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引言

009第1章六個危機

009  經濟的非理性

013工作場所失權

014反應遲鈍的政府

016環境的不可持續性

017社會解體

021國際衝突

023第二章根源

024私營企業與營利性生產

032公司內部的工資雇傭

037政府從屬於商業

041資本主義企業的自然外部性

044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外部性

049等級森嚴的世界經濟

052第三章日益緊張的局勢

052生產日益相互依存

057社會化生產與私有財產

062第四章改革的前景與局限

063道德資本主義？

068受監管的資本主義？

071社會民主主義？

073拿科技當賭注？

079第五章以民主高效的方式管控經濟

081管理整個經濟

082向資本主義企業學習

084協同制定戰略

091協同創新

096協同學習

105協同工作

115從道德資本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

120第六章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121來自我們周圍的圖像

124來自我們過去的圖像

128克服經濟的非理性

138克服工作場所失權

142克服政府反應遲鈍

144克服環境的不可持續性

146克服社會解體

150克服國際衝突

153第七章到達彼岸

153機會增多

155動機增強

156能力提升

157三種情形

158一個策略

165結論

166注釋

221參考文獻

247鳴謝

第一章  六個危機

      反應遲鈍的政府

      工作場所的權力喪失與政治領域的權力喪失並駕齊驅。想想近年來政治中的大問題：商業利益的主導地位太過明顯。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為例，雖然它遭到了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但是仍在繼續推進。長期以來，公眾輿論一直支持政府采取行動確保全民醫療保險（大多數支持者更喜歡單一付款人模式，一些人更喜歡公私混合模式），然而我們得到的卻是奧巴馬醫改，這種溫和的做法隻向前邁進了半步。想一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努力屢次受挫。長期以來，公眾輿論一直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結果商業利益壓倒了普通美國人的偏好。或者想想一些從未付諸表決的事情，即《雇員自由選擇法》（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該法將確保工會在大多數雇員簽署認可卡以後得到認可。這類促進工會認可的措施多年來一直在民意調查中得到支持，可是國會卻無動於衷。為了大企業的利益，政治繫統被操縱，其影響深遠，民主共和兩黨無一例外。

      事實上，我們的政府對公眾輿論的反應非常遲鈍。在民意調查中，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政府在能源（77%）、環境（75%）、醫療保健（72%）以及經濟和就業增長（68%）方面的干預更多而不是更少。大多數人支持政府在為老年人提供體面的生活水平（73%）、確保食品和藥品安全（73%）、保證獲得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73%）、減少貧困（69%）和確保清潔空氣和水（67%）等舉措上采取更多而非更少的行動。有69%到31%的人認為我們需要政府來處理復雜的經濟問題，而不是僅僅依靠市場。雖然這樣的民意調查很難直接反映出堅定的承諾，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數據與其他證據結合起來，結論似乎不言而喻：我們作為公民的偏好被我們的立法者一步一步地忽略了。

      鋻於政府反應遲鈍，這麼多人對政治如此憤慨，如此脫離政治也就不足為奇了。2015年，隻有19%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會永遠或在大部分時間裡信任政府；隻有20%的人認為政府項目運行良好；約55%的人認為“普通美國人”在解決國家問題方面比民選官員做得更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的競選表明，這種憤世嫉俗並不一定代表民眾與政治脫節，不過我們正在打一場艱苦的戰鬥。2014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隻有35%的美國成年人定期參加選舉，30歲以下的人則隻有22%。在過去兩年中，隻有8%的人自願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環境的不可持續性

      氣候變化、物種滅絕、陸地和海洋資源過度開發，正在給地球生態繫統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截至1970年，人類活動已經超過了地球的承載能力，人們使用的資源超過了可用自然資源能夠維持的限度。今天，人類使用地球自然資源的速度比它們的補充速度快了近60%。在美國，我們消耗資源的速度是可持續消耗速度的7倍。總體而言，人類已經跨越了許多“星球生態的邊界”——這不僅表現為氣候變化和森林破壞的速度被加快，還表現為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氮磷循環的中斷。我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殺死其他物種。僅在1970年至2012年間，科學家追蹤的陸地物種數量就下降了約38%，海洋生物下降了36%，淡水動物數量下降了81%。我們正處於第六次大滅絕的邊緣，這次滅絕不是因為自然地質力量的作用，而是由人類引起的。

      由於擔心潛在的支持者會因焦慮而陷入絕望，環境活動家常常淡化下列問題：生態繫統崩潰，冰川消失，珊瑚礁衰退，溫室氣體排放持續增長，等等。不過坦率地講，我們已經到了懸崖邊緣。氣候變化每年在全球造成40萬人死亡，直接原因是極端天氣，間接原因是疾病的發病率升高，以及作物歉收和缺水造成了內戰和社會衝突。空氣污染每年造成550萬兒童夭折。前方的道路看起來更加黑暗。除非大幅減少碳排放，否則到了2100年，海平面上升會使全球10億人流離失所，僅美國就有1300萬至2000萬人。

      將所有這些都降到城市層面，且以紐約為例。更高的海平面將意味著更多的洪水，就像2012年颶風桑迪引發的洪災。這場風暴造成了近20的損失，43人死亡，更多人受傷；機場、火車、地鐵和高速公路全部關停，醫院和廢水處理廠喪失運作能力，電力設施被淹，手機繫統受損。沙質洪災過去大約每400年發生一次。隨著全球變暖，到21世紀末，這種情況可能會大約每23年發生一次。紐約洪災區的面積預計將翻倍，覆蓋的市區面積為99平方英裡（1平方英裡約合259公頃）。

      有一點很重要：解決氣候變化的威脅需要的不僅僅是轉向可再生能源。這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一次能源生產（primary energy production）在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中的占比不到四分之一。我們的大部分碳排放來自交通、農業、鋼鐵、水泥和化學品。我們的工業繫統的大片區域必須得到更換。

      社會解體

      在我們的性別和種族關繫中，在我們的家庭、社區、城市和地區中，以及在我們的刑事司法、醫療保健、兒童保育、老年護理、住房和教育繫統中，我們正在經歷一繫列相互影響的社會危機，而且危機在日益加重。

      想想美國反性騷擾運動揭示的男性普遍虐待女性的情況。2017年，約54%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她們遭遇了“不想要的和不適當的”性行為。這反映了在經濟、社會和性關繫中，男女之間持續存在深層的權力不對稱。對女性的騷擾和虐待在工作場所司空見慣，男性通常身居高位，擔任老板，他們利用權力虐待女性，掩蓋自己的罪行，並強迫女性接受保密協議，以防止她們提醒他人注意危險。虐待兒童和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暴力行為也很猖獗。

      想想女性在平衡工作和非工作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在非主管雇員收入停滯造成的經濟困難，以及婦女運動帶來的社會變革的推動下，婦女（未婚、已婚、有子女和無子女）在獲取工資的勞動力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她們仍然承擔著撫養孩子和家務的大部分負擔。許多人從事兼職來平衡由此產生的矛盾。這樣一來，獲得足夠的收入變得更加困難，更不用說干出一番事業並獲得合理的工資提升了。而非全日制工作本身也變得更加艱巨，因為企業要求員工在工作時間上有更大的靈活性，並在工作時間之外有更多的可用性。因此，對於大多數勞動人口，特別是勞動婦女來說，相對於家庭的需求而言，工作時間太長了，相對於經濟需求而言工作時間卻又太短了。

      毫不奇怪，壓力已經非常普遍。美國心理協會對成年人進行了調查，要求他們用10分制對自己的壓力水平進行評分，其中1表示“壓力很小或沒有壓力”，10表示“壓力很大”。調查對像通常報告的平均壓力水平為5.1，而他們認為代表健康狀態的壓力水平為3.8。約24%的成年人報告了極端壓力，在10分制中，壓力等級為8、9或10。2016年，女性的平均壓力水平甚至高於男性，女性為5.3，男性為4.9。對於男人和女人來說，金錢和工作是最大的壓力來源。許多人報告說，在過去的一個月中，由於壓力，他們出現了與心理健康相關的癥狀，如感到緊張或焦慮（42%）、沮喪或悲傷（37%），以及會持續擔憂（33%）。

      想想我們社會的種族關繫。盡管自吉姆·克勞（Jim Crow）時代以來，種族關繫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進步，但是許多白人美國人仍然非常依賴他們的特權。經濟增長一旦停滯，這種依戀就表現得尤為丑陋。人們擔心別的群體的進步會危及他們自身的經濟機會。就業和住房市場上的歧視依然猖獗。少數民族社區的貧困率和監禁率要高得多。雖然大多數美國白人表示相信種族歧視已經成為過去，但是大多數非裔美國人每天都能感覺到種族歧視的影響。根據聯邦調查局的數據，在2008年至2012年間，美國所有仇恨犯罪中，有整整三分之一針對的是非裔美國人。

      想想我們的社區和地區。人們越來越可能生活在經濟和社會同質化的社區。與此同時，鄰裡之間相互變得陌生，甚至從未知曉彼此的名字。少數族裔占主導的社區面臨資金不足、基礎設施維護不善、犯罪率高、警務軍事化、食物沙漠化、住房過度擁擠等問題。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各地區的生活條件日益懸殊。農村地區和小城鎮陷入經濟困境，年輕人棄之不顧，全都奔向大城市。像底特律等一眾曾經繁榮的城市，在工業搬遷之後，逐漸變成了一堆瓦礫。

      想想我們的刑事司法繫統，大多數人認為它是一種民族恥辱。在美國，每140人中就有1人在獄中（而在加拿大，這一比例為531比1），另外每31人中有1人在假釋中。我們占世界人口的4%，而囚犯占比為22%。這並不是說犯罪在美國更加頻繁，我們的受害率與許多同樣富裕的國家差不多。我們的制度更具懲罰性。美國入室盜竊的平均刑期為16個月，而加拿大為5個月，英國為7個月。這種嚴厲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種族主義的結果。我們制度中的種族不平等令人難以置信。在2010年之前的20年裡，以快克（可卡因的廉價形式，主要吸食者為窮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形式分發5克可卡因，最低可判5年聯邦監禁。如果犯罪涉及粉末可卡因（更昂貴的形式，主要吸食者為富人和白人），5年徒刑需要500克的量——整整100倍。由於這種不平等，我們現在發現4.7%的非裔美國人被監禁，而白人隻有0.7%。非裔和拉美裔加在一起約占美國總人口的30%，但占監禁人口的60%。監獄裡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因為非暴力犯罪，如持有毒品，或是侵犯財產，而不是侵犯人身安全。一旦入獄，我們的同胞們面臨的將是一個充滿暴力和勒索的世界，改造的機會少之又少。不出所料，約67%的獲釋囚犯在三年內會再次被捕。

      想想我們的病人和老人護理繫統。馬裡蘭州郊區的男性（富人，主要是白人）比緊挨的華盛頓特區的男性（窮人，主要是少數族裔）多活17年。哪怕哈萊姆區的男人活到35歲，他們還是比孟加拉國的男人短命。54這些差異不僅反映了種族問題，還反映了教育和收入問題。在兒童（嬰兒死亡率、健康狀況、活動受限、健康飲食、久坐青少年）和成人（預期壽命、健康狀況，活動受限、心髒病、糖尿病、肥胖癥）中，較貧窮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的健康狀況要更差，這些模式總體上在種族/族裔群體內全部適用。

      以住房為例。盈利性住房市場正在讓我們失望。在整個美國，沒有一個縣的經濟適用房不嚴重短缺。對於每100個極低收入家庭，可供出租的廉價住房隻有29套。在快速發展的城市裡，對大多數勞動人口而言，擁有住房的成本高不可及。部分租客承擔的租金超過收入的30%，這些租客所占的比例已從20世紀60年代的23%增加到2016年的47%。因此，在2017年隨便哪一個晚上，都有55萬多人無家可歸，這令人心碎，卻又並不驚奇。其中21%為18歲以下的兒童，大約11.4萬名兒童。約19.2萬人居無定所，占總人口的35%。一年當中，有230萬到350萬美國人無家可歸，至少有700萬人流離失所，如果加上經濟原因造成的流浪者的話，這一數字會翻倍。盡管空置住房的數量是無家可歸者數量的好幾倍，但是現實就是如此。

      我們的教育繫統也是如此。教育對個人和國家的經濟未來越來越重要，這對學校和大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小學缺乏資源，相比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而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員，教師的薪酬低35%。毫不奇怪，我們15歲的孩子在數學、閱讀和科學能力測試中的表現遠不如其他比我們窮的國家，我們的數學排名第26，閱讀排名第24，科學能力排名第25。許多家庭負擔不起高等教育。那些靠貸款資助獲得高等教育的人發現自己負債累累，甚至無法宣布破產以避免沉重的負擔。學生債務總額現在已高達驚人的1.3，到2023年，有40%的學生債務大概率會造成違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