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民有民享：中國私營經濟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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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繫列出版物之一，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洲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著。本書對中國經濟改革中市場和私營經濟的作用展開研究，內容詳實，觀點明確，對了解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和演進頗有幫助。

作者簡介

尼古拉斯·拉迪（美），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於2003年3月離開布魯金斯學會，加入彼得森研究所，在布魯金斯學會期間，從1995年至2003年一直是外交政策研究計劃高級研究員，2001年曾擔任該項目臨時負責人。他是亞洲問題專家，對中國經濟尤為了解。

目錄
序言引言
第1章國家與市場資本主義之爭
1. 產品市場2. 勞動力市場與資本市場3. 競爭4. 經濟規劃的角色演變
第2章國企改革之路
1. “抓大放小”2. 國資委誕生3. 胡溫改革實現了嗎？
第3章私營企業崛起
1. 所有制結構變遷2. 私營企業創造的就業與出口機會3. 私營部門崛起的原因
第4章推進改革議程
1. 國有企業拖慢經濟增長2. 服務業面臨的機遇3. 金融部門改革4. 中國政府實際影響力分析5. 關於市場角色的辯論
附錄A 衡量私營部門貸款的其他方法
附錄B 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貸款成本
參考文獻

在線試讀

自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改革啟動，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在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將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如此之久。2013年，中國的經濟水平比1978年實際增長25倍。中國GDP占全球GDP的百分比也因此增長了3倍有餘，從不足3%攀升至12%。在此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了6個發達工業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放棄了時代追求的自給自足式貿易與投資政策，成為世界的貿易經濟體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接收國。當然，由於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上述指標的人均數據排名相對較後。盡管如此，中國的人均收入排名仍然有所上升。1980年，世界銀行有關報告將中國及其他30個左右貧窮的國家一起，列為低收入經濟體。2013年，中國被調整為中高收入經濟體，人均收入位於55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之上。本書致力於對中國經濟改革中市場和私營經濟的作用展開研究，提出了三項主要論題。其一，中國在1978年後經濟迅速增長，主要原因為市場力量在資源分配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一種新近形成但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在於政府采用特有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避免依賴市場，而是傾向於保留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所有權，中國有時稱之為“掌握經濟制高點”，並且通過國有銀行繫統的資產分配，有力地間接控制其餘的經濟活動。然而，本書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市場力量，而非政府采取的經濟模式。其二，研究發現，“胡錦濤主席和總理在其任期內（2003-2013年）顯著提升了國有企業的作用和地位”這一廣為流傳的觀點，其實鮮有資料支持。其三，本書研究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更有可能主要源自市場，而非國家。習近平主席和總理代表的新任領導層很有可能延續2013年秋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繼續強化市場作用。既得利益方可能試圖阻礙這一趨勢。然而，目前看來，習近平主席和總理不太可能像其前任那樣在經濟的根本改革問題上步履維艱，轉而嘗試通過工業政策帶動經濟增長這樣更依賴國有企業的模式。盡管如此，如果想要增強市場的作用，使得中國獲得高於全球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且在世界經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國需要加大政府職能的調整力度，尤其是調整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本書的中心論點是，始於19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使得中國經濟從國家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其中，私營企業不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也是創造就業崗位的來源以及中國日益成為重要的全球貿易國的主要推動因素。本書研究認為，胡溫時期國有企業占據主導的論點缺乏依據，因為當時私營企業仍在不斷替代國有企業。不過，在今後的發展中，中國政府有必要解除其對國有企業受保護領域的控制，以促進競爭、完成定價改革，尤其是改革能源和資本的價格，因為目前對二者價格的保護阻礙了整個經濟過程的資源有效配置。自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改革啟動，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在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將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如此之久。2013年，中國的經濟水平比1978年實際增長25倍。中國GDP占全球GDP的百分比也因此增長了3倍有餘，從不足3%攀升至12%。在此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了6個發達工業國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放棄了時代追求的自給自足式貿易與投資政策，成為世界的貿易經濟體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接收國。當然，由於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上述指標的人均數據排名相對較後。盡管如此，中國的人均收入排名仍然有所上升。1980年，世界銀行有關報告將中國及其他30個左右貧窮的國家一起，列為低收入經濟體。2013年，中國被調整為中高收入經濟體，人均收入位於55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之上。本書致力於對中國經濟改革中市場和私營經濟的作用展開研究，提出了三項主要論題。其一，中國在1978年後經濟迅速增長，主要原因為市場力量在資源分配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一種新近形成但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在於政府采用特有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避免依賴市場，而是傾向於保留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所有權，中國有時稱之為“掌握經濟制高點”，並且通過國有銀行繫統的資產分配，有力地間接控制其餘的經濟活動。然而，本書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市場力量，而非政府采取的經濟模式。其二，研究發現，“胡錦濤主席和總理在其任期內（2003-2013年）顯著提升了國有企業的作用和地位”這一廣為流傳的觀點，其實鮮有資料支持。其三，本書研究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更有可能主要源自市場，而非國家。習近平主席和總理代表的新任領導層很有可能延續2013年秋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繼續強化市場作用。既得利益方可能試圖阻礙這一趨勢。然而，目前看來，習近平主席和總理不太可能像其前任那樣在經濟的根本改革問題上步履維艱，轉而嘗試通過工業政策帶動經濟增長這樣更依賴國有企業的模式。盡管如此，如果想要增強市場的作用，使得中國獲得高於全球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且在世界經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國需要加大政府職能的調整力度，尤其是調整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本書的中心論點是，始於19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使得中國經濟從國家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其中，私營企業不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也是創造就業崗位的來源以及中國日益成為重要的全球貿易國的主要推動因素。本書研究認為，胡溫時期國有企業占據主導的論點缺乏依據，因為當時私營企業仍在不斷替代國有企業。不過，在今後的發展中，中國政府有必要解除其對國有企業受保護領域的控制，以促進競爭、完成定價改革，尤其是改革能源和資本的價格，因為目前對二者價格的保護阻礙了整個經濟過程的資源有效配置。
本書章對市場定價取代國家定價的過程進行概述，這是中國經濟從國家主導轉變為市場主導的基礎。經濟改革前，幾乎所有重要商品的價格都由國家物價委員會決定，而不考慮市場的供求關繫。因此，當時公司的利潤和資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基本無關。現在的大多數市場則是競爭性的：價格能夠反映出供需關繫，而非由少數大公司操控市場。在競爭市場中，定價規則的轉變為投資帶來根本轉折。在以前的投資繫統中，企業將全部收入上繳至財政部，國家計劃委員會決定重點投資項目，從國家預算中撥款支持。定價規則轉變後，形成了一套新繫統，金融投資主要的來源就是企業的留存收益，因此銀行貸款變得尤為重要。在愈發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公司生產力越優秀，留存收益就越高，也就越能因此擴大融資，迅速擴展規模。正因如此，中國經濟逐漸轉型，形成基於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有力地促進了始於1980年代的快速增長。後，本章記錄了中國人力資源配置的變化：城市工作早先是統一分配，終身雇傭，由機關工作人員確定工資標準；現在的人力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轉向了市場主導。第二章縱觀中國國有企業發展長久存在的問題。1980年代前期，得益於農業改革，農作物產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國有企業的遲緩發展。本章論述了90年代以來出現的兩項改革方案。項改革方案，在1990年代後期和2000年代初，國有企業規模大量縮減。破產、兼並及私有化使得國有工業企業數量銳減至原有規模的1/4，數萬國企員工下崗。這次重組後，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可觀增長。第二項改革方案始於2003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的成立。國資委重點關注大型國有企業，其成立時間恰好與幾項關鍵的工業政策發布時間吻合，因此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對國有企業有利的布局，意味著國有資產在工業領域重新崛起。然而，本書第二章分析認為，國資委監管的企業在全部非金融公司的利潤中所占比例曾在2006-2007年達到值，但其後開始顯著下降。國資委監管下公司的資產收益率也於2005年左右逐漸下降，目前已遠低於其資本成本。這些發現表明，國資委並非如同傳聞所言，有能力扭轉大型重要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第三章闡述所有制結構的劇變。以前，幾乎所有經濟產出都來自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而現在私營企業產出約占總量的2/3。由這種轉變可以推斷，1978年以來，幾乎所有城市就業崗位的增加都來自私營企業。從那時起，公有制企業的就業機會已經縮水了數千萬個，目前提供的崗位僅占城市工作崗位的10%。私營企業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就業增長的來源，以及促使中國成為日益重要的全球貿易國的主要推動因素。上述所有制劇烈轉變由三個主要因素促成。首先，國家對私營經濟活動的政策逐漸演變。經濟改革初期，除少數特例以外，國家政策對私營經濟有強烈的歧視；如今的政策則趨於中立，即國家政策向所有企業提供平等待遇，無論其所有制為何。其次，私營企業的資產收益遠遠高於國有企業，據此可知，私營企業的留存收益與資產比高於國有企業，擁有相對充足的資金來擴大規模，因而發展得更快。再次，私營企業的銀行貸款能力大幅上升，平均而言，2010-2012年銀行發放給私營企業的新貸款比發放給國營企業的高出2/3。因此，類似“國有企業強烈的貸款欲望擠占了私營企業的貸款空間”這樣時有所聞的斷言，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後，第三章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在私營部門的地位。研究顯示，企業家通過入黨獲得聲望，有助於提升公司的商業利益。盡管目前企業家中的黨員人數已達數百萬之巨，但共產黨並未借此對私營產業施加影響。本書第四章是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前瞻。盡管市場的作用已經提升，但程度仍有不足。雖然國有企業占中國經濟產量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在銀行貸款和投資資源的權利等方面優勢並未相應縮減。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平均資產收益率遠低於資本成本。這個事實清晰表明，國有企業依然是拖慢經濟增長的沉重累贅。此外，在某些領域，主要是公共服務機構，仍然通過政策壁壘阻止私營企業進入。國有企業幾乎完全操控這些領域，然而生產力極低。習近平主席和總理明確表示，要解除國家對某些價格領域的管控，並且在公共服務領域鼓勵競爭，從而進一步增強市場的作用。這些變化將有望重現1980年代開始的制造業開放浪潮，從而引發國有企業的式微。如果和李總理能夠克服以往改革中曾出現的既得利益方的阻礙，公共服務領域的國有企業就必須加速前進；否則，國有企業在公共服務領域的份額就會縮減。無論哪種結果，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利的。本書研究中列舉的證據，很少符合那些將中國的發展視作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Bremmer，2010）。盡管他們的用詞不盡相同，例如“威權資本主義”、“企業列寧主義”、“監管資本主義”等，對中國經濟發展策略所持的觀點也不完全一致，但這部分學者都認為，一種更傾向國家直接配置資源的戰略已經擾亂乃至替代了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James McGregor，2010，2012；Lee，2012；Hsueh，2011）。在將中國視為國家資本主義典範的研究者看來，以國家為主導的戰略始於胡溫時代前期，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加速。中國政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刺激方案十分激進，這一點已經得到公認。2009-2010年，當美國和其他很多工業發達國家都陷入1929年大蕭條以來嚴峻的經濟危機時，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依然高達將近10%。然而，中國的經濟刺激方案並非通常認為的那樣以政府企業為中心。這項方案確實極大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了鐵道部和數千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的工程進展，後者負責建設道路、鐵路、供水、污水處理繫統等城市基礎設施。然而，大多數市場經濟體裡，政府都是基礎建設投資的關鍵角色。因此，這一類項目中政府作用暫時快速提升，不應成為評判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否中斷或終止的依據。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中能夠加速投資，從而維持增長速度的第二大原因就來自私營企業。經濟危機前，中國的商品房市場已經迅速火爆起來。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論述道，商品房市場升溫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政策無意間讓私人房產成為了中國高儲蓄家庭的投資類別（Lardy 2012）。中國的房地產投資過熱已經持續了至少五年。如果在未來節制私人房產投資，中國將有可能面臨顯著的宏觀經濟危機，因為與住房相關的各種需求，從鋼鐵、水泥、鋁材、銅等建築材料，到家用產品乃至汽車，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過熱的房地產投資與中國經濟是否轉向國家主導之間很難產生關聯。工業和公共服務業是投資增量的第三大組成部分。很多人有這樣的印像：國有企業大幅度增加從國有銀行的貸款金額，並且以損害私營企業利益為代價。然而這一印像具有欺騙性。國有企業的貸款金額的確有所上升，然而本研究的資料表明，這些企業並未仔細挑選投資目標，因此近年來，國有企業的資產收益率不斷下降。同時，私營企業在經濟危機期間和剛剛結束之後也大幅度貸款。與國有企業相反，私營企業的投資目標一般都經過精心挑選。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私營企業的資產收益率依然持續上升。私營企業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份額逐漸增加，而國營企業的份額則大幅下降。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其他眾多政府機構收集並發表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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