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反思中國模式

章增長的局限

中國經濟增長的特質與局限石小敏 / 002

地方競爭的困境許成鋼 / 010

阻擊滯脹謝國忠 / 022

終結寬財政緊貨幣劉煜輝 / 027

第二章幻影折射的真實

破除政府特殊經濟利益汪玉凱 / 032

把住政府之手陳志武 / 037

政商聯結阻礙中國轉型張文魁 / 041

中國現階段經濟權力結構分析唐昊 / 044

臧否“中國模式”黃育川 / 050

“中國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實竹立家等 / 054

B 當前焦點問題

第三章地方債務與土地財政

政府的表外業務陳昌華 / 066

目錄

治理地方債務激增劉煜輝 / 068

如何擺脫土地財政 陸磊 / 072

新一輪財政改革須提上議事日程胡祖六 / 074

第四章宏觀調控與金融體制改革

中國金融資源配置的三個扭曲李揚 / 078

工資膨脹來臨瀋明高 / 082

中國通脹的邏輯演進劉煜輝 / 086

貨幣政策不可放松謝國忠 / 091

中國銀行業必將面臨拐點 陸磊 / 096

如何理解社會融資總量彭文生 / 098

利率市場化等不得急不得魯政委 / 102

第五章彙改與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路線圖再思考餘永定 / 108

三全其美不可能黃益平 / 112

自由浮動又如何？黃益平 / 117

人民幣可兌換路徑 瀋建光 / 122

勿因外儲拖延人民幣國際化葉翔 / 126

C 改革之道

第六章改革攻堅

實現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自由流動郭樹清 / 132

中國如何跨越高收入之牆劉世錦等 / 139

維持高社會流動蔡洪濱 / 147

勞動所得稅收抵免制度當立餘顯財 / 151

《社會保險法》亟須配套胡繼曄 / 155

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應分類實施左學金 / 159

改革需要“頂頂層設計”吳敬璉等 / 163

第七章政道創新

學習歷史決議的若干體會胡德平 / 174

堅守底線，推進變革瀋寶祥等 / 181

建設現代政治共同體蔡霞 / 191

中國民營企業的司法風險陳有西 / 200

微博是個好東西喻國明 / 206

第八章轉型之鋻

天方變局柴紹錦 / 214

以主動改革應對中東劇變賴海榕 / 220

蘇聯錯失的改革機遇陸南泉 / 226

埃及：一個時代的結束殷罡 / 232

轉型之鋻伯格洛夫等 / 237

D 2012 緊要的問題

第九章改革需要大智慧

當前中國改革緊要的問題/ 252

面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劉世錦 / 265

期待扭轉改革疲態任劍濤 / 270

網絡輿論倒逼中國改革祝華新 / 277

2012，中國經濟重組的開始謝國忠 / 285

穩定需要大智慧馬懷德 / 289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秦暉 / 292__

我們這一代人總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與自己的經歷中的家國多難有密切的關繫。民族振興是我們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夢想。我曾經說過，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同改革開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對民族前途自然就應當有一份責任和擔當。雖然未來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有了這樣的現實目標，我們就能沿著這一改革的道路堅定不移地前行。


——吳敬璉

美國的“高消費”越來越病態，而中國的“高增長”也越來越畸形。甚至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借喻，非指“格雷襄定律”）的現像。我曾用“昂納克寓言”的說法來警示這一點。但實際上，兩邊的這種做法都已經不可持續。而任何一邊的變化，都會給另一邊帶來變革的壓力。2008年美國和今年歐洲發生的事已經表明他們的遊戲很難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在未定之數。


——秦暉

過去的30年，中國之所以能夠屢屢衝破難關、化險為夷，在於緊緊抓住了新一輪全球化的大機遇，不斷引入市場機制和法治建設。這些新因素的引入，好似“畫龍點睛”裡的“點睛”一樣，為“中國龍”注入了活力，從“潛龍”翻為“在田之龍”。下一步能否成為“飛天之龍”？大的機遇仍在全球化中。


鄧小平曾說，抓不住機遇，纔是*的風險。隻有進一步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開放，衝破官僚特權與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擋，纔有可能抓住機遇。新的希望正在社會與歷史的孕育之中。


——石小敏

把住政府之手

陳志武耶魯大學教授

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今天的財政危機和國債危機，使人們終於意識到，那些因為新聞周期而匆忙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並沒有解決金融危機，反而使造成金融危機的結構性問題更嚴重，延長了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期，並使必須經歷的陣痛更深。對於中國來說，一旦經濟硬著陸，跌幅會更高。政策周期過多受制於新聞周期即時新聞頻道、互聯網的出現，政策績效的評估頻率被大大加快，如果政策達不到立竿見影效果，對新政策的呼喚必然立即出現。可是，經濟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場有自己的調整方式和時間，行業企業從決策到正式開工投產需要時間，這些決策周期、建設周期、生產周期不會因為即時新聞周期的壓縮而改變。由於經濟自身的反應周期遠比新聞周期長，而影響政府決策更多的是專家評論、社會輿論，後者又跟新聞周期同步，到後，制約政府決策周期的不是市場周期、經濟周期，而是新聞周期。政策周期超越經濟周期之後，不僅政府之手必然很忙，而且由於綁架了市場，經濟、社會更加大起大落，造成更多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危機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續時間被延長。以2008
年金融危機為例，在世界各國，電視上互聯網上到處是專家、官員、企業領袖在給政府決策層出謀劃策，一方面誇大政府不救市的可能後果，讓觀眾、讀者甚為恐懼，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大規模干預市場、刺激經濟。尤其是，那些夜不眠電視頻道不斷請來各類專家對昨天甚至幾個小時前纔出臺的經濟政策、貨幣政策就進行績效評估。在中國，2008
年10 月就快下猛藥“四萬億”，2009 年續以10天量貸款、2010年近8貸款；在美國，2009 年1
月奧巴馬上臺，2月就簽署8250年暑期開始降息救市，後來利息沒法再低了，就推出兩次量化寬松政策。惡果自然已經顯現。中國房地產市場就是鮮活例子之一。2008
年之前，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著重點在於限制供給（盡管許多政策的本意不是如此），使需求大於供給的局面不斷惡化，房價越調控越高。2008
年的頭9個多月，房產調控開始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下手。但受9 月金融危機不斷深化的影響，政策又出現180 度的急轉方向。2009
年和2010 年兩次天量貸款，房地產泡沫被政府政策吹成新紀錄。到2010
年年初，房地產已經火爆到繫統風險的地步，政策又急掉方向，限貸限購同時出臺，房地產重新進入冰凍期。回顧過去近八年，房地產行業要麼冰凍、要麼火熱，致使資源配置低效，更把人、社會、環境、自然給折騰得暈頭轉向！究其原因，政府之手閑不住是主因，但過於活躍的專家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財政危機和國債危機也是鮮活例子之一。之所以到今天這步，就是因為在2008
年年初、2009
年各國政府大興由政府借錢刺激經濟，目的是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但是，市場需要時間，按照自己的規律從過去的行為中吸取教訓、調整以往非理性的經濟決策。可是，那些專家們沒有那麼多耐心，每天在各國的即時新聞裡不斷給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快速且大刀闊斧地救市。結果，各國發國債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雖然制造了2009
年—2010
年表面的復蘇，但把那時的金融危機轉變成了今天的財政危機、國債危機。政府之手太忙的後果從表面看，人們對自由市場經濟一般性的懷疑似乎有道理，用行政之手代替表面似乎無序、無形的市場競爭能避免很多的市場錯誤和所謂的“市場失靈”。但實際情況呢？不妨對中國和美國作一個比較，就是看一國的三大產業對GDP
以及就業的貢獻率之間的關繫。在美國，1980 年時，其農業占GDP 的比例約3%、占總就業的4%，工業占GDP
的比例約33%、占總就業的31%，而服務業占GDP 的比例約64%、占總就業的66%；到2005 年時，三大產業的GDP
貢獻率跟就業貢獻率還是維持基本的1:1 關繫：農業占GDP 的比例約1%、占總就業的1.2%，工業占GDP
的比例約22%、占總就業的21%，服務業占GDP 的比例約77%、占總就業的78%。美國各產業就業貢獻率跟GDP
貢獻率基本相等，說明跨越行業、地區、城鄉的勞動力流動以及包括資本在內的其他要素流動是非常自由的，沒有受到戶口等制度或政策限制。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各行業間的扭曲和差距不僅很大，而且在過去30
年被惡化。1980 年，中國農業占GDP 的比例約30%、占總就業的69%，農業GDP 與就業貢獻率之比0.4；工業占GDP
的比例約48%、占總就業的18%，工業GDP 與就業貢獻率之比為 2.7，而服務業占GDP
的比例約22%、占總就業的13%，服務業GDP
與就業貢獻率之比為0.6。可見，在改革開放初期，各行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大得驚人，根源就在於那些基於身份、出生等制度性、政策性歧視，使得行業間、城鄉間、地區間的要素流動幾乎不可能。過去30
餘年的改革是否帶來改善呢？農業占GDP 的比例約11%、占總就業的40%，農業GDP 與就業貢獻率之比為 0.25；工業占GDP
的比例約47%、占總就業的27%，工業GDP 與就業貢獻率之比為 1.7，而服務業占GDP
的比例約42%、占總就業的33%，服務業GDP 與就業貢獻率之比為 1.3。從表面看，似乎工業和服務業的就業生產率都往1:1
靠攏，農業出現更為嚴重的偏離。實際上，如果把GDP 貢獻率除以就業貢獻率的比值看成是勞動就業生產率的話，在1980
年時，中國工業的勞動就業生產率是農業的6.1 倍，而到2008 年，這一差距為7.4 倍，比1980
年時工農、城鄉差距加大了。可見，隻要戶籍制度歧視還在，隻要土地沒有私有並可以自由抵押流轉，隻要教育機會歧視、福利權利不平等還在，隻要民間金融被歧視壓抑，那麼，各產業的就業生率差距就會繼續存在。隻有在政府管制極少甚至沒有、要素能充分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三大產業間的生產率纔可以趨同。任何行政管制都妨礙或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動，都構成對自然秩序的扭曲。因此，在時下追求平衡發展、減少收入差距、爭取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時期，政府之手越是能閑住，這些目標就越有可能實現。在即時新聞媒體日益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占領生活的每分每秒的新時代裡，我們尤其要謹防政府之手忙得失控。而要達到這些效果，體制改革、權力制衡改革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