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國家與市場》是一本不同尋常的書。蘇珊·斯特蘭奇自己將這本書描述為一本教科書。但是，如果你認為《國家與市場》是一本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指導手冊，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學生來說很容易，那麼你可能會感到失望。《國家與市場》並沒有向學生提供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工具，也沒有涵蓋基本知識或介紹該領域的發展歷史。《國家與市場》更像是古希臘傳統中的教育文本，旨在通過討論進行教育。在這本書中，斯特蘭奇與學生們分享了她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處理議題和問題的方式。這毋庸置疑使《國家與市場》這本書成為當時相對較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發展的一個裡程碑。
《國家與市場》寫於國家顯著衰落、市場以全球資本主義的形式崛起的時期。當時，許多政府和政治家似乎主要通過“商業友好”政策來相互競爭。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解釋道，理由就是“別無選擇”（TINA）。市場是一體化的、流動的、快速的和可移動的。國家是靜止的、由內陸領土構成的。眾所周知，在戰爭中，流動性是關鍵。市場似乎掌握整個局勢。那些試圖違背歷史潮流的國家將會為它們的愚蠢付出高昂代價。
作為一名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斯特蘭奇在這本書中指出，上述分析是膚淺的。她寫道，正是權力“決定了權威和市場之間的關繫。除非施展權力和擁有權威的人允許，市場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功能方面發揮主導的作用”（P.25）。所以這本特別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指導手冊首先探討了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可能不會特別關注的問題：權力。斯特蘭奇所接受的訓練以及自身的傾向也使她更像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不是政治學家。然而，無論表面上看起來如何，市場或者——更令人驚訝——權威永遠不可能凌駕於權力之上。
這意味著國家掌握全部權力嗎？不完全是。斯特蘭奇認為，權力並不是在國家與市場之間轉移，也不是在市場和權威之間轉移。相反，權力決定這兩者之間的關繫。這種雙關語的表述方式有些奇怪。因為，如果權力不是掌握在政治權威的手中，也不是掌握在市場或者經濟權威的手中，那麼究竟是誰掌握了權力？人們認為，一本書的目的如果是探討權力的話，至少應該澄清這一點。斯特蘭奇通過引進一個新的概念來解決這一疏漏，這個概念就是結構性權力。斯特蘭奇把討論從能夠作出決定的行為體類型，也就是所謂的權力行使者，轉移到一個結構性領域，在這個領域，權力從定義上看不是一種可以被炫耀、使用、行使或者施加影響的資產。在她的批評者看來，這一理論的策略不過是勉強拼湊出來的。
關於權力不同類型的區別，聯繫性權力（一種A讓B去做B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和結構性權力在社會科學中已經是被知曉並獲得廣泛爭論和接受的。斯特蘭奇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概念。關於結構性權力的四個基本來源（為什麼是四個？）這一問題，蘇珊·斯特蘭奇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好朋友和同事——社會學家邁克爾·曼——在一份廣受好評的研究報告中已經提出來了。蘇珊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另一個悖論——她對結構性權力的探討更多是以商業為導向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蘋果公司或者破產的銀行控股公司雷曼兄弟的權力。相當明顯的是，這兩個經濟實體的權力並不能減少它們的資產、營業額或市值。它們的權力也不是它們可觀的資源和遊說能力的總和。蘋果公司的權力主要依靠其龐大的市場規模，或許更重要的是在於其創新能力。但是，蘋果公司的權力特定於它所經營的商業部門。根據一定的標準，雷曼兄弟的權力可以用它的崩潰來衡量。它引發了全球金融崩潰，就像扔進水中的石頭一樣，波及整個世界，第二波和第三波影響也在向後延伸——有時擴大損害，有時互相抵消。那麼可以說雷曼兄弟的崩潰直接導區危機，這是對的嗎？我也這麼認為。參與導致雷曼兄弟破產的決策者有沒有計劃或打算這麼做？我對此表示懷疑。蘋果公司目前是全球市值的公司。但是蘋果公司的崩潰應該不太可能像雷曼兄弟的崩潰那樣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同樣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另一方面，蘋果公司的崩潰可能會產生更深層次的影響。這可能會使對人們生活產生切實影響的公司倒閉。這是否意味著雷曼兄弟比蘋果公司更強大？或者反之亦然？
這種比較對斯特蘭奇來說就是，在國際政治經濟中，權力並不隻是A讓B去做B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這種聯繫性權力會忽略一些關於世界運作方式的實質性東西。蘋果公司和雷曼兄弟都有她所稱的“結構性”權力。它與多種因素有關:規模、市值、知識、組織，還有它們運作的特定市場。斯特蘭奇認為，蘋果公司和雷曼兄弟的真實情況必須適用於其他權力機構、政府、政府機構、國際機構、公司以及宗教或犯罪組織的真實情況。
在商業世界中，公司在它們所從事的領域中施展結構性權力，同樣也在它們決定不去做的事情上施展結構性權力。換句話說，它們的權力也體現在它們從市場上召回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或意願）上。眾所周知，通用汽車購買了洛杉磯公共交通繫統，並將其投入運營。蘋果公司是否決定進入汽車市場將會對我們未來十年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政治權力也是如此：政治權力不僅與你做什麼有關，而且與你不做什麼以及你從市場和政治中召回資源和商品的能力有關。政府的結構性權力可以從決策和非決策中辨別。美國決定不向敘利亞派兵和它決定向阿富汗派兵同樣重要。
還有很多關於結構性權力的例子。據我所知，無論是雷曼兄弟，還是在破產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行為體，美國財政部和巴克萊銀行（在這兩個例子中，都是關於行為體非決策的案例）都沒有任何關於希臘未來的政策。關於這一點，時任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對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有效市場假說(EMH)或新自由主義給予關注。但是雷曼兄弟的倒閉，引發了美國財政部出臺一個糟糕的決定，影響了上述所有情況。市場是一體化的，政治影響經濟，經濟影響政治，而結構性權力具有在不同環境間穿梭的神奇能力。
所有這些權力的排列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分析中都是缺失的。對於斯特蘭奇來說，她的世界比學術世界更廣闊，這個空白令人困惑。但是結構性權力無疑是一個棘手的概念。它反映了行為體直接和間接塑造事件的能力，不管它們是否願意。這是一種能力，這種能力隨著規模、位置、部門、目標和與其他領域融合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結構性權力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因此，結構性權力運作的背景不同，這些結構之間也有等級之分。斯特蘭奇認為，這些領域中重要的是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結構。第二重要的結構是運輸、貿易、能源和福利。
斯特蘭奇是對的嗎？對於這一點大家的意見不一。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的大多數人對她的結構權力理論持相當批判的觀點。他們認為這個理論不夠精確，它沒有為未來的發展和理論建設鋪墊明確的道路。它的描述性太強，缺乏嚴謹的分析內容。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繫列沒有框架的精彩觀察。當然，批評者是對的，但他們也是錯的。斯特蘭奇認為，理論應該根據結果來判斷。她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挑戰很簡單:“好吧，拒絕我的結構性權力理論。但如果你這樣做了，請想出更好的辦法。”
我們能認為後來版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以不同的方式借鋻了邊際主義和理性主義，或者新制度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和葛蘭西主義，或者也許是建構主義，這些理論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反思雷曼兄弟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嗎？這些方法中有沒有更好地描述國際政治經濟所帶來的權力復雜性？還是我們退回到了一種熟悉但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中，政治和經濟被整齊地分開，行動是理性的，權力是相關聯的？
斯特蘭奇告訴她的學生：不要聽信學術權威，包括我。讀這本書，就像你讀別人一樣，思考這個論點，就像書裡一章標題所說的那樣，“按自己的觀點尋求答案”。當你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希望你們都可以做到這一點。而我，知道應該如何去做。
羅恩·帕蘭 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