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危及我們社會的結構，並扭曲民主的運作。

 雖然這一直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但*近成為了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也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問題。為什麼它曾被忽視這麼長時間，為什麼現在成為公眾討論的*前沿問題？ 在《不平等簡史》一書中，作者討論了21世紀經濟不平等問題的出現，並解釋了它與全球化和民主生存的關繫。他們還討論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平等的趨勢和未來。不平等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不僅影響生活水平，而且與我們的民主制度的運作方式密不可分。

米凱萊•阿拉塞維奇（Michele Alacevich）

博洛尼亞大學經濟史副教授。教授國際歷史，重點關注20世紀的發展制度和思想。曾任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新經濟思想研究所和世界銀行的研究員。 安娜·索尼（Anna Soci）

博洛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劍橋大學克萊爾·霍爾學院終身教職，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意大利高等研究院研究員、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Jemolo研究員。

引  言

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動物莊園》

不平等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主要的政治議題，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定義不平等，也能反映出我們如何思考自身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不平等的概念和對於它的日常感受，都促使我們去深入思考究竟何為公平，又何為不公平，而且也直接——不過也可能是潛意識地——將政治意義與倫理意義緊密聯繫起來。

不平等涉及許多不同維度，例如當前的討論就包括了社會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經濟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種族不平等、健康不平等。更重要的是，這些維度的重要性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有著很大不同。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現在常用的分類在以前的時代是沒有意義的。即使在今天，很多不平等仍舊未能獲得普遍認可。就以淺顯易見的性別不平等問題為例，性別平等依舊沒有得到廣泛支持，而且即使得到口頭承諾，也未必能真正得以落實。雖然程度不同，上述情況不僅存在於男性較女性享受法定優越權的獨裁國家，而且也同樣存在於自認為“主張平等”（起碼在性別方面）的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因此，人們對不平等可能存在巨大的觀念差異，這些差異不僅包括哪種程度的不平等是可接受，哪種程度不可接受，而且根本的差異是哪些方面的不平等是重要的，因為不同的人在自己的道德世界有著不同的價值觀。由於人類是社會性動物，而不平等的定義本身是在關繫維度，所以對平等與不平等的探討其實也是對社會結構的探討。基於這些原因，編著一部不平等簡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至少如果有人想在如此復雜和迥異的環境下保持公正的話。

然而，更寬泛的不平等問題中，經濟上的不平等作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他不平等問題的重要基礎和伴侶。很少有人否認，經濟不平等將對現代社會產生巨大挑戰，無論是經濟高度發達還是欠發達國家盡皆如是。不平等對現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根基帶來的嚴重威脅已形成廣泛共識。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認為，美國的不平等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其程度正在接近或可能已經致使經濟增長和民主陷於危機。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表示：“就我們的民主和社會性質而言，我們為這種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們的民主被削弱，因為經濟不平等不可避免地轉變為政治不平等。”

對於上述觀點，法院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 1856-1941)做了準確概括：“我們要麼成為一個民主社會，要麼大量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我們無法兩者兼得。”需要強調的是，上述想法不隻存在於左翼政治陣營（賴克和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頓政府的重要官員，而布蘭代斯是反壟斷進步人士）。即使是市場經濟優越性的強力擁護者，如堅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持這樣的觀點。他在2007年9月的一次訪談中表示，“當你有愈發強烈的感覺認為資本主義的所得沒有被公正地分配，這個體制將難以維繫。”

還有普遍共識認為，不平等不是富裕社會獨有的內部問題，整個世界都普遍面臨不平等問題。所謂全球經濟不斷整合的全球化——特別是近階段出現的金融去監管和國家自主權削弱等特征——對國內和全球的不平等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眾所周知的親全球化的傳統新自由主義組織——的三位經濟學家近撰文指出，國際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以及國內緊縮政策的實施並未取得預期效應。特別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不平等在不斷擴大——或至少保持停滯。正如他們所說，“即使增長是新自由主義議程的或主要目標，議程的支持者仍需要關注分配效應”。

顯然，總體情況要比這幾條評論所暗示的要復雜得多。例如，21世紀的初10年，許多民粹主義拉丁美洲國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都出現了不平等下降的情況。同時，至少從全球層面來看，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並逐漸趕上發達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1980—2000年間許多國家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現像。與此同時，盡管近期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果，它們仍是全球不平等的國家。同樣，盡管全球不平等水平較21世紀初已有明顯緩和，但仍比任何單一國家的更高，也比20世紀初或70年代要嚴重得多。

總之，盡管存在一些對於特定國家和不平等指標的重要警示，廣泛存在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仍是當前全球困境的一個主要特征，也是當前美國、國際政治和經濟話語的核心。我們需要清醒意識到經濟不平等隻是更加寬泛的不平等問題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與不平等極度緊密相關。因此，我們將隻討論與經濟不平等相關的特定問題。

 盡管經濟不平等本身並非一個新問題，它在政治話語方面的催化能力卻異常強大。原本隻被一小部分經濟學家關注的這個議題，近來是如何成為爭論多的問題之一？我們的答案很簡單——當然是觀察。如果我們習慣於將不平等視為許多欠發達國家的基本特征（除了那些可能非常貧困的國家，這些國家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低，主要歸因於每個人都是貧窮的），那麼直到近些年來，許多經濟學家和公眾輿論纔開始真正意識到，不平等也成為許多發達國家的根本性和結構性問題。換句話說，盡管不平等現像之前似乎主要突出存在於欠發達國家，但現在已經滲透到發達國家。

我們無法用其他理由來解釋“皮凱蒂現像”（Piketty phenomenon）——為何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在2014年被翻譯成英語後成為熱門暢銷書——或其他發行規模較小但成就非凡的書籍,如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精神層面》（The Spirit Level， 2009），以及近羅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的《美國增長的崛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2016）——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顯示的，該書討論了內戰後美國的生活水平，特別是記錄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令人失望的生活狀況。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其餘波也引發了核心資本主義國家關於不平等問題的激烈爭論。正如詹姆斯·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在其《不平等與不穩定》（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句中所寫的那樣：“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到了1929年以來前所未見的水平。”1929年正是華爾街崩潰和大蕭條開始之際。

此外，激增的不平等現像與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或“超級全球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的結合，為不平等動力學增加了一個全新的轉動力。特別是，不平等和全球化的結合以不同方式影響不同國家的社會群體，而且這些方式往往互相對立。例如，全球化現像對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產生了非常不同的影響，既有助於一些群體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又迫使另一些人群的收入增長陷入停滯。

所以，我們討論不平等時涉及兩種類別： 國際類別和國內類別。它們有自身動力，也相互依存。各國之間的不平等趨勢與各國內部的不平等趨勢相結合，會產生各種相互關聯的現像。其中一些在國家層面尤為明顯，例如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層收入危機問題、1%的富有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差距擴大問題，以及經濟勢力與政治勢力之間制衡機制被破壞問題等。相反，一些本質上屬於跨國的問題日益增多，比如從窮國到富國的國際移民。這些國內和國際的不平等現像顯然是相關的，而全球性因素也肯定會同時在多個國家的國內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我們在本書中將要討論的國內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概念隻是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以便理解一個基底層趨於統一的繫統。

回到我們之前提到的案例，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層危機與許多新興國家的“中產階層”的崛起相對應（這裡引號是必要的，因為與老工業化國家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相比，新興國家的中產階層仍然很窮）。國際移民影響了勞動力供給，也影響了原籍國和目的地國的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之比。全球化挑戰了國家主權以及政治代表機制的功效。相關國家民粹主義的湧現與日益增長的全球化寡頭政治網絡攜手並進。政治層面的不平等以及在政治上對不平等問題的忽視，歷來都是這些趨勢的驅動力。

基於對這些相互關聯問題的觀察，2011年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家丹尼·羅德裡克（Dani Rodrik）提出了“全球化悖論”。羅德裡克強調論主要根之間難以消彌的緊張關繫： （1）國家主權、（2）功能良好的民主制度，以及（3）全面的經濟全球化。在他的分析中，擁有其素是可能的，但三者都同時兼得卻非常困難，有一個必須犧牲。這一點已得到許多學者和評論家的共識。

人們幾乎不需要注意就可以體會到，過去幾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對這種不可持續的緊張局勢的不同政治反應的例證。持危機佐證了，在經濟一體化日益深入，卻無法構建適當的轉移支付聯盟的背景下，國家層面和歐盟層面之間產生的主權衝突和民主代表權衝突。由於無法解決羅德裡悖論，歐盟遭受了嚴重的民主赤字。國家主權被削弱，各國促進就業、社會發展和平等政策的能力也被嚴重限制，從而釋放出不平等的力量。2015年希臘危機是這種不良情況的典型表現，即所謂的三巨頭機構（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希臘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指指點點，事實上剝奪了該國政府的執政自主權，也剝奪了希臘人民自己的政治代理權。

英國退出歐盟是對同一難題的不同反應方式。英國在這種情況下以犧牲邊境開放為代價，獲得國家自主權（但是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人民及其代表機構堅決反對英國脫歐，也強烈反對有關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境內民主代表機構的運作機制）。特朗普政府的首批措施——特別是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繫（一種自由貿易的伙伴關繫）、支持國家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為了石油行業的利益）、釋放要求汽車行業等重要生產活動不得遷離本土的非正式明確的信號，以及推出在與墨西哥接壤的邊界建造反移民牆的法令——也同樣或至少是從字面上針對美國中產階層和藍領工人經濟危機的反應。正是這些階層感到不知所措，並且認為自己被國際移民和工業空心化等具有破壞性的全球力量所拋棄。由一個閃爍其詞的房地產巨頭領導的、廣受精於世故的華爾街人士喜愛的政府，究竟能否真正為給予選票支持的藍領工人行使政治權利卻是另一個問題。

簡而言之，全球化進程將不平等帶向國際，並在國內對其產生影響。而國內與日俱增的不平等又反過來對全球化進程產生影響。

有關不平等的諸多問題中，我們將全球失衡以及對民主的挑戰分別作為國家間不平等和國內不平等的代表性議題在此展開討論。這兩個方面問題的相關性很強，也重構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首先，我們把不平等問題置於經濟學學科的歷史背景中，緊接著討論這兩個層面的不平等問題，探討妨礙其完全融入學科認識規範的緣由。

本書第1章綜合討論了不平等辯論中的反對立場，以及一些重要因素，有助於指引有關不平等為什麼重要的問題（如果它真的重要）。盡管在公共輿論中，目前不平等爭論是處於中心地位，但一些學者和專家認為，關注不平等是誤導的，也是不重要的。現在很明顯，我們認為不平等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關鍵問題，但釐清反對的觀點也很重要。要說明的是，這場辯論沒有人贊成不平等，盡管有人認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可以促進儲蓄、資本積累和終增長。相反，辯論是圍繞另一個問題展開的，也就是我們應該關注不平等問題還是其他問題，如貧困問題、有尊嚴生活的能力或經濟增長。

史料分析從第2章開始，第3章也有延續。在這些章節中，我們將討論過去三個世紀內，有關經濟不平等的思想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具體而言，我們將討論一個我們認為對於經濟不平等歷史研究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對我們理解當前的爭論也非常重要，即為何不平等研究在相當長時期以來一直處於經濟學科的邊緣地位。當今政治討論的焦點往往是經濟，經濟學家成了為社會問題出謀劃策的典型專家。但直到近，經濟不平等纔擺脫長期被忽視的情況。我們認為，將不平等問題變成一個統計分析的主題，是掩飾其本質並將其邊緣化的一種優雅方式。

第4章和第5章討論了當代兩大議題： 全球化與不平等之間的關繫，以及不平等與民主之間的關繫。這兩大議題都有力地塑造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對當前的政治爭論也尤為重要。因此，我們在分析中給予了特別重視，將它們分別看作是不平等在跨國和國內兩個維度上有價值的例子。

後，第6章對政治爭論進行了討論，算是構築一條通往（不遠）未來的橋梁。換句話說，什麼樣的討論將長期引導當前爭論？什麼問題似乎與未來的不平等相關？我們清楚地知道，走到這一步可謂踏上河面的薄冰。但盡管隻是作為一次分析模擬，嘗試構想一下當前爭論會如何演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不幸的是，如果與經濟學人士討論，經濟不平等變成了一個技術性和復雜性的議題。而且與其他經濟學分支一樣，它對數學要求很高。我們盡可能避免了這些技術問題，將不可避免的技術問題轉化成簡單的文字。本書末尾的附錄提供了對主要概念、數據庫和計算的簡要討論。附錄還展示了支撐我們討論的工具，以及經濟學家做的精細工作，包括概念和信息的提煉，以及為學者、政府官員和公眾群體提供的可靠和可信的數據。

這對於一本小部頭書來說似乎是一個很高的要求，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但是小部頭的書至少有一個積極的特征（除簡短之外）： 它們迫使作者關注重要的問題，並迫使他們精挑細選。很顯然，我們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許多前人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許多領先學者正在探討的問題，但我們在這裡隻能粗略提及。這本書肯定無法替代安東尼·阿特金斯（Anthony B. Atkinson）、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詹姆斯·加爾布雷斯、布蘭科·米拉諾維奇、托馬斯·皮凱蒂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發展和不平等領域知名專家的基礎研究。

盡管如此，本書有一個獨到之處。除了向外行讀者介紹不平等研究的主要概念和爭議之外，本書還討論了不平等在經濟學領域長期處於邊緣地位，以及不平等如何影響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個基本問題： 全球化和民主。我們能否給予全球化一幅人性化的圖景，能否讓民主成為一個可信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如何解決不平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