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

內容簡介

林崗、林凌、林毅夫、林兆木、劉鶴、劉詩白、劉世錦、劉樹成、劉偉……他們都是影響新中國六十年來經濟建設的我國重量級經濟學家。本書收錄了他們在我國經濟學研究中的經典之作。其中的很多作品，雖然時光已經流逝，但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和深刻的思想啟迪。它們是我國經濟學文獻庫中的寶貴財富，對我們今後進一步開展相關領域的專題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文獻資料。

林崗
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國有制結合的內在依據及其他
諾斯與馬克思：關於制度變遷道路理論的闡釋
關於理順國有制經濟內部的產權關繫
林凌
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幾個問題
中心城市改革及其在新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
林毅夫
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
一個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和強制性變遷
林兆木
關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言
經濟周期的成因及其啟示林崗
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國有制結合的內在依據及其他
諾斯與馬克思：關於制度變遷道路理論的闡釋
關於理順國有制經濟內部的產權關繫
林凌
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幾個問題
中心城市改革及其在新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
林毅夫
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收斂
一個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和強制性變遷
林兆木
關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言
經濟周期的成因及其啟示
論新型工業化道路問題
劉鶴
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
前十年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矛盾
為高速增長潛力轉為現實創造條件
劉詩白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企業產權
論產權構建
論產權自主轉讓
劉世錦
結構轉換缺口：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選擇
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與改革邏輯
中國汽車產業發展中具有一定普通性的重要經驗
劉樹成
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周期性初探
論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
我國五次宏觀調控比較分析
劉偉
經濟學為什麼研究價值理論
所有權的經濟性質、形式及權能結構
劉遵義
非競爭型投入占用產出模型及其應用
呂政
結構調整的任務
對中國與俄羅斯經濟體制改革差異的分析
國防工業的發展及其現代化
駱耕漠
論按勞分配原則的兩重性
補論按勞分配原則的兩重性
關於如何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生產、交換、分配關繫的論述
馬洪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
關於改善我國經濟結構的意見
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大變革

在線試讀

林崗
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國有制結合的內在依據及其他
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核心問題。現在，黨的十四大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新提法來概括改革的目標模式，必將極大地促進改革的深化。
一
過去很長時期內，在我國理論界占統治地位，並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公有制與商品貨幣關繫不相容，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截然對立的傳統觀念。1978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認為，應當承認商品貨幣關繫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必然性，在經濟工作中應當利用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這可以說是突破傳統觀念束縛的步。但是，直到十二大，人們對計劃與市場關繫的認識還是相當粗淺的，並未真正擺脫傳統觀念的影響。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看法是所謂“板塊論”，即認為國民經濟是由互不相屬的計劃調節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拼合而成的。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實際上已經包含著計劃與市場內在結合，在以市場為作用機制的價值規律基礎上實行計劃調節的含義。與“板塊論”相比，這是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展。
此後，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逐漸成為全黨不可逆轉的共識。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沿用“有計劃商品經濟”這個提法的前提下，進一步明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並提出了建立不僅有商品市場，而且包括資金、技術、勞務等市場在內的完善的市場體繫的任務。事實上，十三大報告所描繪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大體上已經可以說是一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不過，由於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緊箍咒還未解除，十三大文件仍然回避了“市場經濟”這個範疇，未能直接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聯繫起來。林崗
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國有制結合的內在依據及其他
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核心問題。現在，黨的十四大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新提法來概括改革的目標模式，必將極大地促進改革的深化。
一
過去很長時期內，在我國理論界占統治地位，並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公有制與商品貨幣關繫不相容，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截然對立的傳統觀念。1978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認為，應當承認商品貨幣關繫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必然性，在經濟工作中應當利用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這可以說是突破傳統觀念束縛的步。但是，直到十二大，人們對計劃與市場關繫的認識還是相當粗淺的，並未真正擺脫傳統觀念的影響。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看法是所謂“板塊論”，即認為國民經濟是由互不相屬的計劃調節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拼合而成的。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實際上已經包含著計劃與市場內在結合，在以市場為作用機制的價值規律基礎上實行計劃調節的含義。與“板塊論”相比，這是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展。
此後，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逐漸成為全黨不可逆轉的共識。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沿用“有計劃商品經濟”這個提法的前提下，進一步明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並提出了建立不僅有商品市場，而且包括資金、技術、勞務等市場在內的完善的市場體繫的任務。事實上，十三大報告所描繪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大體上已經可以說是一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不過，由於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緊箍咒還未解除，十三大文件仍然回避了“市場經濟”這個範疇，未能直接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聯繫起來。
現在，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十三大報告相比較，十四大報告有兩個明顯的進展：，斷然否定了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代替了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沿用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第二，突出強調了處於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毫不隱諱地揭示出實踐中的而不是某些教條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性質，將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歸結為建立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緊密結合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這兩個進展，使人們的思想進一步獲得解放，為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基礎依據。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是人們相互間發生經濟聯繫的基本形式，因而要借助市場來解決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法進行生產的問題，亦即將市場當作資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就是說，商品經濟必然是市場經濟。當然，從概念上說，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有區別的。商品經濟定義的是一種經濟關繫，即生產是為了交換，而且交換要以產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為尺度的經濟關繫。而市場經濟定義的則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即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資源在不同部門和生產單位之間分配的機制。盡管有這種概念上的區別，但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又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不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商品經濟是無從設想的。既然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那麼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並充分發揮其資源配置的功能。因此，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不是一種市場經濟。這在現在看來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回顧計劃和市場問題認識歷程時看到的，達到這一結論並不是徑情直遂的。障礙主要來自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的經濟學傳統觀念。
這裡所說的經濟學傳統觀念，既存在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也存在於西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之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這種傳統觀念，我們是比較熟悉的，不必多說。這裡要引證一下敵視社會主義的西方經濟學者的說法。那個挑起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資源配置論戰的奧地利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米塞斯的言論，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米塞斯認為，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因而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其資源配置注定是無效率的。他說，“要把市場和它的價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市場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隻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纔是可行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為地’仿制的”。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1988年訪問我國時，正是根據米塞斯的這種邏輯，認為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自由、私營的市場”，而且特別強調私營。前不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科思，在談到東歐國家經濟的“市場化”問題時也說，市場經濟要有三個條件，即私有產業、契約制度和自由市場。總之，沒有私有制就沒有市場經濟，這就是敵視社會主義的西方經濟學者的結論。
受這種敵對思想營壘的看法的影響，有些人擔心搞市場經濟會導致資本主義，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憂心忡忡；有些人則認為不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就無法完成“市場取向的改革”。例如，較早提出將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經濟的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前幾年在一篇文章中說，隻有私有制纔能滿足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要求，因而經濟改革不應尋求使公有經濟進入市場軌道，而應擴大私人經濟的比重，計劃與市場的結合隻能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並存。東歐劇變發生之後，以分析“短缺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在其新著《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中，也強調隻有在私有制條件下纔能形成“真正的”自由競爭，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大力發展私有制。他還嘲笑在公有制經濟中搞市場化改革是“模擬華爾街”，注定要失敗。作為這種國際思潮的回聲，在近我國開展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的討論中，也出現了一種有些影響的看法，即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經濟的“非國有化”或“民營化”，大大增加經濟中的非國有成分，因為社會主義國有制(全民所有制)條件下“隻有一個所有者”，而在隻有一個所有者的條件下是不會有“真正的商品經濟”或“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隻有一個所有者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無法滿足市場經濟存在的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所謂“權利的排他性”，即不同生產者之間要發生市場交換關繫必須以不同的所有者的身份相互對待；一是對生產者的“硬預算約束”，也就是通常所謂自負盈虧。確實，如果在社會主義國有制之中不存在形成這兩個條件的根據，那麼它就根本無法同市場經濟“對接”起來。
但是，黨的十四大報告卻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如果在作為經濟主體的公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或社會主義國有制這個起主導作用的成分無法與市場經濟對接，那麼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豈不是在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異化的東西上硬貼一個社會主義標簽？顯然，如果不能說清楚為什麼市場經濟可以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社會主義國有制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還是沒有真正擺脫傳統觀念陰影的籠罩。市場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基礎性資源配置手段的根據，應當到作為這種經濟形態基礎的公有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有制中去尋找。具體地說，就是要弄清在社會主義國有制經濟之中是否存在生產者權利的排他性和硬預算約束的內在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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