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汪丁丁)
譯者序
前言
第一章幸福經濟學
方法
伊斯特林悖論
幸福經濟學的部分應用價值
政策中的應用
第二章幸福感和收入之爭論：內容、方法和伊斯特林悖論
問題的措辭
國家選取問題
結論
附錄2a
第三章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比較拉丁美洲、俄羅斯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之間的差異
鳥瞰轉型期的幸福感：以中亞、古巴和東歐為例
非洲的“幸福”
阿富汗的幸福：戰亂中的幸福感
結論
第四章幸福感會起作用嗎
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
1995～2000年俄羅斯幸福感的變化
幸福感會對未來的結果有影響嗎
婚姻、就業、健康和吸煙、飲酒之間的關繫
結論
第五章不同國家和文化中幸福感和健康的關繫
幸福感和健康
健康－幸福感關繫中的分歧：以肥胖的研究為例
貧困、健康和幸福感
貧富不均
疾病如何影響你的生活：來自幸福感調查和拉丁美洲eq-5d得分的一些證據
與政策有關的問題
第六章經濟增長、犯罪、貧富不均和其他影響因素
經濟增長：一個不幸福的悖論
高興的農民和沮喪的成功者
渴望的悖論
相對收入和相對貧富不均
比增長更加不幸福：金融危機和幸福感
痛苦指數：通貨膨脹和失業
結論
第七章對順境和逆境的適應：友誼、自由、犯罪和腐敗是如何影響幸福感的
社會資本和友誼
政治自由、政治參與和幸福感
對逆境的適應：犯罪和腐敗
結論
第八章整個世界的幸福：教訓—問題—政策
政策制定：摸著石頭過河
幸福感和政策並肩而行
參考文獻

過去十年來，出現了大量關於幸福的經濟學文章。究竟什麼是幸福?哪些因素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可謂眾說紛纭。作者在本書中做了精彩的論述，為全世界追求幸福的人們做出了令人欽佩的貢獻。
——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2005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多數人都不希望現在居住在阿富汗，但阿富汗人很幸福，至少比世界平均水平高那麼一點點。世界各地的人們都一樣，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即使他們在最糟糕的困境也能微笑面對。金錢的多寡可能會造成一點差異，但它不能決定一切。作者在本書中很好地論證了什麼使人幸福、什麼使人痛苦，並揭示了新興的幸福經濟學對於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意味著什麼。
——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kerlof)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是一部關於什麼能夠使人幸福的廣泛而有深度的調查報告，包含有趣的原始調查以及重要激進的結論。
——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
英國*經濟學家，曾任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顧問

(汪丁丁)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幸福問題，從而形成了一門新的顯學——“幸福經濟學”。不同於心理學的是，能夠成為經濟學研究主題的，必須是統計顯著的現像。
心理學研究可以而且往往集中於特例（個案），因為腦科學研究表明，人類（很大限度上包括靈長目甚至其他哺乳動物）主要腦區的拓撲結構相同是統計顯著的。例如，我從未讀到過某一患者左腦和右腦的功能與大部分人類相反的研究報告。雖然，我不能否認有出現這類情形的極小概率。由於腦區的拓撲同構性質，心理學家可以研究一些有學術價值的個案，而且往往可將個案研究結論推廣為一般命題（從而需要接受統計檢驗）。
經濟學沒有腦科學這樣堅實的數據支持，經濟學家不能假設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是同構的。所以，經濟學家更注意研究那些統計顯著的現像，以便可以直接得到統計顯著的一般命題。
下面這一現像是統計顯著的：在經濟不發達國家，人們的幸福感通常隨人均收入的增長而上升，直到人均收入增長到某一區間，例如以201價格計算，5000～100這一區間，大量的問卷調查顯示，在這一區間之上的收入增長，不再伴隨著幸福感的增長。不僅如此，調查問卷顯示，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可能低於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
這一研究領域最著名的學者是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人口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他是美國的“兩院院士”（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還擔任過美國人口學會和經濟史學會的會長。多年以來，他的幾篇論文幾乎是我在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行為經濟學課程的必讀文獻，因為他的統計方法和分析視角，遠比“幸福的社會學”研究更接近主流經濟學。我記得，2008年我講解過他當時剛剛完成的一份調查報告。這份報告顯示一名美國人畢生的幸福感曲線，在45～50歲這一年齡區間達到頂峰，在這一區間之前是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在這一區間之後則是一個逐漸下降的過程。這一曲線，被稱為伊斯特林“彩虹形”幸福曲線。但是，讀者不妨懷疑一次：怎麼會是這樣呢？在中國，“中年危機”和中年人的“生活壓力”不是人生的頂峰嗎？怎麼會同時還最幸福呢？至少，我很懷疑伊斯特林彩虹曲線在中國社會的適用性。我更願意推測，對當代的中國人而言，生命周期的“彩虹形”幸福曲線，應改為“澡盆形”。當然，你也可以懷疑我的這一推測，轉而相信恰好因為紛繁復雜的中年危機，纔有更強烈的幸福感。於是，這番對話就將我們的思路引入到關於幸福感的更深入議題裡了。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裡表述過一個最近20年在幸福感的研究領域變得非常著名的見解：“真正的幸福，通常源於一個人內心的寧靜。”在同一篇章裡，斯密指出，人類混亂與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高估兩種永久狀態之間的差異。例如，窮人往往高估富人的幸福感，於是為致富而付出得不償失的努力（並造成混亂和不幸），最終以較低的幸福感了結此生。斯密提醒我們，一個人在晚年很可能為了自己太多的罪過與荒唐而後悔莫及，永無幸福之感。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Daniel Gilbert）與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Wilson）長期合作，發表了關於幸福感以及社會認知的研究報告。2007年9月他們發表於《科學》雜志的論文顯示，當人們評價自己“幸福感”的時候，所想像的是已經發生的幸福事件和尚未發生的幸福事件。對於尚未發生的幸福事件的想像，這兩位作者的實驗表明，很容易脫離情境，從而導致想像幸福感與真實幸福感之間的較大誤差。這裡，“情境”（situation）是一個關鍵詞。歸根結底，我們是哺乳動物，我們的頭腦尚未獲得想像未來無數可能情境的能力，於是我們隻能想像幸福事件或不幸事件的種類，並為這些可能的體驗“賦名”。久而久之，當我們想像未來的可能體驗時，我們習慣於簡單的名稱想像。例如，美食帶來的幸福感可名之曰“美食”，榮譽帶來的幸福感可名之曰“榮譽”，諸如此類可以很多，像“安全”、“金錢”、“權力”、“親情”、“友誼”、“成就”、“升華”、“創造”和斯密最重視的“寧靜”等。這些名稱所意味著的幸福（或痛苦），其實隻能在具體情境裡發生並影響我們的情感。而我們可憐的頭腦，由於演化所需的以“萬年”為計數單位的漫長歲月，至今隻能以“不確定性”（這又是一個名稱）來涵蓋未來可能發生的無數情境。
幸福感，脫離情境的想像，會偏離真實的（在具體情境裡發生的）幸福感很遠嗎？是的。吉爾伯特的心理學實驗表明，可以“南轅北轍”，也稱為“偏好的逆轉”。據此，他區分了兩種幸福：其一，姑且譯為“簡單幸福”（hedonichappiness），也就是類似“我欲求什麼就得到什麼”的幸福；其二，姑且譯為“復雜幸福”（synthetichappiness），那是一種更綜合的感受，需要結合特定情境來評估。在他研究過的許多案例裡，復雜幸福遠比簡單幸福持續得更久。原因是，簡單幸福在欲望滿足之後通常產生“失望”。對於人性的這一特征，叔本華的描寫或許最透徹：“人，注定了要在欲望與失望之間永遠徘徊。”
吉爾伯特在2008年接受《紐約時報》特邀記者克勞迪婭·德賴弗斯（ClaudiaDreifus）訪談時談到他早年痛失親人和心靈導師的生活經歷，以及在這一經歷的激發中，他意識到人類對幸福感的預期嚴重低估了人類在演化過程中獲得的對於生存情境的極強適應性。他認為，正是因為人類適應情境的能力極強，想像中不幸事件的心理影響幾乎總是在之後的短時間內就被生活中的幸福事件抵消。西蒙教授在1955年發表的論文裡表示，這一現像可用一個刻畫預期滿足感的參量“期望水平”（aspirationlevel）來解釋。在不幸的情境裡，我們通常會調低這一參量值，從而使得真實事件更容易帶來幸福感；另一方面，在幸福情境裡，我們會習慣於不斷調高這一參量值，從而使得真實事件越來越不容易帶來幸福感。
本書的作者卡蘿爾·格雷阨姆（CarolGraham），是美國馬裡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也是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她的研究方向我們不妨稱之為“幸福的世界地圖”。雖然，其他研究者發表過類似的地圖，但她利用各種渠道的數據，致力於改善公眾關於幸福感的想像，尤其是，她相信可能通過旨在改善幸福感的公共政策，以極少的開支帶來極大的幸福。2011年，她最新的作品發表，標題是“ThePursuit of Happiness: An Economy ofWell?Being”（姑且譯為“追求幸福：一個關於美好生活的經濟”）。怎樣的公共政策可以改善我們的幸福感？倫敦經濟學院的資深教授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Layard）相信，那些能夠改善我們社會地位的公共政策遠比那些單純增加我們收入的公共政策更能夠提升我們的幸福感。於是，這位老教授邀請卡蘿爾訪問倫敦經濟學院並親自主持了她的公開演講。
現在放在中國讀者面前的這部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原作標題“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TheParadox of Happy Peasants and MiserableMillionaires”（直譯為“世界各地的幸福：關於幸福的農夫和悲慘的百萬富翁的悖論”）。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發布的作者簡介，這部作品已有中文譯本和葡文譯本。最後，根據這份簡介，她出生於秘魯的利馬，本科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之後獲得了霍普金斯大學的碩士學位和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
在世界各地收集的調查問卷顯示，我們之所以在致富之後並不感到很幸福甚至與如阿富汗的農夫相比更不幸福，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對情境的適應能力實在太強，以致收入增長能夠帶來的“簡單幸福”很快就被迅速擴張的欲望以及與此相關的迅速提升的幸福預期抵消，並且由於收入增長不能如此迅速，我們對簡單幸福的追求很容易歸於失望。
如我在以往10多年的課程中反復強調的那樣，事實上，千差萬別的幸福感，可歸納為三大來源：1）物質生活，2）社會生活，3）精神生活。它們構成一個想像中的三維空間，例如，我通常想像有一個“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平面，垂直於這一平面的，是一個“精神生活”維度。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從小到大的人生軌跡，大致是沿著物質生活的維度發展到某一水平，然後有了更多的社會生活體驗。隨著幸福感的增長，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數目不大），由於不同的體驗，可能有了更多的精神生活。依照這樣的描述，我們有一條想像中的芸芸眾生的典型人生軌跡。完全由於偶然因素，在例如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裡，可以湧現出這樣一條人生軌跡：從幼年或童年開始，他就有了顯著的轉入精神生活的傾向，後來的發展，如果沒有被扼殺，可能造就一位足以引領大眾向著更高境界升華的精神領袖。雅斯貝爾斯刻畫過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他特別指出，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以及西方的耶穌，都是這樣的精神領袖。基於類似的洞察，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遺憾的是，每一位罕見的精神領袖，都難免有生老病死這一自然過程。有鋻於此，韋伯悲觀地預言：“人類社會，古往今來，必定要在具有卡裡斯馬魅力的精神領袖和具有官僚化傾向的理性管理者之間徘徊。”五百年出現一位卡裡斯馬人物？那麼，我們注定要在官僚化趨勢下生活400年。怎樣獲得幸福呢？無望之餘，我的建議是，關注社會生活這一維度。沿著社會生活維度，事關我們幸福感的兩素是（如休謨論證的那樣），“正義”和“仁愛”。當代重要的倫理哲學家阿格尼斯·海勒（AgniesHeller）論證過，“美好人生”（good life）的三素是：1）基本安全，2）正義，3）深度情感交流。殊途同歸，海勒教授素與我的描述很大限度上是相通的。
所以，在馬斯洛論證的需求層次中，我們這些處於“基本安全”層次和“自我實現”層次之間的普通人，最可獲得幸福感的生活方式是，尋求改善我們的政治體制，從而滿足我們想像中的正義感和仁愛感。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獲得深度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我觀察最近走進北大校園的“90後”學生們，意識到他們的生活頗符合我的上述想像。故而，我願意將這篇序言獻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