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華人的資本主義精神

編輯推薦

在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2006年年會上，主席將卓越貢獻獎頒發給了戈登•雷丁教授，原因就是《華人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是*有影響力和被引用次數*多的著作，IACMR在頒獎晚會上的評價是：“事實上，所有希望對中國管理實踐獲得更深刻理解的學者都閱讀過這本書”

內容簡介

本書是海外華人企業研究的奠基之作，迄今為止也仍是這個領域內重要的著作之一。
面對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作者戈登•雷丁承接馬克斯•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著名命題，在書中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東南亞海外華人企業賴以成功的精神資源？全書以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東南亞等地對72家華人企業的深度訪談為基礎，深入探討了海外華人家族企業背後的文化、價值觀支撐，指出華人家族企業所展示的企業精神是完全不同於西方的一種“資本主義精神”的新的形式，其核心價值觀是“儒家文化”。對應於“新教倫理”，“儒家文化”是海外華人企業的經濟發動機。

作者簡介

戈登•雷丁，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國際商務教授和歐亞比較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學榮譽教授、曼徹斯特商學院訪問教授和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榮譽博士。此前，他曾在香港大學執教24年，是香港大學商學院創辦人和主任。

前言
章引言：作為一種經濟文化的海外華人
資本主義精神
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第二章他鄉遊子
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
印度尼西亞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
南洋
第三章中國的心理—社會傳承
基本信仰與價值觀
社會結構前言
章引言：作為一種經濟文化的海外華人
資本主義精神
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第二章他鄉遊子
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
印度尼西亞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
南洋
第三章中國的心理—社會傳承
基本信仰與價值觀
社會結構
處世原則
行為準則
認知形式
第四章審視自我
關於數據
感知自身環境
第五章關繫社會中的生活
第六章中國的制度性傳承
華人企業的歷史發展進程
防御性與不安感的來源
對家長主義的剖析
持久的人格主義
第七章華人家族企業
商業環境
公司的內部結構
持續增長與保持穩定的兩難選擇
第八章社會層面
縱向秩序
實用主義合作
第九章效率的源泉與失誤的原因
縱向合作
橫向合作
控制性
適應性
第十章海外華人的重要性
海外華人與西方企業
海外華人與中國
企業和管理理論的含義
經濟發展與文化的作用
附錄研究方法
研究目標
抽樣
收集數據的方法
數據分析和調查結果的呈現
保密性
局限性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在線試讀

章引言：作為一種經濟文化的海外華人
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圍繞著華人資本主義的概念有很多問題：這種資本主義是獨特的嗎？它的運作方式，是不是取決於或部分取決於特定人群所秉行的信念？這種精神是否前後一致、內部協調？這樣一種世界觀有哪些構成要素？它們如何具體化為這種形式？它們來源於哪裡、如何被保持和強化又是如何影響行為的？本書主要是關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在回答之前，必須在一開始就說明分析的條件以及有關因果關繫的假設，這些問題使討論得以有的放矢的進行。
華人的資本主義是獨特的嗎？此前所列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七個構成要素，隻是部分適用於華人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情況是：商業資本與家庭資本,至少在心理上並沒有完全分離；財產管理仍然是不公開的、沒有完全實現合理化；相關的法律和管理機制也不完全是土生土長的。總之，華人資本主義制度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色。
然而，依然不能證明它是一種獨特類型，因為它也可能是傳統商業模式的諸多衍生形態之一。在得出它確實是一種獨特類型這一結論之前，人們需要考慮它與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馬爾瓦銳人的商業模式有何不同。這個問題太寬泛，超出本書的研究範圍，但通過推理，我們會悟出答案。即使華人資本主義體制與其它地域的體制有相通之處，我們仍可認為其單屬一種獨特類型。
華人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協調一致的精神意識嗎？既然商業行為與貫穿其中的精神密切相關，那麼如果假定行為是協調一致的，必然要求在概念上獨立的精神也是協調一致的。精神的協調一致性是指：海外華人的想法彼此相近、但與其它族群不同。內部的一致性是關於該信仰體繫各個部分如何融合組成一個可被感知的整合性框架的問題。如果這種一致性存在的話，我們可以有把握的推論：該信仰體繫是獨特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思想作為基準信仰體繫至關重要。
世界觀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將從被訪商人的陳述中提煉。筆者盡量如實描述他們的陳述，從中捕捉他們的歸類及解釋。本書的研究方法特別注意去觸及那些可以被感知、但很少被清楚表述的信仰。
信念是如何形成的？綜合了來自四個國家的72位商人的個人陳述，這裡總結了典型的社會化過程和影響個人經歷的來源。
這些信念從哪來？可以認為它們源於中國大陸歷史的社會傳統在海外華人亞文化中被傳播和保持，而且信仰來自於社會和歷史的經驗。
保持和強化？可以這樣認為，在海外華人這一特定實例中，個人受制於很多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強化了對基本倫理準則的遵守，並有助於使這種遵守不斷更新和持續。章引言：作為一種經濟文化的海外華人
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圍繞著華人資本主義的概念有很多問題：這種資本主義是獨特的嗎？它的運作方式，是不是取決於或部分取決於特定人群所秉行的信念？這種精神是否前後一致、內部協調？這樣一種世界觀有哪些構成要素？它們如何具體化為這種形式？它們來源於哪裡、如何被保持和強化又是如何影響行為的？本書主要是關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在回答之前，必須在一開始就說明分析的條件以及有關因果關繫的假設，這些問題使討論得以有的放矢的進行。
華人的資本主義是獨特的嗎？此前所列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七個構成要素，隻是部分適用於華人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情況是：商業資本與家庭資本,至少在心理上並沒有完全分離；財產管理仍然是不公開的、沒有完全實現合理化；相關的法律和管理機制也不完全是土生土長的。總之，華人資本主義制度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色。
然而，依然不能證明它是一種獨特類型，因為它也可能是傳統商業模式的諸多衍生形態之一。在得出它確實是一種獨特類型這一結論之前，人們需要考慮它與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馬爾瓦銳人的商業模式有何不同。這個問題太寬泛，超出本書的研究範圍，但通過推理，我們會悟出答案。即使華人資本主義體制與其它地域的體制有相通之處，我們仍可認為其單屬一種獨特類型。
華人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協調一致的精神意識嗎？既然商業行為與貫穿其中的精神密切相關，那麼如果假定行為是協調一致的，必然要求在概念上獨立的精神也是協調一致的。精神的協調一致性是指：海外華人的想法彼此相近、但與其它族群不同。內部的一致性是關於該信仰體繫各個部分如何融合組成一個可被感知的整合性框架的問題。如果這種一致性存在的話，我們可以有把握的推論：該信仰體繫是獨特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思想作為基準信仰體繫至關重要。
世界觀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將從被訪商人的陳述中提煉。筆者盡量如實描述他們的陳述，從中捕捉他們的歸類及解釋。本書的研究方法特別注意去觸及那些可以被感知、但很少被清楚表述的信仰。
信念是如何形成的？綜合了來自四個國家的72位商人的個人陳述，這裡總結了典型的社會化過程和影響個人經歷的來源。
這些信念從哪來？可以認為它們源於中國大陸歷史的社會傳統在海外華人亞文化中被傳播和保持，而且信仰來自於社會和歷史的經驗。
保持和強化？可以這樣認為，在海外華人這一特定實例中，個人受制於很多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強化了對基本倫理準則的遵守，並有助於使這種遵守不斷更新和持續。
信仰和行為？從個人角度來看，信念和行為之間的關繫是松散易變的；從社會角度來看，毫無疑問更是如此，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繫也不是單向的。我們研究的假設是：要理解華人資本主義精神如何影響華人資本主義的運行，需要接受以下有關因果關繫的局限：
（a）一種商業行為模式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隻在一門學科內研究；
（b）有些影響因素會比其它因素更為重要，但這也因地點或時間而異；
（c）各種因素是相互關連的；
（d）它們也受其自身影響的作用。
我們現在總體概括一下：海外華人有明顯的、獨具特色的經濟文化；它是可以被描述的；其決定因素的輪廓也可以被勾勒出來。如果考慮到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則有必要把它放在更大的框架之下進行研究。
雖然本書將文化作為研究主線，有必要重申的是，文化並沒有被視為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我們不應忽略或輕看其它因素，譬如經濟政策的影響。文化是幾個關鍵因素之一，不管怎麼說都應放在重要位置。不要過於重視，也不應過於忽視。這個聲明的必要性，部分出於一種直覺感受：經濟學尤其易於（a）被自然而然地賦予一種開始解釋的權利，但是（b）由於其令人遺憾的、拘泥於自身界定的彊域而放棄了這一權利。在這方面沒有比薩繆爾森（Samuelson）在其經典經濟學教材（Samuelson 1979:718）中的傲慢做法更令人尷尬的例子了。在題為“膚淺的發展理論”這一部分，有關風俗文化的討論隻有35行（正文828頁，兩欄），他似是而非的列舉出一繫列被認為是對物質生產過程有影響的文化特點，包括：
（1）對科學和技術的因果關繫的審察及相信，代替了過去對魔法和迷信的信仰；
（2）職業道德；
（3）與超俗觀念及對來世的關注相對照的唯物主義；
（4）對不忠和腐敗的寬容；
（5）節儉的傾向；
（6）關於財富分配的意識形態之爭。
在承認了它們的影響之後，他略帶晦澀地講：“對非經濟因素的重視並不會消除解釋中存在的問題，反而又引出了新的問題”，薩謬爾森對這種令人沮喪的難題的處理方式是將問題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如此淺顯的認識論正符合某些否定韋伯研究成果的人的口味，他們侮辱並粗魯的聲稱“新教倫理理論什麼也沒有證明，因為根本沒有東西需要證明”。
近,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著手研究此前一直被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生活中相對抽像的特質,例如森島（Morishima1982）對日本及摩哈維茲（Morawetz1980）對哥倫比亞的研究，反映出經濟學家在更廣闊的領域內尋找答案、以復雜的解釋回應復雜的問題的願望。
為考察以文化為基礎的解釋的實際應用，有必要簡單總結一下到目前為止既有研究中所使用的立論角度。
近兩篇關於東亞成功的述評將所用的立論方法進行了分類，可以用來了解這一領域。旨在國家層面解釋日本成就的查莫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從以下方面看待幾種主要思想：
（a）“麥克阿瑟主義”（MacArthurian）將日本比擬為一個被富裕叔叔保護和溺愛的孩子，直到如今，仍然我行我素。
（b）“日本文化民族主義”（Nihonjinron）的觀點將日本的成功完全歸於文化的獨特性。該觀點強調合作、融洽的工作團隊、團隊競爭及為共同目標奉獻的重要性。
（c）“威尼斯”（Venetian）模式則是從自由貿易國家的基礎結構來解釋日本的成功。這些結構包括：政治官僚精英的穩定治理，他們不受可能阻礙經濟增長的政治壓力的影響；在達成共識時，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對教育的大力投入；公平的收入分配；妥善使用的價格干預機制等。
很明顯約翰遜偏好“威尼斯”模型，他認為東亞成功的所有經濟實體都共享一些制度特點。與本書論點相關，值得一提的是，約翰遜不僅強調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對實際情況也有很好的把握，在其著作《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的扉頁，他引用了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的一句話：“隻有管理者能使資源產生效益，而不是自然或經濟規律或者政府”。
另外一個不同的述評是由加裡•漢密爾頓和尼可•畢加特（Nicole Biggart）撰寫的。與約翰遜不同，他們把企業和管理作為討論的核心（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因為這與本書所采用的視角一致，所以他們的述評為本書提供了恰當的鋪墊。
他們大體上將社會科學對企業組織的研究分為三類：
（a）用市場的解釋來看問題的方式相當機械，試圖提取市場行為的規律，通過與市場交易的聯繫來分析經濟決策的制定。因此，用降低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益來解釋多分支企業組織模式的發展。
（b）文化的解釋的出發點是：社會的文化信仰和行為模式影響經濟行為,這正如社會根本的“品質特點”會體現在現實層面一樣。
（c）權力的解釋關注於“控制的原則”。該原則與文化有著明顯的聯繫，但因也涉及歷史的、政治的、和素，所以不能簡單歸結素。該領域更為普遍的稱謂是政治經濟學，它主要奠基於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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