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代序）【陶一桃】

Ⅰ總報告

1中國經濟特區年度發展報告【陶一桃李猛】

Ⅱ專題研究報告

2中國經濟特區產業轉型發展報告【袁易明周軼昆閻振坤】

3中國經濟特區資源效率與可持續發展報告【鐘若愚彭新纔】

4中國經濟特區創新發展報告【張凱】

5中國經濟特區體制改革報告【陳家喜黃惠丹左瑞婷】

6中國經濟特區社會信用體繫建設報告【張克聽張芳】

7中國經濟特區社會保障發展報告【高興民許金紅張祥俊高法文】

8中國經濟特區金融產業發展報告【郭茂佳】

9中國經濟特區文化產業發展報告【鐘雅琴】

Ⅲ特區發展分述報告

10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報告【伍鳳蘭潘鳳】

11珠海經濟特區發展報告【陳紅泉】

12汕頭經濟特區發展報告【陳紅泉】

13廈門經濟特區發展報告【劉偉麗潘鳳】

14海南經濟特區發展報告【劉偉麗闫振坤】

15上海浦東新區發展報告【章平】

16天津濱海新區發展報告【章平】

Ⅳ特區發展動態考察報告

17深圳前海合作區發展報告【雍煒】

18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報告【範霄文秦渝】

19中國圖們江地區外商投資發展報告【瀋萬根】

20新興經濟特區發展報告【王保衛張穎】

21非洲經濟特區發展報告【羅海平】

22後記【陶一桃】

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代序）

陶一桃

陶一桃，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國不僅曾經是一個傳統的計劃經濟大國，同時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社會由計劃向市場轉型的過程，既是改革開放的過程，又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營建過程。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作為發展中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面臨許多共性的問題，如都既受益於經濟全球化，又受制於經濟全球化；都會面臨未富先老的問題；都會遭遇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保障問題；都存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法制法規、完善社會規制、向國際慣例學習等諸多共同問題。我認為，中國在“舉國體制”下不同程度地解決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所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和社會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鋻意義，正如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和臺灣地區土地改革成功的普遍性意義一樣。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和普遍問題的存在，往往使某一國家的民族性或國別性的成功具有客觀上的世界意義。當然，這種意義絕不是為世界樹立樣板，而是為人類提供可供分享的智慧和精神財富。“中國道路”作為一種成功的轉型路徑，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的實現路徑選擇提供了鮮活的案例。

另外在中國，特區已經成為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以一座城市及其周邊區域的發展繁榮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繁榮，從而實現現代化的一條有效路徑和捷徑。而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對世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以建立經濟特區的方式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經驗和同樣珍貴的教訓。

（一）選擇、引進並堅持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

早在1980年經濟特區條例公布之後，廣東省就明確提出：特區要以引進外資為主，以實行市場經濟為主。而當時的中國還把搞市場經濟視為“洪水猛獸”，將其等同於搞資本主義復闢。因此，1982年，特區僅僅建立兩年，就面臨傳統意識形態的猛烈批判，“反和平演變”成為主旋律。盡管1978年就已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業從基本面來說，已經踏上了不可逆轉的道路，但同時又籠罩著巨大的陰影。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充滿政治智慧與偉人的膽略，力排眾議、扭轉乾坤，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終確定了市場經濟的方向。那就是關於市場經濟不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的定論。

對中國來說，沒有特區，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踐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有經濟特區的成功與示範。市場經濟成就了中國經濟特區，市場經濟也挽救了中國。

（二）堅持以開放促改革

中國的對外開放始於經濟特區的設立。改革開放加快了當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整體轉型，經濟體制也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外開放在初僅僅意味著擴大對外貿易、引進技術設備等。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開放的含義也進一步明確並得到擴展，全面開放的實質是制度創新和體制借鋻。

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開放源於其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深港合作自然成為深圳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把香港請進來”，既符合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根本方向，又有助於尋找到構建現代化城市的捷徑。香港這個因素，是深圳經濟特區成功的得天獨厚的區域因素。

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在邏輯和現實中經歷了由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型和由政策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的過渡。兩者既體現為邏輯上的演進，又表現出發展進程的統一性。它們既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又是這一過程發展的必然結果。

1.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

外向型經濟是一種“兩頭在外”的經濟運行方式，特指原料進口、產品經過加工後再出口的經營方式。在中國由封閉經濟逐步走向開放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同時由內向發展向外向發展轉變。在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開發、開放沿海城市，主要是為了學習外商的經營經驗，重在利用外資、發展外貿、增加供給、解決短缺經濟問題，從而帶動經濟增長。此後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也是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步驟。

但外向型經濟逐漸暴露出一些內在缺陷：以沿海地區為主的高度傾斜的對外開放，使經濟的整體開放度不高，開放的目標過度集中；國內區際差異擴大；聯動開放效應低下；開放循環鏈條中斷等。外向型經濟被開放度更高的、內外融合的開放型經濟所取代成為客觀的必然趨勢。

開放型經濟是指由成熟的運行機制和法律制度支撐的開放度較高的經濟體繫。開放型經濟體現為政府基本按照市場經濟的機制和規則進行管理活動，具有成熟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比外向型經濟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和更高的開放度。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核心，就是要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經濟合作，限度地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文明成果。

2.政策性開放走向制度性開放

在走向開放型經濟的歷程中，對外開放的經濟體制也經歷了從政策性開放邁向制度性開放的漸進性過程。初啟動開放進程所采用的特殊政策體繫雖然不具有嚴格的“制度性”意義，而是針對特定地區和對像的差別待遇和優惠措施，但它也是廣義上的開放經濟體制在初期的一種必要的表現形式。不過在快速推動對外開放發展以及通過內生力量推動與此相應的一繫列體制改革之後，中國逐漸向構建契合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的開放經濟體制的方向邁進，開放經濟體制由此逐漸具有了真正的“制度性”內涵。這一嚴格意義上的“制度性”開放經濟體制的終建成和完善，正是中國今後的主要任務和目標。

早期我國主要通過特殊政策啟動對外開放和相應的體制改革，經濟特區的創辦和發展便是這一方式的典型。在特區經驗成功之後，中央延續這一“給予特殊政策啟動開放”的思路與模式，將對外開放拓展到更多的地區和領域，如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沿海經濟開放區，並實施了由沿海開放到沿邊開放的戰略轉移。在實行特殊政策啟動開放的同時，國內體制也進行了一些相應的改革和變化，從而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吸收利用外資、發展外貿的經營管理體制。

2001年中國加入WTO，標志著對外開放開始從政策性開放逐漸轉變為制度性開放，真正開始構建具有深刻“制度性”內涵的開放經濟體制。

從政策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的轉變，關鍵在於進行積極而有效的制度環境建設。從提供優惠政策轉向建設環境及制度，從利用優惠政策促進開放轉變為通過建立良好的社會軟環境，如基礎設施、交通通信、教育水平、人力資本、行政效率、法制規範等來促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現階段的全球化競爭主要在於良好的制度和法制環境，因此要形成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就必須建立一個公平、透明、良好的法制和制度環境。

（三）尊重與拓展對人的解放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解放生產力開始的，而對生產力的解放的實質就是對人和人性的解放。

1.改革開放調動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個人的積極性

社會終的主體不是國家、城市和單位，而是市場經濟中作為經濟人的人。如深圳95%以上的移民構成生產力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動，大力引進香港以及海外資金構成生產力強大的要素——資本的自由流動。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批農民工進城，他們成為中國經濟特區的建設大軍、服務大軍的主體，也是“中國奇跡”的創造者。

2.改革開放調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另一主體——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這也是中國特色所生產的“魅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地方政府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被安排”“去執行”轉變為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因競爭而主動創新。區域競爭（包括省際、市際、縣際）構成中國經濟特殊的強大內在動力，“中國奇跡”在這裡可以得到有力的解釋。被賦予了莊嚴的使命感再加上轉變個人命運的強烈欲望，使特區政府更加充滿活力。

然而，創新的主體並不是政府，而是企業。良好的特區創業環境終於孕育出騰訊、華為、中興、比亞迪、巨人、格力等創新型企業及其背後的企業家。創新型企業已經成為特區的中流砥柱，高新技術產業使特區成為國內的高科技重鎮，可以說，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企業家階層的形成是特區自由發展的堅強基石。

對人的解放不僅在於政治，更在於經濟，其根本內容就是對個人產權的確認。清楚地界定資產權利是市場交易的關鍵條件。中國的改革開放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變為以資產界定權利，唯此中國纔發生奇跡。重新界定產權後，中國大幅度降低了全盤公有計劃模式的制度運行成本，解放了龐大人力資源的生產力與創造力，從而得以在全球市場上形成綜合成本競爭優勢。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使中國成為增長快的經濟體，並以自己的增長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

（四）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

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反映出鮮明的中國特色所特有的“魅力”，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舉國體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動員力與集中力。如高交會、文博會等，一聲令下，千軍萬馬齊奔騰，效率之高、規模之大、動員之廣是左右無法比擬的。當然，我並不認為轉型中的過渡狀態和超常規特殊項目的獲得是一種常態和應有的特色。中國經濟特區30多年的輝煌成就說明了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的正確性，這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道路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而這一切又都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發現與揭示。

從根本上說，中國進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這場制度變遷的發軔者、領導者或者說直接的倡導者，同時又是這場制度變遷中的“被改革者”。一方面，沒有中央政府的決策和授意，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實踐，如特區的產生就是中央賦予地方政府特殊政策的結果與產物；另一方面，政府又處於政府的權力還要由政府的權力來剝奪的自我改革之中。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對於轉型國家而言，政府在強制性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沒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強大政治力量的推動，就無法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更不可能有今天市場經濟的普遍確立和社會經濟的繁榮。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強大的“舉國體制”會在資源稀缺或有限的情況下，高效地集中資源干大事，並以決策的高效性引領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在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確立的前提下完善市場經濟，這兩種情形下政府的職能與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或許更需要政府通過比較強勢的干預，推進市場經濟的形成，從而加速完成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而後者則要求政府在尊重市場規律和機制的前提下，矯正市場失靈，服務於市場而非駕馭、主導市場。強大的國家與發達的市場作為結果無疑是令人向往的，但作為實現的過程，它要求我們處理好國家與市場或者說政府與市場的關繫。

（五）解放思想，敢於創新，寬容失敗，營造寬松、包容、自由、分享的改革開放的文化環境

30多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那麼解放思想則是實現這一路徑的前提與保障。沒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實踐，而改革開放又把解放思想從理念變成了現實；沒有敢於創新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而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實又為敢於創新提供了更加廣闊、包容的制度空間；沒有寬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會環境，就不可能有社會經濟的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展與展現又為寬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會環境注入新鮮的活力與創造力。

我贊同這樣一個說法：我們的社會不會因為缺少奇跡而枯萎，卻會因為缺少創造奇跡的思想而失去生命力。

（六）以要素稟賦的變化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方式的轉型

深圳經濟特區的起步是從“三來一補”開始的。選擇這樣的發展方式是由當時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隻是一個計劃經濟比較薄弱的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那個時期的深圳所擁有的具有相對優勢的生產要素是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而缺乏的則是資金、技術和管理。時逢香港經濟的產業更新換代與結構調整，以加工業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開放政策的引導下，及時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戶於急需制造業的深圳，並在轉移產業的同時把資金、技術、管理和現代企業制度一並轉移到了成長中的深圳。通過承繼市場經濟發達地區和國家的產業更新鏈條，深圳不僅降低了經濟發展的起步成本，同時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場經濟學習的成本，確定了外向型經濟的基本特征。同時，“輸入”的加工制造業，還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產業的興起與發展。

當深圳經濟踏上高速增長的軌道時，自身自然資源先天不足的約束很快顯現出來，並引起決策者們的切實關注。自然資源的先天不足，意味著任何以過多的自然資源要素消耗和使用為增長方式的選擇，都會在稀缺規律的作用下，使人們不得不為財富的創造和社會的發展支付較高的價格，從而增加經濟增長的代價。

從以“三來一補”為主體到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柱，深圳適時地選擇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制度變遷中政府決策的主導力量（專項資金設立和政策優惠等），解決了初期高投入的資金缺口問題，減輕了高新技術企業獨擔風險的壓力；以改革者特有的寬闊胸懷營造了高新技術產業落戶、成長、發展、創新的制度環境，吸引一大批國內外著名的高新企業落戶深圳；以變革者的遠見卓識為高新技術產業的後續發展提供了智力保證，一些著名大學和各類科研機構在深圳生根築巢。到2000年，深圳計算機磁頭產量居世界第三位，微型計算機產量占全國的25%，程控交換機產量占全國的50%，基因干擾素產量占全國的60%，同時深圳還是全國的打印機、硬盤驅動器、無繩電話的生產基地，並已形成電子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和激光五大高新技術支柱產業。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模仿一直是中國高新技術產值增長的主要途徑。然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真正的國際競爭力不可能長期來自模仿。深圳市政府很快認識到，產業自身的創造力，即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纔是企業永久生命力和國家持久競爭力的根本源泉。於是，自主創新作為一種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戰略思考，被現實地提了出來。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我們的社會必須改變以往對勞動力簡單使用與低價消費的做法，在制度安排上把對廉價勞動力的“浩劫性”使用，變為有目的的增值性使用，即以技術培訓和福利完善的方式，增加勞動力自身的經濟價值，從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

大多數經濟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並不是自然稟賦意義上的資源缺乏問題，而是要素結構意義上的資源約束問題。所謂要素結構意義上的資源約束，是指“要素稟賦結構”低下，即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中，缺少如資本、技術、教育、管理、法制等較高級的要素，而沒有受過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勞動力則較為豐富。因此，結構低下不是結構低下的原因，而是“要素稟賦結構”低下的結果或現實表現。

（七）走向全面發展是實現社會持續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

經濟繁榮會帶來社會繁榮，但繁榮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社會文明。經濟繁榮、制度文明、社會昌盛必將共同構成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終目標。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說，“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繫都不是簡單的“土豆”與“馬鈴藷”的關繫。“經濟增長”意味著更多的產出，指一個國家的產品和勞務數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產出的增加，通常以GDP或人均GDP來衡量。“經濟發展”則是指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濟增長，它不僅意味著產出的增長，還意味著與產量增加同時出現的產出與收入結構的變化，以及經濟體繫、政治條件、文化條件的變化；它不僅意味著社會的富裕，而且還意味著在社會富裕的同時貧困和饑餓的消失以及相關聯的文盲現像、疾病、夭折的消失；它不僅意味著物質財富的豐富，還意味著人的精神、權力、機會的平等，以及對人的尊重與權利的平等給予；它不僅意味著個人福利的化，還意味著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以及對社會剩餘機會均等的分享。GDP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但絕不可能是社會發展的終目標。沒有社會福祉提升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長，隻能是一個缺乏靈魂和人文關懷的單純物質的增長。

中國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不僅把“發展”從增長方式的轉變拓展到社會發展，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且無疑把人的發展真正納入了社會發展的內涵之中。人作為人類社會的主體，其創造財富的過程，必定也是喚醒自尊心和對自由產生要求的過程。因為人自身解放的標志不僅是富裕（當然，沒有富裕就談不上解放），還必然包括與富裕同時擁有的權利與尊嚴；生產力解放的標志不僅是獲得自由流動的權利，還要獲得公平交換和選擇的權利。沒有選擇的公平與自由，就沒有發展的幸福與尊嚴。

中國的社會改革是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展開的，由於尚未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加之轉型社會分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因此經濟增長中的貧困現像和經濟繁榮中的低福利問題，“過早”地成為政府必須用制度安排來解決的社會問題。應該肯定地說，政府必須把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實現普遍富裕的保障措施，而不是作為普遍富裕的結果來實現。對任何社會來說，創造財富的同時制造著貧窮、實現繁榮的同時降低著部分人的幸福感，比普遍貧窮更可怕。無論如何，我們的社會都不能把社會福利看作經濟發展的奢侈品，因為它不僅本身就是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實質性自由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是對社會整體發展目標有道德力量的檢驗與證明。

另外，要真正建立一個完整有效的城鄉普惠的社會福利體繫，實現“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美好目標，就必須進行深刻的社會制度變遷。因為這既不完全是資源短缺的問題，也不是政策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傳統體制是造成中國社會城結構”的制度根源。在傳統體制中，我們的社會在消滅城鄉差距的美好口號中，以戶籍制和所有制形式固化著城鄉差別，擴大著城鄉差距，並使城鄉差別成為一種廣大農民不得不接受的社會常態。真正徹底打破城結構”，結構”為城鄉一體化結構”，使農民真正擁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身份與權利，是這場制度變遷的首要任務。沒有結構”的打破，就沒有城鄉差距的消失，沒有城鄉差距的消失，就不可能有真正城鄉普惠的社會福祉的存在，農民也隻有在城結構”的歷史性“消失”中，纔能獲得真正的作為公民的尊嚴、權利與平等。

追求富裕與富強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與目標。盡管人類追求的目標很多是相同的，但實現或達到目標的路徑則是多樣的，並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路徑與模式。各國的發展經驗是可以借鋻、分享的，但適合自己的纔是好、有用進而有績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