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業興國：體制實干探究

    人重物輕，大國崛起 /2

    “世界工廠”的轉移 /12

    “有同情心的帝國主義” /19

    大國經濟的博弈 /22

    發現歐洲 /25

    印度的挑戰 /27

    印度的世紀正在到來 /29

    日本會不會堵住東亞的發展之路？/31

    韓國：東亞模式的新起點 /32

    兩種計劃經濟 /36

第二章創新立業：務實科學求富 /47

    大國小業/ 48

    知識產權不僅僅是履行國際義務/54

    風力發電：未來能源戰略的核心/59

    中國的魯班哪裡去了？/61

    自行車的權利有了，產品在哪裡？/63

    登月啟示錄 /65

    第三章人文樹德：立道立德立言 /67

    中國的人口危機和對策 /68

    欠薪是個發展問題 /117

    富人論 /124

    經濟學家的“大躍進”心態 /128

    貿易壁壘之後的價值壁壘 /130

    第四章大道行思：激情危機沉澱/135

    大國經濟 /136

    我們能不能住小房 /174

    中國需要“環境民主” /.176

    保護“中國”品牌 /178

    正視“中國制造”的信譽危機 /180

    第二次“農業革命”的來臨 /182

    糧食進口的“市場依賴”與“生存依賴” /184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誰？ /188

    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191

    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 /197

    經濟轉型中的城市戰略 /200

    城市：自治與信賴 /204

    中國必須對貧富分化說“不” /207

    何時是世界經濟的下一個大蕭條？ /209

    創造中國的生活方式 /212 

大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大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亞當·斯密所說，如果一國的大部分人口貧困不堪，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強盛。他還特別針對中國的狀況指出，中國之所以陷入長期停滯，一是缺乏自由貿易，二是權貴獲得了太多的保護，小民百姓則完全沒有保護。這樣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想想亞當·斯密的分析，想想被他所預言的歷史，今天的中國，難道真會靠“保護富人”而成為大國嗎？

   
中國要真正成為大國，就首先要作到“人重”，即捍衛人的價值，保護人的基本經濟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帶來“低技術陷阱”。所謂“襯衫經濟”學，同當年東歐的領主靠農奴的低勞動力成本而獲得貿易的“比較優勢”其實非常類似，後隻能靠給先進地區供應廉價低端的產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為大國。所以，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價格，應該是當今改革的首務之一。

   
那麼，怎麼纔能提高勞動力價格呢？政府一紙命令，制定一個工資線，也許有必要，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好的手段是靠市場。不過，西歐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都是鑲嵌在一定的政治架構中運行。我們必須理解滋養市場經濟的政治架構。在這方面，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保護勞工的權利。

   
亞當·斯密曾非常精闢地分析道：資方和工人之間雖然是互相依存，但每當雙方在勞資糾紛中陷入僵局時，資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資源和積蓄壓制那些等米下鍋的工人。同時，由於資方經常受到政府的支持，勞工獲勝的機會就更少。這會導致勞工進行一些徒勞的暴力活動。但是，現代民主政治則改變了這一切。工會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勞工的人數和選票也遠多於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資本優勢在工人的報酬上進行不公的討價還價，工人們即使可能會在市場博弈上輸掉，但在政治博弈上則能贏回來。整個西方經濟在二戰後發展得好、健康，科技創新多。這也恰恰是勞工的權利被保護得充分的時代。看看美國三大汽車的工會和資方談判，那些年薪十、身後有奧巴馬總統作為後臺的工人還是弱勢嗎？雇傭著一群十年薪的工人的總裁，和雇傭著一群僅掙八百塊人民幣的月薪、每天超時工作、無依無靠的民工的東莞老板，在對待技術創新上態度當然大有不同。這種不同，將對經濟發展產生長遠的影響。

   
中國的問題，是經濟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滯後。在老百姓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證的情況下進行市場競爭，強勢對弱勢就會進行更為不公正的壓迫。普通的老百姓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房子被拆遷而得不到合理補償，打工討不到薪，子女教育受歧視，沒有醫療保障，更談不上自由組織工會和資方集體討價還價了。中國的低薪，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市場競爭的結果。這是權力扭曲了經濟規律，政治秩序沒有保障市場秩序。我們不要忘記，中世紀以來東歐那種勞動者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農奴制並不是不講市場經濟。相反，那些封建領主積極投入市場，把所生產的廉價糧食販運到發達地區，降低了發達地區的生活費用。這和中國通過壓低勞動力價格讓廉價的“中國制造”占領西方市場是非常相似的。問題是這種戰略所帶來的“比較優勢”無法長久。東歐之落後於西歐持續了幾個世紀，至今也沒有改變。中國要崛起，就不能在這條路上走太遠。

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

   
目前國內外輿論都認定：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崛起的“世界工廠’’。她將改變世界經濟的重心，在幾十年內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近幾年，外資紛紛湧向中國，中國產品的出口行情看漲，經濟增長勢頭不衰。這一切，都使國人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了自信和樂觀。

   
然而，這也是一個居安思危的時代。

   
請看看幾個簡單的數據：

   
2001年，世界零售商從中國購買了價值30的貨物。美國的頭號零售王朝沃爾瑪( Wal - Mart)在2002年就從中國購買了12的貨物，占其總進貨量的8%。今年沃爾瑪的在華采購，預計將達15。中國產品的影響力，越來越令人生畏。

   
然而，這樣的采購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呢？仔細分析，人們看到的景像就不那麼樂觀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一家給沃爾瑪提供小電器的企業，10年前出廠批發價的產品，如今被砍（在美國市場的銷售價則是15－），如此低的價格使企業幾乎無法生存。萬般無奈，企業裁員一半，隻保留1500名職工，卻要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

 這就是像沃爾瑪這樣勢可敵國的跨國公司的厲害。它知道自己的訂單大，你小企業要靠它活，胳膊擰不過大腿，所以拼命砍價，直到把價格砍到讓企業隻能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地步。這樣，沃爾瑪把為它供貨的企業，全變成了“打工仔”，掙的小時工資，勞動所得僅夠生存。靠給沃爾瑪供貨，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永遠做不大，因為沃爾瑪的價格戰使你沒有資本積累的空間。這些供貨的小企業，地位就像在美國國內的沃爾瑪連鎖店裡打工的小時工一樣，干的是死胡同裡的工作( dead - end job)，除了眼下的生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所以，中國的出口雖然看起來轟轟烈烈，但利潤大部分都是這樣被別人賺去。中國社會從中獲益十分有限。近，美國政府和國會企圖迫使中國升值人民幣。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一反常態，相繼站出來為中國辯護。《華爾街日報》一語道破天機：我們與中國的貿易，是天下好的買賣。中國為我們生產我們覺得沒有賺頭的產品，而且價格奇低，利潤大部分也被美國公司賺走，我們則得到了長時段的高增長中的低通貨膨脹率，能夠集中精力提升產業的層次和勞動生產率。現在的問題不是擔心便宜的中國貨，而是要操心這樣的好買賣能持續多久。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們的問題則是：難道中國人要永遠像這樣為世界打工？

    沃爾瑪之所以能夠如此上下其手，無限壓低價格，在於它抓住了中國的幾個弱點。

   
首先.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健全，虧損企業無法被淘汰，優異企業無法脫穎而出。經濟起飛那麼多年，經濟規模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但仍然沒有索尼、東芝、尼桑、豐田乃至現代、三星這樣的名牌。我們除了東西便宜、勞動力便宜外，沒有任何砝碼。

   
其次.勞動力便宜，國內的購買力就低。內需不足，隻好依靠出口，於是沃爾瑪就成了衣食父母。我們自然也就永遠抬不起頭來。

   
中國目前的經濟與杜會，很像20世紀60年代初的日本，正處於一個戰略性的十字路口。維持增長的後勁，有賴於戰略性的思維，而不是沉溺於眼前的好時光，跟著感覺走。

   
20世紀50年代，日本靠著自己的產品價格低以及朝鮮戰爭，美國對軍需品的需求，經濟迅速恢復，小康社會初具規模。美國人當時驕傲地告訴自己的日本小伙計：你們生產不出我們美國需要的高質量產品，還是趕快占領亞洲市場。一句話，日本應該倚仗自己勞動力便宜的優勢，打低端品位產品的主意。

   
如果日本遵從這樣的戰略，就不會有今天的日本了。所幸的是，當時日本朝野的一些有識之士，能夠以超前的戰略眼光看待未來，認定日本永遠不可能靠日本人便宜這樣的“優勢”而崛起。於是他們瞄準高品位的產品，加大科技投資，提升國民的教育水平，改善國民的生活質量。終日本政府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計劃。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口口聲聲要使日本有“美國的效率，前蘇聯的福利”，改變戰前那種讓國民勒緊褲腰帶工作、靠壓低老百姓生活水平來為國家創造積累的舊式思維，建立一個高生活水準的消費者社會。結果，日本的企業層次能夠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而提升。等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固定彙率打破、成倍升值之時，日本的企業與社會已經作好了準備，並一鼓作氣，使日本的人均收入一度超過美國。如今，盡管日本經歷了那麼多年的經濟衰退，在日本過日子還是要比在美國貴得多，而日本仍然維持著其產業的競爭力。

   
中國目前面臨著同樣的抉擇。我們不能因為有13億還很窮困的人口，就認定中國人可以永遠這樣便宜下去。我們必須對這13億人進行投資，使他們逐漸“貴”起來。這樣，他們不僅有足夠的技能從事高層次的生產活動，本身也具有相當的購買力。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產階級的成長。同時，應該迅速健全市場經濟體繫。這包括獨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動，高度透明的政府行為等等。因為真正國際級的大企業，隻有在這樣的環境下纔能夠成長。

近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印度經濟的經濟力在未來很可能超過中國。理由是印度目前雖然不如中國能夠吸引外資，但印度企業的層次要高於中國，已經產生了具有國際聲望的企業集團，利潤可以在自己的企業中積累。同時，印度對教育的投資，比重也遠超出中國。這樣的分析是否準確，當然是見仁見智，但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危機感。回顧歷史，從1500-1800年間，北美的白銀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85%，幾乎全被運往中國購物。當時的中國，就是個前近代的“世界工廠”。中國貨征服世界的日子，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可是到19世紀怎麼樣？中國在與世界的競爭中連連敗退。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除了為別人打工外，發揮不出自己的優勢。目前沃爾瑪這樣的跨國集團到中國搶購，外資蜂擁而至，給中國造成了一個短期的優勢。這些資金和訂單，提供了相當的就業機會，使得淘汰那些無效率的企業所引起的社會陣痛有所減輕。我們隻有利用這樣的短期機會，加速市場經濟的改革，建立制度優勢，創造自己的跨國公司和優勢產業，中國在21世紀纔能立於不敗之地。

創造中國的生活方式

 
崛起的大國戰略       

    
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2l世紀國際秩序的基本課題。中國和美國之間，是否會發生過去那種崛起大國與傳統大國的衝突，也成為理解21世紀世界格局的核心。

   
簡單地說，崛起大國對傳統大國的挑戰有兩方面：一是國際政治上的正面衝突；一是生活方式上的“取而代之”。前者是短時段的對抗，後者是長時段的演進。長時段的歷史不具有短時段歷史那種戲劇感，因而常常被人忽視。但是，長時段的變化比起短時段的政治、軍事戲劇來，對歷史有更深刻的塑造力。我們在設計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國戰略時，對此不能不察。

   
回顧歷史，那些在國際政治上正面挑戰傳統大國的崛起大國，後都因力不從心而踫得頭破血流。德國、日本、前蘇聯都是活生生的例證。但是，在國際政治上采取低姿態，同時在生活方式上逐漸取代傳統大國的後起之秀，終能夠和平崛起，主宰世界。美國在這方面是有力的典範。

   
18、19世紀屬於歐洲列強的時代。美國建國以後，一直采取孤立主義的外交戰略，置身於歐洲事務之外。甚至到了20世紀前期也不改初衷：在一戰時要等到歐洲交戰國雙方都成了強弩之末後，纔勉強出來“摘桃子”；二戰也是因為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纔被迫宣戰。

   
在19地紀60年代的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對外貿易主要不過是依靠給蒸蒸日上的英國紡織業提供棉花原料，然而在戰後短短二三十年間，其國力就全面超過歐洲。靠什麼？除了其制度優勢外，她靠的就是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所催生的嶄新工業體制。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工業技術和資本的優勢全在歐洲，但是，這些技術和資本無法在歐洲生根開花，隻能源源流人美國。原因之一，在於歐洲小國林立，經濟割據，隻有幾個貴族有錢，是市場經濟的小國寡民，即使有技術、有資金，新的發明也因為沒有足夠大的市場潛力而變得無利潤可賺，終無法被采用。美國則地大物博，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同時，如同托克維爾所指出的，美國沒有歐洲的貴族傳統，老百姓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要比歐洲平等得多。也正是因為如此，美國企業敢把在歐洲隻有貴族纔享受的產品對普通百姓推銷，創造了一種平民化的現代生活方式。一個的中產階級的市場，也由此產生。靠著這樣的規模，美國得以迅速運用歐洲的技術和資金，創造的工業體繫。於是鐵路鋪滿了新大陸，工業部件被標準化，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的模式，成為美國經濟的主導。任何一點小發明，不管成本多高，都因為有了這麼大的一個市場而一本萬利。到19世紀末，美國不僅是世界的工廠，更是世界的市場。

   
因為美國是世界的市場，因為世界經濟要圍繞著美國人的錢包來運轉，美國的生活方式就漸漸主宰了世界。汽車、麥當勞、好萊塢、Microsoft，不管你對之愛也好恨也好，你都無法抵抗這種生活方式的統治。而美國的企業因為對本土社會熟悉，總能夠先人一步地開發與之相適合的產品，然後通過向世界推行美國的生活方式來擴大自己產品的市場，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從伍德羅·威爾遜提出建設“對民主而言安全的世界”之後，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維持一個根植於美國生活方式的世界自由市場，盡管自己在二戰前一直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以美國幾乎不像歐洲列強那樣掠奪殖民地，她要求的是世界各國對美國“門戶開放”。隻要美國在為世界創造著生活方式，隻要地界對這種生活方式開放，美國就會永遠主宰世界。

   
然而，這一圖景，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改變。到本世紀下半期，中國的國民經濟產值將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中國不僅是的世界工廠，而且將變成的世界市場，頗像19世紀末的美國。這個規模的經濟，將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世界生產什麼，取決於中國人買什麼。中國人買什麼，則取決於中國人怎麼過日子。

   
在這樣的遠景下，立足於中國生活方式的中國企業，就可能搶到先行一步的地位，建立自己的優勢。遺憾的是，近30年，中國越來越熱衷於模仿美國的生活方式，喪失了在生活方式上的創造力。不錯，美國利用自己的資源和土地優勢，創造了一個平民也能過貴族日子的汽車洋房式的“美國夢”，這樣的“美國夢”，對世界當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但我們也應該同時看到，美國的企業，不遺餘力地渲染這樣的“美國夢”，好像這一“夢”放之四海而皆準，其中的奧秘，在於他們懂得如何為這樣的“美國夢”提供產品。你的“美國夢”做得越香越甜，他們的市場就越大。比如私人車，完全是適合一個地廣人稀、資源充沛的國家生活需要的產品，但如今卻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像征。其實，中國作為一個人口擁擠、資源匱乏的國家，特別是在沒有覆蓋全球的軍事實力來保證自己能源供應的情況下，根本不適合發展這樣既消耗能源、又消耗土地的生活方式。這樣“美國化”的生活方式，終使中國的發展為美國企業的利益服務，並把自己的國家帶人生態和能源的危機，在世界經濟體繫中處於脆弱的位置上，永遠依附於人。

   
中國社會目前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從美國生活方式的籠罩下獲得獨立。中國需要的，不是高能源、高污染、低土地利用率的粗獷型發展模式，而是節能、低污染、高土地利用率的密集型經濟體制。“美國夢”所體現的那種獨往獨來的牛仔作風，雖然帶來了不可否認的高生活質量，但也絕非達到高生活質量的惟一途徑。那種出門就開車的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在公共場所被車隔離開，缺乏培養公共品德的空間。筆者曾反復指出，在古希臘的雅典，街道是培養公民的理想空間，蘇格拉底就在街上和人們辯論，人類的偉大智慧就是這樣在街上誕生。街道，成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石。而在當今的美國，不管左派右派，大家都口口聲聲地強調：“不能把孩子放在街上！”街道仿佛成了個學壞的地方，一提街道大家就想到毒品和犯罪。這充分說明美國的生活方式所導致的社會危機。近《紐約時報》頗具諷刺意味地報道：在萊特兄弟次成功地駕駛飛機上天之後100年，在人類登上月球之後的34年，紐約這個“世界之都”，纔剛剛有了從市區通往肯尼迪國際機場的一條客運列車線。而在此之前，世界主要大城市早已經有了這樣的鐵路，上海還有了懸磁。

   
獨往獨來的“美國夢’’，造成了對這種基本公共設施的忽視。實際上許多美國人在一天勞作精疲力竭之後，除了強打精神在高速公路上出生入死之外，沒有別的選擇。相比之下，一種強調公共性、社會性的生活方式，反而能夠給人們提供意想不到的舒適。日本的公司職員，勞累一天後上了火車就呼呼大睡，到站前被乘務員輕輕喚醒。這比起下了班還得被迫給自己當司機的美國人來，仿佛如活在天堂一般。

   
在一個貧困的社會，人們除了維持生存外，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餘地。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給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提供了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能。因此，經濟起飛應該使我們在生活方式上創造力大增。中國的企業界，應該利用自己對中國國情的理解，開發適合中國社會的產品。中國的消費者，也應該對創造本土的生活方式有所自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國都希望擴張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影響力，為懂得給這種生活方式提供產品的本國企業提供機會。在這樣的文化競爭中，一個節儉型而非浪費型的經濟模式，對處於生態與能源危機的世界更有感召力。到本世紀末，中國人乘火車，世界就造火車，中國人乘汽車，世界就造汽車。這就是中國的力量。隻有自覺地利用這種力量，隻有學會塑造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中國的企業纔可能有先人一步的優勢，中國纔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