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自序
篇 理論與國際比較
章 文獻綜述
第二章 產業政策中的市場與政府
第三章 日本經濟競爭政策的演變
第四章 歐盟產業政策
第五章 美國產業政策
第二篇 中國的產業政策
第六章 中國產業政策
第七章中國產業政策體繫的構成、特征與挑戰
第八章 中國產業政策效應
第九章 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的缺陷與調整
第十章 市場競爭、產業組織重構與全要素生產率
第十一章 中國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與組織機制
第十二章 中國產業政策轉型的方向與路徑 
致謝 

自序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面臨變革，而此時“東亞奇跡”及東亞模式在全球範圍內引發關注，產業政策作為各方都能接受的模式，成為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漸進式轉變的重要方式。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開始全面推行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廣泛存在於許多領域中，成為中國經濟管理與經濟調控頗為重要的工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與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以選擇性政策為主體的產業政策體繫，政策效果越來越有限。進入21世紀以後，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類產業政策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發展形勢，也不能有效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中國的產業政策迫切需要轉型。本書詳細解析了中國的產業政策及其制定機制，並力圖以此為基礎探討未來中國產業政策轉型的方向與路徑。
在學術界，產業政策始終是個充滿爭論的議題。2016年末，中國學術界圍繞產業政策展開一場大爭論，並引起各方關注。本書對這場爭論主要參與方的觀點和依據進行了回顧和評述，並重新釐清了產業政策中的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以及兩者的關繫。在產業政策中，市場應居於主導地位，政府在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提供必要的市場基礎制度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同時，在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基礎科學研究、科技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繫、教育與勞動者培訓等領域，仍需政府補充市場的不足。這種產業政策模式被稱為功能性產業政策，在這種新產業政策模式下，市場與政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是互補與協同的關繫。
本書回顧並分析了日本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關繫的演進。研究發現，競爭政策在戰後初期至高度成長期是日本經濟政策體繫中的執拗低音。另外，高度成長期結束後，產業政策當局失去了控制經濟活動的強制性措施，而1977年反壟斷法得到強化之後，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的地位得以提高。這一趨勢在之後的經濟發展中沒有出現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競爭政策在1977年以後開始成為日本競爭政策體繫中的明快主旋律。
在中國的產業政策研究中，極少涉及歐盟產業政策。本書介紹了歐盟產業政策的實踐、理念與演進。歐盟自1990年以來，開始明確推行產業政策，並逐漸將產業政策作為促進其結構演進與產業競爭力提升為重要的政策工具。有別於傳統的選擇性產業政策體繫，歐盟新產業政策一直堅守市場導向與產業政策橫向性原則，以構建產業創新發展的框架性條件作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在歐盟新產業政策模式中，產業政策與市場機制、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市場與政府並非對立或者相互替代的關繫，而是互補與協同的關繫。
圍繞美國是否實行產業政策以及如何實行產業政策，各國學者、產業政策研究者展開激烈爭論。本書揭示了美國產業政策的真相：美國聯邦政府在尊重市場機制和公平競爭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構建起以科技與創新政策為核心的現代產業政策體繫，而政府在其中正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政府在戰略部署上以推動先進制造業為主要目標，將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共同視作促進產業發展與競爭力提升的重要政策，在具體措施上更為隱蔽和多樣化，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務性政策工具，重點支持基礎技術與通用技術的研究與傳播。
本書從政策史的角度詳細介紹了中國產業政策的源起與發展，分析了中國產業政策演進背後的基本邏輯。改革開放之初，產業政策作為當時能為各方所接受的經濟管理模式，成為中國政府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工具。直到21世紀初，中國以產業政策替代計劃管理，不斷釋放微觀經濟活力，進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升級。但是，中國產業政策仍然保留了大量直接干預市場的措施，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需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中國面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全球產業競爭加劇帶來的嚴峻挑戰。中國迫切需要轉型為實施增進市場功能、維護公平競爭、促進創新、推動綠色與包容性發展的功能性產業政策。
隨後，本書詳細闡述了中國產業政策的類型、主要任務、層次與主要政策工具，並進一步深入解析了中國產業政策的兩個重要特征，即直接干預市場與限制競爭。當前中國的產業政策模式帶來了一繫列的不良效應：一是帶來較為嚴重的尋租和腐敗行為,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並降低整體經濟體繫的活力；二是對效率提升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三是破壞了不同產品、不同產業企業對生產要素的公平競爭，導致資源的誤配；四是部分行業通過實施嚴格管制準入與投資的產業政策，維持較為嚴重的行政性壟斷，進而對國民經濟及總體效率帶來不利影響。
本書對1998—2012年中國產業政策的績效進行全面的評估，發現“挑選贏家”的選擇性產業政策並沒有挑選出增長率高的行業，而且產業政策對行業全要素生產率並無顯著影響。通過進一步構建行業研發投資序列，揭示了產業政策並沒有促進行業的研發投資增長。中國產業政策的實施體現出“支持國企”和“鼓勵出口”的特惠模式，“支持國企”會導致行業研發投資降低，而“鼓勵出口”則沒有表現出這種負面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意味著中國的產業政策由於存在特惠模式，不利於提高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
長期以來，中國實施以推動集中、打造大規模企業為導向的產業組織政策，本書對中國產業組織政策及理論基礎進行詳細的解析。研究表明，這種導向產業組織政策的政策邏輯與理論依據均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政策效果不佳並且帶來一繫列的不良政策效應，對於產業的轉型發展與效率提升帶來了許多不利影響。中國產業政策部門應充分認識到“市場競爭及其優勝劣汰機制是推動產業組織自發優化調整的原動力”，並且調整產業組織政策的方向。市場競爭及其優勝劣汰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而當前不正當競爭、不公平競爭問題非常突出，因而中國的產業組織政策應轉型為通過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體繫促進公平競爭，以市場競爭及其優勝劣汰機制推動產業組織結構自發的優化調整。
本書考察了市場競爭對產業重組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在一個自然實驗的框架下，我們發現，市場競爭的引入激發了一個以低效率企業收縮和高效率企業擴張為核心的“創造性破壞”的企業更替和產業重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資源逐漸從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集中，進而推動了跨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總量層面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同時，市場競爭推動的產業重組還推動了企業層面的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尤其是那些創新效率較高的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建立在市場競爭基礎上的創造性破壞機制應該在產業重組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與政府主導的方法比較起來，采用市場競爭的好處在於，作為一個發現機制，市場競爭能夠挑選出效率更高的贏者，進而推動產業重組朝著有利於提高生產率的方向進行。
新政治經濟學與政策過程理論的研究和發展表明，政策制定程序及其制度基礎對政策的質量與終效果具有決定性影響。本研究對中國產業政策的制定程序與組織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詳細解析了中國如何制定產業政策。研究表明，中國以行政部門為核心主導產業政策的制定模式以及高度封閉、不透明的產業政策制定程序，導致行政部門往往偏離技術理性、公眾利益，傾向於制定為本部門擴權的干預性產業政策，並帶來政策模糊化、碎片化以及容易被特定利益集團俘獲等一繫列問題，進而導致中國產業政策質量與效果不佳。
本書對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各自作用與相互關繫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指出中國必須高度重視市場機制中競爭的功能及其重要性，高度重視“競爭是創新、競爭力和增長重要的驅動力”，產業政策不能與競爭政策衝突，而應在遵循競爭政策的框架內進行。產業政策一方面要以競爭政策及市場競爭為基礎，並為更好地維護競爭創造條件，即便在戰略性領域或新興產業中采取的產業政策，也主要通過功能性的政策工具來實現；另一方面，產業政策應主要針對市場與競爭機制存在不足的公共領域，補充市場機制的不足，而功能性產業政策符合以上要求。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繫，應從衝突轉向相容、互補與協同。中國應轉型為實施維護競爭、促進創新、增強包容性、推動綠色發展的功能性產業政策。而推動產業政策轉型的關鍵在於產業政策制定程序與組織機制的重構。

自序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面臨變革，而此時“東亞奇跡”及東亞模式在全球範圍內引發關注，產業政策作為各方都能接受的模式，成為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漸進式轉變的重要方式。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開始全面推行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廣泛存在於許多領域中，成為中國經濟管理與經濟調控頗為重要的工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與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以選擇性政策為主體的產業政策體繫，政策效果越來越有限。進入21世紀以後，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類產業政策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發展形勢，也不能有效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中國的產業政策迫切需要轉型。本書詳細解析了中國的產業政策及其制定機制，並力圖以此為基礎探討未來中國產業政策轉型的方向與路徑。
在學術界，產業政策始終是個充滿爭論的議題。2016年末，中國學術界圍繞產業政策展開一場大爭論，並引起各方關注。本書對這場爭論主要參與方的觀點和依據進行了回顧和評述，並重新釐清了產業政策中的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以及兩者的關繫。在產業政策中，市場應居於主導地位，政府在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提供必要的市場基礎制度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同時，在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基礎科學研究、科技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繫、教育與勞動者培訓等領域，仍需政府補充市場的不足。這種產業政策模式被稱為功能性產業政策，在這種新產業政策模式下，市場與政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是互補與協同的關繫。
本書回顧並分析了日本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關繫的演進。研究發現，競爭政策在戰後初期至高度成長期是日本經濟政策體繫中的執拗低音。另外，高度成長期結束後，產業政策當局失去了控制經濟活動的強制性措施，而1977年反壟斷法得到強化之後，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的地位得以提高。這一趨勢在之後的經濟發展中沒有出現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競爭政策在1977年以後開始成為日本競爭政策體繫中的明快主旋律。
在中國的產業政策研究中，極少涉及歐盟產業政策。本書介紹了歐盟產業政策的實踐、理念與演進。歐盟自1990年以來，開始明確推行產業政策，並逐漸將產業政策作為促進其結構演進與產業競爭力提升為重要的政策工具。有別於傳統的選擇性產業政策體繫，歐盟新產業政策一直堅守市場導向與產業政策橫向性原則，以構建產業創新發展的框架性條件作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在歐盟新產業政策模式中，產業政策與市場機制、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市場與政府並非對立或者相互替代的關繫，而是互補與協同的關繫。
圍繞美國是否實行產業政策以及如何實行產業政策，各國學者、產業政策研究者展開激烈爭論。本書揭示了美國產業政策的真相：美國聯邦政府在尊重市場機制和公平競爭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構建起以科技與創新政策為核心的現代產業政策體繫，而政府在其中正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政府在戰略部署上以推動先進制造業為主要目標，將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共同視作促進產業發展與競爭力提升的重要政策，在具體措施上更為隱蔽和多樣化，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務性政策工具，重點支持基礎技術與通用技術的研究與傳播。
本書從政策史的角度詳細介紹了中國產業政策的源起與發展，分析了中國產業政策演進背後的基本邏輯。改革開放之初，產業政策作為當時能為各方所接受的經濟管理模式，成為中國政府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工具。直到21世紀初，中國以產業政策替代計劃管理，不斷釋放微觀經濟活力，進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升級。但是，中國產業政策仍然保留了大量直接干預市場的措施，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需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中國面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全球產業競爭加劇帶來的嚴峻挑戰。中國迫切需要轉型為實施增進市場功能、維護公平競爭、促進創新、推動綠色與包容性發展的功能性產業政策。
隨後，本書詳細闡述了中國產業政策的類型、主要任務、層次與主要政策工具，並進一步深入解析了中國產業政策的兩個重要特征，即直接干預市場與限制競爭。當前中國的產業政策模式帶來了一繫列的不良效應：一是帶來較為嚴重的尋租和腐敗行為,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並降低整體經濟體繫的活力；二是對效率提升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三是破壞了不同產品、不同產業企業對生產要素的公平競爭，導致資源的誤配；四是部分行業通過實施嚴格管制準入與投資的產業政策，維持較為嚴重的行政性壟斷，進而對國民經濟及總體效率帶來不利影響。
本書對1998—2012年中國產業政策的績效進行全面的評估，發現“挑選贏家”的選擇性產業政策並沒有挑選出增長率高的行業，而且產業政策對行業全要素生產率並無顯著影響。通過進一步構建行業研發投資序列，揭示了產業政策並沒有促進行業的研發投資增長。中國產業政策的實施體現出“支持國企”和“鼓勵出口”的特惠模式，“支持國企”會導致行業研發投資降低，而“鼓勵出口”則沒有表現出這種負面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意味著中國的產業政策由於存在特惠模式，不利於提高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
長期以來，中國實施以推動集中、打造大規模企業為導向的產業組織政策，本書對中國產業組織政策及理論基礎進行詳細的解析。研究表明，這種導向產業組織政策的政策邏輯與理論依據均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政策效果不佳並且帶來一繫列的不良政策效應，對於產業的轉型發展與效率提升帶來了許多不利影響。中國產業政策部門應充分認識到“市場競爭及其優勝劣汰機制是推動產業組織自發優化調整的原動力”，並且調整產業組織政策的方向。市場競爭及其優勝劣汰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而當前不正當競爭、不公平競爭問題非常突出，因而中國的產業組織政策應轉型為通過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體繫促進公平競爭，以市場競爭及其優勝劣汰機制推動產業組織結構自發的優化調整。
本書考察了市場競爭對產業重組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在一個自然實驗的框架下，我們發現，市場競爭的引入激發了一個以低效率企業收縮和高效率企業擴張為核心的“創造性破壞”的企業更替和產業重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資源逐漸從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集中，進而推動了跨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總量層面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同時，市場競爭推動的產業重組還推動了企業層面的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尤其是那些創新效率較高的大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建立在市場競爭基礎上的創造性破壞機制應該在產業重組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與政府主導的方法比較起來，采用市場競爭的好處在於，作為一個發現機制，市場競爭能夠挑選出效率更高的贏者，進而推動產業重組朝著有利於提高生產率的方向進行。
新政治經濟學與政策過程理論的研究和發展表明，政策制定程序及其制度基礎對政策的質量與終效果具有決定性影響。本研究對中國產業政策的制定程序與組織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詳細解析了中國如何制定產業政策。研究表明，中國以行政部門為核心主導產業政策的制定模式以及高度封閉、不透明的產業政策制定程序，導致行政部門往往偏離技術理性、公眾利益，傾向於制定為本部門擴權的干預性產業政策，並帶來政策模糊化、碎片化以及容易被特定利益集團俘獲等一繫列問題，進而導致中國產業政策質量與效果不佳。
本書對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各自作用與相互關繫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指出中國必須高度重視市場機制中競爭的功能及其重要性，高度重視“競爭是創新、競爭力和增長重要的驅動力”，產業政策不能與競爭政策衝突，而應在遵循競爭政策的框架內進行。產業政策一方面要以競爭政策及市場競爭為基礎，並為更好地維護競爭創造條件，即便在戰略性領域或新興產業中采取的產業政策，也主要通過功能性的政策工具來實現；另一方面，產業政策應主要針對市場與競爭機制存在不足的公共領域，補充市場機制的不足，而功能性產業政策符合以上要求。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繫，應從衝突轉向相容、互補與協同。中國應轉型為實施維護競爭、促進創新、增強包容性、推動綠色發展的功能性產業政策。而推動產業政策轉型的關鍵在於產業政策制定程序與組織機制的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