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新中國經濟發展60年（1949-2009）

內容簡介

本書的寫作設計了兩條線索：以經濟發展歷程和成就為主線，以制度建設和制度變遷為輔線。書稿以時間先後順序，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步探索，“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破壞、調整、恢復，改革開放以後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艱辛探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的持續健康協調發展。就內容而言，涉及農業、工業、制造、建築、運輸、外貿、財政、投資、金融、保險、證券期貨、房地產、勞動就業、收入分配、居民消費、社會保障等。在制度建設和制度變遷方面，闡述了中國從新民主義經濟體制到計劃經濟體制，再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發展歷程。

總論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路線圖”與階段劃分
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與六次改革發展契機
三、中國經濟發展的“之”字形道路
四、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從恢復、徘徊到快速提高
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和普適性
六、科學發展觀視野下中國經濟的未來
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的經濟狀況（1949年前）
章新中國成立時的基本國情
節新中國成立時的經濟環境
第二節新中國面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
第二篇恢復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1949—1957年）
第二章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節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總論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路線圖”與階段劃分
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與六次改革發展契機
三、中國經濟發展的“之”字形道路
四、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從恢復、徘徊到快速提高
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和普適性
六、科學發展觀視野下中國經濟的未來
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的經濟狀況（1949年前）
章新中國成立時的基本國情
節新中國成立時的經濟環境
第二節新中國面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
第二篇恢復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1949—1957年）
第二章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節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第二節工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
第三節國際國內貿易的恢復與發展
第四節財政經濟的平衡發展
第三章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
節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五”計劃
第二節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四節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四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豹建立
節 “一五”計劃期間的建設成就
第二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第三節計劃經濟體制的初步改革
第三篇動蕩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1958—1978年）
第五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步探索
節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第二節 “大躍進”與“大倒退”
第三節人民公社化和“共產風”
第六章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經濟徘徊發展
節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
第二節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
第三節經濟調整的成效與基本經驗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跌宕起伏
節備戰思想指導下的“三線”建設
第二節 “農業學大寨”與農村經濟的緩慢發展
第三節 “權力下放”與計劃經濟體制的調整
第四節國民經濟的損失與某些領域的局部發展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結束初期的經濟恢復與撥亂反正
節 “文化大革命”結束初期的經濟恢復
第二節 “左”傾思想的延續與撥亂反正
第四篇經濟體制轉型初期的中國經濟（1979—1991年）
第九章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
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第二節改革路線的初步探索
第三節國民經濟在調整中前行
第十章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
節改革思路的深化與“三步走”發展戰略
第二節改革重心轉移與多種經濟成分格局形成
第三節對外開放從起步到進一步發展
第十一章國民經濟在體制摩擦中曲折前進
節財稅、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
第二節價格“雙軌制”與價格改革闖關
第三節國民經濟高速發展與治理整頓
第五篇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中國經濟（1992—2002年）
第十二章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
節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
第二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實踐中發展
第十三章經濟建設全面高漲
節 1993年經濟過熱與“軟著陸”
第二節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第三節加入WT0與對外開放新格局
第十四章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節充滿活力的基本經濟制度
第二節現代市場體繫初步形成
第三節積極探索新型宏觀調節體繫
第四節建立社會保障體繫
第六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中國經濟（2003年至今）
第十五章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跨越
節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第二節完善財稅體制和深化金融改革
第三節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第四節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繫
第五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第十六章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協調發展
節從“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第二節新時期新階段下的對外開放新局面
第三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第十七章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節金融海嘯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
第二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第三節中國經濟的未來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在線試讀

總論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
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和普適性
面對中國經濟崛起，曾有學者發問：“有誰能夠預言，迄今為止人白多的一個大國如此迅速崛起？”國際觀察家也紛紛找尋“中國奇跡的秘密”。
（一）新中國經濟60年發展的主要經驗
新中國60年的發展道路是極其艱難曲折又極其輝煌的，有慘痛的教訓，也有成功的喜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60年歷程的成功經驗內容極其豐富，我們僅從經濟發展的視角加以總結。
1.從社會制度層面來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新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制度基石和起點
1949年之前的中國經濟為什麼長期落後而且與世界平均水平越拉越大？因為帝國主義侵略不斷強化、國內階級矛盾不斷深化和長期戰亂，不僅僅是嚴重影響、更是直接破壞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自1840年以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歷史，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結束了連續幾十年的戰亂，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和平建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時代，這必然極大地激發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積極性。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轟轟烈烈搞土改，解決了中國幾千年來大多數農民沒有和缺少土地、農村階級矛盾尖銳、農業生產發展緩慢這個大問題，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土改之後，繼之實施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建立初期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施，一是逐步實行了資源配置的全面計劃化，而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逐步退出。二是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雙重激勵”：政治激勵與物質激勵。改朝換代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對於勞動人民來說，即有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質激勵，也有新中國當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的政治激勵。在這“雙重激勵”中，物質激勵是基礎，政治激勵是主導。“雙重激勵”使大家“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普遍高漲，很快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這就是新中國20世紀50年代前中期經濟快速發展的真實記錄。
2.從資源配置的基礎來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體制動力總論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
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和普適性
面對中國經濟崛起，曾有學者發問：“有誰能夠預言，迄今為止人白多的一個大國如此迅速崛起？”國際觀察家也紛紛找尋“中國奇跡的秘密”。
（一）新中國經濟60年發展的主要經驗
新中國60年的發展道路是極其艱難曲折又極其輝煌的，有慘痛的教訓，也有成功的喜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60年歷程的成功經驗內容極其豐富，我們僅從經濟發展的視角加以總結。
1.從社會制度層面來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新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制度基石和起點
1949年之前的中國經濟為什麼長期落後而且與世界平均水平越拉越大？因為帝國主義侵略不斷強化、國內階級矛盾不斷深化和長期戰亂，不僅僅是嚴重影響、更是直接破壞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自1840年以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歷史，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結束了連續幾十年的戰亂，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和平建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時代，這必然極大地激發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積極性。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轟轟烈烈搞土改，解決了中國幾千年來大多數農民沒有和缺少土地、農村階級矛盾尖銳、農業生產發展緩慢這個大問題，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土改之後，繼之實施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建立初期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施，一是逐步實行了資源配置的全面計劃化，而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逐步退出。二是對勞動者生產積極性“雙重激勵”：政治激勵與物質激勵。改朝換代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對於勞動人民來說，即有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質激勵，也有新中國當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的政治激勵。在這“雙重激勵”中，物質激勵是基礎，政治激勵是主導。“雙重激勵”使大家“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普遍高漲，很快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這就是新中國20世紀50年代前中期經濟快速發展的真實記錄。
2.從資源配置的基礎來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體制動力
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的歷史清楚地表明，前29年是在大起大落的波動中發展的，而後31年的發展則是持續高速增長。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國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帷幕，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經久不息的體制動力。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促成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的，但實際上自1978年開啟的改革，或清或蒙、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總是向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的。例如，改革早期的放開農貿市場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承包經營和頒發獎金等，都是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調整，不過那個時候“市場”還屬於洪水猛獸般的資本主義政治概念而已。整個31年的改革，都是向著市場化方向挺進的過程，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其說是“提出”，不如說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撕去了羞羞答答姓“資”姓“社”的面紗，堂堂正正地承認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已。
如果從新中國的60年看改革，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根據各個時期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端，也進行過多次調整和改革。盡管那些改革是在資源計劃配置基礎上，主要著眼於調整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管理權限，與l978年以後的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不可同日而語，但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時存在的問題，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經濟發展。因此，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
以上兩點從中國改朝換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來分析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表明，前者與後者雖然具有密切聯繫，但又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雖然有著舊的剝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但這種優越性不可能自發地發揮出來。剝削制度的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隻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就必須使經濟體制合理化。
經濟體制合理化的核心有兩大問題：一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二是勞動者積極性激勵的基礎方式。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社會尚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下改朝換代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開始建立強有力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政治激勵和物質激勵的“雙重激勵’’而以政治激勵為主導的激勵機制，對於改朝換代新中國初期條件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在較短時期內超常規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一旦新中國新社會的建立和經濟發展走向長期、常態和正軌，資源配置方式單一的計劃調節就會逐步失靈，激勵機制的過強政治化則會逐步衰弱。
這就是說，長期的、常規的和自動發揮積極作用的資源配置基礎方式隻能是市場機制，長期的、常規的和自動發揮積極作用的激勵機制，主要應該是物質激勵。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好是解決了“資源配置基礎”和“勞動者積極性激勵基礎”這兩個核心問題。這就是說，新中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體制動力。
3.國家獨立、統一和社會的長期穩定，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無論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都證明，大國要能夠發揮大國效應和大國優勢，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和崛起，，必須高度統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義上統一而實際上是諸侯經濟；第二，必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為其他強國的附庸；第三，社會必須長期穩定，而不能動亂。
這三條都是充分必要條件，缺一不可。理由非常簡單，如果中國不統一，改革免談，發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國不獨立，改革免談，發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國社會不穩定，改革免談，發展也不可能。那麼，還有什麼“改革開放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偉大成就”呢？
回顧新中國60年的歷程，確保了自己的長期統一、獨立，這固然是確保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提，但如果國內什麼時候政治、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就會出現挫折和波動。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經濟發展就受到嚴重影響。“六四”風波後，就出現了經濟發展的三年低迷。正因為如此，國家有時候不得不把“穩定”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
那麼，確保中國長期統一、獨立、穩定的基本因素是什麼？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大國，凡大國都有其獨特的統一、獨立、穩定的發展道路。秦朝結束東周春秋戰國的戰亂，再度統一中國之後，在西漢以來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大勢，久分為次，久合為主，在“經濟分權+政治集權+儒家倫理+政權開放”這四位一體的治理結構下，基本成功地維持了國家的統一、獨立和穩定，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中華文明和文明古國世代相傳。新中國成立以後，四位一體的治理結構仍然被代領導集體作為基本有效的大國治理結構。
社會心理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也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特別是大國在走向發達國家的歷程中，客觀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導，這對國民的團結奮鬥具有心理上的強化和凝聚作用。
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地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失誤甚至嚴重錯誤，正因為如此，國內外都一直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地存在著不同聲音，把以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看做某種“緊箍咒”。但中國共產黨不斷地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調整和改進執政方式，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堅持以人為本，加強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剛柔相濟”的領導方式，已經成為維護中國長期獨立、統一和穩定的堅強政治力量。
4.堅持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經濟決策不可盲目跟著政治風向跑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大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還是國民經濟恢復之後的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三大改造”，都是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始終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所以，廣大人民群眾對運動和改造的積極性很高，不僅運動和改造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而且國民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
《論十大關繫》和中共八大的核心與實質，是要解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如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的次黨代會，即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但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中國不言而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正確分析了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為此，大會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
然而，“大躍進”把國民經濟搞得“筋疲力盡”，1960年仍不顧當時面臨的嚴重挫折，清楚地顯示了經濟決策盲目跟著政治風向走帶來的惡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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