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該問題，從現實出發的研究，已逐漸形成熱點，但對歷史上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的繫統研究，卻並未發現專門論述。因此，對近代時期的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進行研究與測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梁華的這本《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試圖從宏觀層面出發，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擠出行為和內在原因作一客觀剖析，並引入計量經濟學分析工具，通過建立適當的計量經濟模型，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作一精確測度。此外，運用比較分析方法，對照古今，在揭示擠出效應存在的一般性的同時，探尋其發生變動的特殊決定因素，以求有鋻於今。
《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共分五章。
外商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吸引外資的主渠道，據統計，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0年底，在全世界受資國排名中，中國有7年排在美國之後，位居世界第二。但是，隨著外商在華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資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也日漸顯露。自1992年起，許多領域都出現了外商投資擠壓民族工業投資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在不斷擴大、蔓延，大有危及國家經濟安全之勢，因此外資對民族資本的擠出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對於該問題，從現實出發的研究，已逐漸形成熱點，但對歷史上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的繫統研究，卻並未發現專門論述。因此，對近代時期的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進行研究與測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梁華的這本《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試圖從宏觀層面出發，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擠出行為和內在原因作一客觀剖析，並引入計量經濟學分析工具，通過建立適當的計量經濟模型，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作一精確測度。此外，運用比較分析方法，對照古今，在揭示擠出效應存在的一般性的同時，探尋其發生變動的特殊決定因素，以求有鋻於今。
《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共分五章。
章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結構分析。通過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的梳理分析，以及對中外投資產業結構和部門結構的比較分析，揭示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國國內投資的競爭與擠出主要集中在礦冶業和制造業。
第二章政府約束與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官僚資本的擠出。通過對國內資本構成(按照資本性質分類)及官僚資本第二產業內部門結構的剖析，可以發現礦冶業投資的中外競爭主要集中於煤礦業，且於外資與官僚資本之間展開。礦產資源屬於國家所有，開發與利用礦產資源，首先需要獲得國家所賦予的開采權，因此，礦業投資與投資政策直接相關。通過分析發現，清代礦業投資政策幾經演變，終原因都可歸結為需求的變動，這本無可厚非，但後的結果卻是外國資本擠出了國內官辦或官督商辦煤礦企業，因此就需要對擠出的原因作進一步的深入剖析。經過分析，發現其原因有三：不完全財政制度約束(導致民間投資的衰落)、政府資金供給約束和政府企業制度供給約束(導致官方投資的失敗)。政府約束對國內礦業投資發展的制約，僅僅給外國在華礦業投資擠出國內投資提供了一個可能，其終得以實現，還要依賴於其投資策略的實施，因此還需要對外國在華礦業投資策略進行分析。通過分析發現，外國在華礦權區位選擇策略和投資方式選擇策略，是其終擠出國內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的關鍵。
第三章市場規則與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民族資本的擠出。制造業投資的中外競爭，主要集中在棉紡織領域，且於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民族資本之間展開。外國在華棉紡織業投資對民族資本的競爭與擠出，可以分為兩個過程：一為市場的開拓過程；二為投資的競爭與擠出過程。而後者即投資的競爭與擠出過程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的發展與共存階段和後期的競爭與擠出階段。我們認為，與礦業投資中官僚資本被外資擠出的主要約束機制不同，棉紡織業投資中外資與民族資本的競爭與擠出主要取決於市場約束機制，進而通過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民族資本棉紡織業投資競爭與擠出的每個過程和階段的經濟分析，以及對中外投資戰略推移策略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民族資本被擠出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其對市場規則的偏離。
第四章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測度。測度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實際上就是測度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國近代方向資本總額形成的影響，因此在建立模型時，以中國近代方向資本總額為被解釋變量，以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為解釋變量，此外，由於資本形成具有一定的時滯，因此選擇建立自回歸分布滯後模型進行回歸檢驗。考慮到外國在華投資的資金有很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國內，且有很大部分利潤被彙出中國，這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抵消外國在華投資對近代中國資本形成的影響，因此建立模型時，對以上現像分別予以考慮，具體來講：(1)以外國在華企業投資總額為解釋變量，測度其對中國近代企業資本總額的影響；(2)扣除來自中國的資金，即以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流入量為解釋變量，測度其對中國近代企業資本總額的影響；(3)再進而扣除外國在華企業利潤彙出，即以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淨流量為解釋變量，測度其對中國近代企業資本總額的影響。回歸結果發現，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無論是就總額而言，還是就流入量以及淨流量而言，與近代中國資本形成的關繫都是負相關關繫。進而，通過對外資投資率與總投資率相關關繫的測度以及對擠出繫數的計算，進一步驗證了以上回歸結果。後，通過對外資與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相關關繫的測度，發現其對官僚資本的擠出程度要遠遠大於民族資本。
第五章外國(商)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決定因素。中國開始工業化進程之後，曾先後兩次開放國門：一次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另一次在1978年以後。雖然兩次開放的歷史背景、具體情形和終結果迥異，但兩者之間卻也應該存在共通之處，因此本書舍棄具體情形的差異，而僅針對計量檢驗的結果，將1840—1936年與1985—1999年外國(商)在華直接投資擠出效應的測度結果作一比較。結果發現，一方面近代時期和現代時期，外國(商)在華直接投資都具有擠出效應；而另一方面在擠出程度和擠出對像上卻存在明顯不同。緣何如此?通過對兩個時期外國(商)在華直接投資類型的判定，發現資源尋求型和市場尋求型外國(商)在華投資，是導致擠出效應在近現代均得以存在的外生決定因素；而通過對兩個時期外國(商)直接投資效應決定模型的比較，發現由中國政府作用的差異引起的效應決定模型由一維模式向二維模式的轉變，是擠出程度和對像發生顯著變化的內生決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