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不可復制的創業史

草根

根底淺薄

“前店後廠”式家庭作坊的興起

溫州遊商與供銷軍

風雨侵襲

崛起

市場悄然綻放

歷史欣然翻篇

代溫企嶄露頭角

溫州模式的興起

馳名

第二次創業蛻變

國際舞臺競風流

新溫商異軍突起

制造業走向品牌化

第二章實業萎縮

原罪

轉型期的陣痛

投機倒把的年代

欺詐起步的市場

暴富之下的畸形

心旁騖力不足

內外交困

紛爭升級

實業精神漸行漸遠

政商關繫越來越親

機心驟起

錯過互聯網時代

炒房、炒礦的熱潮

奇特的金融投資現像

實業的轉移與空心化

第三章與暴利共存的溫商

與暴利共存的溫商

出租車與新能源

礦產資源是掘金重地

上達國企下至民生

你不知道的舞臺

海外投資有天堂

瘋狂的“溫州團”

炒房：龍港農民城

溫州團的“神州行”

溫州炒房的奇人奇事

所到之處房價飆升

“資”生萬“惡”

難以忘卻的過往

民辦金融的風雨征程

地下錢莊的野蠻生長

“擔保”的變異與猖狂

第四章債雲壓城

泡沫漸滅

中小企業潮漲潮落

內部擠壓生命之重

深陷2008樓市泥潭

完敗與再戰

迪拜的“爛尾樓”

樓市全線崩潰

告急

逃之夭夭

悲情故事

轉型之殤

眾生相

隱秘錢殤

全民信貸瘋狂

融資“掮客”逃亡

金融體制之弊

黑色錢莊之毒

第五章歸去來兮

期待新生

緊急救火

轉機與回歸

資本新流向

從“地下”到“陽光下”

小額貸款——陽光樣本

融資平臺——民間資本的新入口

創投基金——合法的出路

回歸實業必須面對的三大問題

“家天下”

品牌“合力”為王

告別江湖

附錄：溫州近年經濟大事記

參考書目

章不可復制的創業史

時光層層疊疊，距離我們越近的回憶，越有死生契闊的感覺。

明清時期，浙江溫州、處州就開始出現專業的坑戶負責采礦，而爐戶則負責冶煉：“至於坑、爐各戶，多者數十人，少者不過五六人，所費工本無多，煎洗甚易為力，散處眾山，零星工作，各自依山為業。”


以分工為基礎，出現了礦石買賣行為，而這，就成為了中國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形成。據道光年間《辰溪縣志》卷二十一記載：“又有廠民收買炭礦，雇募人夫，煽鑄生板，計每爐一座所需雇工及挑運腳夫約數十人。”設爐雇人冶鐵的“廠民”多是外來商人，也有土著居民，因而鐵廠有客廠、鄉廠之分：“其收買炭礦，開設爐墩於縣屬溪邊河岸，雇募人夫煽鑄生鐵，名生板者，有多廠、客廠之分。鄉廠者，數人共一爐墩，各以所獲炭礦輪流煽鑄，為日甚暫。客廠者，或一人或數人合伙，先期收買炭礦，每秋涼時開爐，至次年春夏之交為止。”


溫州，在不經意間就進入了中國經濟史當中，不過這些模糊的經濟模型還遠不能與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真正經歷的東西相比。

1978年是當代中國商業史的新開端，也是溫州人作為“草根商業階層”實現“中國財富夢”的另類樣本。

在新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溫州人敢想、敢試、敢為、敢為天下先，打造了許多令人驚羨的；溫州人膽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島、包油田……占盡市場先機、屢屢得勝。溫州人的膽大包天不是個別溫州人的行為，它更深刻地體現為整個溫州團體的特征和品質而被社會各界廣為流傳。


就是這段“另類”的市場樣本，卻有著特殊的歷史機遇，它離我們今天的生活不過30年，卻又似相隔千萬裡。盡管我們總在事後感慨“歷史有驚人的相似性”，但對於某些歷史而言，又是如此不可復制。


草根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勵，輿論的支持，社會環境的好轉，商業形態處於一種懵懂的萌芽姿態。在歷史的感召下，許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動或被動地紛紛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


他們，就是我們。

根底淺薄

這是一群怎樣的草根？

他們的出生地，並非“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喫山”，也不能“靠海喫海”，一條水路還是死路。而他們的發跡之路，似乎與“知識就是力量”背道而馳。大多數人都是泥腿子下海，與高學歷、海歸毫無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農民”、“小商小販”渲染；政策撐起保護傘時，他們少受庇佑，往往被邊緣化；急剎車時，他們則是風眼，承受著各方的意識形態的壓力，是所有口誅筆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這群人，在巴掌大的溫州，頂著“資源稟賦貧乏”的帽子，以徹底弱勢的姿態，創造著財富神話，成為經濟命題中的悖論。


土地，是中國人祖祖輩輩賴以養家糊口的生產資料。在中國歷史上，土地肥沃就意味著物產豐碩，百姓富裕。

溫州市位於浙江省東南部，三面環山，東臨大海，山地超過總面積78%，“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名副其實。據資料記載，溫州在新中國成立前人均耕地僅三分四釐，人多地少，生存壓力巨大。


有時候，造物主似乎並不公平。耕地稀缺的溫州在地質礦藏上也非常貧乏，除了一些較為廉價的石材，就剩下零零星星的金屬礦藏，規模小，開采價值不高。溫州所有需要的煤炭資源全部來自外地，由海上船隻送來。


屬於丘陵地帶的溫州，周邊的山海撥不高，卻分外陡峭。溫州就更誇張了，清江、甌江、飛雲江、鼇江平行分布在溫州境內，汽車橫穿溫州需要擺渡四次。“汽車跳，溫州到”“跑遍天下路，就怕溫州渡”，此類民間諺語把溫州的惡劣交通條件形容得淋漓盡致。


在改革開放之前，從溫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輪船。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溫州與上海的距離也像征著溫州經濟與發達之間的距離。


作為海濱城市，歷史上的溫州，曾有過一段不瘟不火的時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寧波，成名於大唐盛世，紛紛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到宋朝時期，泉州成為“東方大港”，寧波也位列對外貿易的港口重鎮，其輝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國東部海岸線中段，同樣，作為一個海濱城市，溫州也有著對外海上交往的任務，但在寧波、泉州、揚州等的比較之下，始終平淡無奇，乏善可陳。


明清時，長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漢也因地利而日益繁榮，而由於海禁政策，溫州沿海全線內遷，溫州終究未能脫穎而出。

“很大程度上，雖然溫州也沿海而建，但卻並沒有突出的建港條件，並且作為港口腹地也不夠廣闊。因為其背後的大山阻隔了貨物的運輸。”並不出眾的地理位置，溫州無計可施，始終與發達的對外海上貿易無緣。


先天“資質”的淺薄，似乎注定了溫州的落後。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60～70年代，貧窮和饑荒依然困擾著溫州。“平陽討飯，文城人販，永嘉逃難，洞頭靠貸款喫飯”的民謠流傳甚廣。改革開放前的溫州有8個縣，其中蒼南、平陽、文城、泰順、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時種地，閑時討飯”的習慣。


據記載：“1978年的溫州，560萬人口的溫州，GDP是13.，全市人均儲蓄。以永嘉縣為例，1978年的耕地面積是38.29萬畝，比1949年少了4.1萬畝；但是人口在這年達到了68.32萬，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萬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場暴雨，讓縣內2萬畝農田受了災。到了夏天，一場干旱從8月29日一直持續到10月30日，受災農田7萬多畝。”


如此無以復加的貧窮困苦之下，是一個個被貧窮逼得走投無路的家庭。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樣的故事在20世紀70年代的溫州層出不窮。

據傳，溫州一帶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會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一個地方：樂清黃華鎮叫做南宅的古村，為當地望族。

1976年，溫州柳市上園村，一個姓南的補鞋匠，有個長子叫南存輝。

碎石片壘牆、茅草蓋頂的住房，半饑半飽的日子，遭人歧視的感受刻骨銘心，歷盡艱辛與磨難，南存輝的童年和少年與望族無關。6歲時，他挑著米糠，提著雞蛋沿街叫賣。


一天，補鞋匠外出發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醫生吩咐需要休養一兩年。這家女主人向來身子孱弱，一時間整個家庭失去了頂梁柱，陷入焦慮。於是，補鞋匠把長子南存輝叫到跟前，手把手傳授他補鞋技術。無需多言，養家糊口的重擔落在了這個年僅13歲的少年身上。離初中畢業隻有十來天，生活的壓力迫使少年南存輝輟學，成為一名小手工業者。


寒冷的鼕天，補鞋的錐子扎入手中，咬牙撥出錐子，用破紙包上傷口，堅持為客人補好鞋——這是南存輝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學看見後沒面子。終於，他遇到了同學的母親。她關切地問：“怎麼是你？你怎麼在這裡補鞋？難道你不上學了？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讀好書。”


幾句關心話衝破了南存輝的心理承受極限。他當即收攤回家，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大聲喊道：“這事沒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親耐心地勸說：“靠自己雙手養活一家很光榮。如果弟妹們將來成纔，那就是你的成功。”就這樣，生活的無奈讓南存輝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歸，一晃就是3年。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修鞋補鞋的南存輝見多識廣，3年後便有了新的發家念頭。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輝遇到了小學同班同學胡成中。

胡成中比南存輝大3歲，此時的他已經在外跑推銷長達數年。

胡成中的“高收入”讓後者既羨慕又嫉妒，南存輝動心了。眼瞅著柳市許多家庭以“前店後廠”的方式做起了低壓電器生意，南存輝與胡成中一起湊錢擺了個櫃臺，之後發展成為“求精開關廠”。


這就是如今溫州鼎鼎有名的民營企業兩大巨頭——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的前身。

土地稀缺，地處一隅，溫州的貧瘠與造化的冷落，迫使著溫州人自尋門路，苦心鑽營，發奮圖強。

“前店後廠”式家庭作坊的興起

上蒼也是公平的。溫州沒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卻孕育了一群心靈手巧的人。

溫州古稱“甌地”，所謂“甌”，是一種陶制器皿，據歷史學家判斷，在新石器時代，居住在溫州一帶的原始人就開始制作陶器。從唐宋時期開始，溫州的造紙、造船、絲綢、繡品、漆器、鞋革等手工制作業就有著不可小覷的地位。


甌繡、發繡、甌塑（油泥塑）、石雕、黃楊木雕、筍殼雕、樂清細紋刻紙、彩石鑲嵌、米塑、篾絲鑲嵌等傳統民間手工藝技術精湛，能工巧匠比比皆是。


有手藝便有生意。作為港口城市，溫州可謂是暗淡無光，但作為手工業制作城市，溫州的小生意興旺。北宋詩人楊蟠的《詠永嘉》記載了溫州的熱鬧與繁榮，“一片繁榮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手工制造業、商業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南宋時期永嘉學派形成，提倡功利之學，反對虛談性命，這一思想所對應的即是南宋時期溫州地區濃郁的商品經濟氣息。當時，富工、富商及經營工商業的地主等新興階層已經在永嘉地區出現，並不斷發展。事功的永嘉學派即代表了這一群人的思想。


但是在溫州，更多的是工匠、手藝人、小生意人。這些人始終是以技藝、苦力掙錢，利潤微薄，地位謙卑，養家糊口都難以保障，更遑論富甲一方。


北宋詩人張俞的《蠶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曾經是手工業者真實的寫照。

但今時不同往日。當人民生活的物質需求逐漸被釋放，並日益豐富起來時，心靈手巧、會手藝的溫州人就開始活絡起來。

有著濃厚的商品經濟基礎，又有著一身過硬的手藝，在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人搶先一步，開創了“前店後廠”的家庭作坊的先例。

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第二年，雖然在單位有著固定的工作，但鄭秀康的生活依然艱辛。再三思考之下，鄭秀康辭掉了單位的工作，在家裡開設了一個作坊。“我決定做消費品，要麼做沙發，要麼制鞋。終選擇制鞋，是因為家裡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擠在隻有8平方米的小屋裡，連個沙發都放不下。”33歲的鄭秀康拜師學做了雙皮鞋，“康奈”品牌的歷史由此起源。


家庭作坊式的啟動基金並不需要太多，但場地和資金問題還是讓鄭秀康焦頭爛額。終，他的老婆將陪嫁的物品悉數拿出，包括那個年代少見的五塊毛料和一隻手表，全部半價忍痛賤賣。


在僅僅3平方米的作坊裡，鄭秀康從下午5點多做鞋，晚上八九點鐘喫晚飯，飯後繼續，一直到次日凌晨兩三點鐘，天天如此。由於雙手過度疲勞，10個手指竟顫抖不止。財富緩慢而有序地被積攢著。這樣一天，他能做3雙，，一個月下來能錢。


正是那些不起眼的“家庭作坊”，是溫州經濟的次整體創業，是日後溫州輝煌的萌芽。

拾遺補缺，以小補大，是溫州家庭式作坊的特點，可以說，溫州的經濟是從撿垃圾起步的。

家庭作坊沒有機器，於是去把國有大型企業廢棄的機器設備撿回來，或者從廢品站收購回來，修補修補，噴上油漆，就成了作坊裡的生產工具。


溫州人還善於廢物利用。廢舊的塑料被溫州人撿了回來，加工後，制成編織袋。到如今編織袋依然還是溫州的支柱產業之一。

服裝廠裡花色混雜的邊角餘料、破碎凌亂的針頭線腦，往往被服裝廠當做廢品處理，擅長紡織的溫州蒼南宜山鎮卻能變成嶄新的棉絮線團。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起步的再生腈綸生產，不僅讓當地居民發家致富，更是讓蒼南宜山聞名遐邇。


時至今日，10多個村落，上千家布料邊角購銷經營戶，數千家相關上下遊企業，2萬多臺加工設備，從業人員達到20餘萬人，宜山鎮的再生腈綸已形成產業化，產品遠銷國內外。據統計，1999年，宜山鎮的再生紡織業總產值超過。


到1985年，據當年5月12日的《解放日報》的頭版頭條記載，溫州有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

據浙江大學人文社科部教授羅衛東撰寫的論文《溫州民間企業成長的路徑分析》，相關數據統計顯示，1986年，溫州地區農戶兼營工業達到11萬戶，從業人員30萬，收入達638，農戶兼業的工業產值占當年農業總產值比重的50％。


正是那些懂點小手藝、善於搗鼓的溫州人，成為新中國個體私營經濟先驅代表。不管是後來的紐扣、拉鏈、打火機、剃須刀，還是眼鏡、服裝、皮革、制鞋、小家電等，都是小商品，都是從家庭作坊開始起家，這與溫州歷史上的手工業制造發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繫。


與家庭作坊的興起同步的，還有個體經營戶。

1980年初，家住溫州市解放北路的章華妹領到了全國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一方面是出於生活的壓力，另一方面是我父親的鼓勵，我的店鋪在1979年11月就“開張”了。說是店鋪，其實就是一張小桌子放在自家門口，賣一些幾毛錢的日用品，如紐扣、紀念章、手表表帶等。後來，自家開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後拿出來賣。漸漸地周圍也有一些人學起了我家。


可是，即使在溫州，當時的人們也都是看不起做小買賣的，羨慕集體企業、國企，我的一些同學看到我擺攤做起了小買賣，都覺得害臊，他們路過我家門前時，都會把臉轉過去，裝著不認識我。開始，我也感覺頭都抬不起來。但是做了一段時間，發覺每天還有一些錢進賬，一個月下來，差不多能賺100多塊，這是當時一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兩倍多，感覺特別高興，心裡也平靜了下來。想著人家上班賺錢，我也是賺錢啊！想開就好了。


“自家開始加工一些日用品，然後拿出來賣”的形式逐漸流行，這就是“個體戶”與“家庭作坊”相得益彰，是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的萌芽，為“溫州模式”培育了基本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