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受邀於1932年1月1日就1929-1932年間的大蕭條為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做過一次演講，本書便誕生於那次演講，是對那次演講內容的詳盡闡述。
“商業循環”這一廣闊領域是我以前從未觸及的，我也從未試圖從一個整體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
本書所討論的內容基本上限制在研究九個主要因素的作用上，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涵蓋了蕭條這一主題的方方面面，而是因為在我看來，當前的這次以及其他幾次主要的（即使不是全部的）大蕭條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都主要體現在這幾個因素上。
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限制，相比於就一個所涉及內容寬泛得沒有邊際的主題而撰寫的一篇論述詳盡的專著來說，本書的篇幅有可能更短；同時，我也希望在一個外行讀者的眼裡，本書也更容易讀懂。
無論如何，這九個因素相互之間都有著固有和明顯的聯繫，因此我們不必訴諸經驗。在這一領域，實證研究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但通過將那些明顯缺乏理性基礎的研究排除在外，我們可以清楚地劃定哪些是“首要的原則”。
本書中所提供的分析結果大體上來講都是嶄新的。但由於對這一領域的文獻非常不熟悉，因此我決定將本書的遍草稿以油印的形式提交給一些權威人士，他們中有些人致力於所謂的商業循環的研究。幾乎毫無例外，這些人都從我的理論中發現了很多新穎而正確的東西。
然而，由於沒有進行持續多年的搜尋，我無法確定這些在我看來很新的東西中有多少已經被早先的一些作者預見到了，因此，本書的原創性貢獻（這也是本書力求達到的一個目標）究竟有多大，就留給其他人去評說吧。
你們將會看到，本書的主要結論是，蕭條多半是可以提前預防的，防止蕭條的出現需要一個明確的政策，而聯邦儲備繫統需要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一問題甚至比我們舊有的全國銀行繫統存在的問題[先是催生了《奧爾德裡奇報告》（Aldrich Report）的出臺，而後又促成了聯邦儲備繫統的建立]更為重要。
在我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不失時機地去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措施，包括國際性合作，從而將世界從它自1929年以來所遭受的這場沒有必要的苦難中解救出來。
如果這一極具實際意義的任務沒有很快得到認真執行，並且在另外一場席卷世界的災難到來之前也沒有圓滿完成，那麼我們可以預見，一個代表公眾輿論的重要實體將會追究某些特定的個人的責任。簡而言之，無知不能夠作為忽視所有實際經濟問題中重要的一個問題的長期借口。