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導  言  從戰略全局研判中國經濟新常態
章 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新挑戰與新機遇
節 國際經濟格局正在深刻調整
第二節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第三節 “三期疊加”的階段性特征
第四節 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
第五節 我國仍處於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第二章  中國經濟全方位優化升級：新特征與新趨勢
節 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
第二節 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
第三節 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
第四節 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
第五節 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
第三章 保持戰略定力與平常心：新理念與新思維
節 堅持穩中求進的總體基調
第二節 保持戰略定力與平常心
第三節 高度重視和防範各種風險
第四節 保持合理的經濟發展速度
第五節 實現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
第六節 推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第七節 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
第八節 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第四章 全面深化改革：新動力與新舉措
節 依靠改革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新常態
第二節 依靠改革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新常態
第三節 依靠改革實現產業邁向中高端新常態
第四節 依靠改革實現消費擴大與升級新常態
第五節 依靠改革實現新型城鎮化建設新常態
第六節 依靠實現區域協調與陸海統籌新常態
第七節 依靠改革實現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常態
第八節 依靠改革實現人民共享改革紅利新常態
後   記

導言  從戰略全局研判中國經濟新常態

基於對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分析判斷，基於對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緩和質量效益提高的深刻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的5月和7月對經濟新常態做了重要論述，並在11月份的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對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點、發展機遇和全面改革等做了闡釋，這是在國內外形勢錯綜復雜、多重矛盾相互交織、各種風險挑戰極為嚴峻的情況下做出的重要戰略性判斷。經濟新常態的提出，揭示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新變化，研判了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我們要從戰略全局高度科學認識新常態，辯證看待新常態，積極適應新常態，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全方位優化升級，加快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

     一、中國經濟增長新階段促成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經濟增長速度進行“換擋”，要求經濟增長目標向合理區間進行“收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經濟新常態，也蘊含著對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考量：

一是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我國外部需求出現常態萎縮。支撐我國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走的是不斷擴大出口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但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呈現出“總量需求增長緩慢、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特征，使得我國的外部需求出現常態性萎縮。美歐等經濟強國相繼提出“再工業化”“2020戰略”“重生戰略”等措施，意在結合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發展實體經濟，搶占國際經濟制高點。同時，還試圖重構國際貿易規則，推進TPP和TTIP談判，實行新的貿易保護主義。而發展中國家都在努力調整發展模式，加快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需環境發生巨大變化。

二是國際創新驅動競爭更為激烈，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滯後。當前，第三次工業革命正迎面走來，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力圖搶占未來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這些新挑戰倒逼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向創新驅動型轉換。但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發展方式粗放，存在著“跑馬占荒”等諸多問題，而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科技與產業的融合力度不夠，使得很多產業競爭力不強、核心技術受制於他人。因此，政府投資就成了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由此而來的政府對市場的干擾，很容易導致市場信號的失靈。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狀況，我們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需要主動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為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騰出空間、留出時間。

三是我國傳統人口紅利逐漸減少，資源環境約束正在加強。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目前，東部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更加明顯，“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帶動外向型經濟的傳統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弱。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過度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使得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石油、天然氣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提高，生態環境壓力在不斷加大，要素的邊際供給增量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這也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一個新的平穩增長區間。

四是我國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改革紅利有待強力釋放。201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60，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當前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歷史階段。從國際經驗看，處在這個階段的國家和地區，需要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由此帶動社會結構的變革，從而有利於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增強社會流動性，使經濟社會充滿活力。反之，則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常態下，我們必須逐步調整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改革與發展紅利的全民共享。

      二、新常態經濟是全方位優化升級的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關於“新常態”特征的論述，我們認為：新常態經濟突出表現為經濟結構的全方位優化升級，具體來講，應當包含著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動力變化、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經濟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內的豐富內涵和特征。

一是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從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國經濟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回落到一位數增長，而2012年和2013年進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長率。根據國家統計局近公布的數據，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4%，經濟增速進一步呈現出回穩態勢。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的普遍規律，“二戰”後的日本、德國、韓國等一些成功追趕型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高速之後，無一例外都出現了增速的回落。我們必須理性對待經濟速度的“換擋期”，用“平常心”對待中高速增長新常態。

二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主攻方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主要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比較利益較低。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攀升至46.6%，這是非常好的結構優化跡像。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已陸續出臺了一繫列措施，為加快實現健康中國、養老中國、寬帶中國等目標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新常態下，通過大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等產業的發展，優先發展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逐步化解產能過剩風險等舉措，將進一步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打造“中國效益”。

三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內涵。過去30多年我國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發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面對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新一輪浪潮，面對企業主動轉型、創新意願的明顯加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逐步發生轉換。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這是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國經濟正逐步轉換增長動力，逐漸轉入創新驅動型的新常態經濟，打造“中國質量”，真正實現增長速度“下臺階”，增長質量“上臺階”。

四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機制保障。過去，我們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顯然，政府這隻“有形之手”可以具有更多的經濟職能和管理權限。從以往20多年的實踐看，我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政府主導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這裡面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資源配置的明顯不合理、容易出現嚴重的腐敗問題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表明了我們黨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政府不搞強刺激，主要通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減稅讓利等途徑，將資源配置的決定權限交給市場，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動力，並通過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方式來彌補“市場失靈”。

五是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這是經濟新常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近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推進，新農村建設城鄉關繫也出現新氣像，結構正加結構轉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繫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區域增長格局與協調發展也在發生重大而可喜的變化。新常態下，經濟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將是長期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