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渴的巨龍》特色一：

獲得多項國外圖書大獎：

美國亞馬遜“年度好書”

英國《金融時報》“年度*圖書”

美國《華爾街日報》“年度*葡萄酒圖書”

安德烈•西蒙美食美酒圖書獎

路易王妃香檳國際葡萄酒圖書獎

《饑渴的巨龍》特色二：

國外多家權威媒體推薦：

令人愉快的閱讀體驗。

              ——《華爾街日報》

非常精彩……作者對波爾多與中國之間截然不同而又高度交織的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

              ——《金融時報》

這是一個了解波爾多如何真正運轉，了解中國如何改變葡萄酒世界的之作。

             ——梅林格《國際葡萄酒貿易》

《饑渴的巨龍》特色三：

中國是否有了成為全球葡萄酒中心的雄心？

中國經濟如何走向世界，能否成為一條巨龍？

波爾多與中國的命運密不可分，都發生了怎樣的故事？

《饑渴的巨龍》特色四：

作者蘇珊娜·木塔西奇是葡萄酒領域的專家，有著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入的研究。《饑渴的巨龍》是了解國際貿易、跨文化交流、葡萄酒和經濟學不可多得的一本實用之書。

章 一級酒莊

1

2009年的早春，不安籠罩著“波爾多廣場”。

讓-皮埃爾·盧梭希望一級酒莊盡早公布定價，從而奠定這一年銷售戰的基調。在行情看漲的一年中，被稱為一級酒莊的五個聲望的波爾多酒堡按兵不動，計算著他們的葡萄酒到底能賣到多高的價格，將這場銷售戰一直拖到了人們本該享受陽光沙灘的6月末。在行情不佳的年份——2008年被認為是一個尤其糟糕的酒產年——商人們希望一級酒莊盡早公布定價，因為波爾多的定價沒有價格戰可言，其等級結構就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然而，這一年，美國和歐洲的銀行業崩潰，經濟像是在做自由落體運動，誰也不知道一級酒莊會怎麼做。

“波爾多廣場”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廣場，也不是一個枝繁葉茂的長廊，它甚至連一個建築實體都算不上。它是幾個世紀以來波爾多葡萄酒貿易依賴的虛擬交易渠道。盧梭是一個酒商、一個葡萄酒批發商。依照慣例，他從持有執照的中介那裡收購葡萄酒。這些葡萄酒中介出了名的守口如瓶，他們安排葡萄酒交易的價格和數量，從每一樁交易中抽取2%的利潤——這被稱為“配額”——把葡萄酒從酒農處轉手給酒商，確保葡萄酒的品質和產地。葡萄酒交易這種保持距離的特性緩衝了酒農與酒商之間天然的疑慮與敵意。因為在八百多年的交易史中，酒商一直在試圖壓低價格，而酒農則傾盡全力地抬高酒價。酒商們需要采用較低的價格來保證他們可以毫無虧損地向全世界的客戶銷售葡萄酒。在某些酒產年，葡萄酒很快即銷售一空，但在另一些年份，葡萄酒時隔兩年即將被裝瓶運走時纔找到買家。還有一些時候，葡萄酒甚至被裝瓶運走，也無人問津。

2009年的春天，葡萄酒中介和酒商們焦慮地祈禱著他們的事業不會毀於一旦，因為在此前的幾個月，波爾多葡萄酒市場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而一直處於崩潰狀態：進口商因信用額度被凍結而不能下單；餐廳因客源稀少而停止營業；葡萄酒收藏者們因資金問題而受到沉重打擊，不得不以甩賣價清空他們酒窖中的藏品。自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被取消的訂單首次湧入了“波爾多廣場”。在短短幾天之內，酒堡將會有6億瓶新酒上市，顧客們正翹首以盼。壓抑的氣氛盤旋在“波爾多廣場”的上空。

盧梭心想：“我們面前一個顧客也沒有。”

他知道自己能付出多少，也知道許多小一些的酒商沒有積蓄的現金來買入他們的葡萄酒，而這些葡萄酒是不能馬上重新銷售的。當市場出現這種狀況時，大的酒商們——波爾多以及吉倫特省葡萄酒協會、吉娜斯酒莊、喬安妮酒莊、施羅德席勒酒莊和盧梭自己的公司葡萄酒及烈酒國際配額公司——會增加某些特定品種葡萄酒的配額。這樣一來，當市場情況發生變化時（而它終究會改變），他們就可以控制大量受追捧的商標。“總會有人想將你取而代之，”¹盧梭說，“得到酒堡的配額是如此困難，以至於沒人願意離開這個舞臺。”

這是一場豪賭，但不想冒險的人也不會踏入“波爾多廣場”。

2009年4月16日下午的晚些時候，五大一級酒莊之一的羅斯柴爾德拉菲酒堡，公布其2008年所產的葡萄酒定價為每瓶130。其他酒堡也依樣畫瓢，在疲軟的市場面前降低了它們的定價。但這種讓步仍不能使美國配額巨頭——酒堡與酒莊酒業滿足。35年以來，這家公司首次拒絕了波爾多的配額，這使得大量的世界葡萄酒陷入閑置和滯銷的狀態。這一背叛造成了跨區域的震蕩。

葡萄酒及烈酒國際配額公司的辦公室位於巴克隆碼頭34號。此時，在辦公室內，盧梭正懷著忍耐、滿足和好奇的復雜心情靜觀其變。這是一場可以預見的微妙的競賽，而他利用較低的價格及其他競爭者們舉棋不定的心態提高了自己的配額。離葡萄酒裝瓶還有18個月，但他認為自己可以堅持到市場狀況發生變化的時候，而且所付出的並不如預想的那麼多。他已經向那些經受住金融危機的常客重新銷售了部分葡萄酒，這也有助於減少風險。而正在此時，他的香港客戶隆重登場，隨後力挽狂瀾，他們的交易額所占的百分比翻了倍。這非比尋常。

“我把20%的葡萄酒賣給了福堯貿易。”他如釋重負而又驚奇不已地說道。²

這對波爾多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雖然輕微，但是滴水成河，積水成淵。

2

福堯貿易是一家基於香港地區的葡萄酒進口商，其所有者是具有傳奇色彩的港商葉福章。葉家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從四川遷到香港的。葉家世代經商，20世紀60年代，當葉福章纔20多歲時，他就自己做生意。當妻子勸他找一個更穩定的生計時，他便在正廣和洋行的倉庫找了一份工作。而這家洋行正是東亞酒類進口行業的領航者。

新中國成立之前，以地處上海外灘福州路4號的辦公樓為據點，正廣和洋行主導了這座城市公共租界內的高檔葡萄酒市場。1949年以後，這家公司的香港辦事處滿足了很多英屬殖民地的外交官和商人的需求。葉福章很快被提升為該公司葡萄酒部門的負責人，他在這個職位上獲得了成功，建立了涵蓋歐洲的酒窖和香港的酒店、餐廳及免稅商店在內的人脈。

在幾年之內，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團，亦即通常被非正式地稱為“半島酒店”的集團，聘請葉福章為其旗下的酒店供應葡萄酒。得益於他突出的表現，半島集團拓展了業務，開始向其他的酒店和餐廳供應葡萄酒。1976年，這家公司又創立了龍島公司，主營葡萄酒和食品，由葉福章管理。

沒有什麼比半島酒店更能像征中國內地、香港之間的歷史和糾葛紛纭的貿易。這個酒店集團由嘉道理家族所有，該家族屬於西班牙繫猶太人，祖籍巴格達，19世紀時從孟買來到上海，成了聲名遠揚的國際商人。隨著影響的擴大和財富的增長，嘉道理家族分別在房地產和公用設施兩大領域嶄露頭角，³在1901年建立了香港的家電力公司——中華電力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占領了香港，英國人在嘉道理家族位於九龍的半島酒店向他們的征服者投降。戰爭期間，嘉道理家族的一些成員鋃鐺入獄。然而，更大的打擊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嘉道理家族售賣了他們位於上海的有價值的兩大財產——彙中飯店和禮查飯店的股權，這導致了嚴重的虧損。盡管如此，嘉道理家族還是決定留守香港，著手重建，擴大投資。

30年後的1979年，嘉道理家族商定開始管理擁有528個房間的建國飯店，這是一家地處北京的五星級酒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首家合資酒店。1978年12月，鄧小平開始推行他的改革開放政策，向西方世界打開中國的國門，很少有人相信鄧小平會實現他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年內翻兩番的目標。鄧小平敢於為前人之不敢為：他承認自己的國家可以從西方的科學、技術、制造業、銀行業和貿易中受益。中國將進口並吸收所有西方世界所知的東西，並出口所有西方人渴望購買的東西。⁴為了加速這一進程，鄧小平允許西方企業和中國的國家機構共建合資企業，建國飯店就是其中一例。

在建國飯店，葉福章負責了份向中國進口葡萄酒的私人合約。當他正在為建國飯店及其下屬的傑斯汀法餐廳（新中國的家法國餐廳）準備訂單時，葉福章意識到他應該為能在這樣一個奢華的酒店消費一晚或一周的外國人，而不是習慣於喝“白酒”這種烈酒的中國工人，精選一份酒水單。當時中國還沒有進口葡萄酒的消費者，這個國家仍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中國人沒有高腳杯、醒酒器或是開瓶器，他們也並不陶醉於葡萄酒莊園的美景和酒窖中產自一級酒莊的陳釀。當時中國的人均年收入約合1825而建國飯店一晚的房價在906即使是一滴波爾多基本品類的葡萄酒，也大大超出了絕大多數中國地方政府的購買力，更不用說普通的中國家庭了。

但是葉福章完全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奢華酒店的酒水單上應該有什麼，那正是波爾多。五星級酒店、為外籍人士和企業大亨們開設的酒吧，永遠是波爾多在全世界範圍內可靠的客戶群。那時，全中國的波爾多交易額僅，直接運到外國使館的隻有區區311箱。但是波爾多的商業結構意味著諸如拉菲酒堡的名酒也可以成為任何人、任何地區都能消費的日用品。

對於葉福章而言，讓波爾多銷路大開的正是1855年的分級，這次分級挑選出了61個酒堡，絕大多數位於法國好的葡萄酒產區梅多克半島，它對於行家和新手都極富吸引力，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掌握五個等級的分別。不僅如此，這一分級也使調整葡萄酒價格的等級結構變得容易。它讀起來就像是一份以浮華和歷史為佐證的供給和價格的清單，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這次分級原本是為當年在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而做。在博覽會開幕式之前的幾個月裡，波爾多地區的重要人物們熱烈地討論著應該送哪些葡萄酒去參展。⁷在前一年的11月，他們收到了一封來自第戎的信，信中稱勃艮第和香檳的酒農都準備向全世界的來訪者展示他們的葡萄酒。而在此之前，波爾多的精英中，沒有一人想過把他們的葡萄酒送去巴黎參展。⁸葡萄酒是一種傳統的農業產品，與法國的工業化幾乎毫無關聯。但波爾多的酒農們得知來自勃艮第和香檳的競爭者將要在博覽會上進行展示，他們同樣也想抓住這個機會。

這就形成了一個巧妙的狀況，如何向預計參觀博覽會的500萬人展示：葡萄酒關繫著酒農和酒商雙方的經濟利益，而他們並沒有完全結盟。那時，幾乎所有的葡萄酒都由酒商負責裝瓶，他們從各家酒堡處買入桶裝的葡萄酒，儲存在酒窖中，上市時再在酒瓶上貼上標簽。⁹各年的葡萄酒在品質和數量上都有所差別，這個繫統使酒商可以將同一市鎮或村莊的不同莊園所產的酒混合，以確保得到足夠瓶數的某種葡萄酒。成功的酒商不僅擁有敏銳的商業觸覺，還具備調配和窖藏葡萄酒的出色技能。酒瓶標簽上酒商的名字比酒莊的名字或市鎮的地理位置都更重要。也有一些酒莊致力於為他們所產的酒贏得聲名，這類葡萄酒作為“莊園酒”出售。有的酒商可能隻售賣產自同一個酒堡的葡萄酒，酒瓶上隻有酒商的商標，酒商擁有的權力。

博覽會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些酒農認為他們可以利用博覽會的聚光燈提升他們的葡萄酒在中介價格列表上的排名。¹⁰另外一些則甚至希望排除酒商，規避“波爾多廣場”，直接聯繫買家。酒商們對此不能容忍，因為這會斷了他們的生計。

如何對葡萄酒進行標記和排名的問題使緊張的局面進一步加劇。大家都認為展示所有的波爾多葡萄酒是不可能的，應該精選好的葡萄酒來代表本地區。他們也都一致同意將統一樣式的酒瓶簡單地列成一排並不是可取的陳列方式，這會掩蓋波爾多葡萄酒的獨特和華麗，而使它歸於平凡。葡萄酒的挑選和商標的設計需要巧妙處理，例如不能讓天平向任何一方傾斜，也不能單獨突出某一個酒堡。後，葡萄酒以酒堡和其所有者的名字標記，他們還在博覽會的陳列上使用了一張涵蓋整個波爾多地區的大幅地圖作為圖解，對各個出產葡萄酒的村莊進行推廣。¹¹

為葡萄酒排名的任務被分配給了中介們，因為他們的筆記本上仔細地記錄著每一年葡萄酒交易的情況。不同年份的葡萄酒價格各不相同，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各種葡萄酒相對的價格等級卻比較穩定。對葡萄酒中介而言，在當許多葡萄酒已經樹立起良好聲望的情況下，每年對酒價進行重新商議是不切實際且效率低下的。中介們知道一些酒莊一直致力於提高葡萄酒的品質，因而這些葡萄酒以莊園而非市鎮的名義被出售。這激勵了其他酒農也同樣試著提升自家葡萄酒的品質。

中介們已經開始將昂貴的葡萄酒稱為“一級酒莊”。所以當中介聯盟得到為了陳列而對波爾多紅葡萄酒進行排名的任務時，他們迅速地根據自己筆記本上詳盡的記錄，以聲望和典型價格為標準，選出了60種酒，並將它們歸入了五個莊園。這些葡萄酒全部產自吉倫特河流入大西洋的河口左岸。在地圖的圖解上，每個莊園內以字母順序列出各種酒的名稱，中介們強調每個序列都具有同等價值。他們還發表了每個莊園的價格區間來證實其排名。四種產自梅多克半島的紅葡萄酒被歸為一級酒莊：拉菲酒堡、拉圖酒堡、瑪歌酒堡，後來又加入了產自格拉夫區的奧比昂酒堡，它們成了能獲得比波爾多所產的其他葡萄酒更高價格的一級莊。¹²

1855年的分級並不是對波爾多官方的、永恆的指南，甚至當中介們提交他們的名單時，也反對將其視為一個“官方名單”，因為分級是一件“微妙的事，且可能引發敏感問題”。¹³但這份指南是如此成功，迄今為止，它僅被修改過兩次。博覽會閉幕後不久，佳得美酒堡被增補進了五級酒莊的名單。¹⁴直到1973年，一切毫無變化。這一年，所有者菲利普·羅斯柴爾德男爵通過幾十年的遊說，終於使羅斯柴爾德木桐酒堡從二級莊上升至一級莊。從中介的價格排名表成為一個不變的宣傳工具——一種超越某一年惡劣天氣的品質像征和一個由表面看似中立的權威所寫的簡略的購買指南，他就開始了遊說。這份排名表挫敗了排名較低的酒堡們提高排名的渴望，卻使波爾多成為全世界葡萄酒產區所艷羨的對像。雖然此後其他地區也進行了分級，但1855年的分級仍被視為波爾多的名片，成為酒商將葡萄酒引入新市場時常用的工具。

葉福章洞察了1855年分級與中國市場的契合，因為它正好滿足了一種深層的文化渴望：對“面子”的講究，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給面子”和“留面子”。¹⁵“給面子”是指中國人相信你用某些行動向他表示你內心對他的尊重，常見的例子就是送給某人一件與其身份、地位相稱的禮品。“留面子”則是指你通過避免某些不適宜的舉動來保留“面子”，舉止得體能提高你的榮譽和聲望。

分級不僅具有歷史的內涵和獨特的魅力，還提供了一個精確的等級排名。這正是者們夢寐以求的。

3

葉福章新公司的辦公室就在離港島線柴灣地鐵站不遠的地方，夾在輪胎店和機修工的地盤之間。寬闊的道路經常被維修的車輛所掩蓋，豐業街10號業昌中心的大門也很不起眼，稍不留神就容易錯過。這座建築的名字、這條街的名字和葉福章及他們葉家毫無關繫，隻是偶然的巧合。與周邊環境一致，業昌中心所在建築的大堂不過是一個昏暗的入口。訪客要乘坐客服電梯到13層，再爬一段臺階，經過標有“福堯貿易有限責任公司”牌子的門口，纔能到達葉福章的辦公室。

1982年，基於為半島酒店集團供應葡萄酒時所建立的人脈，葉福章創立了他的公司。他意識到收購升值空間大的葡萄酒有良好的盈利前景，而波爾多葡萄酒正是他的。因為其品質可以得到保證，且具有難以比擬的國際聲望。不僅如此，波爾多的配額制度也使他隻從為數不多的酒商處便能買到大量不同的葡萄酒。

而的商機就在於收購期酒，即在葡萄酒釀成裝瓶前兩年購入一批酒。時機成熟，這些酒就能以高價出售給香港和內地富有的顧客們。初的十年，葉福章沒有足夠的準備金來收購期酒，但他給自己破了兩次例：次是在1983年的春季，福堯貿易創立後不久，他從他半島酒店時期的老友莫艾克斯家族處預訂了5箱柏圖斯酒堡1982年產酒和10箱柏圖斯之花酒堡1982年產酒。他回憶自己當時買入的價格是每瓶柏圖斯期酒180法郎（約合34個月之後，這批酒到了，每瓶酒標簽的下部都印著中英文的“福堯貿易”字樣——那是葉福章永生難忘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時刻。

1994年，出現了個局勢發生轉變的信號。至少可以說，波爾多的期酒交易趨於冷淡。克裡斯多夫·雷布爾·薩爾茲是一個在的酒商公司——波爾多以及吉倫特省葡萄酒協會——工作的年輕的葡萄酒商人。雷布爾·薩爾茲所售出的優質葡萄酒僅占波爾多產量的不到5%，但這些酒曾經賦予了這個地區魅力，也曾為釀造和售賣它們的人帶來財富。而現在，它們在酒窖中堆積成山，既沒有誘惑力，也不能變成財富，已經毫無利潤可言了。雷布爾·薩爾茲以每瓶13.71年產酒，這是一座很好的波亞克酒莊。¹⁶他在這筆交易中的盈利僅是收購價的4%，甚至不夠糊口。他並不是“波爾多廣場”上的孤例。各家酒堡和酒商們都迫切地渴望能成功交易。

通過一繫列謹慎的電話溝通，中介們為波爾多以及吉倫特省葡萄酒協會的代表和酒農們安排了會面。酒堡平靜地承認他們準備出售大單的某些年份的酒來清空酒窖。這是一筆數額巨大的買賣——這裡有1000箱，那裡又有500箱。波爾多以及吉倫特省葡萄酒協會雇用了7輛卡車來拖走這筆意外之財。

但清理窖藏的行動並不是僅此而已。羅斯柴爾德男爵拉菲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克裡斯多夫·賽林聯繫波爾多以及吉倫特省葡萄酒協會的總經理讓-保羅·若弗，在雷布爾·薩爾茲之前敲定了一大筆買賣，注定了他的困境：1000箱1982年產的拉菲，20世紀偉大的葡萄酒之一。如果能將它們順利賣出，這對酒商而言無疑是一次美妙的成功。波爾多以及吉倫特省葡萄酒協會的出口經理擁有亞洲客戶的人脈網，葉福章正是其中的一環。雷布爾·薩爾茲在內心也盤算著自己的關繫網：“我應該給誰打電話？誰又有足夠的資金來接手如此大宗的生意？”

電話鈴響起，葉福章聽雷布爾·薩爾茲說有一筆來自拉菲的生意，便示意他的兒子葉詩樂也接入通話。葉詩樂剛剛從學校畢業，目前在為父親工作，這將是他關於波爾多葡萄酒貿易的課。

“托馬斯，”雷布爾·薩爾茲開始說道，“我手裡有一樁生意，想問問你是否有興趣：從酒堡的窖裡出來的1000箱1982年的拉菲，咱們一人一半，保證金平分。”

1982年出產的拉菲可以說是波爾多迄今所產的葡萄酒中的好酒。不僅如此，這批酒的來源也完全可靠——直接來自酒堡。

“成交。”葉福章毫不遲疑地答道。¹⁷

掛斷電話，他能切實地感受到，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

1994年，中國仍是一個極小的葡萄酒市場，沒人能想像那裡會有能收購波爾多酒窖中堆積的葡萄酒的買家。當然，波爾多也不需要中國。它虔誠的追捧者遍及歐美，一旦1995年出產的葡萄酒品質出眾，堪稱波爾多地區多年來好的葡萄酒之一的消息傳播開，他們就會聞風而來。另一方面，波爾多也在宣傳這一年創紀錄的驚人的8.72億瓶。盡管讓-皮埃爾·盧梭沒能將收購的期酒賣光，剩下的酒卻開始盈利，這已是多年未見的場景。波爾多商業的核心——投機——獲得了成功。“波爾多廣場”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葉福章從一開始就知道內地對他的波爾多配額沒有需求。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勸服內地接受它。他辦了大量的聚會和活動來營造他認為適合葡萄酒的氛圍，當奉上葡萄酒時，他向客人解釋說它由葡萄汁釀造而成，所以有一點酒精含量；同時，他告訴人們葡萄酒有益於健康。不僅如此，他還禮貌地向來賓展示如何儲存、開瓶、醒酒和倒酒。他從不勸阻任何人飲用傳統的中國酒，而是向人們暗示，他們可以換換口味來得到更多的享受。他對法國葡萄酒如數家珍，人們也開始好奇他的這項生計。過了一段時間，有人來電向他訂購他所介紹的幾種葡萄酒。

商業人士和需要宴請重要客人的中國客戶開始向葉家下訂單。他們對葡萄酒一無所知，但葉家以謹慎和專業為自己贏得了聲譽。委托人自己沒有葡萄酒窖，也不認識任何酒窖的所有者，所以葉福章將葉詩樂派到北京監督一個小型酒窖的建造。但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葡萄酒的品質。政府正在努力地吸引盡可能多的來自西方的投資。那時還沒有很多合資企業，而大家的信息完全一致：我需要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像。我需要他們來投資。¹⁸

葉福章向一名客戶保證，自己正好有他所需要的葡萄酒，一種出身高貴的酒——拉菲，一種傳奇的葡萄酒，產自早的四大一級酒莊之一。對這樣一件禮物，沒有人能有所挑剔。而他的庫存中踫巧有直接來自酒堡窖藏的1982年的拉菲，而且價格並不昂貴，也許就2000港幣一瓶。這位客戶終買下了這些葡萄酒。

從雷布爾·薩爾茲處買入的500箱拉菲對葉福章來說是如此大的成功，因而他重返“波爾多廣場”買入了更多的酒，雖然價格比之前稍高。他也讓其他酒商知道他可以做更多的大單生意。後來雷布爾·薩爾茲又以每瓶485法郎（約合91箱1989年產的拉菲。接下這單生意時，葉福章就意識到這個價位恐怕會讓他的大部分客戶都難以接受，所以他又開始尋找一些價位較低的酒來平衡他的庫存。

福堯貿易已經使三種葡萄酒在中國更廣大的範圍內打開了市場：龍船酒堡、大寶酒堡和靚茨伯酒堡。葉福章發現雖然靚茨伯酒堡隻是一個五級莊，但其出產的酒尤其暢銷，因為香港的旗艦航空公司國泰航空為其頭等艙的乘客提供這種葡萄酒。

1989年，靚茨伯酒堡的堡主——讓-米歇爾·凱澤斯，還從未聽說過國泰航空，也未曾去過香港，但他繼承獲得了一座需要大量投資的莊園的經營權。所以當他接到他們家族的路易王妃水晶香檳集團的負責人讓-克勞德·羅佐的電話，說國泰航空需要大量列級酒莊的紅葡萄酒來拉開與其他競爭者的差距時，他毫不猶豫地接下了這單生意。他不會錯過一個潛在的客戶，即使他在此前對其尚未聽聞。酒商們在訂單問題上是出了名的謹小慎微。凱澤斯聯繫到法蘭西對外貿易銀行來確認他的新客戶不涉嫌洗錢。國泰航空堅持其所訂購的酒箱要被存放在酒堡地窖中的一個隔離區域，葡萄酒須經過公證人的核實，來確保自己接收的是當初所訂的酒。

後，凱澤斯簽下了他們酒堡史無前例的一單大生意：2.3萬箱靚茨伯。作為買家，國泰航空自然想買到好年份的葡萄酒，比如1982年出產的酒。而凱澤斯卻委婉地說服國泰航空買入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