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科學發展與經濟發展》體現了著作者在科學研究實踐中長期關注的某一專業方向或研究主題，歷時動態地展現了著作者在這一專題中不斷深化的研究路徑和學術心得，從中不難體味治學道路之銖積寸累、循序漸進、與時俱進、未有窮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學問有道之修養理論、注重實證、堅持真理、服務社會的學者責任。

汪海波，1930年9月出生，安徽宣城人，中共黨員。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繫研究生畢業。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1991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06年被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主要著作有：《中國積累和消費問題研究》（1984年）、《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研究》（1988年）、《中國工業經濟效益問題探索》（199（）年）、《新中國工業經濟史》（主編，1986年）、《中國現代產業經濟史》（2009年）、《對黨的經濟綱領的歷史考察》（2012年）和《汪海波文集》（十卷本，2011年）等。獲得的主要獎項有：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98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論文）獎（1984年、1986年）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獎（1984年、1986年、2005年、2009年和2011年）。

其次，這個問題也涉及對“一五”時期積累率的估計。我們在前面說過，“一五”時期的積累率比較適宜，是從主要方面來說的。從當時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消費的基本生活資料的變化情況來看，“一五”時期的積累率也是偏高的。1953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消費的糧食、食用植物油、豬肉和棉布，分別為394斤、4斤、12.1斤和21.2尺，1957年分別為406斤、4.8斤、10.2斤和19.5尺。1957年比1953年糧食和食用植物油增加不多，而豬肉和棉布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造成這種情況的直接原因，是積累的使用，即重工業投資偏多，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偏少。但重工業投資偏多，是同積累率偏高相聯繫的。從這方面看，它也是積累率偏高的反映。但既然當前積累率是過高的，而“一五”時期的積累率也是偏高的，那把積累率降低到25%左右，就很難說是低了。

第二，這個問題的提出，還涉及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國力的估計。積累率的高低，不決定於人們主觀的願望，也不單決定於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還要決定於可能提供的資源，決定於國力，決定於國民收入。從1957年以來，無論是國民收入總量，或者是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都是有了很大增長的，今後，全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已經形成，黨的工作重點已經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有了三十年建設起來的物質基礎，對這個基礎的潛力不可低估；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後正反兩面經驗的基礎上，黨中央提出了一繫列正確的政策，它的作用將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特別是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對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作用，更不可低估；國際條件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很有利。所以，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肯定會有一個新發展，國民收入將有進一步增長。但同時必須清醒看到：當前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人口多，增長快；特別是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變，國民經濟調整任務還擺在面前，需要幾年時間繼續完成。其中有些基礎工作，比如，地質資源勘探，礦山（包括能源）的建設，森林的營造，各種專業人纔的培養，等等，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纔能顯著見效。所以，今後一個時期的建設速度不可能很快，國民收入也不可能增加很多，國力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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