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簡介/1

一、組織工作簡介/2

二、評獎公告/5

三、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公告/9

四、獲獎者及獲獎作品簡介/11

第二部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紀要/27

一、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28

二、華中科院士致辭/31

三、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教授致辭/34

四、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建華教授宣讀頒獎詞/37

五、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獲獎者獲獎感言/39

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獲獎者獲獎感言/46

第三部分第六屆張培剛經濟學紀念講座/51

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52

第四部分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69

一、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70

二、《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研究員劉霞輝致開幕詞/75

三、學術報告/76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新視角與新觀點》/76

——張軍《Economic Growth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Do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ter?》/80

——萬廣華《全球化與中美貿易戰》/84

——巴曙松《金融資源配置機制調整與新經濟發展》/93

——張建華《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條件下的經濟發展》/97

——賀俊《中國高鐵技術趕超的激勵結構和能力積累》/102

——劉守英《張培剛農業工業化假說的中國實踐》/107

——林伯強《中國能源清潔低碳轉型與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111

——張傑《中國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的障礙與對策》/115

——張曙光《新經濟的發展對經濟學理論的挑戰》/118

——劉清傑胡必亮《中國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雙向因果關繫研究——基於改革開放40年的實證檢驗》/122

——史清華《勞動力外出流動的基本規則》/151

——龍小寧《法治經濟與營商環境》/157

——李佐軍《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164

——朝鏞《Why AllUnits Discounts Can Harm Competition(為何忠誠可以損害競爭)》/167

——樊海潮《Quality，Variable Markups，and Welfare：A Quantitativ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Export Prices》/172

——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建模》/181

四、閉幕式/184

第五部分媒體報道/189

一、參與頒獎典禮、論壇的主要新聞媒體單位/190

二、關於頒獎典禮、論壇校外媒體報道的彙總/191

三、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綜述/196

附錄/205

附錄A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評獎條例/206

附錄B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評獎實施細則/210

附錄C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評獎條例/213

部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簡介/1

一、組織工作簡介/2

二、評獎公告/5

三、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公告/9

四、獲獎者及獲獎作品簡介/11

第二部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紀要/27

一、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28

二、華中科院士致辭/31

三、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教授致辭/34

四、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建華教授宣讀頒獎詞/37

五、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獲獎者獲獎感言/39

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獲獎者感言/46

第三部分第六屆張培剛經濟學紀念講座/51

解讀改革開放40年與新結構經濟學/52

第四部分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69

一、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70

二、《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研究員劉霞輝致開幕詞/75

三、學術報告/76

四、閉幕式/176

第五部分媒體報道/179

一、參與頒獎典禮、論壇的主要新聞媒體單位/180

二、關於頒獎典禮、論壇校外媒體報道的彙總/181

三、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綜述/186

附錄/195

附錄A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評獎條例/196

附錄B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評獎實施細則/200

附錄C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評獎條例/203

部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簡介/1

一、組織工作簡介/2

二、評獎公告/4

三、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公告/7

四、獲獎者及獲獎作品簡介/9

第二部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紀要/23

一、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24

二、華中科院士致辭/26

三、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銀行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教授致辭/29

四、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建華教授宣讀頒獎詞/31

五、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獲獎者獲獎感言/33

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獲獎者感言/39

第三部分第六屆張培剛經濟學紀念講座/43

解讀改革開放40年與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44

第四部分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57

一、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58

二、《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研究員劉霞輝致開幕辭/62

三、學術報告/63

四、閉幕式/146

第五部分媒體報道/149

一、參與頒獎典禮、論壇的主要新聞媒體單位/150

二、關於頒獎典禮、論壇校外媒體報道的彙總/151

三、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綜述/155

附錄/163

附錄A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評獎條例/164

附錄B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評獎實施細則/167

附錄C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評獎條例/169

前言張培剛（1913—2011）先生是我國具有國際影響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為發展經濟學的創立和新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立以張培剛先生命名的非公募基金會----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目的在於推動我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理論與政策。基金會的兩項重要公益活動就是支持“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的評選和表彰工作。設立“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旨在表彰為發展經濟學及其相關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促進經濟學研究繁榮，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設立“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旨在發現和表彰在發展經濟學相關領域擁有扎實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且具有較強科研潛力的中國青年經濟學者，促進中國經濟學學術進步，推動經濟學學科建設，鼓勵經濟學青年人纔的成長，提高中國經濟研究水平。“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於2006年啟動，每兩年評選一次。在全國廣大學者的關心和支持下，前六屆張培剛獎已於2006、2008、2010、2012、2014和2016年評出，何煉成、林毅夫、史晉川、譚崇臺、吳敬璉、劉遵義、蔡昉、姚洋、胡必亮、帕金斯（美）、李實、盧鋒、張軍、厲以寧、萬廣華、張曙光、徐滇慶、白重恩、瀋坤榮、朱玲、魏尚進、宋鼕林、陳詩一、路風、餘永定、李揚、張曉晶、史清華、都陽、Robert C.Feenstra、李志遠、餘淼傑、龍小寧和張曉波等學者先後榮獲此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於2018年啟動，每年評選一次。我們歷次的頒獎活動都獲得了圓滿的成功，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目前張培剛獎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界備受關注的重要獎項，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強。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評獎結果已於2018年產生。其中，黃群慧、賀俊、劉守英、唐宗焜、林伯強、劉暢、張傑、陳志春的五部作品獲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來自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東北財經大學的朝鏞，復旦大學的樊海潮和北京大學的王勇獲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2018年12月8-9日，我們在華中科技大學隆重舉行了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本次頒獎典禮由華中科技大學主辦，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承辦，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支持。在頒獎典禮同期，我們還舉辦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此次論壇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結構變遷與高質量發展”。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由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張培剛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和《經濟研究》編輯部聯合發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承辦，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支持。根據慣例，我們將頒獎及論壇活動的有關情況彙編成集出版，書名定為《中國經濟結構變遷與高質量發展--第七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青年學者獎頒獎典禮、首屆中國發展經濟學學者論壇文集》。本次活動得到了中央和省有關部委和領導的親切關懷，得到了華中科技大學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全國兄弟院校和廣大學界同仁的支持，同時，本次活動還得到了包括校友在內的很多社會人士的無私幫助，我們在此誠致謝意！此外，在籌備活動、收集整理和出版本書的過程中，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領導和編輯、本書編委會各位成員以及經濟學院的許多師生，特別是錢雪松、王彬、馬立君、郭寧、熊苒苒、施博書、黃莉、黃韶慧、朱紫雯等同志以及丁滋芳、唐英倫等同學，都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我們也一並表示衷心的感謝！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張培剛發展研究院院長張建華2019年8月

精彩文摘1：

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節選）林毅夫



(一) 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奇跡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回顧這40年的發展成就，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1978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大家印像中世界上貧窮的地方在哪裡？應該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被稱為“黑非洲”。而1978年的時候，他們的人均GDP是4，也就是說，中國1978年的整體發展水平，連世界上貧窮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都沒有達到。當時中國81%的人都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這意味著84%的人口生活在國際通用的貧困線之下。而且當時中國的經濟還是一種非常內向型的經濟模式，出口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5.6%，兩項加起來為9.7%，即90%的國民生產和國際是不能接軌的。在出口產品中，75%是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

以上這些數字，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聽來，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體會，我個人卻是一路經歷過來的。我1979年從臺灣回到大陸，在北京大學讀書。當時臺灣已經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陸高，北京給我帶來了很多生活上的衝擊。現在海澱區已經是城市中心區之一，但當時非常偏僻，為了方便，需要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自行車不是有錢就能買的，還要有票。我記得一輛鳳凰牌自行車的價格是人民幣，可當時北京大學的不少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不，需要3個月的工資纔能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開始有電視機，比較流行的是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這種電視機需要多少錢呢？人民幣。一般老師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資，纔能買一臺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通過這些數字，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發展水平。

但就是在這麼低的一個起點，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速度任何人都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標是“20年翻兩番”，也就是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在內，當時都認為這樣一個目標不會達到。因為在發展經濟學裡有一個自然增長率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任何國家、社會，除非在戰爭或者是自然災害破壞以後的恢復期，可能會有一年、兩年以7%的速度增長，正常情況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從這個理論來看，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標好像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人有一種智慧，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我內心感覺，小平同志提出這樣一個美好目標，無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勁，實現每年7.2%的增長，如果這個目標沒有達到，每年6%的增長率也不錯。那時候比較封閉，同學之間也不敢討論政府的目標有沒有可能實現。剛好北京大學來了一位紐約大學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問他：“中國現在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您是一位老教授，知識非常豐富，又走過很多國家，您認為中國有沒有可能在20年裡實現平均每年7.2%的增長？”他聽了以後，也是一直搖頭。

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的增長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經是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9.5%和7.2%之間，看起來好像無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長，但實際上如果用指數積累的話，就是天壤之別。如果按照平均每年7.2%的增長率持續增長39年，中國2017年的經濟規模會達到1978年的15倍；但實際上是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長，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這樣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下，2009年，按照市場彙率計算，中國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衡量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14.5%，2017年的貿易總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中國變成世界出口國，而且出口的產品從1978年制造業產品不到25%發展為現在97%都是制造業產品，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歷史上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被稱為“世界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了德國、日本；現在“世界工廠”在中國。2013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的貿易國。中國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為35%，高的時候曾經超過50%，現在低一點也有35%。但在所有大國中，也就是人口超過1億人的這些國家中，中國的貿易占GDP的比重。美國在20%~25%之間，日本還不到20%，而中國現在是35%左右。用這個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應該是全世界開放的經濟體。

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屬於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剛纔(胡)鞍鋼介紹我有幸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這對我個人來講，是一件非常難得、非常榮幸的事。我是世界銀行第九任首席經濟學家，如果看前面八任，當之無愧都是大師級經濟學家，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很有經驗的美國或者是歐洲的經濟學家，其中有得到諾貝爾獎的，有得到克拉克獎的，有當過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會主席的，有後來當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也有當過中央銀行行長的，一般都是在學術上非常有地位並且很有政治經驗的經濟學家，這個位置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世界上的職位。

我為什麼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呢？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立了很多國際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區性開發銀行如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這些國際發展機構重要的目標是什麼？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改變貧困現狀。但是現在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7億多貧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貧困人口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我之所以有機會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根本原因在於“水漲船高”。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績對世界減貧做出了巨大貢獻，使得全世界對中國的減貧經驗都非常重視，我纔有這個機會去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所以，把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稱之為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一點也不誇張，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場奇跡的參與者、貢獻者，也是這場奇跡的受益者。

(二)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

中國改革開放長達40年的發展，回顧起來確實是奇跡。但是對於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的我來講，卻是一個很大的謎題。固然40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可是隔幾年就會有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不僅國際媒體這麼講，還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經濟學家也都認為中國經濟維持不下去了、快崩潰了。然而實際上，中國卻是過去40年中一個沒有出現過繫統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沒有出現過，當其他國家、地區出現危機時，中國還發揮了維持穩定的作用。

明顯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東亞經濟體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得好的經濟體，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潰，當時大家普遍認為東亞經濟體崩潰以後，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纔能恢復，但是實際上東亞經濟體在2000年以後就開始恢復到和危機之前一樣的增長速度。當時學界普遍悲觀，為什麼會判斷錯誤？我想主要是因為中國發揮了作用，中國人民幣沒有貶值，成為東亞在發生危機時一個安定的錨，並且在其他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中國經濟還維持了8%的增長率，有效拉動了周邊經濟體的增長。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來勢洶洶，與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導致整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相比，從各種指標來看，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後像1929年的糟糕狀況沒有發生，固然與各國吸取了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在2008年底的二十國峰會上，決議共同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維護世界自由貿易有關，不過與中國也有關。在2008年底，我國推出的積極財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就開始恢復增長，拉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第二季度開始恢復增長，爆發危機的發達國家則在下半年停止了負增長，開始出現復蘇的跡像。國際上普遍承認這是中國的貢獻。

對於研究經濟學的人來講，既然中國的經濟是穩定快速發展的，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並且對其他國家、地區做出這麼大貢獻，為什麼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呢？並且講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證據證明中國經濟肯定要崩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自1978年底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率先實行改革開放，但中國不是的轉型中國家。進入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都在轉型，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要解決的問題和轉型的目標與中國一樣。實際上不隻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整個發展中經濟體都在轉型。這些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導的經濟，通常是危機不斷，所以80年代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從政府主導轉型轉變為開放型的市場經濟國家。

在八九十年代轉型期間，當時整個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政府主導的經濟或是計劃經濟存在政府干預、扭曲，政府失靈無處不在，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話，必須按照當時盛行的“華盛頓共識”，把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制度安排一步到位地建立起來。因此，個條件就是“市場化”，讓市場競爭來決定各種價格水平，然後由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這些國家在轉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價，但是如果要讓市場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價格必須由競爭市場當中的供給和需求決定，並且按照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這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看法。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讀過經濟學的人對這一點不會有異議。

第二個條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國經濟中的企業普遍是國有的，市場價格就會失去資源配置的功能。因為如果是國有企業，當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後，企業並不一定有積極性多生產，因為多賺的錢歸國家所有，而不是歸企業的廠長、經理所有，也不是歸工人所有；同時，如果投入要素價格上漲，國有企業也不會有積極性去節約使用，因為虧本沒有關繫，政府會給補貼，何必要勞心勞力地去節約呢？所以，當時的看法是，隻要企業是國有的，市場的價格信號就會失去資源配置的功能。

第三個條件是“穩定化”。為什麼要穩定化？因為在價格大幅漲跌時，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會降低。如果是漲價，可能引起囤積居奇，大幅降價則可能引起恐慌性拋售。價格要實現配置資源的作用，必須是相對穩定的。怎麼樣纔能讓價格穩定呢？就是政府不能有財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財政赤字，後一定會把赤字貨幣化，在赤字貨幣化以後就會出現高通貨膨脹，從而導致市場機制也會失去作用。

這些理論可以說是環環相扣、非常嚴謹而有說服力。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笑話，在經濟學界，當你拿一個問題問五位經濟學家，他們會給出六種答案，每個人都講得頭頭是道，但誰也不能說服其他人，大家都認為自己的答案是正確的。

不過在1992年，當時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後來成為美國財政部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同時還是克拉克獎的獲得者的Lawrence Summers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何向市場經濟轉型，整個學術界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必須以“休克療法”將“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穩定化同時落實到位，纔能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中國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辦法去做，而是推行1978年以來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轉型期，一方面，對老的國有企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一些民營勞動密集型產業進入市場。於是在中國的這種“漸進雙軌制”改革中，計劃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還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這樣的“漸進雙軌制”同時保持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扭曲又放開市場，是糟糕的轉型方式，而且這樣的經濟體會比計劃經濟時期還要糟糕。因為如果政府繼續對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干預，就會產生租金，有租金就會有尋租行為，就會產生腐敗，進而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國哈佛大學的 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學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在世界期刊《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用理論模型證明了中國這種“漸進雙軌制”改革是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糕。因為計劃經濟多是沒有效率，但是當時的工資都是八級工資制，拿的工資都是一樣的，沒有多少尋租的空間。即使有尋租的話，收錢也沒有用，因為買東西必須有票，沒有票不能買東西。當時大家的收入水平很平均。因此，計劃經濟下貪污腐敗問題較少，而漸進、雙軌可能會導致腐敗的普遍化，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化。

果不其然，他們講的這些問題，在中國轉型過程中都出現了。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職業就是“倒爺”。因為當時既有計劃價格、計劃物資，又有市場價格、市場物資，於是就有很多人去倒賣計劃配置的產品，轉手賺取較大的利益差。

由於這些問題在中國雙軌轉型過程中是實實在在出現的，所以加深了西方對中國政府的轉型方式是糟糕的轉型方式的印像。但他們也無法否認，從1978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市場的物資不斷豐富。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呢？當時的看法認為，無非就是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到城市裡變成制造業勞動力，出現了效率的提升。因此，隻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慢下來，他們就會認為中國經濟將要崩潰，因為他們很早就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式不可行，存在許多問題。

但是按照“休克療法”去做的這些國家，又怎麼樣了呢？中國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是其他國家所沒有實現的，它們普遍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的問題，危機不斷，並且經濟發展速度比六七十年代還要低，危機爆發頻率還要高。不僅如此，我們出現的腐敗、收入分配這些問題，其他國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比我們嚴重。

在轉型過程中，表現好的經濟體非常少，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類似中國的“漸進雙軌制”，“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中歐與東歐國家中，表現好的是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它們也沒有完全按照“休克療法”進行，大型國有企業都沒有私有化。在這裡，我不是說它們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問題，實際上都有問題，就像我國大型國有企業也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一樣，但是那些認為大型國有企業有問題就把它私有化的國家一般問題更多；蘇聯經濟崩潰為嚴重，下降了40%~50%，其中兩個表現好的國家是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它們同樣是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基本上和中國一樣實行“老人老辦法”，但“新人新辦法”和中國比更少一點。

中國這種“漸進雙軌制”的轉型方式，在當時被認為是糟糕的轉型方式，但事後來看，表現好的都是采取了這種“糟糕”的轉型方式。而當時認為的好的轉型方式，理論上說得一清二楚，邏輯上環環相扣，令人信服，但是按照那種方式去做的經濟體，卻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經濟表現比轉型前更差。

(三) 按照主流理論去做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成功的先例

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們學習理論，是希望把我們所認識到的世界的問題和現像了解清楚，然後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推動社會進步。我作為一名學者，曾經也很迷茫：我在學生時期努力學習的那些理論，似乎可以把轉型中國家的問題講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樣做的效果都很差。比如說國有企業，我知道有問題，但是當其私有化之後發現問題更多。

不僅在轉型問題上是這樣，發展問題也是一樣。我們知道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流”，有一小部分國家變成先進的現代化發達國家，其他絕大多數則變成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淪落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在次世界大戰時，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在自己政府的領導下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為了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這一需要，現代經濟學出現了一個新的分支——發展經濟學，主要是想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代發展經濟學，現在學界把它稱為“結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擺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追求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民富、國強：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夠和發達國家一樣，這叫民富；希望國家實力和發達國家一樣，能夠平起平坐，這叫國強。

怎樣實現民富、國強？從民富方面來看，必須讓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達到和發達國家同等的水平，那麼工資收入水平纔有可能達到和發達國家一樣的水平。如果要讓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和發達國家一樣高，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當時是資本密集的大工業。如果不能擁有這些先進的大工業，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去支撐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從國強方面來看，必須有很強的國防實力，而國防實力依靠軍事工業，當時的軍事工業同樣也是先進的資本很密集的大工業。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發展經濟學研究都想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非常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很密集的大工業。但事實上遇到的挑戰是什麼呢？眾所周知，這些大工業很重要，但就是在市場中不能自發發展起來。當時的認識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市場失靈，靠市場配置資源的這種現代化的大工業很難發展起來。為什麼市場會失靈呢？因為這些發展中國家當時都是農業經濟國家，繼承了很多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慣、價值體繫、生活方式，導致出現儲蓄率低、缺乏投資意願、沒有現代化思維等一繫列問題，這些“結構性”因素造成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沒有辦法積累資本，並把資本配置到現代化的大工業中，所以，代發展經濟學被稱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所提出的政策處方是：既然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無法由市場配置發展大工業，那麼自然必須用政府干預、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現代化的大工業。當時推行的政策，後來一般稱之為進口替代戰略。這些發展中國家，本來是出口農產品或者自然資源產品和進口現代化的制造業產品的，而現在需要自己生產現代化的制造業產品，因此稱為進口替代戰略。這個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曾經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接受這種觀點，其實現在國內很多知識分子也看不出這個邏輯推論的缺點，不少還是主張中國應該發展先進的大工業，纔能趕得上發達國家。但是，在這樣一個進口替代戰略政策的引導下，這些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狀況是什麼？開始幾年經濟會快速增長，但是把現代化大工業建立起來以後，經濟效率便非常低，接著就是經濟發展停滯，出現各種危機，不僅沒有縮小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在擴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追趕成功的非常少，能夠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隻有兩個，一個是我國臺灣地區，另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地區可能到2025年左右，會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1960年時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時隻有13個經濟體達到高收入水平，這13個經濟體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如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它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本身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從這幾個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來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它們的發展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除了與西歐本來就差距不大的國家或者是石油生產國，這些東亞經濟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直到70年代，發展的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小規模制造業，而不是結構主義所主張的大規模、現代化、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東亞推行的不是進口替代戰略，而是出口導向戰略。從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發展路徑，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比較先進，生產力水平比較高，發展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小規模的、生產力水平低的制造業，怎麼可能趕得上發達國家？但事實證明，後來真正趕上的隻有這幾個國家，結構主義的政策被認為是錯誤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想方設法追趕發達國家，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民富國強。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在“認識世界”上很有力，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勞動生產率水平低。為什麼勞動生產率水平低呢？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一樣擁有先進的大工業。那些先進的大工業為什麼發展不起來？因為市場失靈，資源沒有辦法投入相關產業中。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轉型時，計劃經濟效率為什麼那麼低？因為政府扭曲干預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預，就會有資源配置錯誤，效率自然會低。新自由主義和其政策處方“華盛頓共識”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好是政府失靈，這個看法很有說服力。但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處方推行的結果卻與理論預期不一樣。實際上，現在少數幾個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都采用了漸進的、雙軌的這種當時被認為是糟糕的轉型方式。



文摘2：

(四)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上述理論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或者是轉型中國家的問題講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這些理論的處方去做卻基本上都失敗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問題在於他們總是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繫，發現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缺什麼，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或者是發現發展中國家什麼東西做不好、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模式去做。這樣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從改造世界的角度來看卻失敗了。我主張“唯成乃真知”，如果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無法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我們就需要自己去認識現像，提出新的能夠改造好世界的理論。

當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時，我主張回到亞當·斯密，但不是回到《國富論》的結論，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獲得《國富論》的結論時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國富論》的研究方法，其實就一清二楚地寫在《國富論》書名的全稱上，也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是從研究財富的本質，以及17世紀、18世紀時英國財富快速積累的決定因素而得出其結論。因此，當我們研究發展問題時，我也主張要去研究發展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決定因素是什麼？而不是去研究發達國家有什麼、能做好什麼，並以此為標準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什麼做不好，然後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所擁有的，做發達國家能做好的。

發展的本質是什麼？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什麼呢？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怎麼樣纔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呢？就是現有的產業必須不斷實現技術創新，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必須不斷湧現。任何國家早期時都很貧窮，大多是以農業為生，采用傳統技術，因此農業必須逐步采用現代化技術。但僅在農業領域技術創新也不行，農產品的價格彈性低，會出現增產不增收的問題，所以必須有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非農產業制造業不斷湧現，可以把勞動、土地、資本從農業配置到非農產業，這是一種產業技術結構的不斷演變。並且隨著現代技術、現代產業的投資規模、生產規模越來越大，風險也越來越大，相應的比如電力設施、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以及金融等軟的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建立、完善起來。進而隨著交易的範圍越來越廣、交易的價值越來越高，還必須有合同，必須有合同的執行，這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斷完善。因此，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這樣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這正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

我主張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研究發展問題，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按理說應該叫結構經濟學，正如如果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研究農業就叫農業經濟學，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經濟學，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應該稱為結構經濟學。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因為代的發展理論是結構主義，為了與結構主義區分，所以叫新結構經濟學。類似的命名方式，在現代經濟學中也有先例。20世紀60年代，諾斯開始主張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按理說應該叫制度經濟學，但是現在大家都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因為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區分於制度學派，就叫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其實也是為了與代的發展經濟學即結構主義區分。

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是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技術、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等結構的決定因素是什麼？什麼因素推動上述結構的不斷變遷？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水平非常高，資本密集，技術很先進。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資源產業，或者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傳統農業、制造業。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構差異呢？這種結構差異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呢？仔細思考會發現，這是一種內生現像。發達國家為什麼一定要發展資本密集的產業？因為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資本價格相對低，勞動力價格相對高，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有比較優勢的就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反過來看發展中國家，為什麼在政府沒有干預之前，看不到資本密集產業，存在的產業基本上不是勞動力密集的農業和小規模制造業，就是自然資源密集的產業，實際上是因為在要素稟賦結構中資本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這是由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決定的。由於要素稟賦在每個時間節點上是一定的，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相對豐富程度是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就決定了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哪些產業有比較優勢，有比較優勢纔能形成競爭優勢。

發展經濟學所要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逐漸從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移，或者從資源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移。既然每個時點的產業結構是由那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那麼改變產業結構、改變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麼？就是要改變要素稟賦結構，怎樣從資本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或是自然資源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或是自然資源相對短缺？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應該增加資本積累。怎麼樣纔能增加資本積累？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去選擇產業和技術。因為如果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就可以形成的要素生產成本，同時如果有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話，交易費用也可以很低，這樣比較優勢就會變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以後就可以較大限度地創造利潤、創造剩餘價值，並且投資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形成較高的回報率，資本積累的意願會較高，資本增加、要素稟賦結構提升和比較優勢升級的速度會更快。

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這是經濟學家的語言。企業家不關心比較優勢，企業家隻關心利潤，利潤決定於產品和要素的價格。如果要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必須有一個制度前提，這個制度前提就是必須有一個競爭性市場。靠市場競爭決定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纔會引導企業家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所以市場經濟非常重要，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我們研究的是經濟的動態變化，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動態變化過程中，首先必須有先行的企業，先行企業的成敗都會有外部性，會比追隨的企業有更大的風險，因此必須給予激勵。同時，先行企業是否成功，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具備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這些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不是企業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場來提供，需要很長時間，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須有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克服在經濟動態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外部性和完善軟硬基礎設施。所以，一個發展良好的經濟體，實際上需要兩個制度前提，一個是競爭的有效市場，一個是克服市場失靈的有為政府。在此我也說明一下，很多人誤解新結構經濟學隻強調政府、不重視市場，其實新結構經濟學是先強調市場的重要性，然後指出在動態變化過程中有很多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需要有一個有為的政府，是強調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既要有市場也要有政府，兩者缺一不可。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結構主義為什麼失敗就很清楚了。結構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內生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讓一個收入水平很低、資本短缺的農業經濟，去發展現代化資本密集的產業是沒有比較優勢的。如果沒有比較優勢，在競爭的市場中企業就會虧損，企業就不會有發展的積極性。所以結構主義所認為的市場失靈實際上並不是市場失靈，而是這種產業在市場經濟中根本存活不了，結構主義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的內生性。東亞經濟體為什麼成功了呢？因為東亞經濟體的發展正好遵循了比較優勢的原則。發展早期資本少、勞動力相對多，東亞經濟體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同時東亞經濟體的政府都是積極有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進過程中的市場失靈問題。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品可以出口到國外，所以變成了外向型，同時，按照比較優勢，政府又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改善軟硬基礎設施以降低交易費用，就會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就會積累資本，改變比較優勢，產業結構就會不斷升級。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華盛頓共識”會失敗，而且失敗得如此徹底。對於轉型之前的那些扭曲問題，包括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對價格形成的干預以及對大型企業的國有化，這種扭曲都是為了把那些資本密集的、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起來的必要制度安排。“華盛頓共識”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看到這些扭曲的內生性，認為這些干預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隨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資本密集的現代化產業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這些保護補貼就活不下去，如果把這種干預扭曲都取消了，企業就會倒閉。這些企業倒閉可不可以接受？倒閉的話會出現大量失業現像，就會給社會和政治帶來不穩定，沒有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怎麼發展經濟？而且其中有不少企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如果沒有資本密集、先進的大型重工業，我們就不可能生產飛機，不可能生產航空母艦，也不可能生產原子彈、火箭。一個深刻的教訓案例就是烏克蘭，其在20世紀90年代完全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

為了國防安全，資本密集的、和軍事工業相關的產業，即使私有化以後也不能讓它倒閉，但現實是沒有補貼活不了。所以，問題是這些必然給予保護補貼的企業，到底在國有時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在私有時給的保護補貼多？關於這個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國際、國內和很多人爭論，當時流行的是科爾奈的說法，即國有企業虧損給補貼是因為這些企業是國有的，與政府的關繫就像父子關繫，兒子虧本父親必須給錢，所以在其私有化之後，切斷父子關繫就沒有問題了。

當時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作政策性負擔，事實上這些產業都有政策性負擔。如果所在的產業沒有比較優勢，而且是國家戰略需要的產業，在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的情況下，到底是在國有時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在私有時給的保護補貼多？當時我的推論是：國有時給的保護補貼會比私有時給的保護補貼少。

為什麼這麼推論呢？當國有化時，如果踫到企業虧損，廠長、經理會向國家申請資金補貼，闡明企業生存是國家的需要，國家隻能給予保護補貼。不過給了保護補貼以後，多數會出現腐敗現像，即大喫大喝，浪費資金，但極少出現較為猖獗的貪污行為。

而當私有化以後，有沒有私人老板補貼國家的？沒有。私人老板以同樣的理由，向國家申請保護補貼，在拿到保護補貼後，放在他們自己的口袋中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就會有更大的尋租積極性。在尋租之時，他們可能會與政府官員勾結，導致更嚴重的腐敗。

20世紀90年代我與很多人爭論這個問題，到現在還在爭論。很多人說國有企業沒有效率，直接民營化就好。我說，如果是在競爭性行業中也許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壟斷行業或者是沒有比較優勢或者是與國防安全相關的行業，這種資本密集的產業存在政策性負擔，其實私有化以後效率更低。20世紀90年代時與人家爭論隻是邏輯推論，現在則有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包括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以及東歐國家、蘇聯的經濟學家，都給出了大量實證研究予以證明。我於2015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發表過一篇以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反思“華盛頓共識”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幾年引用率較高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遺憾的是，國內許多經濟學家對實證經驗的證據不太在乎，隻是看到國有企業沒有效率，認為私有化就好。但是實際上私有化以後，給的補貼更多，從而導致腐敗現像更嚴重，收入差距問題更明顯。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漸進雙軌改革的好處是可以維持穩定並取得快速發展，付出的代價則是為了保護補貼，承擔了政策性負擔，大型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保留的各種干預和扭曲，以及由此導致的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沒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給予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短缺，多數大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有了自生能力，保護補貼的性質就變成了“錦上添花”。改革應該與時俱進，把轉型期遺留下來的各種干預扭曲消除掉，纔能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所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發揮好的作用”，這樣纔能建立起一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機結合、共同發揮作用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