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生活水平（精裝）（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厲以寧、何帆專文推

編輯推薦

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厲以寧、何帆專文推薦！
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經濟學領域******之書！

叢書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
《聰明激進派的經濟政策：混合經濟》（英）詹姆斯 E.米德
《經濟增長黃金律》（美）埃德蒙德•菲爾普斯
《生活水平》（印度）阿馬蒂亞•森等
《為什麼我也不是保守派》（美）詹姆斯 M. 布坎南
《政治算術：西蒙•庫茲涅茨與經濟學的實證傳統》（美）羅伯特•威廉•福格爾等
《效率、平等和財產所有權》（英）詹姆斯 E.米德
《預見相關性：風險管理新範例》（美）羅伯特•恩格爾
《宏觀經濟思想七學派》（美）埃德蒙•菲爾普斯
《經濟增長理論》（英）阿瑟.劉易斯
《計量經濟學的問題與方法》（挪）拉格納•弗裡希等
《兩個幸運的人：弗裡德曼回憶錄》（美）米爾頓•弗裡德曼等
《價值理論：對經濟均衡的公理分析》（美）吉拉德•德布魯
《充分就業與價格穩定》（美）威廉 S. 維克裡等
《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美）羅伯特•威廉•福格爾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厲以寧、何帆專文推薦！

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經濟學領域******之書！

叢書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

內容簡介

生活水平與國家安全已經成為各國兩個主要的政治目標。

本書介紹了一種看待和評價生活水平的特殊方法。

我們究竟應當怎樣來看待“生活水平”，怎樣刻畫“生活水平”，圍繞著這一核心問題，阿馬蒂亞·森和其他一些英國學者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書是阿馬蒂亞·森的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作者簡介

阿馬蒂亞·森
（AmartyaSen,1933-）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而獲獎，是關注底層人民的經濟學家，也被稱為“窮人的經濟學家”。
阿馬蒂亞·森於1933年出生於印度。1943年，他9歲時，家鄉發生了大饑荒，餓死了數百萬人。這件事對他以後生活道路選擇和學術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大學期間，他開始學的是自然科學，後轉向了經濟學。9歲的經歷是促使他選擇學習經濟學的重要原因，他一接觸經濟學即表現出對經濟學的強烈興趣。1959年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院長。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
他研究經濟學的重要動機之一，是幫助他的祖國印度擺脫經濟貧困，走向繁榮。他離開印度，輾轉於歐美各著名學府，但始終和國內的大學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尤其是他曾經工作過的德裡大學。他一直是該大學的榮譽教授。為了學術活動，也出於自己的愛好，他始終過著帶有遊歷性質的生活。劍橋畢業以後，他便常回印度，從來沒有半年不歸的情況。他也一直保持著印度國籍。這樣的好處之一是保證了他對於印度公眾事務的發言權。

阿馬蒂亞·森

（AmartyaSen,1933-）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而獲獎，是關注底層人民的經濟學家，也被稱為“窮人的經濟學家”。

阿馬蒂亞·森於1933年出生於印度。1943年，他9歲時，家鄉發生了大饑荒，餓死了數百萬人。這件事對他以後生活道路選擇和學術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大學期間，他開始學的是自然科學，後轉向了經濟學。9歲的經歷是促使他選擇學習經濟學的重要原因，他一接觸經濟學即表現出對經濟學的強烈興趣。1959年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院長。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

他研究經濟學的重要動機之一，是幫助他的祖國印度擺脫經濟貧困，走向繁榮。他離開印度，輾轉於歐美各著名學府，但始終和國內的大學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尤其是他曾經工作過的德裡大學。他一直是該大學的榮譽教授。為了學術活動，也出於自己的愛好，他始終過著帶有遊歷性質的生活。劍橋畢業以後，他便常回印度，從來沒有半年不歸的情況。他也一直保持著印度國籍。這樣的好處之一是保證了他對於印度公眾事務的發言權。

他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的學術研究中多次提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發展所取得的經驗與教訓，並對中國政府在促進社會發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嘗試給予充分的肯定。正是出於對中國的友好感情，他曾於20世紀80年代訪問過中國，並得到當時中國總理的接見。在倡導民主治國的今天，他的著作對中國學者有積極的現實研究與指導價值。

叢書序一（厲以寧）
叢書序二（何帆）
撰稿人
序言
1 第1章
生活水平（講）：概念與評論
阿馬蒂亞·森
2競性與構性
4評價對像與評價標準
7效用、對像與評價方法
9效用即快樂和效用即幸福
12欲望與環境
16選擇與評價
19財富、商品、功能性活動和能力

叢書序一（厲以寧）

叢書序二（何帆）

撰稿人

序言

1 第1章

生活水平（講）：概念與評論

阿馬蒂亞·森

2競性與構性

4評價對像與評價標準

7效用、對像與評價方法

9效用即快樂和效用即幸福

12欲望與環境

16選擇與評價

19財富、商品、功能性活動和能力

23相對與

2性及其評定

27 第2章

生活水平（第二講）：生活與能力

阿馬蒂亞·森

28計量與動機

32需要、指標和基本問題

35生活水平與福利水平

39價值評估與功能性活動

42不同的評價方面

45功能性活動與收入

48能力與功能性活動

51結束語

52 第3章

阿馬蒂亞·森教授論生活水平

約翰·繆爾鮑爾

52引言

55深層次的經濟背景

60習慣

66能力集合總結

69個人與家庭

75結論

78 第4章

生活水平：不確定性、不平等與機會

拉維·坎布爾

78引言

79阿馬蒂亞·森和威廉姆斯的例子

81不確定性與生活水平的效用基礎觀

82不平等：事前與事後

88能力與自由：事前與事後

90能力基礎觀中的性與占優推理

91總結

93 第5章

商品化與生活水平

基斯·哈特

93引言

97西非荒漠草原

112工業化英國的商品化

119結論

122 第6章

生活水平：利益與能力

伯納德·威廉姆斯

135 第7章

答復

阿馬蒂亞·森

148 // 參考文獻

157 // 出版說明

媒體評論

怎樣纔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於提供了一個臺階。

——厲以寧

北京大學教授

這將是國內為齊全的一套諾貝爾獎得主繫列叢書，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的經濟學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我們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

——何帆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在線試讀

◆叢書序一◆
機械工業出版社經過長期的策劃和細致的組織工作，推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該叢書預計出版經濟學獲獎者的專著數十種，精選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成果，計劃在三四年內面世。我以為這是國內經濟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
要知道，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學領域內名家輩出，學術方面的爭論一直不斷，許多觀點令經濟學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這既是一個懷疑和思想混亂的時期，也是一個不同的經濟學說激烈交鋒的時期，還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斷探索和在理論上尋找新的答案的時期。人們習慣了的經濟生活和政府用慣了的經濟政策及其效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學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尋新路，提出新的解釋，指明新的出路。經濟學成為各種人文學科中富有挑戰性的領域。難怪不少剛剛步入這個領域的經濟學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樣纔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於提供了一個臺階，也就是說，這等於告訴初學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各位經濟學家是怎樣針對經濟學中的難題提出自己的學說和政策建議的，他們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論、如何探尋新路的。這就能夠給後來學習經濟學的年輕人以啟發。路總是有人探尋的，同一時期探尋新路的人很多，為什麼他們有機會進入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呢？經濟學重在思考、重在探索，這就是給後學者的鼓勵、重要的啟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學一樣，經濟學研究也必須深入實際，立足於實際。每一個新的經濟觀點的提出，每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種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導，都與實際有關。一個經濟學家不可能脫離實際而在經濟學方面有重大進展，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致用之學。這可能是經濟學的特點。就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所選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著作為例，有哪一本不是來自經濟的實踐，不是為了對經濟現像、經濟演變和經濟走向有進一步的說明而進行的分析、論證、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脫離了經濟的實際，這些分析、論證、推理全都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即經濟學的驗證經驗是滯後的，甚至可以說，古往今來凡是經濟學中一些有創見的論述，既在驗證方向是滯後的，而在同時代湧現的眾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驗證的滯後性，表明一種創新的經濟學研究思路也許要經過一段或短或長的時間間隔纔能被變化後的形勢和經濟的走向所證實。觀點或者論述的超前性，同樣會被經濟的實踐所認可。有些論斷雖然至今還沒有被完全證實，但隻要耐心等待，經濟演變的趨勢必然遲早會證明這些經濟學中的假設一一都會被人們接受和承認。回顧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經歷和學術界對他們著作評價的變化，難道不正如此嗎？◆叢書序一◆

機械工業出版社經過長期的策劃和細致的組織工作，推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該叢書預計出版經濟學獲獎者的專著數十種，精選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成果，計劃在三四年內面世。我以為這是國內經濟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

要知道，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學領域內名家輩出，學術方面的爭論一直不斷，許多觀點令經濟學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這既是一個懷疑和思想混亂的時期，也是一個不同的經濟學說激烈交鋒的時期，還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斷探索和在理論上尋找新的答案的時期。人們習慣了的經濟生活和政府用慣了的經濟政策及其效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學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尋新路，提出新的解釋，指明新的出路。經濟學成為各種人文學科中富有挑戰性的領域。難怪不少剛剛步入這個領域的經濟學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樣纔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於提供了一個臺階，也就是說，這等於告訴初學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各位經濟學家是怎樣針對經濟學中的難題提出自己的學說和政策建議的，他們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論、如何探尋新路的。這就能夠給後來學習經濟學的年輕人以啟發。路總是有人探尋的，同一時期探尋新路的人很多，為什麼他們有機會進入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呢？經濟學重在思考、重在探索，這就是給後學者的鼓勵、重要的啟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學一樣，經濟學研究也必須深入實際，立足於實際。每一個新的經濟觀點的提出，每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種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導，都與實際有關。一個經濟學家不可能脫離實際而在經濟學方面有重大進展，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致用之學。這可能是經濟學的特點。就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所選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著作為例，有哪一本不是來自經濟的實踐，不是為了對經濟現像、經濟演變和經濟走向有進一步的說明而進行的分析、論證、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脫離了經濟的實際，這些分析、論證、推理全都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即經濟學的驗證經驗是滯後的，甚至可以說，古往今來凡是經濟學中一些有創見的論述，既在驗證方向是滯後的，而在同時代湧現的眾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驗證的滯後性，表明一種創新的經濟學研究思路也許要經過一段或短或長的時間間隔纔能被變化後的形勢和經濟的走向所證實。觀點或者論述的超前性，同樣會被經濟的實踐所認可。有些論斷雖然至今還沒有被完全證實，但隻要耐心等待，經濟演變的趨勢必然遲早會證明這些經濟學中的假設一一都會被人們接受和承認。回顧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經歷和學術界對他們著作評價的變化，難道不正如此嗎？

經濟學同其他學科（不僅是人文學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學科）一樣，實際上都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跑。後人是有幸的，為什麼？因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經在學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後人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即使前任在前進過程中有過疏漏，有過判斷的失誤，那也不等於後人不能由此學習到有用的知識或得出有益的啟示。

我相信，機械工業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關注經濟學的進展，促進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的深化，並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厲以寧北京大學教授

2014年9月21日

◆叢書序二◆

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後半葉，是經濟學家人纔輩出的時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其成立300周年的時候設立，並於1969年首次頒獎。這一獎項被視為經濟學的獎。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經濟學家獲獎。

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以諾貝爾獎論英雄。有些經濟學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獲獎的機會。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授予一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領域熱門，有些領域冷門，博弈論是發展為迅猛的一個領域，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領獎臺。有時候，諾貝爾獎的授獎決定會引起爭議，比如1974年同時授給左派的繆爾達爾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時授予觀點相左的法瑪和席勒。盡管同是得獎，得獎者的水平以及學術重要性仍存在較大的方差。但是，總體來看，可以說，這75位經濟學家代表了20世紀經濟學取得的重大進展。

經濟學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經濟學發展出了一套繫統的分析框架，從基本的假設出發，采用嚴密的邏輯，推導出清晰的結論。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會發現和同行的學術交流變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夠知道觀點的分歧在哪裡，存在的問題是什麼；經濟學形成了一個分工細密、門類齊全的體繫。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是經濟學的旗艦，後面跟著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主力，以及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新興或交叉學科；經濟學提供了一套規範而標準化的訓練，不管是在波士頓還是上海，是在巴黎還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學習經濟學的學生使用的大體上是同樣的教材，做的是同樣的習題。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經濟學訓練拾級而上，由易入難，由博轉精；經濟學還值得驕傲的是，它吸收了秀的人纔，一流大學的經濟繫往往國際化程度，學生的素質也；在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經濟學成為一門顯學，經濟學家對經濟政策有重大的影響，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裡有經濟學家，大眾媒體上經常見到活躍的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經常會到經濟學的殿堂裡接受培訓，然後回到自己的陣地傳播經濟學的火種。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指出，經濟學發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頸”，創新的動力明顯不足。經濟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整齊劃一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單調乏味。有很多人指責經濟學濫用數學，這種批評有一定的道理，但並沒有擊中要害。經濟學使用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數學，即極值方法。消費者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他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效用的化。企業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資源的約束下尋找利潤的化。政府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社會福利函數的化。經濟學的進步，無非是將極值方法從靜態發展到動態，從單個個體的化發展到同時考慮多個個體的化（博弈論），從確定條件下的極值發展到不確定下的極值，等等。其他學科，比如物理學、生物學也大量地使用數學工具，但它們所用的數學工具多種多樣，變化極快，唯獨經濟學使用的數學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經濟學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較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經濟學家原本也是各執一詞，爭吵激烈，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後還是要“和平共處”。20世紀70年代之後，經濟學不僅在研究方法上“統一”了，思想上也要“統一”，經濟學界對異端思想表現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會被邊緣化，被發配到海角天涯，根本無法在經濟學的“部落”裡生存。這種力求“統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經濟學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經濟學常常被批評為社會科學中的“帝國主義者”，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常會滲透到其他學科，更主要的是因為經濟學和其他社會學科的交流並非雙向而平等的，別的學科向經濟學學習的多，而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學習的少。經濟學變得日益封閉和自滿，討論的問題“玄學”色彩越來越濃厚，往往是其他學科，甚至經濟學的其他領域的學者都不知道討論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意思，於是，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現實的挑戰。20世紀中葉經濟學的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戰後重建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回應。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引起了經濟學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們正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新階段，經濟增長前景不明，金融風險四處蟄伏，收入分配日益惡化，這些復雜的問題給經濟學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經濟學或將進入一個反思、變革的新階段，有可能迎來一次新的“範式革命”，年輕一代學者將在銳意創新的過程中脫穎而出。

創新來自繼承，也來自批判。機械工業出版社擬推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出版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的各類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奧的基礎理論，又有對重大現實問題的分析，還有一些是經濟學家們對自己成長道路的回憶。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也有一些是過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經淡忘的。這將是國內為齊全的一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繫列叢書，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的經濟學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我們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

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4年12月12日

◆序言◆

坦納講座是由現為美國猶他大學哲學榮譽教授的奧伯特·克拉克·坦納（ObertClarkTanner）倡導設立的。用該講座理事會理事們的話來說，坦納講座的宗旨是“發展和創造關於人類價值及其評價的學術和科學知識”。坦納講座於1978年7月1日在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正式創立，後來在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斯坦福大學、猶他大學、牛津大學布雷齊諾斯學院和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每年舉行一次，有時也在其他地方舉辦。

發表講座的講稿也是坦納講座要旨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此，猶他大學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斯特林·麥克默林（SterlingMcMurrin）以《坦納講座論人類價值》為名結集編纂的繫列叢書。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在劍橋大學所做的兩次演講的講稿簡縮本和他於1985年在其他地方演講的講稿一並被收入了該套叢書的第7卷（McMurrin，1986）。克萊爾學院的同仁們為了把他們負責的講座的宗旨落到實處，決定全文發表阿馬蒂亞·森的講座演講稿，包括在隨後舉辦的研討會上與會者所做的點評。坦納講座理事會的理事和劍橋大學出版社評審會的成員對我們的決定都表示贊同，本書就是因此而取得的個成果。

沒有什麼能夠比“生活水平”更加直接地表達奧伯特·坦納的意圖了，生活水平已經成為政府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之一，盡管政府並不總是用“生活水平”這個詞來表述。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也已經成為被統治者的核心關切之一。的確，在民主幾乎無處不往或至少幾乎無處不向往民主的年代，就對現代國家及其或多或少有意控制的經濟的期待而言，以及就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發展中國家生存狀況的日益關心而言，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生活水平與國家安全和國防已經成為當今兩個主要的政治目標。但是，由於生活水平終成了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問題，又由於難以精確地確定生活水平問題的癥結所在，還由於回答這個問題的技術復雜性不斷提升—所有這些原因本身都與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復雜、現代國家的作用範圍以及經濟學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不斷擴大有關，因此，在理解如何看待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每一點進展都伴隨著更大的困惑和疑問。在這些問題上，常常越是看似眾所周知的東西越是有人談論，而且越是難以取得實際效果。似乎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密切相關的人，越來越不能理解這些問題。不過，阿馬蒂亞·森是一個例外，他熟悉自己的研究主題的歷史狀況和各種各樣的現代經濟，又能作為專家和富有經濟學研究技術創新精神的學者敏銳地感覺到經濟學研究的道德和政治意蘊。他具有相應但幾乎又是獨特的能力來捕捉、聯繫和表達種種由“生活水平”引發的問題。

正如他所說的那樣，“生活水平的意義在於生活”。這句話倘若意味著與某些流行的學術時尚相悖，還意味著凡是明確錯誤的東西必須予以摒棄，凡是依稀正確的東西則應該得到支持，那麼就不難理解了。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欣然—甚或就像人們對經濟學家及其工作的普遍看法那樣郁悶地—含糊其辭。很多屬於生活水平範疇的東西，就像生活中的很多東西一樣，可能無法容忍實證研究的精確性。即便能夠容忍，這樣的精確性對於在政府裡操縱受到條件約束的工具但隻能間或控制條件的人來說幾乎沒有什麼意義。概念精確性可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而且在生活水平這個問題上，對於公民就如同對於社會學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就是阿馬蒂亞·森的首要關切。在講裡，他批判了現存根據效用、收入和財富或者“富裕”來評價生活水平的方法；在第二講裡，他闡述了采用人類“功能性活動”和“能力”的概念來考慮生活水平問題的理由。在這兩講中，他都闡明了論證絕不能局限於梳理一些尚未得到解決的枝節問題。這一點可引入三個問題來加以說明。個問題阿馬蒂亞·森在本書中隻是順便提到，第二個問題到本書結束時仍懸而未決，而第三個問題則自始至終沒有在本書中明講。

個問題是由於沒有看到定義生活水平和說明生活水平之間看似簡單的區別而造成的認識誤區，而產生這種認識誤區的便利性以及可能導致的困惑清楚地表現在了或許迄今仍是曠日持久的關於任何實際生活水平的學術爭論中。這場學術爭論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大約從1750年一直持續到了1850年。哈特威爾和恩格爾曼（HartwellandEngerman）在他們論述這場學術爭論的悲觀主義理論基礎的論文中區分了這場學術爭論所涉及的三個不同問題（1975：193-194）：工人階級在這個時期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抑或有所下降？倘若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工業化，那麼，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否仍能得到改善？如果工業化采取不同的進程，那麼，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否也能得到改善？

正如馮·籐澤爾曼（vonTunzelmann）所言，哈特威爾和恩格爾曼雖然就這樣對生活水平這個問題做了一定的澄清，但轉而立馬就攪亂這個問題：他們認為，“悲觀主義者”就是那些相信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士以及那些回答第二個問題—倘若根本就沒有發生工業化，那麼，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否仍能得到改善—是肯定的人士（vonTunzelmann，1985）。首先，完全可以毫不矛盾地對他們區分的每一個問題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即使有人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提高，但也同樣可以認為，要是沒有發生工業化，或者說工業化采取了不同的進程，那麼，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就會以更快的速度提升。反過來，我們也完全可以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要是沒有工業化，甚至會下降得更加厲害。（大多數經濟史學家似乎至少現在已經認為，一直到大約1820年，實際工資基本沒變，後來纔有所增長。）實際上，除了像切斯特頓（Chesterton）和貝洛克（Belloc）之流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不折不扣的懷舊者外，悲觀主義者可分為三個明顯不同的群體。個群體包括像E.P.湯普森（Thompson）那樣的人，他們認為，生活水平確實是下降了；如果所有權和資本控制權掌握在不同的人手裡，如果在這方面或某個類似方面（即便沒有明確界定）做得更加“社會主義”，那麼工業化就能帶來更多的福利。第二個群體就像哈蒙德（Hammond）之輩那樣看待問題，他們更多是生活水平發展進程的不可知論者，並且相信：如果政府能夠緩解圈地運動的影響，為非熟練工人規定工資，並且在使非熟練工人有能力參與合作的同時承認熟練工人掙到公平工資的權利。第三個群體包括馮·籐澤爾曼本人，他們認為，工業化要不是那麼資本密集型，本可帶來更多的福利並創造更高的增長率。

不過，正如哈特威爾和恩格爾曼所看到的那樣，有些悲觀主義者由於沒能區分“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更多的提高或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這樣的反事實問題，以及“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了”這樣的事實性問題而使得他們的論證變得難以理解。正如阿馬蒂亞·森在本書中答復基斯·哈特（KeithHart）時闡明的那樣，不但這些問題不同，而且肯定地回答反事實問題的論證也不同，譬如說，通過證明勞動生產率有可能得到提高，並不一定就能對更具事實性的問題做出相似的回答。對這種問題的肯定回答取決於賦予人們某種做事能力的商品總供給的分配和利用。近有一篇回答更加純粹的事實性問題的文章就采取了這種觀點，並且建議我們不要太在意可能沒什麼用處但肯定不可靠且難以解釋的收入估計值，但可以關注各種走高的趨勢（FIoud和Wachtcr，1982；Floud，1984）。這篇文章比較精準地抓住了商品分配的實質，並且通過集中關注商品所具有的一種效應使我們想到了阿馬蒂亞·森的“功能性活動”和“能力”。

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經常被稱為“生活水平相對性”的問題，證明了概念精確性和阿馬蒂亞·森所建議的區分的意義。這個問題清楚地出現在有關貧困的爭論中，而且常常帶有非常強烈的情緒色彩。在阿馬蒂亞·森結束講時提到的他那篇論文（Sen，1983a）以及他答復湯森（Townsend）對那篇論文的批評（Townsend，1985）的文章（Sen,1985c：161）中，他采用議論的方式總結了自己的觀點：貧困—並且暗示更一般性的生活水平—“在能力的空間裡是一個概念，但在商品或者特性的空間裡常常采取一種相對形式”。也就是說，有那麼一些能力，如亞當·斯密提到過的體面地出現在公共場合的能力，是能力。這樣的能力倘若確實是值得具備的，那麼對於每個人都是如此。具備這樣的能力需要因時間和空間而異的資源或者商品，而不是能力本身。據斯密說，在18世紀末的格拉斯哥，不穿亞麻襯衫就不可能體面地出現在公共場合。而在20世紀後期的倫敦，據報道，一個被調查者在近的一次調查中表示，沒有能力表明能給自己的孩子帶來快樂，就不可能守住體面。

有那麼多的問題顯而易見，而且還能夠接受。誠如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所言，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顯然是一些難以解決或許是不確定的，但肯定是關鍵的問題，例如“像能否體面地出現在公共場合這樣的能力是否有可能派生於某些更加基本的能力，如自尊的能力”的問題、“這樣的基本能力是否可被有益地認為是正確的能力”的問題乃至“如果這樣的能力（也許是‘能力’）能夠被明確地定義，那麼它們的性就在於人性或者習俗”這個更加基本的問題。總的來說，困難人人知道，但阿馬蒂亞·森在他的兩次講座中以及威廉姆斯在本書和其他場合（如1895：152-155）都清楚地闡述了困難所在。基於人性的回答幾乎肯定隻能證據不足地說明我們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需要決定和做的事。完全的非習俗需要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需要，但基於習俗的回答肯定會招來種種異議：“它的確隻是一種基於習俗的回答”，“在沒有得到進一步論證的前提下，一種習俗是不能用來自我辯解的”—就像阿馬迪亞·森、威廉姆斯和約翰·繆爾鮑爾（JohnMuellbauer）曾經指出過的那樣，“人們隻能屈服於習俗”，以及“保護習俗也好，不保護習俗也罷，到頭來必然會因此而‘循環回復到’（威廉姆斯語，也許是指通過與其他地方的習俗進行比較）人性、現實利益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但是，循環回復可能並不是一個完全有爭議的問題。就像威廉姆斯已經指出的那樣，“一種生活的卓越性或者滿意度並不像前提支持結論那樣支持有關這種生活的信念”。一種“卓越的生活”乃至一種令人滿意的生活，“它們的特點就是擁有這樣的信念，而且其中的大多數信念並不是關於本人性格或生活或者他人性格的信念，而是關於社會世界的信念”（Williams，1985：154）。生活水平的意義看來確實就在於生活。支持概念精確性的第二個理由並不是要回避這種事實，而是試圖理解它的確切含義。

不管怎樣，生活必然是集體性的，現在沒人還會相信，集體生活，譬如說在某種所謂市場的環境中的集體生活，能夠采取自然的進程。集體生活總要受到監管，即便是監管者不在場的監管。現代政府也許永遠也無法做到精確的監管，但是，無論現代政府的實際監管有多麼不精確，它們必須相當精確地意識到自己可做什麼或者不可做什麼。這是我們堅持概念精確性的第三個理由。無論是阿馬蒂亞·森本人還是任何一個他的演講的點評者都沒有直接論及由概念精確性導致的問題。阿馬蒂亞·森在他做的兩次演講中所表達的關切，首先是把生活水平概念與對生活水平的解釋區分開來，然後是生活水平概念本身，而不是在任何特定地點和時間可以為生活水平做些什麼。此外，就像阿馬蒂亞·森在答復拉維·坎布爾（RaviKanbur）時所說的那樣，他在那兩講中對公共政策必須回答的總量問題的關心還不如對個人生活水平這個應優先考慮的問題。但是，阿馬蒂亞·森和他的演講點評者們要談的很多問題確實與政府和其他機構應該做的事情有關。

舉例來說，很多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對現在所謂窮人的“基本需要”承擔著某種類型和程度的責任。阿馬蒂亞·森表示，這個話題的基礎，即需要的基礎，迄今仍未完全闡明。此外，凡是政府都應該想到，它們也許正在為之制定政策的民眾無論貧富大多生活在家庭裡，其中包括兒童和弱勢婦女，從而由此產生了各種分配問題以及更具技術性的“等價”問題—一些不同於繆爾鮑爾和哈特采用不同方式論述過的“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公共福利水平加總的問題。此外，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了解，而不隻是搶先決定在它們所負責的社會內部家庭能夠“自給”（哈特語）的程度以及由某個或者某些其他機構供給的程度。哈特的點評稿中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於它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三種經濟—西非荒漠草原（現在已經遭殃的薩赫勒地區）的谷物種植者和牧民經濟、19世紀英國蘭開夏郡的紡織工人經濟和今天的工業社會經濟—中自給與通過其他手段供給之間存在的常常是錯綜復雜、變化不定的相互關繫。就像哈特和阿馬蒂亞·森以不同方式解釋的那樣，這樣的關繫使得根據收入估計值推理變得非常危險。正如阿馬蒂亞·森在答復繆爾鮑爾時重申的那樣，他要表達的主要論點有一部分就是商品—收入本身，可用來換取收入的物品以及可被作為收入的物品—必須與被他稱為“功能性活動”的東西區分開來。所謂的功能性活動就是個人生存狀態特性，而不是個人或者家庭能夠擁有或者生產的物品。

此外，正如阿馬蒂亞·森在結束第二講時所說的那樣，把功能性活動與功能性活動執行能力以及功能性活動選擇能力區分開來，雖然並非總是很容易，但卻十分重要。能力意味著自由。這就是考慮能力問題的部分要點所在。很多民眾和有些政府的確非常關注自由問題。阿馬蒂亞·森本人以及坎布爾和繆爾鮑爾闡明了賦予這個概念以一定實際清晰性和操作性的意義，並且比較了它的事前吸引力與事後結果要涉及的內容。但由於被阿馬蒂亞·森稱為人的“可執行功能性活動束”的集合也同樣是人的能力，因此，“功能性活動與能力之間存在一種同步、雙向的關繫”。當然，某些能力就像威廉姆斯所闡明的那樣，也許與“選擇其本身有助於提升福利水平或者提高生活水平的好處”無關。如果說活得更久或者長得更高的能力就在於能夠選擇早死或者長得矮小，而且這種能力能夠提高本人的生活水平，那麼就會被人認為稀奇古怪。誠如威廉姆斯所言，很多能力，如購買襯衫洗衣粉的另一個牌子的能力，都是一些不重要的能力。但是，考察他所說的“同時可行能力”的集合，並且考慮個人能夠掌握這種能力集合的社會和政治條件，確實具有思想觀念和實踐的雙重意義。

然而，在闡明生活水平概念之前，無法回答甚至無法提出總量問題，更不用說更加直接的經驗和政治性質的問題了。阿馬蒂亞·森的功績就在於他為闡明生活水平這個概念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就連批評他的人現在也不得不承認，無論是生活水平概念的提出依據還是內涵都比以前清晰了許多。

筆者要感謝克萊爾學院的同仁、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弗朗西斯·布魯克（FrancisBrooke）和基斯·勞埃德（KeithLloyd）以及阿馬蒂亞·森演講稿的四位點評者，尤其是正處在困難時期的阿馬蒂亞·森本人，感謝他們在安排出版機會和準備研究成果出版方面給予我們的幫助。

傑弗裡·霍索恩

（GeoffreyHawthorn）

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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