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的背景_

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理論淵源_

第二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的內部原因_

第三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外部環境_

第二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主要內容_

節關於“一帶一路”內涵的爭論_

第二節“一帶一路”的本質就是互聯互通_

第三節中國城市群的戰略布局_

第三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中國外交轉型_

節中國外交轉型_

第二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歐亞大陸秩序的重塑_

第三節中國重塑亞洲地緣結構的戰略路徑_

第四章“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的高科技外交_

節科技重塑當今國際關繫_

第二節“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的“高鐵外交”_

第三節“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的“核電外交”_

第四節“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的“北鬥外交”_

第五節高科技外交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_

第六節加強高科技外交的政策建議_

第五章“一帶一路”推進中戰略核心國的選擇_

節核心區域與核心國的選擇_

第二節核心國對推進“一帶一路”的機遇與風險_

第三節印巴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對推進“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_

第六章“一帶一路”建設與文化交流_

節“一帶一路”建設為什麼要強調文化交流_

第二節“一帶一路”核心區的主要文化交流項目_

第三節“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麼樣的文化支撐_

第七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國際經濟走廊_

節中印緬孟經濟走廊_

第二節中巴經濟走廊_

第三節中蒙俄經濟走廊_

第八章“一帶一路”建設與中亞非傳統安全治理_

節中亞：“心髒地帶”為何長期處於現代化邊緣_

第二節中亞地區面臨的主要非傳統安全問題_

第三節中亞非傳統安全威脅產生的根源_

第四節構築維護中國西部安全的多邊合作機制_

第九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中國海洋戰略_

節中國為什麼需要海洋戰略_

第二節南海為什麼成為問題_

第三節南海危機管理要有新模式_

第四節南海危機合作管理的制約性因素_

第十章“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_

節沿線國家的政治局勢_

第二節傳統地緣政治爭奪_

第三節非傳統因素引發的政治風險

章“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的背景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來的戰略設想，但絕非突發奇想，也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有著深厚的理念淵源的。其中的理念淵源遠的歷史不說，我們可以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中找到其歷史脈絡，尤其是其與中俄傳統文化和十八大的外交思想還有著直接的關繫。

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理論淵源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中國改革開放外交實踐的發展。從理論上來看，它不僅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直接就是中國當代外交實踐的理論抽像，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中國外交思想的具體化。

一、與“上海五國”會晤機制的淵源

中國與蘇聯之間存在長達7500多公裡的共同邊界，曾多次發生正面衝突。1989年5月，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在會見他時正式宣布：“中蘇關繫從此實現正常化。”1989年11月，中蘇雙方開始就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和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問題進行談判。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中國與蘇聯的邊界變為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國的邊界。相應地，原先中蘇雙方一對一的邊界談判轉為以中國為一方，俄、哈、吉、塔四國為另一方的五國兩方談判。後來，由於形勢的發展，五國領導人決定繼續保持這一機制，並且由五國兩方變為五國五方，討論更廣泛的合作問題。“上海五國”正是沿著這樣的邏輯發展起來的。

蘇聯解體後，中國與俄、哈、吉、塔的邊界問題談判非常艱難，但是從1992年3月開始，五國兩方延續了1989年11月的中蘇兩國邊境裁軍談判。到1995年12月，五國兩方進行了22輪談判，後就中國與上述四國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及其他有關文件的內容達成一致。因此，經五國的共同努力，1996年4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首在上海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這就是“上海五國”的雛形。根據協定，五國兩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雙方不進行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和次數；相互通報邊境100公裡縱深地區的重要軍事活動情況；彼此邀請觀察實兵演習；預防危險軍事活動；加強雙方邊境地區軍事力量和邊防部隊之間的友好交往等。這個協定使中俄、中哈、中吉、中塔邊界在成為和平友好邊界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997年4月24—25日，五國兩方又在莫斯科簽署了《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其主要內容是：中國與俄、哈、吉、塔雙方將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到與睦鄰友好相適應的水平，使其隻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謀求單方面的軍事優勢；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裁減和限制部署在邊界兩側各100公裡縱深的陸軍、空軍、防空軍航空兵、邊防部隊人員和主要種類的武器數量，確定裁減後的數額；確定裁減方式和期限；交換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的有關資料；對協定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等。由於五國會晤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五國領導人決定繼續保持這一機制，由五國兩方變為五國五方，討論更廣泛的合作問題。《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與《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一起，為後來中國與四國在雙邊基礎上解決邊界問題奠定了基礎。

在開始邊界問題談判的同時，軍事上的互信機制也逐漸建立起來。當然，這種互信機制首先是在有關各國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俄羅斯獨立後，中國作為其的鄰國立即予以承認，並不再以意識形態為國家間關繫標準，而是本著睦鄰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發展以及遵守國際法則的基本精神來指導兩國間的新型關繫。當然，這種政治上的互信也建立在兩國友好的歷史淵源之上。軍事互信機制是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培育起來的。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發展更是世界各國的時代主旋律，世界各國、各地區都在求合作、謀發展。中國與俄羅斯、中亞各國都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都面臨著內部經濟發展的艱巨任務，本地區盡管存在許多歷史遺留問題，但沒有理由不建立新的合作機制。

從1996年開始，“上海首每年會晤一次，以增進相互之間的友誼，更重要的是五國加強打擊日益泛濫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主義實力。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宗教紛爭和民族衝突不斷，而這一切又與國際伊斯蘭勢力相聯繫，從而使該地區各國的勢力聯成一體，形成了一股跨國的恐怖主義勢力，嚴重危害著中亞地區各國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上海首會晤機制一開始就對這一現像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98年7月，五國領導人在阿拉木圖舉行第三次會晤，共同簽署了《阿拉木圖聯合聲明》。五國一致表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義、民族排斥和宗教主義都是不能接受的”，並把“將采取措施，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偷運武器、販賣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國犯罪活動”的原則首次寫入會晤的聯合公報。1999年8月首第四次會晤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並發表了《比什凱克聯合聲明》。聲明首次指出：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以及毒品走私、武器販運是影響本地區各國穩定與安全的嚴重威脅，決定“采取聯合行動”，打擊、遏制三股惡勢力以及毒品、武器走私等犯罪活動，並推動五國執法安全部門的合作。這次會議之後，五國執法安全部門領導人和國防部長相繼召開了三次實質性會議，討論了建立軍事安全以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的合作機制的具體問題。2000年7月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舉行第五次會晤，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晤，各方重申聯合打擊三股惡勢力以及非法販賣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動。為此，五國商定，將簽署多邊合作條約與協定，五國邊防、海關和安全部門負責人定期會晤，酌情在五國框架內聯合舉行反恐怖和反暴力活動的演習，就地區形勢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並就構築面向21世紀的睦鄰友好與和平合作大廈達成廣泛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