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帶一路 ” 是一面 “旗幟 ”
源於對世界形勢的觀察和思考 , 以及為了應對和化解我國和平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和突出矛盾 , 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共建 “一帶一路 ” 的國際合作倡議 。 四年來 , 中國作為首倡者 , 做了大量的工作。 “ 一帶一路 ” 因其道義上的感召力 , 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 。 因此 ,“ 一帶一路 ” 建設取得了遠超預期的成效。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 習近平總書記作的政治報告 , 從全面對外開放 、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 , 對推進“ 一帶一路 ” 建設又作出精闢論述。 大會還通過決議 , 將推進“ 一帶一路 ” 建設正式寫入黨章。 這一切充分體現了中國方面推進 “ 一帶一路” 建設的態度和決心 , 也進一步提升了“ 一帶一路 ” 建設在中國對外開放和對外合作中的地位。
一 、 “一帶一路 ” 為中國開放拓展了新空間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 , 對外開放始終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前 20 年的增長主要得益於東部沿海地區的率先開放 , 進入 21 世紀的十多年則得益於加入 WTO 後的進一步對外開放 。 當前 ,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深度融合 , 要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 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 更加自覺地樹立全球視野 , 更加積極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 實施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考察過去四十年的對外開放 , 實際上我們主要是面向太平洋方向、 向東的開放 、 向發達國家的開放 , 而向西 、 向印度洋的開放是遠遠不夠的。 “ 一帶一路 ” 倡議的實施 , 要求在繼續做好原有開放工作的同時 , 要關注向西、 向印度洋方向的開放 。 這無疑為中國的開放拓展了新的空間 , 為中國企業施展纔干提供了更寬廣的舞臺 。
經過這麼多年的積累 ,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 , 我國已經從以“引進來 ” 為主 , 進入到了“ 引進來 ” 與“ 走出去 ” 並重的階段 , 或者說到了大規模地 “ 走出去”、 高質量地 “ 引進來” 的發展階段 。
2002 年以來 , 我國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以兩位數快速增長 , 年均增速高於 30% , 到 2015 年達到 1456 , 位列世界第二 , 已超過外商直接投資 1356 , 成為資本淨輸出國。 2016 年對外直接投資更高達 1961 。 實際上這標志著我國在更大程度、 更廣範圍 、 更深層次上融入世界經濟。 從國內情況看 , 隨著支撐傳統增長方式的國內外條件和環境的深刻變化 ,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人口紅利 ” 消退 、 資本勞動比上升、 企業贏利空間收窄 、 各類風險累積 , 這要求我們必須重塑國際競爭新優勢 。 更加積極主動地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是重塑新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 “ 一帶一路 ” 的推進為我國企業拓寬海外布局 , 在全球範圍內爭取資源 、 整合產業鏈以及引領技術等方面提供了新天地。
二 、 “ 一帶一路” 為全球經濟增添了新動能
20 世紀 90 年代冷戰結束以後 , 世界經歷了一個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期 , 世界經濟也因此獲得了快速的增長。 可以說 , 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 , 促進了全球範圍內生產要素的流動 、 科技和文明的進步、 各國人民的交往 。 發達國家作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 從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 。 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抓住了機遇 , 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 其中 , 中國是佼佼者 , 發展的成就令全球為之矚目。 這表明 , 經濟全球化符合經濟規律 , 符合各方利益 。 但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 , 它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 , 也帶來了一些新情況新挑戰。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 , 全球經濟遭受重創 , 近十年來經濟復蘇乏力 , 投資貿易低迷 , 世界經濟仍籠罩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 , 全球性挑戰加劇了世界經濟不確定性 。 為此 , 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盡早擺脫困境的良方 。面對全球面臨的共同風險和挑戰 , 本應發揚同舟共濟、 合作共贏的精神 , 加強宏觀政策協調 , 創新經濟增長方式 , 努力推動經濟全球化朝更加包容的方向發展。 不幸的是 ,這時有人把導致當今世界問題的罪責安在了經濟全球化身上 ,正像習近平主席 2017 年年初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做的一個比喻 , 他說經濟全球化曾經被人們視為阿裡巴巴的山洞 , 現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 由於他們把罪責加在了經濟全球化的身上 , 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就是逆全球化的辦法。 因此 , 我們都可以看到 , 近年來 , 一些過去高舉自由化旗幟的國家 ,政策內顧傾向加重 , 民粹主義、 保護主義抬頭 , 逆全球化思潮湧”動 ,“ 黑天鵝 ” 事件頻發 , 世界的不確定性陡增 。 這充分說明 , 世界確實有了病 , 他們在喫藥 , 但開錯了方子 , 喫錯了藥。
“一帶一路 ” 國際合作倡議的核心內涵就是 , 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 , 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和發展戰略對接 , 以更開放的心態 , 促進協調聯動發展 , 實現共同繁榮。 以 “ 一帶一路 ”建設為契機 , 開展跨國互聯互通 , 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 ,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 , 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 。 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 , 如果能夠將順周期下形成的巨大產能和建設能力 , 與逆周期時寬松政策創造的超額貨幣供給結合起來 , 滿足沿線國家工業化 、 現代化的發展需求和提升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要 , 既有利於穩定當前的全球經濟增長形勢 , 也有利於提高生產要素質量 , 為下一個增長周期的到來提前打下基礎 ; 既避免了生產力的浪費 , 引導資源合理有效配置 , 也有利於為盤踞於銀行體繫的“ 貨幣堰塞湖 ” 尋找穩定出口 , 低成本地開展項目建設 , 從而獲取中長期、 可持續 、有前景的經濟和政治回報。 而且 ,“一帶一路 ” 建設主要面向歐亞非大陸 , 歐亞非大陸曾經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 , 是 《 一千零一夜 》裡講的 “ 流淌著牛奶與蜂蜜的地方 ”。在當今世界發展格局中 , 由於多方面的原因 , 這一地方的一些地區 , 成了衝突、 貧困和恐怖的代名詞 。 但這塊區域 , 人口眾多 , 資源豐富 , 蘊含著巨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潛力 。 如果能夠通過創新合作方式 , 把潛在的龐大的人口紅利 、 產出潛力和各種優質資源要素相結合 ,就能夠產生新的增長奇跡 , 這不僅有助於這塊區域本身的發展 ,對帶動全球經濟的復蘇亦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 一帶一路 ” 建設就有此功效 , 它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的獨特優勢 , 利用積累的豐富經驗、 技術和資金 , 為便利亞歐大陸乃至全球的經貿往來作出貢獻 , 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新動能 。
三 、 “ 一帶一路” 為人類命運指明了新願景
當今世界 , 人類面臨諸多共同的問題和挑戰 , 需要國際社會去共同應對。 而 “ 一帶一路 ”的提出 , 體現了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繫變革的智慧 , 為實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繫提供正能量 , 為人類共同命運提供新願景。
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繫中的角色經過了不斷調整的過程 , 新中國成立後至 20 世紀 70 年代曾遊離於國際體繫之外 , 未能充分參與到國際治理中來。 70 年代到 90 年代 ,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對外戰略的調整 , 中國開始逐步地融入國際體繫 , 並開始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 90 年代到 2010 年前後 , 為適應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國內改革開放的需要 , 中國以積極開放的姿態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來 , 提升了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 , 成為全球治理體繫的主動參與者和建設者 。 2010 年後 , 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達到新的水平 , 開始主動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方案 , 貢獻中國智慧 , 成為推動全球治理模式朝著更公平合理方向變化的重要力量 。總之 , 中國從初遊離於國際體繫的旁觀者 , 到國際秩序和規則的被動融入者和遵循者 , 再到現在的新的全球治理體繫的建設性參與者和積極引領者 , 參與全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得以極大的提升 , 參與領域得到極大的拓展 , 參與態度發生了積極的變化 。 2015 年 9 月 , 習近平主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 70 屆聯合國大會時 , 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 並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作了繫統的闡述 , 認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建立平等相待 、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繫 , 營造公道正義 、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謀求開放創新 、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 , 促進和而不同 、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 , 構築尊崇自然 、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繫 。 2017 年 1 月 , 習近平主席又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重要演講 , 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 實現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 , 並作出了中國願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
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的莊嚴承諾 。
“一帶一路 ” 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抓手, 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偉大實踐 。
四年多的實踐 , 人們越來越深刻感受到 “ 一帶一路” 不僅僅是對外開放的範疇 , 更是一種智慧、 一種哲學 、 一種精神、 一種文化 。 它是一面旗幟 , 是一面在全球各國努力尋求前行方向的歷史性關鍵時刻, 中國舉起的一面凝聚各方力量 、 實現共贏發展 、推動文明互鋻、 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 。
以共商共建共享之精神 , 這面飄揚的旗幟為矛盾和迷惘的世界指明了前景 , 為困惑和猶疑中的人們帶來了希望。 “ 一帶一路 ” 為沿線各國提供了一個合作新平臺、 找到了發展新動能 、提出了治理新理念 。它終將在亞歐非這片廣袤的大陸上 , 打造出一個新生的巨大經濟活躍地區 , 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增長極 。
這面旗幟之下的踐行 , 不僅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參與 , 更需要方法論的指引。
事實上 , 隨著 “ 一帶一路” 建設實踐的持續深入 ,“一帶一路 ” 在各個領域的理論構建需求日益浮出水面 。新形勢下 ,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 , 加快推進 “ 一帶一路” 理論建設 , 為“ 一帶一路 ” 實踐提供高水平理論支撐和決策服務 , 已經成為我國 “ 一帶一路” 學界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
我們高興地看到 , 梁昊光教授領軍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家數據分析與決策支持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嘗試。 本書緊緊圍繞建設一個什麼樣的 “ 一帶一路” 以及怎樣建設 “ 一帶一路” 這一主題 , 從歷史與現實結合、 理論與實踐融合的視角出發 , 集中研究“ 一帶一路 ” 命運共同體、 綠色絲路 、 數字絲路、 北極航道 、 地理空間、 金融創新 、 能源合作、 語言規劃 、 智庫話語權等重大問題 , 並提出相關理論構想和操作建議 。我相信本書的出版將為我國“ 一帶一路 ” 理論研究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撐 , 為中國由大而強貢獻蓬勃的思想動力 。
筆者於 2013 年起 , 親歷“ 一帶一路 ” 至今 , 理解錄於此 , 以為序。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歐曉理
2018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