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副主任。長期從事經濟體制改革及宏觀經濟的理論、政策方針與方案的研究及部門經濟政策研究工作，尤其關注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市場經濟等問題。他是我國研究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6次參加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政策和體制文件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包括：《Two Decades of reform in China》《The Second Revolution》《中國市場經濟縱論》《市場經濟與中國改革》《China’s Economic Reform》《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強國之路》等。主編出版30多本對改革和發展有廣泛影響的經濟類書籍。

新望，經濟學博士，曾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民營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改革》雜志主編，現任《經濟觀察報》研究院院長、中研智庫研究院研究員。曾榮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出版《誰來擔綱中國經濟——民營經濟與區域發展》《村莊發育、村莊工業的發生與發展：蘇南永聯村紀事（1970-2002）》《蘇南模式的終結》，主編《改革 30 年：經濟學文選》《中國經濟學經典文選》等書。

 顧保國，復旦大學政治學碩士、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後，現任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志宣傳聯絡部主任。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現代企業理論等。曾主持30餘項省部級以上重點課題研究，出版《企業集團協同經濟研究》《怎樣當好新時代支部書記》《視角新疆》等多部著作，在《求是》《紅旗文稿》《黨建研究》《學習時報》等國內權威報刊發表理論學術文章100多篇，各類研究成果達200多萬字。      主要學術兼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會副會長，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等等。

周躍輝，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員，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繫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中央黨校高端智庫重點課題主持人，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領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近年來，承擔“黨中央治國理政經濟思想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及各類課題研究十餘項。出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常態下的大國經濟》《中國經濟大布局》等著作十餘部，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篇。

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回顧和思考

高尚全

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以來，彈指一揮間，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走過了40年的光輝歲月。40年來，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我們歷經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探索，我們從無到有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繫並不斷進行完善，我們扭轉了“文革”的動蕩混亂，走向依法治國，並不斷提高國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當然也並非一帆風順，改革開放的航程歷經千難萬險，改革開放的開拓卻從未停歇。

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正是我們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節點。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有必要回顧和梳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經驗和教訓，為我們即將開啟的新的改革探索積累更多的可供借鋻的經驗，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歷程

總的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展開的，到目前為止，這一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啟動目標探索”“框架構建”“體制完善”和“‘五位一體’的全面深化改革”四個階段。

1.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1978年—1991年）。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時期是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

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逐步向城市推進；從開展改革試點，積累經驗，再逐步推廣；對外開放從興辦經濟特區向開放沿海、沿江乃至內地推進。在農村改革方面，安徽等地率先進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改革試驗，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隨後推廣到全國。在企業改革方面，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在財稅體制方面，推行兩步“利改稅”，逐步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改革。在流通體制方面，廢除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逐步培育農產品市場。在對外開放方面，1980年，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隨著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們對推進改革的共識逐步形成，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革的重點逐漸從農村轉向城市，以搞活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全面展開。對國有企業實施了承包制、租賃制等改革措施，積極進行以廠長負責制、工效掛鉤、勞動合同制為內容的企業領導、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強企業的內在活力。宏觀管理體制方面，以宏觀間接管理為目標，對價格、財稅、金融、計劃以及流通體制等進行改革。采取“調、放、管”相結合的方針，理順商品和服務的比價關繫；大幅度縮小指令性計劃；改革銀行組織體制；實行各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制。同時，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開闢了一批經濟開放區。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階段（1992年—2002年）。以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標志，我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內容。

到200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宏觀管理體制方面，1994年提出對財政、稅收、金融、外彙、計劃和投融資體制進行繫統改革的方案，確立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的財政體制框架和以增值稅為主的流轉稅體繫，中央銀行的調控職能得到加強。國有企業改革方面，黨的十五大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實施“抓大放小”，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調整。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許多全國性的行業總公司改組為控股公司；通過改組、聯合、兼並、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對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了改革。市場體繫得到較大發展，取消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進一步放開了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素市場逐步形成。社會保障體繫建設方面，逐步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了失業保險、社會救濟制度及城鎮居民zui低生活保障制度。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階段（2003年—2011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全面部署。與此同時，黨中央總結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構想，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自此，我國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

這一階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農業稅、牧業稅、特產稅。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進；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改革投資體制，政府投資的範圍進一步縮小，企業投資自主權逐步擴大。土地、勞動力、技術、產權、資本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水、電、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加快。社會保障體繫不斷完善，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

4.“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2012年至今）。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不僅有效應對了復雜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風雲變幻，更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中高速平穩增長。

黨的十九大把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推向深入。黨的十九大不僅再次組成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而且高屋建瓴，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作出了諸多新的判斷。黨的十九大報告鄭重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其首要特征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我們黨進行理論探索，取得重大  創新成果，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全盤統籌推進改革，特別是率先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為其他方面改革的有效推進鋪平道路。

增長階段轉換與相配套的改革開放 

劉世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2010年第 一季度後，經濟增長開始減速。本文以增長階段轉換為分析框架，首先討論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的經驗與邏輯，然後依次分析了中速增長平臺的確立、高質量發展的若干背景性因素和面臨的挑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與相配套的重要改革開放舉措等。

一、增長階段轉換的經驗與邏輯

經濟理論是為理解經濟增長過程，包括歷史、現狀和未來提供分析框架的。已有經濟理論，如發展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較多關注落後國家如何擺脫低水平循環陷阱，進入快速增長軌道，即經濟“起飛”問題，而對起飛以後的可持續性和“降落”問題關注不夠，未能形成較為成熟、具有廣泛解釋力的理論框架。而後兩個問題，對應的正是新興經濟體若干年來所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現像和高速增長後的減速現像。理論準備不足增加了對近年來中國經濟減速性質的認知難度。

2008年中國經濟遇到全球金融危機衝擊，政府實施了事後稱之為四萬億的刺激計劃，2010年第 一季度經濟增長達到高點，此後開始回落。對這一變化存在著不同解釋。一種基於短期宏觀分析架構的觀點，把這種變化看成周期性波動，主張采取慣常的宏觀反周期政策。但對為什麼經濟增長率由10%以上降到了7%以下，而且還可能繼續下移，用傳統的周期性波動顯然無法解釋。另一種觀點則將增速下滑歸結於外部衝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後，全球經濟放緩，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增長也低於以往。但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正是在外部衝擊zui嚴重的2009、2010年，中國經濟能夠在全球率先回升，此後全球經濟逐步復蘇，而中國經濟卻出現持續回落。

還有一種國內外較多使用的“差距倒推”分析方法，即以全球經濟領先國家，主要是美國作為標尺，計算中國人均收入與它的差距，然後倒推中國未來的增長速度。例如，目前中國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0%，而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與美國也是大體相同的差距，此後日本經歷了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由此推斷，中國也還有20年的高速增長期。這種方法的主要問題，是混淆了收入差距與實際增長速度之間的區別。後起經濟體的追趕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分階段的過程，在不同階段，由於發展條件的差異，將會呈現不同的增長速度。舉一個通俗的例子，當年日本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0%，假設日本是一個20歲的年輕人，美國已有100歲。而20歲到40歲，是一個人精力旺盛、奔跑速度zui快的時期，所以此後日本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而中國人均收入目前也相當於美國的20%，但中國已經40歲，美國也到200歲了。中國已經歷了40年的高速增長，奔跑能力zui強的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不大可能重返高增長階段。

我們對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關注，是從國際經驗開始的。2009年，我們開展了一項關於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課題研究。在研究中注意到，二戰後一大批經濟體進入了工業化過程，但不少經濟體發展受阻，有些落入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隻有13個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其中典型的有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新加坡等。這些經濟體大都經歷了20—30年的高速增長，當人均收入達到1100（購買力平價，麥迪森1990）時，無一例外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在50%左右，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中國的增長路徑與上述經濟體較為相似。我們用三種不同方法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進行分析。一是把全國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二是按照發展水平差異，把省級行政區分成若干組分別分析；三是測算了人均鋼鐵、人均發電量、人均汽車擁有量的實物量指標。其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將有很大可能性下一個大的臺階。由此，我們提出了中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的增長階段轉換的重要判斷。這個判斷提出後，認可者並不多。即使當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後，有的同志寧願視其為短期波動，並不認為是大的結構調整。然而，經濟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增長階段的轉換實實在在地發生了。中央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後，共識明顯增加。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以上我們對增長階段轉換的判斷，首先是基於國際經驗，同時也構造了一個包含初始條件、制度、戰略等在內的分析框架。近年來，國內外對“降落”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增多。這方面的研究文獻，較多是從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劉易斯拐點出現等角度展開分析，有一定的解釋力。我們以為，重要工業產品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同樣不能忽視。所謂歷史需求峰值，是指某種產品需求量zui大或增長速度zui快的那個區間。與短期的需求決定不同，歷史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術水平和人們的需求偏好決定，本質上是由技術或供給決定的。歷史需求峰值的出現，給定了工業化高速增長期較大一部分產品需求的約束條件。即使人口結構不發生變化，這種需求約束條件依然會出現。這是來自長期需求，確切地說，來自長期技術進步等因素給出的約束。

除此之外，需要深究一些重要或基礎性的問題。比如，開放對後起經濟體發展的意義何在，出口和投資，特別是設備投資，在增長中的作用，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如何換代升級，不同增長階段如何銜接，經濟中可移動要素與不可移動要素如何結合，政府和市場在不同時期如何有效結合，收入分配和地區發展差距如何影響增長，是否存在理論上的zui優增長區間或路徑，等等。東亞諸多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經驗，尤其是中國獨特的經驗，加上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對深入理解上述問題提供了豐富素材。在此基礎上，有可能形成有意義的分析框架，對從起飛、持續推進再到降落的經濟增長進程提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