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本書中幾乎所有論文都是討論有關智識影響的問題。決定科學工作者的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的力量究竟是什麼?科學家的研究和觀點又是怎樣影響社會的?我所涉及的科學家當然是所有經濟學家，但是上述問題卻具有普遍意義。我無法保證讀者能夠找到關於這些問題的直接的、更不用說完整的答案，因為智識和政治的影響格外地微妙莫測，難以追索。一個學者隻要尋求率直地回答一下自己的觀點和工作中存在著的這些重要影響，就足以證實這一關繫的復雜性。然而，我還是用各種方法去“蠶食”這些問題，希望引起別人的興趣並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我樂於感謝與阿倫·迪雷克特、加裡·貝克爾、米爾頓·弗裡德曼以及其他朋友的交談對我所產生的“某種”影響。在寫作第四篇“數量研究”的過程中，克萊爾·弗裡德蘭是一個少不得的人物。我還要感謝有關機構允許下列論文得以重印，這些機構和論文分別是：美國經濟學會，“經濟學家和國家”和“經濟學家和壟斷問題”；杜克大學出版社，“過去的經濟學有用嗎?”、“斯密漫遊於國家學說”、“邊際效用論的采用”和“經濟學中引證的習慣格局”；經濟學雜志，“原文注釋成為一項科研問題”；紐約科學院，“默頓論重復發現，否定與肯定”；南方經濟雜志，“經濟學家的作用”；多倫多大學出版社，“穆勒論經濟學和社會”和“科學地應用科學人物傳記，以J.S.穆勒為例”；西方經濟學會，“經濟學文獻：以斷折的寡頭需求曲線為例”。後，另外三篇次發表的論文是1980年4月24、 25和28日在哈佛大學坦納人力價值講座上的演講稿，它們初刊載於猶他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坦納人力價值講座》(第2卷)中。它們的重印得到了坦納人力價值講座這家公司的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