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從威權到民主

編輯推薦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青木昌彥：
這是一次關干可持續發展的會議。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並與印度和拉丁美洲進行了比較，對東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過渡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國際經濟學會執行委員吳敬璉：
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學習他們如何擺脫威權模式以及退出機制，以避免掉到拉丁美洲式的陷阱中去，我們稱之為民粹主義的陷阱，這對中國來說，是極其危險的。會議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學
習機會。

內容簡介

一個發展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必然要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國際經濟學會（IEA）為此邀請了來自美國、中國、印度、智利以及世界銀行的專家，就可持續發展展開了討論。會議契合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展開討論，意在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內容包括了“東亞奇跡”、“拉美發展的經驗教訓”、“龍和像：中印發展的比較”以及“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等目前的熱點問題。

編者序
1950-2006年的亞洲發展戰略
部分東亞奇跡
戰前日本的經濟發展、收入不平等與社會穩定
東亞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
第二部分拉美發展的經驗教訓
豐裕時代的拉丁美洲
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
第三部分龍和像——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比較
印度經濟和亞洲的巨人
覺醒的“泥足巨人”
第四部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政治集權下的地方經濟分權與中國改革
認識中國勞動力市場及其變化趨勢

在線試讀

部分東亞奇跡
東亞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
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經常落入陷阱。私人企業贏弱，缺乏技巧、技術、資金、信用和管理能力，本地生產商難以和跨國巨頭在開放的市場上競爭。此時，人們希望政府出來戰勝貧困，但政府本身也受到各種問題的困擾：低效、腐敗、缺乏人纔和信息、官僚主義與政治壓力。糟糕的政治、停滯的經濟和動蕩的社會相互拖累。要想實現經濟起飛，這些國家必須打破上述惡性循環，但問題是怎樣纔能做到。東亞各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或許可以為後來者提供實現穩健發展的某些參考。
東亞的成功模式與西方國家海外發展援助的慣常思路大相徑庭。東亞國家騰飛的道路並非始於某項減貧戰略，或者改善治理水平、透明度和基層參與。這些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應付外來軍事威脅或內部社會分裂所帶來的生死存亡的考驗。為保持國家統一、進行戰備，急需實現經濟增長。許多國家建立了能夠應付這些挑戰的政治體制，不惜任何代價去刺激經濟增長。貧困的陷阱就這樣被突破了。當然，快速的增長也帶來了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新問題，例如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化、人口遷移、環境破壞和交通擁擠。
作者感謝東京GRIPS發展論壇（GRIPS Development Forum）組織的關於ODA政策的日美對話，以及GRIPS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政策設計與實施”的繫列討論。本文先前的版本曾提交給一些發展組織，包括世界銀行、OECD、UNCTAD、2002年約翰內斯堡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首腦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亞洲開發銀行以及其他會議。
必須承認，東亞國家的體制和政策或許能很好地應付冷戰時期的現實，對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卻未必合適。學習歷史經驗的時候必須充分認識到環境的不同。本文的態度是，有選擇和修正地借鋻東亞的經驗，而不是全盤地、無條件地接受或排斥。
一、驕人但不平衡的成績
東亞的經濟發展成就非凡，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表現各異。另外，很難把東亞的成功歸因於初始時期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作者感到有必要在文章開始的時候消除那些常見的誤解，從而把重點集中在政策的作用上。東亞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合適的政策及有效的實施達成的，而非其他原因，例如勤勉的工作或儒家精神的影響。那些沒有采取必要的政策，或者未能成功貫徹之的國家，就未能加入到地區經濟騰飛的行列中。圖3.1顯示了東亞各國或地區的治理水平和經濟發展程度，兩個指標間呈現出強烈的正相關趨勢（相關繫數達到0.90）。部分東亞奇跡
東亞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
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經常落入陷阱。私人企業贏弱，缺乏技巧、技術、資金、信用和管理能力，本地生產商難以和跨國巨頭在開放的市場上競爭。此時，人們希望政府出來戰勝貧困，但政府本身也受到各種問題的困擾：低效、腐敗、缺乏人纔和信息、官僚主義與政治壓力。糟糕的政治、停滯的經濟和動蕩的社會相互拖累。要想實現經濟起飛，這些國家必須打破上述惡性循環，但問題是怎樣纔能做到。東亞各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或許可以為後來者提供實現穩健發展的某些參考。
東亞的成功模式與西方國家海外發展援助的慣常思路大相徑庭。東亞國家騰飛的道路並非始於某項減貧戰略，或者改善治理水平、透明度和基層參與。這些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應付外來軍事威脅或內部社會分裂所帶來的生死存亡的考驗。為保持國家統一、進行戰備，急需實現經濟增長。許多國家建立了能夠應付這些挑戰的政治體制，不惜任何代價去刺激經濟增長。貧困的陷阱就這樣被突破了。當然，快速的增長也帶來了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新問題，例如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化、人口遷移、環境破壞和交通擁擠。
作者感謝東京GRIPS發展論壇（GRIPS Development Forum）組織的關於ODA政策的日美對話，以及GRIPS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政策設計與實施”的繫列討論。本文先前的版本曾提交給一些發展組織，包括世界銀行、OECD、UNCTAD、2002年約翰內斯堡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首腦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亞洲開發銀行以及其他會議。
必須承認，東亞國家的體制和政策或許能很好地應付冷戰時期的現實，對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卻未必合適。學習歷史經驗的時候必須充分認識到環境的不同。本文的態度是，有選擇和修正地借鋻東亞的經驗，而不是全盤地、無條件地接受或排斥。
一、驕人但不平衡的成績
東亞的經濟發展成就非凡，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表現各異。另外，很難把東亞的成功歸因於初始時期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作者感到有必要在文章開始的時候消除那些常見的誤解，從而把重點集中在政策的作用上。東亞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合適的政策及有效的實施達成的，而非其他原因，例如勤勉的工作或儒家精神的影響。那些沒有采取必要的政策，或者未能成功貫徹之的國家，就未能加入到地區經濟騰飛的行列中。圖3.1顯示了東亞各國或地區的治理水平和經濟發展程度，兩個指標間呈現出強烈的正相關趨勢（相關繫數達到0.90）。
關於東亞的地理範圍可能還存有爭議，但我們依然有把握認為，這個地區隻有部分經濟體獲得了或者說正在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已經達到了同西方富裕的國家相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臺灣地區、韓國也非常接近。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和越南雖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但也在迅速增長。這9個經濟體是東亞生產鏈的全力參與者。另外，印尼和菲律賓也加入了地區一體化，但它們的成績和前景比較不穩定。
另外，也有一些國家由於各種原因還身處東亞大工廠之外。柬埔寨、老撾、蒙古、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東帝汶還在為實現政治穩定或經濟起飛掙扎，而緬甸和朝鮮因政治原因，沒有經濟增長戰略可供討論。後，文萊是個因石油而富裕起來的小國，不在飛翔的雁陣之列。
歷史上，東亞各國所走過的道路遠不平坦。當繆爾達爾（GunnarMyrdal）在1968年撰寫《亞洲的戲劇》（Asian Drama）的時候，大家還把東南亞視為落入貧困陷阱中的地區。他認為，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長、進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擴大對健康和教育的投資。根據有關的歷史統計數據（Maddison，2001，參見圖3.2），在20世紀50年代，非洲的人均收入要高於亞洲。作為如今的世界工廠，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多數時候都處於混亂狀態。在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冷戰變成了血戰，臺灣海峽的局勢也一直非常緊張。所有這些都影響到整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局勢。50年代後期的韓國，也被大家看做被無能的領導人和泛濫的腐敗糟蹋得毫無希望的地方（參見第五節）。
後來，亞洲的增長也時常被各種意外打斷，其中包括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80年代早期東盟經濟的衰退、90年代日本的失落以及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因此，我們很難把東亞的快速成長歸結於和平與穩定的政治環境，也不能說它的基礎就好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帶來不同發展結果的是政策選擇，而非外在環境。
二、經濟增長政策和補充性政策
全球的海外發展援助組織采用的經濟發展戰略每過幾年就會改變，現在的重點是實現聯合國在2000年提出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就是在1990—2015年達到減貧和其他一些社會指標。還有，改善治理也被列為發展努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目前普遍認為，隻通過現有資源的轉移或者改善教育和醫療，不可能大幅度消滅貧困。對於實現持續減貧和擺脫長期對外依賴，經濟增長是必需的。可惜，對於如何實現長期增長，特別是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各種海外發展援助組織似乎都顯得無所適從。
對於傳統的東亞發展觀來說，經濟增長一直是政策和資源動員的核心目標，因此不存在上述的困惑。在東亞國家，減貧是有效實現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之一，而非每項發展措施都要為之服務的高尚目標。事實上，對它們來說，“減貧”這個目標太小了。東亞國家無一例外都在追求更宏偉的目標：大幅度提高技術水平、競爭力和生活標準，加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在世界經濟之林中找到受人尊敬的位置。
盡管相互之間存在差異，但東亞的所有成功國家或地區都遵循了一個共同的政策取向，它包含兩方面的主要內容：經濟增長政策（growth policies）和補充性政策（complementary policies）。經濟增長政策指那些點燃和支持私人企業活力的常見措，如描繪發展目標、制定計劃和戰略、開發人力資源、提供技術、改善基礎設施、扶助中小企業、吸引外資、擴大金融市場、發放補助等。補充性政策則是那些為應對快速增長帶來的問題而采取的措施，這些問題包括不平等的擴大、污染、城市化、人口遷移、資產泡沫、腐敗、毒品、艾滋病、享樂主義、傳統價值觀和習俗的淪落等。增長政策是根本，補充性政策在第二位，後者為緩和因前者的成功實施而產生的新矛盾服務。
“補充性政策”這個術語早來自村上泰亮（Yasusuke Murakami，1992，1994，他認為總是需要合適的社會政策（廣義的分配政策）來作為產業政策的補充，以避免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他的原話是：
預定的關鍵產業開始高速增長時，身處這些產業和相關產業的人必將經歷生活方式甚至生活態度的劇變……特別是在後進國家，整個社會的結構，包括國民心態，都會受到這股“現代化”力量的影響，埋下社會緊張關繫的種子。這類緊張通常來自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拉美和亞洲常見的大都市及周邊貧民區的同時蔓延。這種社會緊張關繫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就可能導致政治衝突，終顛覆經濟發展自身（Murakami，1994，第192頁）。
高速增長一旦啟動，社會變革就不可避免。它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心理、態度、職業、娛樂、家庭、城市、鄉村、人員流動、交通、環境、文化和民族情緒等。隻有增長政策和補充性政策都能有效發揮作用，發展纔能持續。政策中包含的細節在各個國家顯然有差別，其設計與實施必須從當地的需要出發。在東亞，隻有那些或多或少做到了這點的國家和地區纔取得了經濟奇跡。
有學者（Huntington and Nelson，1976）考察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當時那裡正被殘酷的獨裁與無助的民粹主義輪流控制。他們的結論是，一個國家的發展歷程無論如何起步，混亂都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他們的“精英治國模式”裡，一個專制政府用高壓政策啟動增長，導致不平等擴大，社會緊張加劇。為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采取了更加高壓的政策。經過幾個回合之後，社會的不滿達到很高的水平，人民走上何頭，動亂全面爆發。而在“民粹主義模式” （populist model）下，開始時有較大政治參與度的民主政府，當政者把經濟利益分配給自己的支持者，卻不能成功保持GDP的增長。久而久之，不滿也會積累，政府將被軍事政變推翻。於是結論出來了，在滿足經濟增長的同時維持政治穩定絕非易事（見圖3.3）。
借用這個框架，我們可以把東亞經濟的成功描述為修正後的精英治國模式，在這個模式下，不平等的擴大和其他社會問題通過補充性政策得到了緩解（圖3.4）。用這樣的政策組合，社會危機得以避免，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良性循環可以持續幾十年的時間，成功實現社會內部的轉軌。這種政策組合看來就是東亞對亨廷頓等人提出的拉美迷局的解答。當然，問題在於一個國家如何能夠將補充性政策在實踐中有效貫徹。
三、地區一體化促進經濟增長
對後進國家來說，發展和經濟一體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今天，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外國產品、觀念、技術和繫統的持續輸入。有的通過私人渠道，如人員流動、貿易往來和投資，有的通過政策措施，或者來自援助方與國際組織的壓力。為了提高國內的生產能力和促進增長，必須有選擇地借用外國要素，並根據當地需要進行調整。一體化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必須緊密結合，並由中央政府妥善支配，而不能放任給私人部門或外國組織（Maegawa，1994；Ohno，1996，2000，2003）。
這種發展與一體化的聯繫在東亞呈現出非常特殊的形式，即經濟增長與地區各個成員國之間的往來密切相關。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一個接一個地加入到私人經濟構建的生產鏈條中，從而啟動增長。通過貿易和投資，這個地.出現了有明確層級和結構的國際分工。工業化的推進一方面是地理上的擴張，一方面是結構上相互依賴的加強。人們采用了“雁陣”（flying geese）來比喻樣的體繫。因此在考察這個機制的時候，隻討論單一國家的政策就不夠了，必須把東亞當成整體來分析，包括生產結構、區內貿易和投資流動。
在東亞，各經濟體的發展總是意味著卷入整個地區的生產鏈並成為其中關鍵環節。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時刻感受到來自周邊鄰國的競爭壓力，驅使己繼續向更高的發展階梯上邁進。它們的動力來自對改善物質生活的要求，也來自地區競爭中的國家情結，而非國際組織制定的政策指標。圖3.5顯示了東亞各隻大雁的飛行軌跡，指標是制造品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領頭的日本、臺灣地區和韓國有很長的工業制造品出口史，第二梯隊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中國，追趕速度很快。後面的第三梯隊包括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緬甸和其他一些未顯示出來的東亞國家則還沒有加入比賽。
許多產業通常是由梯隊的國家或地區轉移到第二梯隊，再向下轉移。這類轉移主要是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完成的，因此希望提升位置的國家對吸引外資十分熱衷。日本企業以及歐美的跨國企業很久以來一直是東亞生產鏈的主要建築師。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海外華人以及韓國財閥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成為新的主角。沒有哪個發展中地區像東亞這樣形成了如此有機和充滿活力的相互依存關繫。在其他地區考慮復制東亞經驗的時候，這個背景值得思考。
四、威權發展模式
為打破貧困陷阱、啟動增長，東亞的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威權發展模式，或者說有良好經濟推動能力的威權政府。這種體制的要點是：
口強勢而懂經濟的領導人。
口把經濟發展當做國家目標、意識形態甚至迷信。
口有輔佐領導人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技術精英集團。
口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經濟發展的成功。
其中，條（領導人）為關鍵，其他條件可以因為一個強大的領導人而產生。國家領導人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們必須非常強大，並且懂得經濟事務。對於促進經濟增長的要素，他們要有良好的判斷。這未必是經濟學博士或MBA學位，而是政策選擇和人纔任命方面的直覺。強有力的領導人很多，但既強大又精明者則鳳毛麟角。所謂威權發展模式隻適用於後者。
圖3.6中的陰影部分顯示了末廣昭（Akira Suehiro，2000）認定的東亞國家的威權發展模式時期。這些獨裁者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各異，例如其中雖然提到了菲律賓的馬科斯，但這個政府是否夠格還值得懷疑。另一方面，中國沒有在這裡列出來，但在鄧小平時期（1978—1997年）顯然也執行了威權式發展政策。末廣昭沒有把越南和緬甸視為威權式發展國家或許有道理，它們目前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發展目標和戰略。
東亞的威權發展模式的出現經常伴隨著嚴峻的安全威脅。另外，國內的政治動蕩和民族衝突也容易催生這種體制。在一些情況下，脆弱無能的政府會被軍事政變推翻。在威權發展體制下，民主的許多要素，例如言論和新聞自由、競爭性的自由選舉、議會的權力會被限制或者取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西方通常批評說這些國家“不夠民主”。然而，獨裁者卻可能得到本國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不是來自通過自由選舉得到的權力，而是他能給大家帶來國家的安全、收入的提升和工作的機會。
實際經濟的發展，為什麼偏要一個“不夠民主”的政府來推動呢？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經濟是從一個很低的基礎上起飛，需要快速而大規模地動用各種資源。有人指出，民主和發展需要不同的、彼此難以兼容的制度條件：經濟發展（積累與變革）和民主化（包容與妥協）所需要的制度特征顯得南轅北轍……民主政體很難采取改善財富結構不平等狀況的激進措施。
一個國家必須把不同的民族和社會集團凝聚起來，團結成一個想像中的共同體，還要建造電力和交通體繫、吸引投資、提升技能和技術、興建學校和醫院、打擊犯罪和社會丑惡現像、調整安置居民、控制城市化和人口遷移、制定宏觀和貿易政策，以及應付全球和地區衝擊，等等。如果允許所有相關團體都參與政治，如果所有的法律和政策都必須在議會進行充分辯論，這固然更加民主，但需要太多時間。假如一組關鍵政策的采用不及時、不協調，這個國家就不能啟動增長。這正是前面討論過的民粹主義模式的失敗。
威權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具有轉軌的性質。與民主制度不同，它不是所有國家都期望長期維持下去的體制，而是一個權宜之計，其價值隻有幾十年的時間。這個制度是特定國家在獲得炔速增長的關鍵歷史時刻的工具，一旦達到預期的發展水平，就會被拋棄。好比宇宙飛船到達某個高度之後，會將級火箭推進器扔掉那樣。否則，這個體制就會成為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對這個體制的評價必須在動態背景下進行，而不是對它達到的民主水平進行靜態比較。
當然，這樣的體制如何退出是個重要問題。渡邊（Watanabe，1998）認為，“威權體制如果成功實現了經濟發展，也就埋下了自身解體的種子”，它會帶來更高的生活標準和多樣化的社會階層。新興的中產階級主要包括白領工人、職業人士、小企業主和大學生，他們開始對威權體制不滿，要求更多的民主。由於存在一些轉軌的障礙，例如領導人的頑固、官僚或利益集團的抵抗，威權發展模式不會自動消亡。特別是，強勢領導人通常會拒絕下臺，他們擔心會被報復、收監甚至處決，自己的大多數政策也將隨之被拋棄。與能夠有效運轉的民主體制不同，這樣的體制沒有實現權力平穩過渡的內在機制。於是，政治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領導人的智慧和自制。
……

書摘插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