的構築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雙方多年來共同努力的結果。這種友好關繫不局限於行長級別的交流互動。日本銀行在北京設有代表處，中國人民銀行也在東京設有代表處。我至今仍清晰記得，任行長時期中國人民銀行駐東京代表處的劉玉苓首席代表在會議期間面帶微笑給予我的種種關照。
50多年來，日本銀行一直致力於相關人纔的培養與培訓，以加深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他們到中國內地或中國香港的大學留過學，在北京的日本銀行代表處或日本大使館有過工作經歷，還有的曾借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以充實其職業生涯。他們絕不是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而是對中國有著很深理解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專家。日本銀行憑借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極大地助力了自身業務的拓展。對日本銀行而言，限度發揮這些人的纔能意義重大。的益處莫過於，直接通過漢語而無須英文媒介就能與中國專家就中國經濟問題進行深入對話，並從中獲得知識和信息。我自身在這方面也受過諸多恩惠。由於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出幫助過我的同事名字，在此僅對過去20年間我在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出差期間，針對中國經濟方面曾給予我幫助的6人表示感謝：東善明、福本智之、新川陸一、西口周作、岡崎久實子、瀨口清之（排名按對應英文字母順序）。
後，中文版得以面世主要仰仗河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裴桂芬教授和尹鳳寶博士這兩位優秀的譯者。我對中文一竅不通，是上文提到的岡崎久實子女士（現為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的主干研究員）在翻譯質量上向我打了保票。岡崎研究員不僅認真通讀了中譯文全稿、回復了譯者提出的疑問，還向我確認了一些原著中表達模糊的地方。岡崎研究員為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做出了很大貢獻，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謝！另外，東洋經濟新報社的島村裕子女士也和日文版出版時一樣，對中文版的出版傾注了很多心血，借此機會一並表示感謝！
白川方明
2021年7月

中文版序
本書是2018年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39年》（中央銀行 セントラルバンカーの経験した３９年）一書的中文版。該如何向中國讀者推介這本書，我也拿不定主意。權且把它看成是一本在日本央行工作多年的職員編寫的中央銀行論，既有論及日本經濟的部分，又帶有回憶錄的色彩。得知本書的中文版即將由中信出版社付梓，真的令我喜出望外，也真心希望能得到更多中國讀者的青睞。
本書雖未繫統論述中國經濟，但在撰寫過程中，始終在以下兩個方面心繫中國經濟和中國讀者。
其一，本書對歐美的貨幣政策主張多少會有一些影響，而這又會影響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運作。正如本書序章中所提及的那樣，執筆本書的動機之一，源自對歐美各國看待日本經濟及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定式思維的強烈違和感。在我看來，諸如“日本的過往教訓”的膚淺解讀，嚴重影響了之後歐美諸國的貨幣政策運作，甚至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化”現像的原因之一。話雖如此，我的書不過是向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鴻池中投入的一枚小石子，從未期待歐美學界和政策當局的主張旋即發生改變，倒是希望中國讀者不再是透過歐美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鏡頭觀察日本經濟及貨幣政策，而是通過親閱日本政策決策者的著作在觀念上有所改變。這是我所期待的。
其二，更為深入地探討日中兩國直面抑或正在面臨的問題。日本與中國不僅因同處東亞有著共同的課題，在其他領域也存在著諸多相似的難題。
，兩國都經歷過經濟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的過渡。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持續到70年代初；中國經濟真正步入高速增長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約30年。不過，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勢必會在某個時點開始放緩，於是就會出現如何向穩定增長順利過渡的挑戰性課題。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超10%的時代已然結束，如今增長率維持在6%左右。日本高速增長之後所遭遇的史無前例的經濟泡沫，足以表明經濟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的過渡絕非易事。
第二，兩國同樣面臨著應對人口動態變化的課題。就經濟增長與人口動態的關繫而言，高速增長是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的：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二是享受勞動年齡人口比率上升的人口紅利。目前，日本面臨著少子老齡化帶來的人口減少問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過去曾向城市大量輸送勞動力的日本農村地區正在遭受人口嚴重減少的影響。中國則是在幾年前剛剛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現像。 
第三，兩國都與美國發生了貿易和投資摩擦。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美之間發生了各式各樣的經濟摩擦，高潮從80年代後半期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上半期。彙率、商品服務市場以及金融市場的開放問題屢屢成為摩擦的焦點。在此過程中，還經常國際化的是與非。無獨有偶，近年來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間上演。
不過，話雖如此，我並不是主張中國面臨著與日本完全相同的挑戰，就應該采取相同的解決方案。了解和學習他國的經驗固然重要，但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政治體制以及社會契約，完全照搬他國經驗，不見得有益處，也未必能獲得教訓。不過，他國經驗中隱含著各式各樣的啟示卻也是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否靈活運用這些啟示，結果可能會截然不同。
在這方面，我一直對中國政策制定者、學者以及經濟學家對日本過往的認知之廣、研究之深而感到驚訝。同時，中國專家所總結的“日本的過往教訓”也有別於歐美專家所說的“日本的教訓”，偶爾我對此也會產生一些不認同感，典型的就是對1985年“廣場協議”的解讀，在此不做贅述。無論如何，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於日本而言不僅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也是的貿易伙伴國。正因為如此，我熱切祈望中國能夠平穩實現從高速增長到“新常態”的過渡。
我對中國的認知得益於很多人，中國人民銀行同行的賜教令我受益匪淺。因此我想談談日本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的長期友好關繫。日本銀行的高層一直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同行保持著親密互動。在我擔任日本銀行行長期間，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是周小川先生。我在很多場合與周小川行長交換過意見，如BIS行長例會、東亞及太平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EMEAP）行長會議、中日韓三國央行行長會議等。會面地點不限於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大樓，我們還在上海分行、大連培訓中心見過面，也在深圳和西安一同參加過學術會議。周行長也曾在日本銀行總部為日本銀行職員做過演講，這讓我再度折服於周行長對日本經濟和社會相關知識的淵博。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之間的交往在周小川先生卸任行長後仍未中斷。中國人民銀行現任行長易綱先生當時任副行長，我同他也經常坦率地互換意見，從他簡潔明快的講解中受益良多。
中日兩國央行之間友好關繫的構築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雙方多年來共同努力的結果。這種友好關繫不局限於行長級別的交流互動。日本銀行在北京設有代表處，中國人民銀行也在東京設有代表處。我至今仍清晰記得，任行長時期中國人民銀行駐東京代表處的劉玉苓首席代表在會議期間面帶微笑給予我的種種關照。
50多年來，日本銀行一直致力於相關人纔的培養與培訓，以加深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他們到中國內地或中國香港的大學留過學，在北京的日本銀行代表處或日本大使館有過工作經歷，還有的曾借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以充實其職業生涯。他們絕不是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而是對中國有著很深理解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專家。日本銀行憑借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極大地助力了自身業務的拓展。對日本銀行而言，限度發揮這些人的纔能意義重大。的益處莫過於，直接通過漢語而無須英文媒介就能與中國專家就中國經濟問題進行深入對話，並從中獲得知識和信息。我自身在這方面也受過諸多恩惠。由於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出幫助過我的同事名字，在此僅對過去20年間我在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出差期間，針對中國經濟方面曾給予我幫助的6人表示感謝：東善明、福本智之、新川陸一、西口周作、岡崎久實子、瀨口清之（排名按對應英文字母順序）。
後，中文版得以面世主要仰仗河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裴桂芬教授和尹鳳寶博士這兩位優秀的譯者。我對中文一竅不通，是上文提到的岡崎久實子女士（現為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的主干研究員）在翻譯質量上向我打了保票。岡崎研究員不僅認真通讀了中譯文全稿、回復了譯者提出的疑問，還向我確認了一些原著中表達模糊的地方。岡崎研究員為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做出了很大貢獻，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謝！另外，東洋經濟新報社的島村裕子女士也和日文版出版時一樣，對中文版的出版傾注了很多心血，借此機會一並表示感謝！
白川方明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